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报道 据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5月18日报道，土耳其索玛地区一煤矿本月13日发生了该国历史上最为严重的矿井瓦斯爆炸事故，共造成301人遇难。事发的直接原因是一台配电器发生了故障，引起爆炸和火灾，并造成矿井中断供电。

　　据报道，在索马地区，安葬遇难矿工遗体的棺材依次排开，数千名遇难者的家属聚集在一起为死难者举行葬礼，如此规模如此场景的葬礼在该地区还是第一次。在该市中心，数百名抗议者举行游行示威，抗议政府试图撇清此次矿难的责任。

　　从1984年到2005年，索玛地区所有运营的煤矿都是由政府来运营的，但自2005年起，由总理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与发展党力推行私有化改革。矿工及当地居民认为私有化可能是导致此次索玛煤矿发生特大爆炸事故的祸因，自从2005年该煤矿被政府转手之后，安全生产条件日益恶化。

　　索玛地区一家印刷厂的业主说：“这次事故即便这一周不发生，也可能会在今年某个时间点发生。这家企业在实行私有化之前，政府已经命令其逐渐减产，这样发生事故的危险就没有现在这么大。”

　　一名矿工工会负责人表示：“我们曾接到有关这个矿井的大量投诉，仅2013年，该矿就发生了多达4500例矿工受伤事故”。该矿在2005年被实施私有化之后，发生瓦斯爆炸的事故呈现多发的态势，矿工们也感觉到工会已经不再代表他们矿工的利益，而是受公司董事会成员的操控。

　　附：土耳其经济私有化的后果及教训启示

　　田文林

　　近三十年来，土耳其一直将全面私有化作为实现经济繁荣的“主要法宝”。表面看，这一政策令土耳其受益颇多：土目前是“展望五国”和G20成员，经济总量排世界第十七位。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全面私有化政策引发的恶果严重而深远。2013年5月底以来因马克西姆广场改建引发的持续抗议，不过是土耳其私有化政策负面效果的冰山一角。土耳其发展之路的经验教训值得汲取。

　　一、土耳其通过全面私有化释放“改革红利”

　　20世纪80年代，主张自由放任和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风靡全球。当时，英国撒切尔政府、美国里根政府均大力推行私有化，减少政府干预，西欧国家还将引入市场改革作为入盟必要条件。受此思潮冲击，土耳其成为最早一批实施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在此之前，土耳其奉行进口替代战略，1927年曾专门颁布《奖励工业法》，借助政府力量推动经济工业化。到80年代时，土耳其国有企业已占据整个经济的半壁江山。1983年厄扎尔上台后，经济发展战略从进口替代转向出口导向。主要政策包括：国有企业私有化、减少政府对经济干预、推动国际自由贸易等。从1984年到2001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进程缓慢而有限。这一时期主要有两大制度性措施：一是l994年制定《私有化法》，为经济私有化提供法律保障;二是建立了专门的私有化高级理事会和私有化管理机构。

　　从2001年开始，尤其2002年埃尔多安领导的正义发展党(AKP)上台执政后，土耳其私有化进程明显加快。2003年5月18日，埃尔多安政府启动“土耳其私有化战略”，将几乎所有剩下的国有资产都列入私有化或拍卖行列，国有企业涉及能源、交通、银行、工业、烟草、桥梁等领域，社会服务机构包括卫生、教育、住房等等。据统计，从1985年到2009年底，土耳其共有270家公司、l03家机构、22家未建成企业、8个收费高速公路、2座博斯普鲁斯桥、1家服务单位、524家不动产和6个港口的国家股份被私有化。私有化收入由此大幅增加(详见下图)。据统计，1986-2003年的17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加起来只有80亿美元，但2003-2012年的9年间，土耳其私有化总收入已达535亿美元。2004-2010年土耳其私有化收入占私有化全部收入的80%左右。埃尔多安政府已表示，2013年土耳其还将加速各行业私有化进程，计划出售的国有资产包括电信、化工、银行、钢铁、体彩、热电等领域。同时，电站、桥梁、公路等基础设施的私有化进程也将逐步推进。2013年前五个月，土耳其私有化收入l4.62亿美元，还有47个大项目正履行私有化审批程序，涉及金额90.33亿美元。

