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巴马上台之际,我改编《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在第一章“美日关系的基础”中指出:
[2009年3月27-29日…第15次美日旧金山安全保障会议…可以看成是日本政府在全球经济危机、奥巴马新政权之下借用美国的“智库”机构对美国政府的试探气球。不用讳言,会议的中心围绕着美日同盟的目标和对手--中国--展开。…中国的崛起正在改变亚洲的势力平衡。特别在台湾海峡,美国的优势正在丢失。日本特别担心,美国对中国的重视,是以牺牲日本为代价的。为此,日本要改变政策,不受宪法约束。…美日安全保障协议委员会…具有重要性的共同声明是1997年9月发布的美日安全新指南…。这个宣言对中国是个明确的信号:美日同盟已经完成从较单纯的以对抗前苏联为目的的军事隶属关系向全面对付中国崛起的政治·经济·军事集团联盟的转变。…从法律(主要是日本国内、国际法体系)方面确立了1996年美日首脑签署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
让我们回到1996年4月17日这个美日同盟关系历史上值得注意的日子。…美国总统克林顿赶到东京﹐与刚接替社会党首相村山富士的自民党首相桥本签署了题为“迈向二十一世纪的同盟”的《美日安全保障共同宣言》。宣言确认了对决定两国政策方向具有深远影响的、体现共同价值观的美国外交政策的三项基本原则﹕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与尊重人权。…
特别是1989年以后,尊重人权——这个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的人类最重要的教训﹐终于得到全球的广泛认同﹐成为了国际政治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对于美国而言﹐高举由其自身解释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虽然必然伴随责任与代价﹐但它们毕竟为美国带来了更多的“国家利益”。自从罗斯福1941年6月6日面临世界战争所发布的“四大自由”宣教以来,美国在世界大战的废墟中担负起领导“自由世界”文明的使命,又通过“冷战”战胜苏联帝国,多少都与这些价值宣教有关。对于日本而言﹐不容否认﹐维护自由﹑追求民主与尊重人权都已被写入宪法等条文中﹐也已经成为深入人心的日本价值观。但是﹐它们对于日本政府而言却是比较新的外交原则﹕除了不言而喻的“国家利益”目的外,日本没有﹑也不可能在冷战的格局中形成任何原则以指导外交实践。日本在外交政策上明确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对于除美国以外的(特别是亚洲)国际社会而言,立即意味着它的包括战争赔偿在内的责任与义务﹐而不易使其获得显而易见的直接利益。当然﹐日本在此宣言中跟随美国明确地宣布了作为外交政策的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至少在形式上﹐这是一个值得肯定的进步。实际上﹐这个宣称的共同价值观是为美日两国的共同利益﹑特别是两国在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奠定军事同盟关系的基础 。]
以上引用虽然冗长,但有助于我们理解这次(2014年4月25日)美日奥巴马-安倍联合声明的来由,也因为自从奥巴马上台以来美日关系没有值得特别关注的变化。除了美国在国内经济、国际政治方面的困境外,奥巴马政府没有合适的日本政策人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在奥巴马动身前往日本之际,我没有读到任何关于美日之间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的提议,虽知效果不大,还是准备按照我2009年9月23日给刚上台的鸠山的要求公开日本政府1989年出卖我们在日留学生的信息[1]以及2013年11月15日我向高盛集团提交2014年股东大会的提案[2],给奥巴马提出忠告。不过,当我4月22日从右翼的《读卖新闻》首先读到奥巴马访问的政治意愿的译文(英文版还没有公开)时,确认了没有必要直接劝告任何政府当局的判断[3]。实际上,当天,我已经向在中日美具有最大业务的苹果公司提交了2015年股东大会的提案,其中心关注就是亚太和平:“The Japanese government has utilized the 1989 Tiananmen Tragedy to abandon its peace constitution (the cornerstone of Asia’s peace after WWII), towards rearmament, militarization and fascism to mislead the U.S. under the U.S.-Japan Security Treaties to crash with the rising power of a nationalistic China. 日本政府利用1989年天安门悲剧,放弃了作为亚洲和平基础的日本宪法,选择了再军备、军国化和法西斯主义,以美日安保条约误导美国与新兴的民族主义大国中国冲突”[4]。哪怕机会再渺小,我也决心利用一切可能的条件,直接诉诸于美国公众,决不能让美国民众为中日当局的区区荒岛争执投入战争。
虽然美国直接对日宣战的原因是日本的珍珠港空袭,但亚洲民众支持、认同美国参与战争以及战后至今为止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的道义都是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无论是对日本、对中国、还是对朝鲜半岛的民众和当局,美国都离不开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来谈和平友谊与利益交换。遗憾的是:果然不出我的判断,奥巴马在日三天的国事访问期间,丝毫未提自由﹑民主与人权的字眼[5],失去了美国“再平衡”亚洲政策的基础。最终的奥巴马-安倍《日美联合声明》完全不提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把安保条约只适用到不毛领土纠纷上[6],证实了我们亚洲民众一贯以来维护和平宪法、反对安保条约、反对违宪的自卫队、废除美日同盟的立场。
正如我在相关的“北方领土问题”研究中总结的那样:“由美国撒下的这粒‘北方领土问题’种子﹐已经开花、结果﹐产生了连美国也不愿看到的﹑没法解决的后果。与许多其它的现存国际争端一样﹐在现有的国际政治规范之下﹐‘北方领土问题’将找不到解决的出口。”[7]。在现有的国际政治条件下﹐东亚的纠纷都找不到解决的出口。目前的条件下,我们民众可以就相对简单的日本政府1989年出卖在日中国留学生、急不可待的“慰安妇” 等人权问题、相对客观技术性的南京大屠杀的伤亡人数分析研究[8]着手,教育、迫使日本政府在国际关系上回到自由﹑民主与人权原则,朝东亚的和平与繁荣迈出不可逆转的一步。
[赵京,中日美比较政策研究所,2014年4月27日]
[1] http://cpri.tripod.com/cpr2009/Zhao_to_Hatoyama.pdf
[2]赵京“以股东大会推动东亚太平的新途径”,2013年12月30日。提案以我1989年在日本组织民主人权运动被日本政府出卖的经历和今天的中日关系危机现实,提议高盛成立公共政策委员会。此提案已经被高盛5月16日将要举行的股东大会排除。同时,我已经向NetApp、Cisco今年的股东大会提交了类似内容的提案。
[3] 我对第二次登台的安倍晋三“三世”(第三代)没有任何幻想,虽然当过日本外务大臣、那时正在问鼎日本首相的安倍晋太郎二世1989年春作为日本外交协会的会长曾经把当年的日本外交征文的优胜奖颁发给我。
[4] http://cpri.tripod.com/cpr2014/apple_proposal_15.pdf
[5] 只是到了韩国,为了讨好东道主才提到“人权”,显出其完全没有原则的外交风格。真奇怪奥巴马是如何得到哈佛大学法学院宪法学位的。
[6] 见赵京,“关于钓鱼岛/尖阁诸岛的非主权方案”,2011年3月14日。
[7] 收入赵京《美日同盟及其与中国的互动》第六章“围绕日本的国际局势”第一节。
[8] 我今年3月4日在硅谷人权会议报告时,了解到同一会场的Human Rights Data Analysis Group的研究主管Price博士介绍她们如何为联合国提供叙利亚内战的数据分析,达到9万3千名死者的结论。她们工作的意义在于科学、客观而不是价值推广。我一直希望,如果有条件的话,应该组织对南京大屠杀等事件的科学数据分析,大致确定死伤者的范围。见赵京“参与硅谷人权会议”,2014年3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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