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苏格兰独立，英国新国旗会是什么样?众人熟知的“米字旗”其实是由联合王国三个组成部分各自的十字旗叠加而成，苏格兰在其中是蓝底斜白十字那部分。也就是说，苏格兰的离开会让已经飘扬了近三个世纪的“联合旗”，仅剩下空荡荡的白底，以及红色的“米字”。
对于未来，这是当下很多英国人不愿面对的一种可能。但其实，即使苏格兰人离开，英国其实也不需要更换国旗。因为依照法律，联合王国的旗帜代表的不是政府而是王权。只要独立后的苏格兰依然选择君主制并保留英王的元首地位，伦敦就可以把一个“外国”政府的标识放在自己的旗帜里。
这个在政治进程中的花絮展示了一个容易被人遗忘的事实：当代英国依然保留在一个帝国时代遗留下来的治理框架，尽管苏格兰在经济和民主权利上已经具备一个现代国家的雏形，但伦敦的英国国会以及由此产生的联合王国政府，仍然是按照统治一个帝国来设计的。
被旧帝国体制管理的现代国家
自从1998年工党控制的英国国会下议院通过《苏格兰法案》以来，苏格兰民族党就不断在地方议会中扩大影响力，直至今天代表苏格兰社会的政治多数。前首相布莱尔的地方分权政策让苏格兰在1707年同英格兰联合之后首次拥有了自己的议会，苏格兰人也在300年来再次感受到自己的国家不是南方的从属，而是一个可以把握自己政治进程的国家。
不过，1998年的“分权”并非联合王国两个组成部分进一步明确各自权力范围，而是女王的政府予以地方以自治的权力。《苏格兰法案》赋予苏格兰议会包括司法、社会政策、治安等各项实际权力，而联合王国政府仅保留国防、外交、移民等涉及国家安全的所谓“保留权力”(reserved power)。另外，唐宁街10号也增设一个“苏格兰事务部”，领导该部门的“苏格兰事务大臣”属于当代英国政治中越来越少见的传统英式官僚，执行着类似外交官的日常事务，宽泛且间接地处理与苏格兰相关的各项事务，相当于首相的苏格兰问题首席顾问。
如果回顾历史，这样的行政安排像极了大英帝国时代末期的各种“印度事务部”、“爱尔兰事务部”等等，他们管辖的各个范围并非自上而下的直接统治，而是弹性的殖民管辖兼自治的模式。这种君主制下的英式官僚机构好比蜂巢，整个英帝国的核心——国王相当于蜂巢的蜂后，各个等级和阶层的蜂群都围绕着他们的王忙忙碌碌。尽管这个王几乎没有任何实权，但整个蜂群社会的秩序还是被由此产生的一种无形向心力维持着，自发地排列出等级层次。
在法理上，英国国会对苏格兰的逐步分权也踩在这样的“帝国”节奏上。仅仅从法律书面上来看，赋予大英帝国一个组成部分一些自治权并不会伤筋动骨，但在政治上仍另含深意。1997~1998年工党的一系列地方分权改革，可以解读成是布莱尔政府为解决北爱尔兰问题的后续动作，也是“新工党”意识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布莱尔政府拿出了一套在北爱尔兰组建议会及民选政府的方案，以期立即结束当地新教徒与天主教徒之间的流血冲突。同时，在苏格兰和威尔士地区同样组建平级的地方议会，与北爱方案配套，一同完成布莱尔所设想的地方分权“现代化”改革。这种“现代化”，简单来说就是让英国向美国那种中央-地方关系靠拢，让英国国会看上去像是自下而上的联邦制议会。这与传统上的英国宪政理念完全不同。
然而，布莱尔雄心勃勃的“现代化”蓝图并没有充分实现，“新工党“也在后来的大选中渐失人心。不过，一个政治上高度独立的苏格兰还是这样实实在在地留了下来，并在整个联合王国的治理生态中，被维系于一个类似于旧式宗主国-殖民地的关系之中。
问题是，如果一个逆反情绪相对较弱的地区置于这样的治理结构下尚且可以，但这里是苏格兰——一个无论在经济还是地区发展上都充满希望，且仍然模糊地保留着仇英情绪的国中之国。一个已经尝到独立国家甜头的地方，一定不会满足于这种帝国管理殖民地的方式。
布莱尔的遗产
把视线调回布莱尔的“现代化”抱负。对苏格兰地方行政制度的改革在理论上其实是个一石三鸟的绝妙方案：在经济上，把撒切尔的自由化果实扩展到被她严重伤害过的苏格兰工业地区，让苏格兰政府拥有规划地方产业的能力，可以缩短从地方到伦敦漫长无际的决策过程。把此前“去国有化”带来的负面影响转化成机遇，在地方政府拥有自决权的基础上整顿地方产业并按市场需求改革劳动力政策，最终带动了苏格兰中小企业在今天的蓬勃发展。
其二，扩大工党在苏格兰地区的影响力。之前保守党长达13年的执政彻底改变了英国的经济面貌，但也在无数产业社区中留下了贫困和失业的创伤。苏格兰更是政策的重灾区，自18世纪末期传承至战后的产业辉煌几乎完全毁于撒切尔之手。而吸收了经济自由化思想的“新工党”重装上阵来到苏格兰，带着撒切尔留下的遗产来面对撒切尔留下的伤疤，还不需要去面对保守党那种改革的抉择，无疑是扩大其影响力的天赐良机。