　　截止目前，土耳其政府己完全从水泥、畜牧饲料、乳制品、林业、饮食服务、石油分销行业退出;旅游、钢铁、纺织、海运和肉类加工行业中国有股份50%以上已被私有化。同时，电力、通讯、银行、石油、烟草、盐业、航空、港口、高速公路等公共基础性行业均被私有化，或面临私有化命运。考虑到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越来越多的国家转向强调国家干预，土耳其逆势而动，继续高歌猛进地推进私有化战略，这种情况在当今世界实不多见。

　　二、全面私有化使土耳其发展之路越走越窄

　　表面看，大规模私有化给土耳其带来不少“改革红利”：从2002年正义发展党上台到2011年，土耳其GDP年均增长5.2%，高于l990—2000年的4.3%，以及l980—1990年的4.6%。按GDP计算，土耳其已成为世界第l7大经济体。——正是这种表面的经济成功，持续强化了土耳其政府对市场教条主义的偏执信仰。然而，透过现象看本质发现，土耳其经济私有化释放的红利短暂而有限，由此带来的问题则深重而复杂。

　　首先，私有化并未提高经济效率，反使国家发展潜力被提前透支。土耳其政府矢志推动私有化，逻辑前提是认为私有化有助于明晰产权，提高经济效率;自由市场将导致更快地发展，更大地繁荣，甚至更加平等。但这一前提本身就是彻头彻尾的谎言。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开宗明义指出，自发调节的市场从来没有存在过，“自发调节的市场的理念是彻头彻尾的乌托邦。这样一种制度不能存在于任何时期。”无论是封建社会时期的行会制度，还是后来类似东印度公司那种特许经营制，以及现在常见的配额制和关税制度，都意味着没有哪个时代存在纯粹的自由市场竞争。相反，不完全竞争和某种程度的垄断，反而是多数行业生存和发展的常态现象。从理论上说，自由竞争很容易导致平均利润率无限趋近于零，使各企业为了更多获利而谋求出现不完全竞争状态，这是因为“利润来自不完全竞争而不是完全竞争。”从客观实践上，即使放任自由竞争，结果往往导致生产和资本集中，当生产和资本集中达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某种程度的行业垄断。尤其在那些具有垄断或公共事业性质的行业(如电力、交通等)，更不可能自动产生竞争和效率。私人资本试图控制垄断性行业，正是为了获取这些行业凭借垄断性地位获得的垄断利润。赫德森指出，主流经济学家和主流媒体大力推动私有化，说辞是这些公司部门缺乏效率，而事实上他们的目的是看中了其垄断租金。私有化不过是国际金融资本的一场攫取垄断权和租金的运动，而不是为了提高效率的运动。因此，指望通过私有化，尤其是公共和战略性行业私有化提高经济效率，完全是缘木求鱼。

　　从实际效果看，土耳其全面私有化并未使企业经济效益根本好转。“许多经济学家希望基础设施私有化会对经济产生积极影响。但在多数情况下，这些企业变得更加低效。由于缺乏投资和未能更新设备，这些转型后的基础设施部门非但没有产生积极的外部效应，反而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据统计，l974—1991年期间，国有和私有企业平均效率相同，国家所有制对企业经营效率的影响并不明显。在私有化后，土耳其制造业部门的技术效率反而呈现下降趋势。1984-2004年的20年间，土耳其共有188家企业被私有化，其中65家已经倒闭，8家被清算，l6家因违规遭到处罚。换句话说，私有化非但没有提高企业效益，反使企业经营效率下滑。有统计表明，由于私有化政策实效不佳，土耳其财政部通过出售国企获得的净收益只有34亿美元。这表明：私有化代价高昂，国家不应指望通过出售国有资产，来获得太多的净收益。

　　土耳其实行新自由主义30年来，既没有使民众真正增加财富，也未使工业结构真正转型升级。当前土耳其的经济增长，主要是依靠廉价劳动力、投机资本流入、高额外贸赤字、高估土耳其里拉币值。相较于GDP的数字增长，民众富裕程度却达到最低水平。据《中东季刊》统计，土耳其大约40%的人口每月收入低于773里拉(415-419美元)的最低工资，年轻人失业率达18%(一说22%)。在伊斯坦布尔、安卡拉、伊兹密尔等城市，60%的人口生活在棚户区。在土耳其GDP等经济指标表面风光无限，背后则是暗流汹涌，危机重重。这种建立在沙滩上的虚假繁荣，并不具有可持续性。土耳其即使不遭遇全球经济萧条，迟早也会自己爆发危机。土耳其下一轮危机，不是“是否”爆发的问题，而是“何时”爆发的问题。

