编按
2012年11月29日，第35个“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当天，第67届联大会议以138票赞成、9票反对、41票弃权通过了给予巴勒斯坦“国际观察员国”(或称“非成员国”)地位的决议。
次日，以色列安全内阁宣布：批准在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上，为犹太人定居点新建3000套住房，在东耶路撒冷E1地区扩建数千套犹太人定居点住房。——全世界对此噤若寒蝉、莫可奈何!
时隔一月，白宫宣布：若巴勒斯坦胆敢加入国际犯罪法庭，运用“国际观察员国”身份图谋不轨，美国将立即终止援助。——再次见证了“象征性胜利”的价值。
拉姆齐·巴拉德的这篇评论文章的重要之处在于：它提示我们注意历史。从过往历史的轨迹中，来辨析“获得非成员国地位的历史意义”。事实上，历史不是“过去的”，它正在延续、发展，正在发生着。
——只有考察历史，才可能理解“象征性胜利”的价值。
“国际观察员国”：象征性胜利的价值有多大？
文/Ramzy Baroud 译/玛万
2012年11月29日，星期四，这一天，巴勒斯坦成为联合国的“非成员国”。联合国的这份决议草案被许多人视为历史性时刻，在联合国成员大会上以压倒性多数通过：138个国家投赞成票，9个国家投反对票，41个国家弃权。随后，巴当局总统马哈茂德·阿巴斯做了一番激情洋溢的演讲。但是，数十年前，一位更令人印象深刻、更感人的巴勒斯坦领导人亚西尔·阿拉法特，也曾站在这里寻求国际团结。这在当时也被称为“历史性的”。
1974年10月拉巴特阿盟峰会上，阿拉伯人给予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支持，授予它一个模糊的称号：“巴勒斯坦人民的唯一合法代表”。阿拉法特受邀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言。尽管有着呼吁新的全球团结的热情言辞，(但在根本上，)阿拉法特的言辞背离了被西方强国认为是“激进的、不现实的”政治和领土愿望。
在他11月13日的讲话中，阿拉法特谈到了持续增长的巴解的合法性促成了他的行动：“巴解赢得了其合法性，因为其先锋任务中固有的牺牲精神，也因为它在斗争中甘于奉献的领导层。认可其合法性的还有巴勒斯坦群众……巴解代表每一个派别、联盟、组织以及每一个巴勒斯坦人才，不管是在全国委员会还是在民众机构中……巴解都赢得了其合法性。”他列的清单很长，尽管有些保留，但每一条都是合理的功绩。
然而，阿巴斯的巴勒斯坦当局却几乎拿不出同样的清单，该机构在约20年前作为暧昧的“和平进程”的结果而开始存在。它几乎完全破坏了巴解曾经运行的机构，重新定义了巴勒斯坦民族解放事业，变得愈加“务实”(请读作“自私”)——目标围绕着政治团体自身利益保护、缺乏财务问责，更像一个部落政治体制。
阿巴斯绝不是亚西尔·阿拉法特。但同样重要的是，1974年的阿拉法特与早期的阿拉法特(当时他是革命法塔赫党的领袖)之间，也有细微但根本的不同。1974年，阿拉法特提出一项建国计划，背离了法塔赫以前的承诺——建立一个“建立在巴勒斯坦全境之上的民主国家”。而阿拉法特的修订版本包含着这样的意愿：“在所有已解放的巴勒斯坦领土上建立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这两种不同都重新定义了巴勒斯坦的解放战略，然而，历史表现出来的不同则要更多。自那之后，美国和以色列用铿锵军刀对付阿拉法特的“恐怖主义”，阿拉法特法塔赫领导下的巴解忍受了长达十年的“进程考试”，美国在进程中严厉要求：以美国“参与”(engagement)替代巴勒斯坦领导。这本身是奥斯陆协议这个结果诞生的前提条件，也是其深不可测的后果。
阿拉法特总是小心翼翼地为他的任何让步裹上糖衣——比如“为了促成巴勒斯坦民族胜利”。当时没有哈马斯反对巴解的政策，巴解组织内的左翼群体或者被法塔赫从政治上边缘化，或者在巴勒斯坦群众中没有实际的基础。实际上真正的反对者不存在了，阿拉法特的可靠性很少受到质疑。甚至他的一些对手也发现他的真诚，尽管他们也抗议他的方式和令人痛苦的让步。
巴解在国际上被容忍度的上升，表现在1974年11月22日被联合国承认为“非国家实体”观察员地位。1982年的以色列战争及随后对黎巴嫩的入侵，已表明其破坏巴解的目的，其实质就是要扼杀巴解在地区和国际上日益上升的合法性。没有实际的权力基础，黎巴嫩、以色列的领导们算计着，巴解或者完全瓦解，或者政治上屈服。
