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
2012年12月26日，日本著名的右翼政治家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梅开二度，出任日本第96任内阁总理(首相)。甫一上任，安倍便在历史等问题上向周边国家挑衅，否认甚至美化侵略历史，从而使中日关系不断恶化，东亚地区矛盾激化。
(一)否认侵略历史
安倍上台后先后抛出了“殖民不是侵略”、“侵略定义不清”、“参拜靖国神社有理”等一系列右翼言论，借以否认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的历史。安倍甚至颠倒黑白，信口雌黄，为当年日本军国主义的罪行开脱。2013年2月，安倍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称，同日本和其他亚洲邻国的冲突是中国根深蒂固的需求。3月12日，安倍在国会答辩时公开质疑东京审判。他宣称，对甲级战犯的判决是根据“战胜国的判断裁定的罪名”，而非日本人的定罪。[1]
4月23日，安倍声称，“侵略”的定义在学术界乃至国际上都没有定论，取决于看待这个问题的是哪一方。[2]此言一出，立即受到国际社会的强烈谴责。在国际社会，日本的侵略行径早已被认定为史实。1943年12月1日，中美英联合发表的《开罗宣言》明确指出：“我三大盟国此次进行战争之目的，在于制止及惩罚日本之侵略。”二战后，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判定东条英机等28名甲级战犯犯有反和平罪、战争罪和违反人道罪等罪行。在1972年《中日联合声明》中，日方明确表示愿对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的重大损害进行深刻反省。1995年8月15日，日本时任首相村山富市就历史问题发表正式谈话，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和侵略表示深刻的反省和由衷的歉意。“侵略定义未定论”是对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以来双方所达成政治共识的公然否定。
强征“慰安妇”是日本军国主义在二战期间犯下的严重罪行，也是事关受害者个人尊严的重大人权问题，对此国际上早有定论。日本政府在1993年8月4日通过时任内阁官房长官河野洋平公开表达了关于“慰安妇”问题的基本立场，承认“慰安妇”问题给很多女性的名誉和尊严带来了严重的伤害，日本政府表示由衷道歉。安倍2007年试图否认强征“慰安妇”，曾引发国际社会批评，美国国会众议院同年7月通过谴责日本在二战期间强征“慰安妇”的第121号议案，要求日本政府正式承认“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承担历史责任。然而2013年5月13日，日本维新会党首、大阪市长桥下彻公然大放厥词，称“慰安妇”制度是当时保持军纪所必需，没有证据显示日本政府或军方直接采取了绑架、胁迫“慰安妇”的行为。[3]
此言一出，国际舆论哗然，包括中国、韩国、菲律宾、美国、俄罗斯以及联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纷纷谴责。“慰安妇”制度是由日本政府写下的世界战争史上最不人道和最残忍的一页。充分体现一个国家是如何的野蛮、残忍和暴虐，足以让诸多和平人士触目惊心。[4]
日本政客不顾日本政府自己的“河野谈话”立场，公然挑战人类良知和历史正义，屡次在“慰安妇”等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反映出日本政治和社会的急剧右倾化趋势。面对国际社会对其右倾化的批判，安倍没有丝毫的收敛和忏悔之意，反而表现得更加桀骜不驯。2013年9月25日，安倍在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讲时称：“如果大家想把我叫作右翼的军国主义者，那就请便吧。”[5]安倍的言论彻底暴露了其真实右翼面目，表现出其不顾一切也要推进其扩军道路的顽固企图。
(二)参拜靖国神社