　　更重要的是，生产资料所有制是决定财富分配流向的关键。土耳其政府一味靠出卖国企这些“会下金蛋的鸡”，筹措发展资金。用这种“杀鸡取卵”、“崽卖爷田”的方式谋求“改革红利”，虽可暂时满足政府和民众的眼前需求，却牺牲了国家长远发展的潜力。土耳其非但未能跻身发达国家行列，反而同墨西哥、印度、智利、印尼等国一样，曰趋被固定在提供廉价劳动力的中低端位置，距离富强之路越来越远。

　　其次，日渐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深陷“依附性陷阱”。欧美在国际上提倡新自由主义和自由竞争，很大原因是他们的民间资本力量已发展上百年，实力强大到足以从落后国家汲取更多财富和资源。而发展中国家的民族资本力量远逊欧美，这些国家政府过早放任自由竞争，往往不会有好下场。经济学中有个“瓦涅克-赖纳特效应”，即“如果相对发达的国家和相对落后的国家突然开始进行自由贸易，那么落后国家中最为先进和知识密集的产业必将趋于消亡。这是因为，最先进的部门往往处于报酬递增状态，因此它对来自境外的突然竞争所造成的自身产量减少也最为敏感”。

　　土耳其新自由主义政策就面临这种困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土耳其充其量算个“半边缘国家”，无论资金、技术、品牌乃至组织管理水平，均无法与欧美发达国家差距甚大。土耳其相对落后的产业结构，决定了其私有化和自由开放政策，很容易变成国际大资本对其国内幼稚产业的扫荡式摧毁。由此不难理解，为何欧美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银行等国际机构，均力主土耳其加大市场化、私有化改革，特别是欧盟1999年12月将土耳其作为欧盟候选国，以刺激土耳其加大私有化改革力度。但土耳其政府罔顾与西方的发展差距和西方国家的险恶用心，在西方跨国公司和金融资本虎视眈眈下，不加限制推行经济自由化和私有化，由此为国际大资本向土耳其渗透、控制提供难得良机。

　　从实践来看，私有化使土耳其日益丧失经济主权，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日益陷入“依附性陷阱”。一是越来越的本土行业被外资掌控。由于土耳其国内有实力的大资本有限，因此该国大部分私有化项目，需要依靠吸引外资完成。2001年土耳其加大私有化力度后，境外资本从2002年开始大举涌入。据统计，在土耳其私有化过程中，有35%是外国投资者。该国许多私有化项目是国内和国际资本以“战略伙伴”方式联手完成的。2011年，土耳其的境外直接投资共l57亿美元，主要投向银行(59亿美元)、能源(42亿美元)、制造(32亿美元)等领域。2012年，土耳其本土企业参与并购共l40宗，价值l50亿美元;外国企业参与并购ll9宗，金额l30亿美元。由此使越来越多的国有企业和公用服务行业落入外国资本之手。二是经济对外依赖严重。1980年之前，土耳其外贸占GDP比重低于l5%，2011年这一比例增至50%左右。由于土耳其进口多于出口，导致其贸易赤字不断增加。2011年土耳其贸易赤字达1050亿美元的新纪录。三是外债激增。1979年土耳其外债为ll0亿美元，但1989年增至450亿美元，十年增加4倍。2008年金融危机后，土耳其外债总额进一步上升，2011年外债总额已达3066亿美元。

