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09年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开始高调推进前所未有的“再平衡”战略，即逐渐将美国的战略重心从中东转向亚太地区。美国的“战略东移”成为美国亚太战略和中美关系中最为引人注目的话题。关于美国的“再平衡”战略讨论，出现了一些不同的观点。这些观点都认识到在“9·11”事件后，美国将大部分精力都放在“全球反恐”战争上，从而忽视了亚太地区的力量平衡，所以在反恐战争告一段落后理应做出战略调整，目的是继续维持其在亚洲和全球的主导地位。争论的焦点是，美国在多大程度上延续或改变了以往的亚太战略，即美国的亚太政策采取了哪些不同以往的新措施，新战略具有哪些特点。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有助于更准确地预测奥巴马在新任期上的的亚太政策。本文将对小布什时期和奥巴马第一任期的美国亚太政策进行回顾，并在此基础上分析美国亚太政策的延续与转变。
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政策
迈克尔·麦斯坦杜诺(Michael Mastanduno)在《不完全的霸权：美国与亚洲安全秩序》一文中提出，克林顿时期的美国亚太战略与冷战时期相比并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其特征仍然是以美国为核心的“辐轴”式联盟体系，即以美国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等国的双边安全同盟为核心，主要目标是实现美国在亚太地区的“力量主导、力量均势和力量协调”三大任务，确保美国在亚洲扮演地区秩序主要保障者的角色，防止出现新的“地区霸权”威胁美国的地区领导权。在战略手段上，美国把双边主义视为关键的政策手段。①
尽管如此，仔细观察还是可以发现，小布什总统第一任期和第二任期的亚太战略发生了一些变化，这主要是关注点上的变化。在小布什当选为总统之前，他本人及其对外安全战略团队就已经意识到美国的亚太政策重心需要调整，要加强美国同东亚盟国之间的关系及应对中国崛起带来的挑战。在大选阶段，时任斯坦福大学教务长，后在小布什第一任期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的康多利扎·赖斯(Condoleezza Rice)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文指出：“中国仍然是对亚太地区稳定的一个潜在威胁，中国作为一个大国，有很多重要的利益没有得到解决，例如台湾和南中国海。中国憎恨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这意味着中国不会是一个维持现状的国家，而会按照自身利益来改变亚洲的力量平衡。从这点来看，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者，而不是克林顿政府所说的战略伙伴”。②
这篇文章中的观点后来成为小布什在竞选过程中表明其亚太政策和对华政策的主要依据。小布什当选以后，美国政府还多次表示对亚太地区力量失衡的担忧。2001年9月，美国国防部发表的《四年防务评估报告》指出，美国的战略是加强联盟和伙伴关系，维持有利于美国的地区均势，威慑敌人和潜在的对手，报告写道，“在亚洲维持稳定的均势是一个复杂的任务，一个有着可观资源的军事竞争者有可能会在该地区出现”③这里虽然没有点中国的名字，但是其指代已经非常明显。
为了实现美国的战略目标，小布什政府在执政之初即对亚太和对华政策提出了设想。一是明确地把加强与日本的防务同盟作为未来美国亚太战略的基础。为此，布什政府打算在东北亚以美日军事同盟为核心，启动美日韩三国安全与防务磋商机制，加强与澳大利亚的双边关系，并协调与印度等地区大国的关系。二是强调对台湾的保护。小布什在竞选期间就强调，台湾是美国的盟友，台湾问题必须和平解决，美国坚持《与台湾关系法》，支持《台湾安全加强法》，保证信守对台湾的承诺，美国必须协防台湾，把台湾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等。2001年4月，小布什总统在接受采访时，一反以往美国对台的模糊态度，明确表示，如果台湾受到攻击，美国将尽其所能帮助台湾自卫。这表明小布什政府最初想要在对待台湾问题上以“战略清晰”取代“战略模糊”。④小布什政府亚太政策的目标是，通过加强与亚洲盟友和地区大国的关系，防止中国成为美国地区主导权的挑战者。
