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5日是日本第69个战败日，像去年一样，安倍首相当天在千代田区武道馆举行的日本战殁者追悼仪式上，再次未提1994年村山富市以来日本历代首相必提的“加害责任”，且以“和平誓言”替代“不战誓言”，令人怀疑这是为明年日本战败70周年发表“安倍谈话”做铺垫。《东京新闻》报道指出，鉴于安倍打着“积极和平主义”旗号改变日本安保军事政策，“和平誓言”与“不战誓言”有着本质区别。
安倍是和平爱好者吗?2013年9月12日，安倍在日本“国家安全战略”专家座谈会上首次提出其“基于国际协调立场出发的积极和平主义”，此后更多番力推这一理念。安倍宣称“积极和平主义”是日本“21世纪应当背负的重大使命”、“21世纪应该树立的招牌”。但综观他一年来的所作所为，可疑之处不胜枚举。
“不排除军事介入的和平”
美国历史学家昆西·莱特1942年在《战争研究》一书中提出“积极和平”与“消极和平”的概念。此后，挪威和平研究学者约翰·格尔腾进一步将“消极和平”定义为“非战争状态”，将“积极和平”定义为“不仅没有战争，也意味着消除了贫困、剥削、歧视等结构性暴力的状态”。
而安倍版“积极和平主义”主要指日本基于国际协调主义的基本精神与原则，通过更好地行使集体自卫权，把维护日本的国家安全与周边和平，与争取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稳定有机地联系起来。
显然，安倍的“积极和平”是“不排除军事介入的和平”，而要达到此目标，日本首先须通过修改宪法解释或修改和平宪法第九条，来实现自卫队的海外任务常态化和行使集体自卫权。
日本和平宪法颁行近70年，迄无一字更改，这主要是因当初美军将修宪门槛设得很高，比如参众两院各2/3多数通过后还得付诸全民公决。而在多年实践中，日本已逐渐架空宪法的部分条文，比如1954年建立自卫队突破了“不保持武装力量”的规定，1992年在联合国维和旗帜下自卫队开始走向海外，21世纪初以反恐为名频频向冲突地区派遣自卫队。朝鲜的远程弹道导弹问题升温后，当时的安倍、麻生政府又以帮助拦截朝鲜射向美国的导弹为由，撺掇美方同意日本解禁集体自卫权;2010年钓鱼岛危机出现至今不退烧，安倍遂以渲染“中国威胁”来兜售其所谓的积极和平主义。
2014年7月1日，安倍内阁没有寻求按正式程序的方法，而是根据国际海洋法法庭庭长柳井俊二挂帅的“重新构筑安保相关法律基础恳谈会”的建议，通过临时内阁会议决定修改宪法解释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从而使得日本在3种情况下可以开第一枪。由此，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迈出关键一步，日本重新成为“能进行战争的国家”。
和平的伪饰
安倍版“积极和平主义”要成立，须以解禁集体自卫权为前提。正因如此，在安倍政府宣布以临时内阁会议通过了修改宪法解释这一决定后，多国媒体均不感意外。
坦率说，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从法理上看无疑是对《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重要国际文件法律效力的公开质疑，但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今天要想彻底阻止日本突破和平宪法、实现军事崛起，手中的牌并不多。人们更多是担心：照此发展，安倍内阁的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日本“转正”后，对亚洲的和平是福还是祸?
相关担心并非杞人忧天，中韩等国在并非遥远的记忆里，经历过多种包装亮丽的日本式扩张。比如殖民朝鲜时提出“内鲜一体”，伪满洲国的“王道乐土”、“五族协和”等等，都是打着“文化认同”旗号进行的资源与利益掠夺;又如日本一度将自身从一个侵略他国的殖民国家，装扮成受西方殖民主义伤害和奴役的亚洲一员，在“解放与复兴亚洲”的口号下使自己的侵略行为正当化，至今这种论述还残留在靖国神社的游就馆里。
退一步说，即使“积极和平主义”的提出在学理上亦无不可，现实中安倍内阁所表现出的种种标准右翼姿态也令人警醒。“侵略定义未定论”、“慰安妇必要论”等论调的盛行，对“村山谈话”的变相拆台，都让东亚诸国有理由担心：安倍这个所谓“积极和平”的逻辑，是否认为日本在战后69年里奉行和平宪法的做法，其实是“消极”而不可取的?