　　由于土耳其经济与国际经济体系捆绑紧密，而且被固定在世界产业链的中低端，因此其整个经济十分脆弱，发达经济体稍有风吹草动，土耳其便会出现巨大波动乃至经济危机。l994年，土耳其爆发奉行新自由主义后首次经济危机，GDP下降6%;l999年到2001年，土耳其又接连发生两次经济危机，数百亿美元外流，各大股市交易指数暴跌，经济濒临崩溃。2008-2009年，土耳其再次爆发经济危机，经济受损程度远比其他新兴国家深重。2011年土耳其经济增速超过8%，但2012年增长率仅有2.2%。每次发生危机后，土耳其政府不得不求助IMF、世界银行、欧盟等国际机构，而这些西方机构为土耳其提供资金援助，条件就是进一步加大开放自由化和私有化力度。正如当年拉美国家(阿根廷、智利、墨西哥等)为偿还外债，采取债务与股本交易(debt—equity swap)政策，通过加大私有化来减少外债。负债累累的土耳其同样只能饮鸩止渴，越来越重视私有化及其获得的收益。土耳其2013年政府预算中，超过22亿美元靠出售国有资产。这种“不良嗜好”使土耳其日益陷入恶性循环：私有化和自由市场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危机导致负债增加——为偿还外债，不得不变卖更多企业——由此导致土耳其危机更加严重。而在这一循环过程中，国际金融机构越来越多地卷入土耳其经济重建，逐渐掌控了土耳其的经济主权。

　　第三，“劫贫济富”加剧贫富分化，埋下社会动荡祸根。私有化本身具有很高的资本准入门槛，私有化过程又往往存在权钱交易和国有资产流失等弊端，这使私有化过程从来就是富人的饕餮盛宴，而是劳动阶层的梦魇。此前的俄罗斯、埃及如此。土耳其情况略好些，但同样不能免俗。据报道，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曾涉嫌将两家媒体公司，以11亿欧元的价格卖给女婿担任执行董事的卡里克股份公司(Çalik Holding)，而这笔钱又是由国有银行支付的。因而，土耳其私有化过程，本身就是土耳其贫富分化的过程。“私有化大大加宽了有钱有势者与贫穷的弱势群体之间的鸿沟。本来旨在托起所有船只的不断上涨的潮水，其实却使更多的船沉了底。财富并没有涓滴下来;财富从处于底层者吸吮到了位于顶层的少数人那里。”

　　究其原因，一方面，国有企业与私营企业的经营理念存在重大差异。政府经营企业，主要目的是完成承担的各项工作和任务，尤其是提供公共产品任务。而私营企业的唯一目标就是获取更多利润。“为了赢利，大公司必须降低自己的成本，所以，大公司付给其雇员的薪水和福利必须显著低于公共部门的雇员。即使与后者相同，也一定设法提高雇员的工作效率。”因此，伴随私有化而来的，往往是大量裁撤工人的所谓“减员增效”。土耳其自上世纪80年代开始私有化以来，失业率急剧飙升。l990年失业人口大约150万，2000年为250万。2009年为350万。也就是说，失业人口每10年增加100万。l990年土耳其失业率为7-8%，2000年为l0%，2009年为l4%。即使现在情况有所好转，但2012年该国失业率仍达l0%。调查显示，工人收入在私有化后普遍降低。92%的水泥行业和87%的石化行业工人称，被解雇后的收入水平比在国营企业工作时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生产资料被少数人占有，决定了社会财富分配必然向资本家倾斜，而劳动阶层则成为被剥削对象，由此导致收入两极分化进一步加重。“新自由主义的结构和政策倾向于以牺牲穷人为代价，来获取更多利润，所谓减少贫困只是新自由主义的最大谎言。”尤其是当垄断资本控制与民生相关的基础性行业，掌握了产品和劳动的定价权之后，即便穷人获得政府补贴，最终仍要流向垄断资本家之手。由此使劳动阶层实际收入严重缩水。据统计，从2000年到2013年中期，土耳其私人制造业实际工资下降l9.6%，国有制造部门下降l5.4%。如果以1997年实际工资指数为l00，私有企业2003年实际工资指数下降到82.2。据土耳其官方统计，在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第一阶段(1984—1997年)，土耳其GDP增加l25.8%，人均收入增加60.6%。但接下来的12年中，国民收入增加38.3%，人均收入只增加9.6%，年均增长不足l%。换言之，近30年来，土耳其经济是“有增长无发展”，经济数量看似不断增加，但实际人均收入却在急剧下降。