然而，小布什政府针对中国的战略调整构想还未来得及实施，“9·11”事件就迫使美国政府重新调整其全球战略，美国开始将反恐作为其全球战略的首要任务，这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带来了转机。在反对恐怖主义和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成为其首要任务的情况下，对美国来说，建立美国主导下的国际合作变得十分重要。无论是反恐战争，还是防止朝鲜核扩散危机，美国都需要中国的合作。小布什政府不再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而是很快转向寻求发展同中国的“建设性合作关系”。2001年10月19日，中美两国领导人在上海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举行会晤，一致同意致力于发展中美“建设性合作关系”，在求同存异的基础上推进两国关系的发展。2002年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也把中国看作是美国在亚太地区促进稳定、和平与繁荣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Colin Powell)2003年甚至称“中美关系正处于历史上最好的时期”。⑤而布什本人在温家宝总理2003年访美时公开称中国为美国外交的“伙伴”。
2001年9月开始的反恐战争影响了美国在东亚的安全政策，加强了美日之间的安全纽带。“9·11”之后，美国要求日本对全球安全作出更大贡献的趋势进一步加强了，美国把日本当作是其在亚太地区的主要安全伙伴，并敦促日本支持美国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兵力。小布什政府把日本看作是美国亚洲政策的基石，国防部副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Paul Wolfowitz)也评论说，美日关系对于美国来说，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⑥在美国重组其全球军事力量的计划中，日本被确定为是亚太地区的堡垒及美国陆、海、空军在这一地区的总部。2002年12月首次举行的美日安全协商委员会会议(即第一次由双方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参加的“2+2”会议)后的声明强调，美日同盟在确保美日两国安全与繁荣、加强地区及全球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使美日同盟超越亚太地区而具有了全球意义。
日本成功地借国际反恐突破了自卫队向海外派兵的法律限制，在伊拉克战争中为美军提供了后勤补给，并在战后扮演维和等安全协助角色。“9·11”事件后，日本国会连续通过了《反恐怖特别措施法案》、《自卫队法修正案》、《海上保安厅法修正案》三个法案，对《协助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法案》规定的派兵条件作出多处突破：一是扩大派兵范围;二是放宽自卫队在海外使用武器的标准;三是派遣自卫队不必事前取得国会的认可，首相向自卫队发出命令后20天内取得国会“事后承认”即可。在美国的影响下，澳大利亚政府也把国际恐怖主义视为其首要威胁，将积极支持、配合美国的全球反恐作为其安全政策的核心，并于2004年7月正式加入了美国的导弹防御体系。美国还通过建立新的美日澳三边战略对话机制，进一步增强了其主导的双边军事同盟在进行区域秩序安排时的协同功能。
2004年底，小布什连任后，舆论普遍认为美国对外政策将仍以全球反恐和防核武器扩散为中心，军事资源和关注重点依然集中在中东地区，因此，小布什政府的亚太政策将得以继续。刚刚卸任的美国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甚至认为，布什第一任期内的美国亚太政策运行良好，没有改变的必要。⑦但是观察小布什政府第二任期的美国亚太政策，可以发现美国在继续以反恐为首要战略目标的前提下，出现了关注重点的调整。
第一，对中国崛起的再度关注。对美国而言，中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迅速崛起是一个前所未有的挑战。美国认为，中国正在东亚地区加紧开展排斥美国的地区主义外交，如东亚峰会、东盟+1、东盟+3、东北亚自贸区等，试图缩小美国在东亚的影响。中国军力的迅速增强也是美国的一个关注重点。美国国防部在《2005年中国军力报告》中指出，“中国的军事力量不仅威胁到台湾海峡，将来也将成为美国的威胁”，“中国具有在西太平洋地区识别、瞄准和跟踪外国军队的能力，严重威胁了美国在东亚地区的存在，美国应该采取相应措施”。⑧