靖国神社是中日关系中一道绕不开的坎，是否参拜靖国神社是衡量中日关系“阴晴”的标准。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的象征，里面供奉着自1868年明治维新以来在对外侵略战争中战死的246万多名军人，其中80%以上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丧生的官兵。1978年10月，日本厚生省以“昭和殉难者”的名义，偷偷地将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和2000多名乙、丙级战犯的牌位塞进了靖国神社，把他们视为“为保卫日本而献身的英灵”。1985年，时任首相中曾根康弘首次以内阁总理大臣的身份参拜了靖国神社，开了一个恶劣的先例。2001～2006年，时任首相小泉纯一郎更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连续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对中日关系造成严重的影响，使中日关系进入“冰冻期”。[6]
现首相安倍晋三更是一个典型的右翼民族主义者，早在2012年10月安倍便以在野党党首身份参拜靖国神社。在2012年底的首相竞选中，安倍称对自己在第一次执政时没能参拜靖国神社感到“痛恨至极”。[7]
2013年2月，安倍称日本领导人对靖国神社祭祀的亡灵表达敬意理所当然。鉴于中韩等国的强烈反对，安倍没敢公然参拜，但在4月和10月的靖国神社大祭时，安倍均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供奉“真榊”。8月15日，安倍还以自民党党首的名义向靖国神社献上祭祀费。安倍政府的内阁要员们更是有恃无恐，多次公然参拜靖国神社。8月15日，日本内阁大臣新藤义孝和日本国家公安委员会委员长古屋圭司参拜了靖国神社。日本跨党派议员团体“大家一起参拜靖国神社国会议员会”组织了102人参拜。10月18日，新藤义孝及大约160名国会议员前去拜鬼，创下冷战结束以来秋季大祭国会议员参拜人数最多的新纪录。“参拜人数上升是日本政治力量格局变化导致的，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表现”。[8]
这种公开的为侵略者歌功颂德，为军国主义招魂的参拜活动，得到了日本右翼势力的支持与赞扬，是对历史正义和人类良知的公然挑战，严重伤害中国等亚洲受害国人民感情，严重亵渎国际公理和国际正义。反观同样是二战策源地和战败国的德国，在战后则能够以真诚的态度对待历史。1970年，德国前总理勃兰特在访问波兰犹太人死难者纪念碑时双膝下跪，代表日耳曼民族对犹太民族表示真诚的忏悔，德国也因此赢得了世界的谅解和尊重。
(三)力图修改和平宪法
1946年，在美国占领当局的监督下，日本制定了新的宪法，废除了明治宪法。这部新的宪法被称为“和平宪法”，之所以有这样的称呼是因为这部宪法的第九条明确规定：“日本国民真诚地企望以正义和秩序为基调的国际和平，永远放弃国家主权发动的战争、武力威胁或使用武力作为解决国际争端的手段。为达此目的，日本不保持陆海空军和其他战争力量，不承认国家交战权。”[9]
这部宪法是在反省侵略战争的基础上制定的，得到了日本人民的衷心拥护，并为维护战后日本经济的繁荣和社会稳定做出了巨大贡献。修改宪法，为日本成为政治、军事大国扫清“障碍”，长期以来一直是日本右翼势力和日本新保守主义者的奋斗目标，但是日本的右翼势力却视和平宪法为日本成为世界大国、军事强国的绊脚石。
安倍的核心政治理念就是要让日本“摆脱战后体制”，成为“具有领导地位的国家”，或者是日本常说的“政治大国”。2006年安倍第一次执政时，曾著书《致美丽国家》，阐述这一政治主张，并明确以此为己任。在任职期间，安倍推动通过了规定修宪程序的《国民投票法》以及将防卫厅升格为防卫省的相关法案。当选自民党总裁之后，又发表题为《致新国家》的政权构想，明确强调“终结战后体制，自主制定宪法”是“自民党的建党理念”。正如安倍在其亲撰的文章《走向新的国家》中所说：“与我五年前担任首相时相比，我的立场没有任何变化。我依然认为，日本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摆脱战后体制。”[10]
安倍追求摆脱战后体制，其主要目标是要取消和平宪法第九条对日本发展军力和使用武力的限制，从而日本将可以大张旗鼓地发展军事力量，甚至拥有核武器，以武力解决国际争端。
(四)积极实施价值观外交
安倍2006年首次担任首相时期的外相麻生太郎曾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Arcoffreedomandprosperity)，指从东南亚经由中亚到中欧及东欧，连成一条弧线包围着欧亚大陆，支持拥有与日本“相同价值观”的国家，意在包围和牵制中国。2012年安倍第二次上台执政以来，积极推行价值观外交，臆造“中国威胁论”，拉拢周边国家来牵制中国。2013年1月，英国《简氏防务周刊》报道，安倍晋三呼吁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共同组成“民主安全菱形”，与实力日渐增强的中国抗衡。安倍说：“我构想出一种战略，由澳大利亚、印度、日本和美国的夏威夷组成一个菱形，以保卫从印度洋地区到西太平洋地区的公海。我已经准备好向这个安全菱形最大限度地贡献日本的力量。”[11]