　　私有化代表大资本利益，其政策另一面就是对劳工利益的挤压和牺牲。埃尔多安政府做法尤为粗暴无情。在政策手段上，埃尔多安将家长制与右翼市场经济结合，借助政党组织确保政令畅通，依靠福利或扶贫计划取悦赤贫阶层，对左翼力量进行选择性打压。具体地说，这种政策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信奉“资本通吃”，任由资本力量侵占公共空间。在埃尔多安统治下，土耳其私有化范围前所未有地扩大，不仅越来越多国企被私有化或拍卖，而且很多公用事业部门和公共空间也被私有化。例如，伊斯坦布尔著名的Karakoy、Tophane、Sallpazari海滩，以7.02亿美元价格被拍卖，此后便禁止公众入内。这次规划改建塔克西姆广场、拆除盖齐公园，同样是私有化战略的组成部分，目的是将位于黄金地段的塔克西姆广场变为上流社会场所，将普通民众赶出去。除非遇到来自草根阶层的强烈挑战，正义发展党会继续推行城市和经济领域私有化的新自由主义政策。

　　二是严厉镇压劳动民众的反抗。近十年来，埃尔多安政府以反恐名义，逮捕、关押的“恐怖疑犯”数量，比世界任何其他国家都多。例如，2010年，土耳其工人举行大规模抗议，反对将TEKEL(前烟酒国有垄断企业)私有化。正义发展党宣称抗议者是反对国家经济未来的“另类”，对其诉诸威胁、暴力等手段，并以违反“反恐法”之名进行拘留或逮捕。据美联社报道，过去十年，世界上共有35117人被指控为恐怖分子，土耳其就达12897人，占总人数的1/3。直到2013年，土耳其政府仍在将数千名工会组织成员投入监狱，土耳其工会密度从1999年的10.6%下降到2011年的5.9%。国际劳工组织将土耳其列为最不尊重劳工权益的国家之一，与吉布提、埃塞尔比亚处在同一水平。在言论自由方面，土耳其在179个国家中列第154位。

　　三是挤压中产阶级。正义发展党为了在选举中获胜，向赤贫阶层提供食品、燃料、医疗等补助，但这些用于再分配的财富，主要来自对中产阶级征税，而不是向富人征税。这种再分配机制有助于增加资本家财富，同时又不伤害最穷阶层，由此确保正发党多次胜获。但这种做法导致本来是社会稳定中坚的中产阶级日益贫困化，加剧该国本就存在的两极分化现象。20世纪70年代，土耳其基尼系数本来呈现下降趋势，但80年代又开始上升。目前，土耳其20%最富人群收入占总收入的一半以上，而最穷的20%只占总收入的6%。土耳其贫富差距超过l4倍，是经合组织34个国家中收入分配最不平衡的国家之一。

　　贫富悬殊导致该国阶级矛盾凸显，由此埋下社会政治动荡的祸根。2010年以来，塔克西姆广场的五一节游行示威规模越来越大，2011年有20万工人参加示威，2012年超过60万工人上街。而警察则是用警棍、催泪弹和橡皮子弹、震荡手榴弹作为回应。这次2013年5月底以来的民众大规模持续抗议发生后，埃尔多安仍宣称“抗议者与恐怖主义有联系”，大量抓捕抗议示威者。有评论认为，土耳其经济模式充分显示了资本主义的黑暗一面，它包括极端经济自由、肆无忌惮的榨取利润、私有化、违法乱纪、忽视工人权益、投机资本流入等，由此造成经济和社会状况极度脆弱，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看不到未来，而成为引发经济社会不稳的动乱源。一个看似微小的偶发事件，便可能酿成泼天大祸。这次土耳其广场拆迁事件就是如此。

　　三、教训与启示

　　(一)新自由主义是戕害发展中国家的“慢性毒药”