美国对中国未来的走向表示了极大的忧虑，认为中国在美国进行反恐战争的过程中获益最大，正在成为亚洲的经济中心。而中国正在利用这一优势，将之转化为政治和战略力量。2005年1月，赖斯在参议院批准其为国务卿的听证会上表示，美中正在建立“坦诚、合作、有建设性”的关系，但同时因两国“在价值观上存在差异”，发生冲突的可能也是存在的。⑨2005年6月，在参议院举行关于中国崛起及其对亚洲影响的听证会上，核心问题之一是：中国如何使用日益上升的地区影响力?中国影响力的上升是否符合美国及其盟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⑩
第二，美国开始担心有可能被孤立在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之外。在美国进行全球反恐战争的同时，亚太地区的多边合作机制迅速发展，例如东盟地区论坛、“10+1”、“10+3”和东亚峰会;在中亚地区，上海合作组织的机制化建设不断取得新进展，合作的重点也从反恐和打击犯罪向有针对性的军事合作拓展。出于被排斥和边缘化的担心，美国官员开始在不同场合强调，美国历来是亚太地区的一部分，反对任何将美国排除在亚洲事务之外的做法，并强调亚太经合组织(APEC)在地区合作中的重要性。
第三，出于反恐战争的需要，美国开始更加重视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2005年初，在东南亚国家遭遇印度洋海啸之后，美国政府为东南亚国家提供了高达3.5亿美元的经济援助，并且派出海军陆战队积极参与救灾。5月初，新上任的副国务卿罗伯特·佐利克(RobertZoellick)访问了泰国、越南、菲律宾、印尼、马来西亚、新加坡6个主要东盟国家。与第一任期内访问该地区的美国官员颇为不同的是，佐利克把美国同该地区的经贸关系放在突出位置，他还向印尼等国承诺美国新的灾后经济援助和基础建设项目。
然而，总的来说，在小布什政府时期，美国外交重心一直集中亚洲之外的地区，主要是因为在“9·11”恐怖主义袭击后，美国把反恐战争的重点放在了中东地区，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占据了美国的注意力，亚太地区在布什政府外交中的重要性相对下降。但是在这一阶段，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日益活跃，而且从政治、经济和安全领域来说，对美国也变得日益重要。鉴于此，美国学者休·桑蒂斯(Hugh DeSantis)在《龙与虎：中国与亚洲地区主义》、乔纳森·波拉克(Jonathan Pollack)在《布什政府与东亚：是否美国需要一个新的地区战略》一文中指出，布什政府的政策与地区政治和经济局势日益脱节，美国长期主导的亚太秩序和美国领导权有被削弱之虞。11许多美国外交分析家也充满焦虑地认为，在2009年以前，“在至少10年内，在美国政府的高层几乎没有做过持续的努力来重新思考美国在亚洲的利益、作用和责任。相应地，美国的政策变动较少是主动的，而是更多地是被动的，美国在这一地区行使权力较少出自战略考虑，而更多地是就事论事”。12
在1998年发布的《美国东亚—太平洋地区安全战略》报告(The United States SecurityStrategy for the East Asia-Pacific Region)中，美国的战略重点是加强美国与其亚太地区主要盟友的关系，促进民主化进程和地区安全。13然而在这之后的10年中，亚太地区至少发生了四个重要变化：第一，亚太地区在全球经济和政治的分量日益加重;第二，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影响力不断扩大;第三，印度和巴基斯坦先后加入了核俱乐部，朝鲜也在放手进行核试验。同时，还存在着制造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技术、材料向其他国家和非国家行为者扩散的危险。第四，对多边合作的兴趣日益增强，政治对话、经济一体化以及全球化带来的其他发展造成了一个新的寻求合作的氛围。14