第三，在拿下苏格兰的政治多数以后，工党可以弥合因为经济政策而被进一步拉大的南北鸿沟，以及由此带来的民间仇恨。布莱尔期望工党可以在整个不列颠打造一种新的政治共识。如果说20世纪之前，不列颠因为贸易霸权和忠君爱国思想而凝聚;在战后，社会民主主义的“福利国家”理念取代了那个旧时代的大英帝国再次把不列颠团结起来;现在，轮到“新工党”来运作一种新型的意识形态，来重新把全球化和新自由主义经济中的联合王国重新联合起来，并以此打消可能出现的局部民族主义。
不过，再美好的设想也抵不过现实。在苏格兰问题上，布莱尔的问题在于，他预见到了苏格兰作为不列颠一部分实现自主繁荣的未来，却不由自主地为苏格兰在政治上开了张空头支票;另一方面站在整个联合王国的立场上，他的改革几乎动摇支撑了王国几个世纪的英国普通法(English Common Law)。在苏格兰当地，这样自身充满矛盾的“现代化”间接助长了长期蛰伏于民间但从未成为主流的苏格兰民族主义。苏格兰选民大多本来就厌恶英格兰传统士绅以及英格兰资本家，可以自由参加地方选举的民族主义政党可以就此将一切社会矛盾归咎于靠“帝国主义”统治的联合王国。
于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苏格兰人将对英格兰人的不满发泄到了对“联合”本身的不满。在民族主义诠释下，1707年的联合被诠释成英格兰吞并苏格兰的不平等交易，而事实上这是当时苏格兰王国无力运营殖民投资的无奈之举，以主权换债务的方式让英格兰议会接管。但在此之前，两个王国实际已经是同一个王室统治下的“共主同盟”关系。
然而，“联合主义”(Unionism)其实并不是英格兰人的主义，恰恰是苏格兰自己。早在16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约翰·迈尔(John Mair)就告诫苏格兰人，以“联合”的方式同强大的英格兰组合成一个新国家，是他们这个北方小国最现实的生存方式，而不是持续敌对。在这种思想遗产的基础上，无论南北，联合主义的倡导者都同时强调不列颠的团结，以及苏格兰在政治和文化上的独立自主。事实上他们与主张独立的民族主义者一样重视保护苏格兰人的自由和文化，而不是许多民族主义者宣传的那样，代表着南方贪婪的统治者。
比独立更不靠谱的联合
苏格兰民族党(SNP)及其党魁萨尔蒙德(Alex Salmond)不断强调苏格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无穷潜力：一个中小企业拉动的自由经济体、清洁绿色的工业国，以及一个斯堪的纳维亚模式的高福利社会。毫无疑问，苏格兰无疑在资产健康程度还是科技创新上都可以说的上是成绩优良的西方国家。但既然是独立，就要考虑同自己的过去说再见的成本，这起政治“离婚”和任何离婚都一样，将极有可能带来无尽的争吵和不满。财务和金融联系上的切割并不是苏格兰要面临的最大风险，而是与联合王国剩下部分重新划定各种法律和权力界限中可能带来的纠纷：停泊在苏格兰码头的皇家海军核潜艇如何撤走?原本涵盖整个国家的国民保健体系(NHS)是否也要跟着分家?原本在苏格兰的公共事业部门如何重新定义其所有权?苏格兰企业若在英国注册公司是否可以免去公司税?……虽然这每一个可能带来的问题都可以在民主决策中解决，但只要成为政治议题就必定出现争吵，更何况是关系到两边公众的分家政治。
在联合王国这边，英格兰贵族出身的保守党政客正在加速让英国滑向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的年代。如今英国经济的增长几乎完全依赖伦敦自由开放的投资环境，境外投资和地产市场为英国贡献了西方世界增速第二的好成绩。但与此同时，英国的劳动力资源没有与增长数字配套发展。尽管保守党主导经济政策四年以来，失业数字持续走低，但与此同时岗位不稳定性以及个体户数量却在逐步攀升。英国广大地区缺乏有活力的本土产业来驱动劳动力结构转型，北部数目始终不减的白人贫困社区反映了这种增长模式所带来的社会风险，而这些地方同样也是滋生仇恨和极右翼势力的温床。如果持续下去，不需要多少年，寻求独立的可能不是苏格兰，而是增长滞后且工会势力雄厚的北英格兰。
因此，就像苏格兰威胁离开时，联合王国的政客只会威胁独立可能的危险一样，如果苏格兰最终选择留下，联合王国的政客们可能也很难证明这会留下有什么好处。有趣的是，许多一直宣扬大不列颠精神和爱国思想保守派阵营的媒体，现在却常常指责苏格兰在拖累英格兰人并暗示趁早赶快离开。这样的声音与苏格兰的仇英情绪并无区别，二者都在打造一种帝国主义幻想，只不过一边居高临下，一边在自我实现受害情绪。这种相互滋长的愤怒中，帝国时代的幽灵始终在盘旋。也许，大不列颠的君主制的确需要另一场现代化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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