为从外围保障其“菱形战略”的效果，安倍不惜拉拢北约。日本媒体报道，安倍亲自给北约秘书长拉斯姆森写信，要求与北约联手应对中国的“海洋崛起”。安倍上台伊始即展开密集的亚洲外交：2013年1月16日，安倍亲自出马访问东盟三国越南、泰国及印度尼西亚;1月18日，安倍在印尼发表了日本亚洲外交五项原则的讲话，第一条即强调，日本要与东盟国家共同创造相同价值观。安倍的外交意图十分明显，就是构建对华包围圈，以遏制不断强大的中国。安倍希望借推行价值观外交、突出价值观因素，从意识形态角度来巩固日本的已有优势与既得利益，尽可能缓冲中国崛起对日本可能带来的冲击。
(五)大力增强军事力量
安倍上台后，在军事上不断突破和平宪法的制约，增强自卫队的实力。安倍组成内阁后，立即向防卫相小野寺五典下达指示，要求修改民主党政权制定的作为国防建设长期指导方针的《防卫计划大纲》及《中期防卫整备计划》。随后，日本防卫省开始修改《中期防卫整备计划》，写明引进美军最新型无人侦察机“全球鹰”，并且在日本财政极度困难的条件下，提出了大幅度地增加国防预算。在日本右翼力量加紧推动“修宪、建军”之际，2013年8月7日，日本二战后建造的最大型战舰“出云号”在日本横滨造船厂正式命名并下水。“出云”号战舰舰长近250米，宽38米，标准排水量为1.95万吨，满载排水量2.4万吨，建造费用高达1200亿日元(约合75亿元人民币)。“出云”号舰名，曾为旧日本日本海军舰队旗舰所使用。该舰先后参加了日俄战争和日本对华侵略战争，在对俄海战中立下“战功”，在对华侵略战争中犯下累累罪行。“出云”号的下水，反映了日本鹰派对所谓的帝国海军念念不忘，其建造和入列不仅是日本扩军计划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日本政治右倾化的结果，反映了日本突破“专守防卫”与和平宪法束缚、彻底改变战后体制、重建日本主导亚洲秩序的战略走向。现在的日本海上自卫队不仅拥有装备先进的常规海上防御舰艇，还有“苍龙级”AIP潜艇、“大隅级”船坞登陆舰、“日向级”直升机驱逐舰等技术先进、战力强劲的海上舰艇。日本自卫队实际上已经成为一支世界上少有的强大军队，整体军事力量早就超过了日本宪法规定的“专守防卫的需要”，“专守防卫”已变得有名无实，以外向型为主要特征的“主动先制”“战略已初步构成”。[12]
此外，安倍政府不断在钓鱼岛问题上对华挑衅。2012年9月11日，日本政府演出了一幕“购岛”闹剧，导致中日关系急剧恶化。安倍政府上台后，在钓鱼岛问题上越发强硬，在2013年1月的记者会上，安倍即强调说对于钓鱼岛问题日本依然会坚持一贯立场，没有任何和中国谈判的余地;9月，安倍又表示，钓鱼岛是日本固有领土，不会妥协。此外，安倍叫嚣抽调自卫队舰艇武装海保厅，下令自卫队飞机对我海监飞机进行拦截。力促海上保安厅自卫队化，自卫队国防军化，最终将目前钓鱼岛中日海上对立引向岛上对立和空中对立。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历史事实，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相关国际法条约与文献，都明确表明了钓鱼岛的主权属于中国。
二、日本政治右倾化的背景分析
日本政治右倾化有深刻的历史根源、现实社会需求以及复杂的国际背景。战后美国主导的对日改造不彻底留下了祸根;日本追求的政治大国战略和美国重返亚太战略助长了日本的政治野心;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形成的“中强日弱”局面刺激了日本的心理情绪。
(一)战后日本改革不彻底
战后初期，美国对日本单独占领，采取了一系列民主化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制定了新的《日本国宪法》;惩罚战犯，解散日本的军队，废除了陆军省、海军省、参谋本部等军国主义机构，废除了《国家总动员法》等军事法令。在经济方面，实施了农地改革，解散了财阀等。但这些改革很不彻底。日本裕仁天皇作为最大的战犯，不仅没有被追究战争责任，而且在新宪法中天皇作为国家象征被保留下来。二战前无论是日本宪法中关于天皇地位的规定，还是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进程都表明，裕仁天皇是侵略战争的最高决策者和指挥者，他当然应该是战争罪行的最高责任者。[13]
象征着军国主义的靖国神社也没有予以摧毁。很多罪行累累的战犯，被宣布“无罪”释放，臭名昭著的日本关东军731部队的创建人石井四郎等战争罪犯也逃脱了正义的惩罚。很多战犯重新上台担任政府要职，甚至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居然成为了首相。这些人成为右翼势力的中坚力量，他们不断否定侵略，美化战争，主张修改和平宪法，重整军备。