为此美国政府受到了来自美国国内及其亚洲盟国的一些批评。例如，2007年，布什第一任期时的副国务卿理查德·阿米蒂奇(Richard Armitage)在接受澳大利亚媒体采访时，就曾严厉批评：由于布什政府对亚洲的忽视，使得中国在这一地区的领导作用不断上升。他认为，美国的忽视主要体现在小布什等美国领导人的行为上：2007年9月，小布什缩短了参加亚太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回国听取美国军方关于伊拉克问题的报告;康多莉扎·赖斯(CondoleezzaRice)在担任国务卿期间，虽然受到国务院有关负责东南亚事务官员的竭力建议，但她在总共三次美国与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中缺席了两次。15还有一个例子可以说明东盟国家感到美国对它们的忽视：2009年2月，当奥巴马政府的新任国务卿克林顿访问东盟秘书处(这是以美国国务卿身份首次出访)时，东盟秘书长素林·比素万(SurinPitsuwan)说：“您的访问显示了美国在认真结束它对这一地区的外交忽略”。16
在奥巴马当政前后，美国国内外交政策圈中出现了一批要求新政府重新思考美国亚太地位的政策分析报告。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后来担任亚太事务助理国务卿的柯特·坎贝尔(Kurt Campbell)等人撰写的题为《平衡权力：美国在亚洲》(The Power of Balance:America In Asia)的报告。报告提出，在小布什时期，虽然美国也在亚洲取得了一些战术上的成就，如2004年海啸之后在东南亚的救灾行动，加强美国与日本、韩国的同盟，与中国和印度更多的建设性交往，但是这些战术性的成果并没有集合成为一个成功的全面战略。美国的战略由于偏重于伊拉克和阿富汗而削弱了其向亚太地区做重大的权力转移的能力，这对美国传统上在这一地区平衡权力的作用构成了很大的挑战。17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新一届的奥巴马政府开始认真地重新思考美国的亚太战略。
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的亚太战略
奥巴马就任美国总统以来，美国政府开始强调亚洲地区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在各种场合表示希望加强与其亚洲盟国的关系，并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友好关系。2009年7月，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代表美国政府与东盟国家外长签署了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文件。2009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日本时发表演说，自称为“美国首位太平洋总统”，主张美国将更多地参与亚洲事务，还宣布美国将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182010年1月21日，奥巴马政府的东太事务助理国务卿坎贝尔曾表示：“在亚太世纪到来之际，在新的国际环境下，美国必须加强和加深它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参与与领导作用。”19 2010年1月，希拉里在檀香山发表外交政策讲话，第一次引人注目地提出美国要“重返亚洲”。20
虽然奥巴马政府在上任后不久就开始强调亚洲在美国全球战略中的重要性，并有意加强美国对亚太地区事务的参与和领导作用，但美国在中东进行的两场战争牵制了美国战略重心转移的步伐，美国仍面临着如何尽快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泥沼中脱身的问题。为此，奥巴马一上任就立即于2009年2月宣布，将在8月底之前从伊拉克撤出美国的作战部队，留下的50000名海军陆战队士兵将在2011年年底撤出。2011年6月，奥巴马宣布美国从阿富汗撤军的计划：将在2011年年底撤出10000人，并在2014年底结束美军在阿富汗的全部作战任务。21 2011年10月21日，奥巴马宣布伊拉克战争结束，美国将在年底前撤出所有军队。22 2011年12月他正式宣布了伊拉克战争的结束。
随着伊拉克战争的结束、美军也开始从阿富汗撤军，美国得以逐渐从中东地区抽身，这为奥巴马政府一直在构想的战略重心转移创造了条件。实际上，2010年5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和希拉里于2010年1月和10月的两次夏威夷讲话都表明，美国对亚太地区的战略调整已经基本成型，即：维持并加强美国在亚洲的战略存在和经济优势，特别是巩固和全面加强与亚洲国家的盟友关系，包括同日、韩、澳、新和东盟的关系。同时，在这些地区创造一些新的多边机制或双边机制(如美印之间在各个领域里的合作)，重新赋予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新的生命力，加强美国对东亚峰会以及对湄公河下游计划和太平洋岛国论坛等一系列活动的参与，以维持和提升美国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
