价值观问题事关国家长治久安。马克思曾说过：“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一个国家是否文明自信与国家兴衰直接相关：只有国力强大，经济繁荣，民众才会对本国发展道路和政治理念增强自信;反过来，只有当一个国家具有心态自信，才可能既不会固步自封，日趋封闭僵化，并在海纳百川吸收外来文化先进成果的同时，又不会在接受外来文化冲击时迷失自我，陷入民族虚无主义，走上改旗易帜的邪路。
阿拉伯世界的探索历程是很好例证。阿拉伯-伊斯兰文明在历史上曾创造过辉煌业绩，但近代日渐衰落，被迫寻求新的解困之道。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要想实现文明的“创造性转换”，至少不能脱离两样东西：一是本土文化的特殊性，也就是“阿拉伯属性”和“伊斯兰属性”;二是汲取外来文化的有益成分。阿拉伯世界由于没有经历过系统的工业化大潮洗礼，因而植根于传统社会生产方式的伊斯兰文明，难以为经济现代化提供足够的价值支撑，因而需要对外来文化采取“拿来主义”，从中汲取营养。
而近百年阿拉伯世界的理论和道路探索，前后摇摆，几乎尝试了所有意识形态，但由于日渐脱离前述两个标准，这些国家既没有真正坚持本土特色，也没能真正汲取外来文明的有益成分，日渐陷入意识形态迷茫。奥斯曼帝国晚期曾先后试用过奥斯曼主义、伊斯兰主义、突厥主义等不同认同方式，但最终未能挽救帝国灭亡命运。从奥斯曼帝国母体中分娩出来的阿拉伯国家继续四处求索，先后提出或尝试了伊斯兰改革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社会主义、自由资本主义等不同“药方”，采用过威权政体、议会民主、政教合一、传统君主制等不同政体，但这些国家至今没解决“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问题。
值得关注的是，西方国家军事和经济实力的强大，使西方文化辐射力和影响力大增，加上西方大国有意输出意识形态，阿拉伯世界长期浸淫在欧风美雨之下，部分社会和政治精英沉迷于西式理论和道路，不自觉地把西方经验当成“普世价值”，言必称“希腊罗马”“欧洲美国”，日渐迷失自我、认知混乱。这种不良趋向的另一侧面，就是对本土道路、制度和文化的全面怀疑、鄙视乃至彻底否定，由此人为加剧了阿拉伯国家的朝野对立，使执政当局统治基础极大削弱，当政者政治改革压力加大，甚至部分丧失改革主导权，人为加快政权崩溃过程。2011年阿拉伯剧变的发生，即与阿拉伯国家长期存在的意识形态迷茫息息相关。
即使在中东剧变后，同样由于理论和道路迷茫，这些转型国家不假思索接受了“阿拉伯之春”的提法，继续照搬西方理论和经验，简单地将“民主化”视为解困之道。埃及七八月份在强人政治与民选政权之间不断“翻烙饼”，恰好说明这些国家的理论和道路迷惘是如此之深，以致朝野上下对任何一种政治试验都丧失了起码的耐心，不断地从一个陷阱坠入另一个陷阱。方向迷失的最终结果，就是自身处境每况愈下，唯有使西方国家改造和控制中东变得更加方便。
相比之下，中国的理论和道路探索更具正面意义。中国共产党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又主张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结合，强调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近年又提出“三个自信”(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中国梦”等新的理论创新。这些理念既包括了以我为主，发挥主体性的方面，同时又对外来文化持开放态度，因而符合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经验。正是这种“万物皆备于我”的主体精神，才使中国发展道路渐入佳境，使“中国模式”真正成为可能。
田文林
(为本报特约评论员、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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