黎巴嫩战争后，巴解被削弱却未消失。但此时，这个实体已与1982年之前不同了。武装抵抗已经不谈了，至少没有这样的词汇出现了。这样的改变与某些阿拉伯国家的“好好主义”(just fine)恰好相符。几年后，阿拉法特和法塔赫在突尼斯的总部评估了新的现实。
巴勒斯坦的政治图景大不一样了。1987年发生了群众起义(Intifada)，与此同时，占领地区形成了一支当地的领导。新的巴勒斯坦知识分子的名字浮现出来。他们是社区领袖、自由战士，大多通过当地大学、以色列监狱和巴勒斯坦街头的新的演讲组织起来。此时，起义故事的标识诞生了，比如投石少年，母亲与士兵们的搏斗，大量新型的巴勒斯坦战士，以及新的语言、叙述。同样重要的是，新的运动出现在传统的巴解圈子之外。其中之一就是哈马斯，人数不断增加、政治意义也不断增强——这曾被认为是不可能的。
现实为美国、以色列、当然还包括传统的巴解领导层拉响了警钟。还有足够的利益可以达成“和解”。这自然就意味着巴勒斯坦领导需要作出更多让步，以换取美国人的一点象征性补偿。后者愉快地观赏着以色列的测试气球，以确保以色列领导不显得虚弱或者妥协。1988年的两个主要的事件定义了政治阶段：11月15日，巴解全国委员会从阿尔及尔宣告为流亡的巴勒斯坦政府，仅两周后，美国驻突尼斯大使罗伯特·H·小佩勒特里奥就被任命为美国特别联络官，他的任务就是与巴解建立联系。尽管美国在外交言辞中宣布反对阿拉法特行动，事实上它很高兴看到：这一标志性宣告伴随着主要的政治让步。巴解全国委员会约定在“(巴勒斯坦)民族的土地”上建立独立的国家，要求该机构在联合国242号、338号决议以及“巴勒斯坦民族权利”的基础上，通过国际和平会议协商定居点问题，“调停地区所有国家的安全和和平”。
尽管阿拉法特不断面对美国的更多要求——这的确从未停止过，但直到2004年他被称中毒而死，1988年的宣言是几年后奥斯陆协议的真正序言。从那以后，巴勒斯坦人几乎没有得到过什么，除了1988年开头的象征性胜利，当时联合国大会“承认”阿尔及尔宣言。然后，就以“巴勒斯坦”替换“巴解”进行投票。然后，就是一个接一个的象征性胜利，比如正式承认巴勒斯坦旗帜，邮票、国歌之类。实际上，现实与此非常不同，严酷而令人不安：原本脆弱的非法犹太人定居点变成了强固而永久的城市，相对较少的定居人口变成了现在的50多万;耶路撒冷被定居点完全包围，与其余被占领土割裂开来;巴勒斯坦当局1994年成立，引导巴勒斯坦人走向独立，独立未曾实现，它自己却变成了巴勒斯坦永远的领导者——只要以色列还允许它存在;巴当局腐败造成的两极化，与以色列的安全合作导致内乱，巴勒斯坦的民族事业在派别和自私的计划中分裂了。
毫不夸张地说，“巴勒斯坦”在联合国得到的支持激励了大部分巴勒斯坦人。这种压倒性的支持，特别是来自巴勒斯坦传统支持者(除了极个别之外的大多数人类)的支持，显示了美国的霸权、施压和以美的宣传根本不起作用。然而，这当然不该被错认为是巴当局行为上的真正改变。在渴望通向自由的有形动力而不是象征性的胜利的巴勒斯坦人民中间，它仍缺乏合法性、政治性，特别是道德上的合法性。
如果阿巴斯以为，为巴勒斯坦在联合国获得了口头上的新地位，就能够为又一个20年的彻底失败的表演赢得政治剧场，那么，时间会证明，他将是错误的。然而，如果以新地位为平台，构建完全不同的战略，以把各阶层巴勒斯坦人团结在一个新的骄傲的民族事业周围为唯一目的，复兴憔悴的政治纲领，那么，可能还有些许值得商榷的余地。的确，新的地位并没有什么，重要的是如何去定义它、使用它。
历史的确不是有希望的，未来将有最后的决定权。
拉姆齐·巴拉德(ramzybaroud.net)国际报业联盟专栏，巴勒斯坦纪事网站(palestinechronicle.com)编辑。他的新作品为《我的父亲是位自由斗士：加沙不为人知的故事》(伦敦Pluto出版社)
来源http://palestinechronicle.com/ 原文标题为：巴勒斯坦的新地位：历史的重演还是新的巴勒斯坦政策?
原载中文伊斯兰民刊《关注》2013年第1-2期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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