2011年秋和2012年初，奥巴马政府宣布，它将加强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作用。为了做到这一点，它打算提高亚太地区在美国军事计划、外交政策和经济政策中的优先地位。从2011年开始，美国不断加强在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巩固与日本、韩国和澳大利亚的同盟关系。2011年11月，奥巴马在访问澳大利亚时宣布，美国将在澳大利亚达尔文港驻军2500人。23在对澳大利亚议会的演讲中，奥巴马表示，他的目标是“美国在塑造亚太地区及其未来方面发挥更大的、长期的作用”。24按照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汤姆·多尼隆(Tom Donilon)的解释，美国战略“再平衡”的最终目标是，通过影响亚太地区的规范和规则促进美国在这一地区的利益，确保“国际法和国际规范得到遵守，商业自由和航海自由得到保障，新兴大国与其近邻建立相互信任，用和平的手段解决争端”。25这些目标明显都是针对中国的。
2012年，奥巴马在五角大楼发布美国新的《国防战略》报告。奥巴马表示，美军在经历了“十年反恐战争”之后正处于一个过渡期，虽然美军将继续为维护全球安全做贡献，但有必要对其全球关注点进行“再平衡”，“把重心转向亚太地区”。根据《纽约时报》的评论，这是美国第一次对加强亚太地区的军事部署作出明确表态。26
美国更加关注中国周边地区的战略均衡与安全。2010年3月，韩国“天安”号警戒舰在执行巡逻任务时被击沉，韩国方面在调查后认为是朝鲜所为。为此，美国和韩国在2010年7月和9月分别在中国的东海和黄海举行了两次联合军事演习。27 2010年7月23日，东盟地区论坛外长会议在越南的河内举行，希拉里在会上谈到美国在南海岛屿争端中仍保持“中立”地位，但是南海国际航道的“航行自由”关乎到美国的利益，中国在南海争端问题上应遵从国际法。这一表态标志着中美在中国南海问题上争论的开端。28 在以后中国同菲律宾和越南等国的岛屿主权争端中，美国的表态也显出了从传统的“中立主义”向“干涉主义”转变的苗头。2010年8月，美国与越南在中国南海展开首次海军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海军出动了“华盛顿”号核动力航母，这是美越自1995年恢复外交关系以来的首次军演。29 2011年6月，美国与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尼和文莱海军在马六甲海峡和菲律宾苏禄海域举行了东南亚合作训练演练，目的是增强相互协作，提高对抗海上威胁的能力;30 2011年7月，美国与澳大利亚海军和日本海上自卫队在濒临南海的文莱近海举行联合军演，这是美日澳三国首次在中国南海附近举行军演。
美国还在一定程度上卷入了中日钓鱼岛争端。一方面，美国表示，不会在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上采取任何立场;另一方面，美国与日本的同盟关系要求美国承诺在日本所管辖的区域遭到攻击时支援日本。2012年11月29日，美国参议院一致通过一项修正案，将钓鱼岛适用于《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作为补充条款写入2013年国防授权法案，明确规定钓鱼岛是《日美安保条约》第五条的适用对象。31这种做法是把美国对《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钓鱼岛的政府声明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表明美国在中日钓鱼岛争端解决方式上采取了更为清晰的立场。