的确，战后的日本表现出极为复杂的二重性：一方面奉行专守防卫、无核三原则、武器出口三原则，成为国际社会的“公民典范”(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语);另一方面，除重复1993年河野谈话、1995年村山谈话的基调外，日本政府不愿对二战做进一步的反省和道歉，却极言战争给日本带来的灾难，尤其强调自己的“原爆”唯一受害国身份，因而强调要和平，甚至将战败模糊成“终战”。加上安倍两次作为首相的言行同样呈现这种“和平的伪饰”，若对安倍版“积极和平主义”持绥靖态度，将促成何种局面的产生?即便是美国和欧洲国家，也当深思这些问题。
多方警惕
“积极和平主义”甫一出台，日本在野党就怀疑其不过是安倍借以修宪的“高尚”理由。民主党党首海江田万里说，“积极的和平主义”是“企图以和平的名义把军事力量摆到台面上来”。共产党书记局长市田忠义批评道：“这不是和平主义，而是好战主义。”尽管在野党的力量远不足以挑战安倍内阁，部分日本人也不一定从根本上反对解禁集体自卫权，但安倍强行解禁的手法却引起越来越多日本人对“积极和平主义”产生疑虑。8月4日，157名宪法学者联名抗议，认为“在不经国会审议和国民讨论的情况下，仅凭一届政府的判断就颠覆60多年来历届政府积累和沿袭的宪法解释，堪称一种暴行”，要求撤回内阁决定。
令日本民众更为不安的是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会挟持国家走向何方。在解禁集体自卫权后，约54%的核爆受害者在共同社的问卷调查中表示反对解禁，其原因回答最多的是“会出现战争的危险性”，占79.9%;其次为“将无法阻止日本向着积极动用军力的方向发展”，占66.8%;“自卫队可能会有人员牺牲”，占50.8%。显然，日本民众已从安倍的“积极和平主义”里嗅到了危险的味道。
或许更令日本有识之士警觉的是，安倍以修改宪法解释代替修宪，是因为知道无法在修宪的公众讨论中占据上风，才以临时内阁会议的决定代替，那么，是否意味着修宪的大事亦可如此暗箱操作?安倍会否以更多的借口渲染日本处于严峻的安保环境，来压缩公众辩论的空间?
在国际上，安倍的“外交化妆术”固然可以讨好部分西方国家，却在中韩这里行不通。有报道称，中国领导人早前在会晤替安倍“捎话”的日本前首相福田康夫时连发四问，要求日方解释安倍到底想对中国做什么，他用来牵制中国海洋发展的“法律支配”一词有何含义，日本决定行使集体自卫权究竟有何目的，“积极和平主义”到底何指?足见中方对安倍的言行疑虑重重。
不仅如此，安倍几次三番貌似低姿态表示要努力修补日韩关系，却在慰安妇问题上矢志推翻日韩政府早年达成的谅解，这也让韩方看穿了他的把戏。由于原日军军人吉田清治关于日本当年曾在济州岛把200名年轻朝鲜妇女强擒带走的演讲是“孤证”，当初报道强征一事的《朝日新闻》今年4~5月再派人前往济洲岛求证，访问了40个高龄老人，还是找不到与吉田相符的证言，最终该报于8月5日承认当年“误报”。安倍曾称“吉田清治是个骗子，《朝日新闻》却把他写的关于慰安妇的书像事实一样进行错误报道，使得问题闹大”，现在日本右翼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试图以一个真相方面的瑕疵否定东亚数十万女性曾被迫充当慰安妇的史实。对此，韩国外交通商部计划新成立日本课，专门处理日本歪曲历史的相关问题。
可见，安倍版“积极和平主义”及其被人为操纵的强推手法，已日渐引起多方警惕。想来安倍也清楚，不管“和平”前面加上什么修饰，真正的和平都不可能绕开历史来操作，而必须通过有诚意的对话与检证来建立。至于公然支持早被定论为“自杀性恐怖袭击”的神风特攻队申遗，这或许有助于安倍减轻其沉重的家族包袱，却无助于实现其标榜的“美丽的日本”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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