(二)日本的政治大国战略
日本在历史上对大国地位有一种不懈追求的理念。[14]美国学者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由于历史和自尊心的原因，日本是个不完全满足于目前全球现状的国家，虽然日本的表达方式比中国更为克制。日本不无理由地感到它有资格被正式承认为世界大国。”[15]
实现“大国梦”是日本长期追求的国家目标，战前日本推行“大日本主义”，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日本就一直致力于改变“经济巨人，政治侏儒”的形象。日本政府相继提出了“第三次开国”、“政治大国”、“国际国家”，“普通国家”的外交目标，以此表明日本要实现从“经济大国”到“政治大国”的转变。安倍在提及2006年首次上台时就提出“摆脱战后体制”，就是要成为“正常国家”。具体作法是修改宪法、重整军备、向海外派兵、争当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彻底摆脱二战后形成的战败体系的限制。安倍二次组阁后，其追求政治大国的目标没有丝毫改变，政治大国的实质是对现行国际体系的反抗和挑战，重新走向政治、军事大国。在日本对侵略战争缺乏反省的条件下，周边国家对日本“大国化”定会抵制，美国处于自身利益考虑，也不会允许日本“坐大”。
(三)美国的扶植和纵容
早在冷战之初，美国对日占领政策逐渐发生了改变。为了使日本成为“防范共产主义的前沿阵地”，美国逐渐改削弱日本为扶植日本。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开始对日本重新武装。1950年7月8日，麦克阿瑟下令日本组建7.5万人的国家警察预备队，1954年改称自卫队。1951年9月8日，美日签订了《对日和平条约》，使日本实际上摆脱了被占领状态，日美最终以结盟的方式结束了占领，由敌国变成了盟国。
2009年，美正式实施“重返亚太”战略。2012年6月，美国防长帕内塔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AsiaPacificrebalancingstrategy)。继2012年帕内塔宣布美国将60%的海军舰队部署到太平洋地区后，2013年6月，美国新任防长哈格尔表示将会增加亚太地区地面部队的部署，同时也会将美国空军60%的海外力量部署到亚太。[16]
作为美国在东北亚地区的主要盟国，日本欲“借船出海”，假借美国“重返”亚洲之船为名，行出海之实。而美国也可以“以日制华”。中国的迅速发展也使美国感到了巨大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压力，美国担心中国会挑战美国在亚太的主导地位，成为美国在亚洲地区最大的威胁。冷战思维促使美国决定加强美日同盟以遏制中国的崛起。所以，美国在日本否定历史的问题上保持缄默的态度。美国的这种态度直接纵容、鼓励了日本政府在否认侵略历史问题上的强硬态度，对亚洲各国人民的强烈抗议声置之不理，一意孤行，在右倾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在维护反法西斯二战成果方面，美国与亚洲国家有着共同的利益，美国应承担起责任，而不是纵容日本，姑息养奸，最终引火烧身。
(四)中国快速崛起对日本右翼分子的刺激
2010年，中国的GDP总量超越了日本，日本持续了42年之久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位子被中国取代，曾经的亚洲第一强国，而今面临经济萎缩、国力下滑的窘境。日本对亚洲一直有着很强的主导意识，以“大和民族优越论”自居，习惯了“日强中弱”的局面，在心理上一直持有对中国的优越感。因此，面对中国的崛起，日本感到非常困惑。这对长期以来欲主导亚洲的日本来说，心理上是接受不了的，因而将中国的崛起视为对日本现有地位和政治大国战略的有力挑战和掣肘。现在“中强日弱”的局面带来的的心理落差，使得日本右翼分子开始大肆鼓吹“中国威胁论”，在历史和领土等问题上挑衅中国。
三、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影响
日本政治右倾化对中日关系、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和地区形势将产生巨大的消极作用，中日之间的战略猜疑和矛盾将加深，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将放缓，地区安全困境将加剧。
(一)中日结构性矛盾加深、关系恶化