此外，美国还积极与其他亚洲国家发展伙伴关系，其中与印度和缅甸的关系发展得最为迅速。2010年11月，奥巴马访问印度并在印度国会发表演讲，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放宽向印度出口军民两用高科技设备的限制，在核供应国集团等国际组织中支持印度。2011年11月，美国国防部向国会提交了一份《美国—印度安全合作报告》(U.S.-India Security CooperationReport)，认为美印安全合作关系正变得更加“牢固”。美国国防部主管南亚及东南亚事务的副助理部长罗伯特·薛尔(Robert Scher)表示，美国国防部已出台了加强美印双边安全合作的五年规划，并已确定将在四个主要领域提升和拓展与印度的关系，即联合军事演习、国防贸易和支持印度军队的现代化、在诸如人道主义援助和救灾领域里的合作，以及与其他亚洲伙伴的合作。32对于缅甸，美国则努力与其恢复外交关系，以鼓励缅甸政府放松对国内的政治控制，使其向民主选举转变。33在过去几年中，美国官员频繁访问缅甸，并在不同场合与缅甸领导人会面。此次大选之后，奥巴马又成为第一位访问缅甸的美国在任总统，这些姿态说明美国十分重视与缅甸的关系。
除了与亚太国家发展双边关系之外，美国还在寻求与这些国家发展多边合作。近几年来，美国积极参与“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的谈判，试图与亚洲国家建立一个新的多边地区经济合作机制。但是美国为该协定成员国所设定的一些与贸易无关的限制性条款，例如劳工标准、限制资本账户的使用控制等，令人怀疑它有意把中国排除在外。该协定被认为是对中国在一些地区问题上更加具有“进攻性”而作出的政治回应。34
自2009年以来，奥巴马政府还不断把精力和时间花费在东南亚和地区多边机制上。其中，最为引人瞩目的是美国对东盟峰会的参与。2009年，美国与东盟在新加坡举行首届峰会，在峰会上，奥巴马邀请东盟首脑于2010年访美。2010年9月，第二次美国—东盟峰会在纽约召开，主要讨论南海争端和美国与东南亚迅速增长的贸易关系，会上美国承诺将在该地区事务中发挥强有力的作用。奥巴马总统在会议致辞中说，作为一个太平洋国家，亚洲的人民与未来与美国利益相关。他表示，美国希望在亚洲扮演领导者角色。双方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强调了“海上安全”、“自由航行”的重要性。2011年，美国正式加入由东盟主导的，包括东盟峰会、10+1和10+3的东亚峰会机制，这标志美国已正式成为东(南)亚国家组织的一员，而且在这次会议上，南海争端成为一个主要的议题。
美国新亚太战略的特点及其对中国的含义
奥巴马政府的亚洲政策是在把美国视为亚太国家的一员的基础上制定的，这表明了美国对亚太地区战略重要性的认识。坎贝尔说：“毫无疑问，美国本身是一个太平洋国家，在地理、军事、外交和经济等所有方面，亚洲和太平洋都必将共同应对21世纪的挑战，并抓住21世纪的机会。当亚太世纪来临且影响新的国际关系时，美国必须提高和加深在这一地区的战略参与和领导作用。”35
根据国会研究局的分析，美国更加重视亚太地区是因为受到了四个因素的促动：
第一，亚太地区经济重要性日益增长，尤其是中国对美国经济未来的重要性日益增长;第二，中国军力日益增强，而且以更自信的方式提出对有争议的海洋领土的要求，这对航行自由和美国在这一地区投放兵力的能力会造成限制;第三，美国减少了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军事行动;第四，美国联邦政府大幅度削减开支，尤其是国防预算，这会造成这一地区的国家对美国将减少地区责任的担忧。36
奥巴马第一任期美国的亚太战略具有与二战以来以往亚太战略的延续性，即寻求通过维持在东亚的大量驻军和美国介入这一地区大多数重大外交事件来维持稳定和安全。当前美国的战略“再平衡”有四个值得重视新特征：
第一，虽然美国声称其战略“再平衡”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是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的，但它实际执行的首先是军事方面的“再平衡”。例如，声明将把60%的海军军力部署在亚太地区，并保证国防开支的削减不会以减少亚太或中东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代价，而且计划中的对澳大利亚和新加坡的军队和军事设施的部署，表明美国将扩大其在亚洲的军事存在。
第二，美国的新战略与以往克林顿和小布什政府的亚洲战略不同的是，不仅强调要加强同老同盟的关系，而且要建立新的伙伴关系，在实际行动上体现为美国正在加强同印度、印尼、缅甸和越南的关系。
第三，用更加战略性的、统一的方法来处理亚太事务。在亚太地区，各种权力和影响手段都将被更加一致地和深思熟虑地运用。表现之一是美国更多地参与东南亚多边机制。