　　土耳其的遭遇并非个案。在拉美地区，智利、阿根廷、玻利维亚、秘鲁、巴西等国，都曾长期奉行新自由主义道路，发展势头一时无两，却始终无法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反而深陷贫富分化、经济脆弱、外债激增、社会动荡的恶性循环。东欧国家20世纪90年代推行大规模私有化改革，结果遭受了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还要严重的打击，匈牙利、波兰GDP损失20%，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下跌40%。在中东地区，埃及穆巴拉克接掌政权时，埃及工业总产值的50%、银行、保险业的90%由国营经济支配。1992年埃及成立带有美国背景的“埃及经济研究中心”(ECES)，目的就是将全国350家国有企业(合计总资产1000亿美元)私有化。2000年，埃及政府宣布私有化“提速”，矿产、交通、银行、保险、电力、电信等重要行业统统被私有化，结果导致贫富悬殊、腐败丛生，乃至最终爆发民众革命。2011年阿拉伯剧变很大程度是新自由主义泛滥所致。这次土耳其大规模骚乱同样如此。大量事实表明，私有化在短期释放“改革红利”之后，随之而来是无穷无尽的动荡与危机。

　　实际上，世上没有一个国家是遵照私有化、自由化、削减预算等新自由主义教条而发展起来的。相反，这些国家传统上使用各种补贴、关税制度、负债投资来发展工业，转向具有比较优势的高端产业。只有具有报酬递增属性的高端制造业，在国家干预或垄断经营的不完全竞争条件下，国家才可能变得越来越富强。报酬递减和完全竞争，则容易导致国家变得更加贫困。“迄今为止，任何第三世界国家尚未有全球化导致繁荣的已知案例。世界上24个合乎逻辑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个是通过遵循全球化教义的任何处方而取得各自成就的。全球化所产生的并非是NICs(新兴工业国)，而是约l30个NNEs(无法自给自足的民族经济体)或者是更糟的UCEs(无法治理的混乱实体)。”世界银行2006年统计，l980年至2005年，在“华盛顿共识”倡导的私有化风靡全球时期，105个发展中国家平均经济增长率仅为0.8%，远低于二战后发展中国家推行国有化促进民族工业发展的年代。

　　新自由主义使国家只注重用“国内生产总值”(GDP)等十分表面的指标来衡量经济增长，而忽视那些衡量国家富强稳定与否的真正指标(如工业化程度、贸易结构、贫富分化程度等等)。很多媒体和公众不加批判地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的“GDP崇拜”，由此掩盖了表面繁荣背后的深层问题，直至危机爆发才如梦方醒。不夸张地说，新自由主义就是新殖民主义的化身，是西方为控制和剥削发展中国家而量身制造的慢性毒药。“全球主义教义是一种富强国家戕害其第三世界牺牲者，确保他们永远无法挑战帝国列强和分散其注意力的智力镇静剂。”

　　(二)摒弃私有化道路、壮大国有经济成为大势所趋

　　有道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时代潮流发生方向性变化的时刻，任何力量都无法将其阻挡。2008年席卷全球的经济危机改变了国际关系中的逻辑。这场危机“损害了后冷战秩序中最重要的两个支柱：美国实力和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新自由主义和私有化的弊端日渐显露。强调国家干预和国有化再次成为世界新的主潮流。2008年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纷纷将国有化作为解决经济困境的主要举措。美国政府2008年9月起相继宣布以相关机构优先股认股权证或普通股为交换 向房利美和房地美、美国国际集团、花旗集团等大型金融企业注资。2009年6月以债务转股形式获得通用汽车公司60%的股份。英国政府2008年10月宣布用500亿英镑购买主要金融机构的优先股，并成为诺森罗克银行、布拉德福德宾利银行、苏格兰皇家银行和莱斯银行的最大股东。德国2009年2月通过《救援兼并法》，允许政府对陷入困境的银行实行国有化。在石油产业，“国进民退”现象越来越显著。西方私营的跨国公司生产的石油只占到全球10%，储备量只有3%。“在过去的30年里，私有化席卷世界，而如今国有化又卷土重来。”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土耳其等国的教训值得中国警醒。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既取得了瞩目成绩，也积攒了不少问题，其中不少难题与迷信新自由主义，过分依赖市场调节相关。幸运的是，中国未像土耳其和拉美国家那样，彻底陷入依附性处境，重要原因就是中国没有完全将国有企业私有化，从而使国有企业在中国经济崛起过程中扮演中流砥柱作用，使实现“中国梦”有了坚实的物质支撑。正因为如此，境内外别有用心的势力，竭力在中国推销新自由主义药方，并试图以“反垄断”之名将国企“民营化”，将中国推向落后和动荡的边缘。我们必须高度警惕新自由主义，捍卫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理直气壮地壮大国有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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