中日关系在历史、领土等问题上的冲突导致政治关系的紧张，中日之间历经30多年建立的互信和交往基础被不断削弱直至破坏。2013年是《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35周年，两国本应以此为契机，提升两国政治关系，但由于安倍政府在历史问题上开倒车，否认两国间存在领土争议，致使两国首脑不能实现正常的会晤。2013年9月，G20峰会在圣彼得堡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贵宾室“偶遇”，双方进行了简短站立交谈[17];然而，据共同社报道，10月7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韩国总统朴槿惠在举行亚太经合组织(APEC)峰会的印尼巴厘岛进行了会谈，但双方均因历史及领土问题拒绝与日本首脑会谈[18];在10月9～10日的东盟峰会上，两国领导人也是全程无交流。[18]
两国间这种政治上的“冷淡”是极不正常的，中国是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日本是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两国间有众多复杂的棘手问题需要解决，两国首脑迟迟无法正常实现会晤，必将对中日关系的未来造成破坏。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对中日经济关系也造成巨大的影响。在2001～2006年中日关系紧张时，呈现出“政冷经热”局面，而现在则出现了“政冷经冷”的趋势。2012年尽管中国仍然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日贸易总额达到3294.5亿美元，但“日本已经下降为中国的第五大贸易伙伴，下降了3.9%”。[19]2012年，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总额达73.8亿美元，同比增长16.3%[20]，但与上年近50%的增长率相比，增速相对放缓了许多。根据日本贸易振兴机构发表的统计报告，2013年上半年，中日贸易总额与去年同期相比，大幅减少了10.8%，仅为1472亿美元(约合人民币9008亿元)。[21]
2013年上半年日本对华投资额增长14.4%，达到46.87亿美元，增长率与2012年全年16.3%的增长率相比有所减少。2012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40周年，但在日本宣布对钓鱼岛“国有化”以后，中国赴日游客与2011年同期相比减少了24%，其中9～12月赴日中国人数量约为19万，较上年同期减少约40%，中日航班上座率跌至40%。[22]
受近期中日关系恶化影响，中日两国的旅游社团不得不相继取消旅行计划。在芒果网发布的“2012年黄金周出境游人气排行榜”中，2012年国庆期间十大最受中国游客欢迎的境外旅游目的地中，日本跌出十大榜单。[23]2012年日本对华出口则减少9.1%，连续两年下降。[24]
2013年上半年到日本旅游、工作的中国游客与2012年同期相比减少近三成。[25]2013年上半年日本面向中国的出口总额为614.3亿美元，低于韩国，降至4年来最低水平。[26]
从以上数据可以看出，中日政治关系的恶化已经导致经济出现下滑趋势。中日应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看待和把握中日经贸关系，尽快排除各种干扰和阻碍，推动两国关系重回正常发展轨道，为经贸合作创造良好环境和氛围。
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对中日国民感情和文化交流构成负面影响。由于中日的政治对立，两国民众对对方的好感度不断下降，根据最新民调，中日两国民众彼此不持好感的比例均高达90%以上，但同时两国也都有超过70%的民众认为中日关系十分重要。[27]
这种彼此之间的厌恶严重损坏了中日两国之间的信任感。在地理上，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但在心理距离上却是越来越远。在同中国的人员往来方面，2011年韩国已超过日本。[28]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指出，文化交流“会促进国民间的相互理解，有助于消除误会，建立友好感情”。[29]