第四，对亚太地区的新认识，即把亚太地区视为包括印度洋。例如，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把亚太地区定义为“从印度洋到美国西海岸”的地区。37助理国务卿坎贝尔认为，在行动上把印度洋和太平洋联系在一起是美国战略思考的一个“挑战”。这样的思考也是因为存在大量穿越这两大洋的海上运输，据估计，有50%的世界船运和70%的船载石油和汽油运输是通过印度洋的，其中绝大部分是运往东亚地区。38
奥巴马竞选连任后：首次出访就选择了东南亚三国，他出席了在柬埔寨金边举行的东亚峰会，并成为首位访问缅甸的在任美国总统。奥巴马的这些行动向外界显示了一个姿态：他在第一任期内提出的“再平衡”战略将保持其连续性。
接下来的问题就是，这种连续性会体现在哪些方面?它会对中美关系造成哪些影响?这些是我们对未来四年美国亚太战略进行预测的重点。从奥巴马政府在第一任期内的做法来看，美国会在以下几个方面继续推进其“再平衡”战略：
第一，继续加强与亚洲传统盟友的关系，即与日本、韩国、菲律宾、澳大利亚等国的关系。这方面自小布什政府到奥巴马政府从未受到美国战略调整的影响。
第二，美国可能会更多地介入亚洲地区的争端，尤其是中国与其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主要是南海争端和钓鱼岛争端。这些问题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后期中逐渐升温，并且成为影响中美关系的新的矛盾点。在这一过程中，美国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既保持美国在其盟国中的安全保障信誉，又防止因介入地区争端而损害中美关系。
第三，美国会继续加强其在亚洲尤其是东南亚地区的制度性存在。在奥巴马第一任期内，美国的东南亚政策开始发生转变，与小布什时期美国忽视东南亚地区的多边合作政策不同，美国开始寻求与东盟国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发展关系，并与东盟建立了很多合作组织，开展了很多项目，这些合作不仅是军事方面的，还包括经济发展、文化交流和救灾管理。在奥巴马第二任期，美国仍将会继续推动这些多边合作。
第四，美国如何在重返亚洲的过程中处理好与中国的关系，这是奥巴马政府面临的最为严峻的挑战。可以说，美国进行战略重心的调整，其主要目标之一是应对中国的崛起。美国在亚洲加强与老盟国的关系，发展新的伙伴关系，与东盟国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发展关系，并在中国与周边国家的领土争端中频频表态，这些行为都造成了中国对美国更多的战略猜疑，从而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因此可以预测，在奥巴马的第二任期内，中美关系在保持总体稳定的情况下，仍会呈现出摩擦不断的模式。同时，中美之间存在的各种矛盾也为双方加强对话提供了契机。例如中国军力的不断增强虽然加深了美国对中国的担忧，但在中国军力发展不可避免的情况下，美方有了更多的对话意愿。在2011年5月的中美战略与安全对话中，中美军方的代表首次参与了对话，网络和太空安全等问题被明确提上议程。此外，一些地区争端也促使中美加强对话，例如在中日钓鱼岛争端上，美国为了防止争端升级，加强了与中国的沟通。2012年9月份，美国国防部长帕内塔和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分别访华。这种访问有助于中美相互了解对方的意图并对局势作出正确的判断。
总体来看，与小布什时期相比，奥巴马时期的美国亚太政策既有延续性，也有变化。在两届政府中，美国一直在关注中国崛起带来的影响，希望通过加强与地区国家的同盟和伙伴关系，维持美国在亚太地区的主导权。但这一目标在小布什时期受到反恐战争的牵制，而在奥巴马的第一任期内，则开始得到贯彻。美国在亚洲地区的利益包括地区稳定、航行自由、商业流通自由、促进民主和人权，这些利益都没有发生变化。变化的是，美国开始更多地介入亚洲地区事务，而且介入的手段和方式也发生了一些改变，例如，美国开始重视发展新的同印度、印尼和越南的伙伴关系，并寻求与东盟国家在制度化的框架内发展关系。此外，奥巴马还试图从小布什时期的以军事为主向经济、政治和文化全方位展开。这些做法都是为了在中国影响力在亚太地区不断扩大时，继续维护美国的地区利益和维持美国的地区主导地位。然而不可忽略的是，在美国战略调整的过程中，中美能否保持稳定的双边关系、发展合作关系，将决定未来亚太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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