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时任日本外相的麻生太郎在演讲中首次在价值观外交的基础上提出了“自由与繁荣之弧”的外交理念，首相安倍晋三将其定为外交方针，这也是日本首相首次以国家政策的形式明确贯彻价值观外交及其理念。安倍在其第二任任期内也将价值观外交置于其战略性外交体系的核心。表面上，理想主义外交似乎成为日本对外交往的主流。本文通过对日本文明兴起、日本战时的结盟策略以及日本外交在冷战中和新世纪的表现的分析，证明日本的价值观外交始终作为现实主义外交的重要手段和掩护，服务于其自古以来的大国情结和强国战略。
日本：岛国思想与性格
在地理上，日本群岛距离亚欧大陆海岸线的距离比不列颠群岛距离亚欧大陆的距离还要遥远。长期地理上的隔绝促使日本民族具有很强的独立性，和历史上不列颠王国长期以离岸平衡者的姿态与欧陆体系保持不远不近的平衡相似，近代的日本拒绝加入以中国为主导的亚洲文明体系，只不过它的态度更为坚决，与亚洲国家的思想也更加难以相容。构建群岛上的日本文明不具备任何成文的信念标准，迄今为止，还没有任何一种“主义”能够席卷日本群岛，无论是马列主义、基督教文明还是其他文明，都没有在日本人心中广泛生根发芽的迹象。与此相反，在日本千年的发展历程中，狭小孤立的土地让日本民族世世代代感到缺乏稳定的生存空间和安全感，这也成为近代化后的日本以缺乏原则性的务实主义外交作风不断谋求地区强权和赶超西方国家的重要原因。
“结盟外交”、“大国情结”贯穿历史
日本并不是以共同信念、宗教精神立国的国家，所以价值观外交本不属于其国民性格的一部分，但是自19世纪60、70年代开始在国际舞台上施展拳脚以来，其“务实作风的大国外交”在90年代初见成效。1894年，日本通过谈判与英国等西方列强达成协议，废除西方国家在日本的不平等条约，成为第一个摆脱不平等待遇的东方国家。与大国博弈的外交的成功让日本领导人深感亲近西方的战略决策具有无可比拟的优越性，不仅摆脱了落后国家的身份，同时也拥有了与西方国家平起平坐的机遇。19世纪末的日本外交逐渐拉起价值观这面旗帜作为现实外交的外衣，力图使西方相信身处远东的日本不论是政治制度还是意识形态上，都与西方大国毫无二致。
整个20世纪中，通过现实主义的结盟实践来平衡与大国利益和国际关系成为日本外交政策的重要手段。对日本而言，极为重要的同盟是1902—1922年的英日同盟、1940—1945年的三国轴心同盟和1952年签订《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日美同盟。据统计，日本在20世纪中70%以上的时间处于同盟中，成为对国际体系依赖程度最大的国家之一。
对于20世纪20年代的日本而言，追随美国的战略只是日本众多结盟策略中的一个选项。1939—1940年，德意法西斯在欧洲不断取得胜利，日本迅速意识到借与德国结盟从而孤立美国，有利于美国不插手日本在东南亚的行为，从而更易于与欧洲国家争夺殖民地。三国轴心同盟条约签订后，美国迅速作出向日本禁运钢铁和石油的决定，美日矛盾迅速激化。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倾向在此阶段达到新的高度。战争给日本带来的教训是深重的，日本战后的历任领导人都从中汲取了重要的经验，自此，日本从未过度偏离以美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
世纪之交的日本通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有目的的ODA贷款、增加联合国会费等举动向世界表明日本拥有成为世界大国的信念、能力和手段。
国家利益依然是日本外交核心
21世纪日本最具影响力的首相应该说非小泉纯一郎莫属。他在任上推出《21世纪日本外交基本战略》，提出日本应当以国家利益为基础制定明确的外交战略。
近两年来，美国的战略重心重回亚太地区，日本作为美国在亚洲最重要的盟友和最强大的后备力量，美国必须保证它在与中俄的对抗中不处于下风，同时又要防止日本过激的民族主义情绪影响美中、美俄等更加重要的大国关系。在日本国内，由此形成了对美国又依赖又抵触的双重情绪，一方面，联美抑中是日本在与中国的战略博弈中不得不做出的选择，另一方面，美军设在日本的横田基地、岩国基地等军事基地也在不断刺激日本民众的民族主义情绪，不断提醒他们美日同盟的存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以日本让渡某些方面的国家主权为前提。所以这一时期日本保持了中曾根时期对美国“有限伙伴”的基本战略，但在日美两国在亚太的利益诉求日益趋同的条件下，“有限伙伴”在许多场合下表现为“全方位伙伴”。
经历自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战后的兴衰起伏后，日本政治家学会了小心翼翼把强国的野心埋在不惹反感和怀疑的价值观背后，这也就是为何现今的日本几任政府都尽力推崇对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援助的原因。
（单位：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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