自古以来，只要出现一个新的强国总是会引起人们的不安，因为它不仅向原有政治和战略的现状发出挑战，还可能造成紧张的经济冲突。[30]但中国走的是和平发展的道路，不会威胁或挑战任何国家。2012年，中国提出了构建新型大国关系的理念，其核心特征是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合作伙伴关系，而不是“你输我赢”的零和博弈(zero-sumgame)。中日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由于经济上有着巨大的利益互补性，两国应该合作而不是对峙。中日关系的长期对峙对双方来说都是极为不利的，结构性矛盾需要双方理性对待，两国应该从战略高度建设战略互惠关系。中日关系的改善应着眼于未来和长远利益，这需要双方做出长期的共同努力。推进中日两国政治层面的战略对话，建立双方战略合作框架，并将其制度化、机制化与可管理化也是十分必要和迫切的。[31]
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构建健康、互利双赢的中日关系，避免出现陷入恶化、不可控的局面，是日本政府应该正视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二)东亚经济一体化进程受挫
21世纪东亚区域合作正加速进行，实现经济一体化是东亚各国政府的共识。
首先，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将阻碍中日韩自贸区的建设。2012年5月，中日韩三国达成共识，同意年内启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日韩自贸区一旦形成，就意味着拥有15.2亿消费者的巨大经济圈的形成。这个设想中的自贸区占世界GDP超过20%，占东亚地区GDP超90%，占世界GDP总量19.6%，在全球范围内的贸易规模仅次于欧盟和美国。但目前，日韩、中日关系都出现摩擦，这一谈判事实上已经搁浅。其次，日本政治的右倾化将延缓甚至破坏东亚区域经济一体化过程。2012年11月，覆盖东盟10国与中国、日本、韩国、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等16个国家的《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谈判正式启动，由于多国对日本复兴军国主义的忧虑，谈判进展缓慢。中日两国作为东亚地区核心大国，担负着重大的历史责任。目前，东亚地区合作的主导者是东盟，但东盟10国均是小国，东亚区域一体化的特点是“小马拉大车”，不足以担负得起东亚崛起的重任。此外，东亚的安全结构是非常不稳定的，东亚地区缺乏区域安全稳定需的几乎所有要素，处在一种脆弱的关系网络中。[32]
其中，作为东亚大国的中国和日本之间的安全困境问题比较突出，而且长期对东亚地区安全局势产生了消极影响。所以只有中日处理好历史问题，联手合作，才能带领东亚走向坦途。亚洲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中日关系，中国和日本是实现东亚区域合作的“火车头”和“领头羊”。欧洲经济一体化进程之所以能够成功，就缘于法德合作的重大推动作用。正确处理好中日关系，不仅关系到中日两国之间的生存和发展，同时，也关系到东亚地区的经济稳定与未来发展前景。
(三)引起地区关系紧张
日本政治右倾化将加剧东亚特别是东北亚地区的安全困境程度和关系紧张。安倍政府在对待二战侵略历史、“慰安妇”问题、领土争端等方面展示出的强硬姿态，持续引起东亚地区乃至整个亚太地区的关系恶化。
首先，中日韩三国首脑会晤中断。从2008年起，中日韩首脑会谈每年轮流举行一次。2013年11月，三国在首尔举行了新领导人履新后的首次副外长级磋商。由于日本与中韩两国严重对立，以致于难以实现三国首脑会谈。
其次，东北亚地区领土争端升级。日本在政治、军事、地缘战略等方面把中国视为“威胁”，利用日美同盟威慑中国，利用中国与越南、菲律宾在南海的矛盾牵制中国。安倍开展的“地球仪外交”，一年中遍访东盟10国，其意图就是插手南海争端，借以牵制中国，日本在北方四岛(俄称南千岛群岛)问题上的态度愈发强硬，激起俄罗斯方面强烈的反弹;日本和韩国在竹岛(韩称独岛)问题的争执也进一步升级，日本对过去的侵略罪行没有认真反省的态度，也使韩国对日本军国主义的复活高度警惕。2013年8月，美国好莱坞电影导演奥利弗·斯通在访日期间发表演讲时，也奉劝日本“必须就其在二战期间所犯下的罪行进行更为诚恳的道歉”。[33]
2013年11月，韩国学者在《人民日报》撰文指出：日本右倾化所造成的威胁和影响，绝不会仅局限于亚洲，世界各国都应当共同警惕。[34]最后，日本政治右倾化将导致东亚出现军备竞赛危局。安倍政府修改宪法、强化武装、复兴军国主义的系列举措，将打破东亚国家的战略互信和战略均势，军备竞赛不可避免、军事对抗将成为日常状态，东亚的整体稳定和安全就会面临严重挑战，从而使地区局势更加复杂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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