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国旗和代表苏格兰的圣安德烈旗。
英国政府与苏格兰地方政府之间的较量进入冲刺阶段
2014年的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迎来了前所未有的内源性国家危机。这个曾在19世纪至20世纪上半叶殖民统治世界四分之一土地的“日不落帝国”，正在面对占英伦三岛本土面积近三分之一的苏格兰“自立门户”的威胁。从1707年苏格兰与英格兰两个王国联合算起，3个多世纪的岁月，未能泯灭电影《勇敢的心》所昭示的苏格兰独立自主的愿望。这一现象，对西方民族-国家建构的历史和国家-民族认同的进程，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视野和思考空间，有益于深化世人对民族问题普遍性、长期性、复杂性和重要性等特性的认识。
面对即将发生的危机，英国既不能像历史上那样以武力弹压苏格兰独立的诉求，也不能重蹈北爱尔兰问题的覆辙，而是以某些评论所说“为世界提供一个文明处理分离主义的榜样”的方式，通过公民投票来决定苏格兰是否留在英国抑或独立建国。当然，这种所谓“文明处理”方式的前提是英国政府开明大度地同意苏格兰独立公决。因此，2014年3月英国将未经乌克兰政府同意的克里米亚公投视为非法，可谓顺理成章。不过，世人不会忘记2008年未经塞尔维亚政府同意的科索沃独立公投，英国是第一个向科索沃派驻大使的国家。这种“文明处理”的双重标准，除了放大民族主义“潘多拉魔盒”的效应外，只能在西方“文明”自我矛盾的价值体系中“种瓜得瓜”。
2014年8月25日，苏格兰地方政府首席部长、苏格兰民族党领袖萨蒙德与反对苏格兰独立的英国跨党派团体“在一起更好”主席达林，在90分钟唇枪舌剑的电视辩论后，完成了9月18日苏格兰独立公投前最后一次“统”、“独”两派的社会动员。无疑，即将发生的苏格兰独立公投，是英国今年最重大的政治变局，影响深远，举世瞩目。目前，有关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各种评说、各类民调也进入高潮。
苏格兰独立运动由来已久
苏格兰独立运动由来已久，自1928年成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在1934年与苏格兰党合并以后，苏格兰的民族主义运动走上了谋求政治权力的道路，即恢复1707年联合时被取消的苏格兰议会。从1970年开始，苏格兰民族党在大选中呈现了节节攀升的态势，其政治诉求开始成为英国主流政党关注的重大议题。从当时西方世界的大环境讲，上世纪60年代美国民权运动倾翻白人种族“大熔炉”，促使美国转向“马赛克”、“色拉碗”多元文化主义的政策实践正在产生连锁反应，正如1970年加拿大、1971年澳大利亚相继放弃同化、隔离、排斥政策而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一样，苏格兰民族主义运动高涨的外因也源于西方发达国家处理国内广义民族问题政策转型的影响。而上世纪90年代苏格兰民族党质疑保守党政权在苏格兰统治和威斯特敏斯特议会主权的合法性，再度引发英国政坛的宪政危机，则有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引发民族主义浪潮的外部影响，以及比利时联邦化、加拿大魁北克独立公决和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巴斯克独立运动高涨的示范效应。
在这种背景下，苏格兰民族党的政治诉求，在英国保守党和工党的竞争中获得了空间，赢得工党对苏格兰放权的承诺。1997年工党胜选后，对苏格兰放权的承诺在当年5月举行的全民公决中兑现，建立在英国维护“国会主权原则”传统基础之上的《苏格兰法案》也应运而生。在1999年苏格兰地方议会的首次选举中，虽然工党赢得了最多的席位，但是苏格兰民族党也迈入了问鼎地方政府权力的门槛。2007年苏格兰民族党以一席的优势取代了工党在苏格兰议会中的地位。2011年苏格兰民族党在地方议会选举中再度胜出，在129个席位中占到了过半数的69席，首次以多数党的优势执政，并随即要求英国政府进一步下放财权，迫使英国政府正式就苏格兰独立公决问题进行谈判。
2011年，英国首相卡梅伦继德国总理默克尔之后，明确宣布多元文化主义政策在英国失败，强调回归保守的自由主义，以建立一个强有力的国家认同和地方认同来实现融合。他一方面把分离主义视为危害国家统一的极端主义，另一方面也颇为自信地催促苏格兰民族党政府不必拖延、尽早举行独立公投。因为在社会舆论中，苏格兰独立公投诉求被视为加拿大魁北克式的“屡败屡战公投”，前车可鉴、不足为虑。况且当时的民调显示，苏格兰地区赞同独立的比例不足30%，这足以使卡梅伦政府彰显崇尚民主、自由、平等的自信。而且，卡梅伦显然希望以往工党推动对苏格兰下放权力的议题，能够在其任内以独立公投失败而彻底终结，为保守党2015年的大选积累政绩、消除隐患。所以，经过一番讨价还价，卡梅伦与萨蒙德于2012年10月签署了《爱丁堡协议》，确定2014年9月18日实施公投，议题简单明了：“苏格兰是否应该成为一个独立国家”。
乐观的蓝图与悲观的描绘交织在一起
苏格兰独立公投，属于英国国内的民族问题范畴。但是，根据独立公投的规定，选民资格以居住地为限，即居住在苏格兰的英国公民、欧盟公民和某些特定英联邦成员国的公民，而居住在苏格兰行政区划之外的80万苏格兰人则没有投票的资格。苏格兰地区人口530万，约420万人具有投票资格(16周岁及以上)。在上述人口构成中，苏格兰人占到90%以上，因此左右苏格兰地区独立与否的选民主体仍旧是苏格兰人。不过，选民的居住地原则，又体现了苏格兰独立公投的地方分离特点。因此，苏格兰的独立公投属于苏格兰民族主义政党主导下的地方分离主义。
民族独立也好，地方分离也罢，对大不列颠这个联合王国来说不是以“好”或“不好”能够简单判断。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宣称独立后的苏格兰将成为一个如同挪威等小国那样的富裕国家，反对独立的英国跨党派团体则预期离开英国的苏格兰将入不敷出、甚至沦为发展中国家。因此，有关独立与否的辩论也主要集中在经济社会发展领域。事实上，1970年北海油田大规模开发，是引发苏格兰民族主义与英国政府经济权益之争最突出的内在动因，至今也是“统”、“独”两派辩论的焦点。2013年11月苏格兰民族党发表的《苏格兰的未来》白皮书，是一份长达670页的“独立宣言”，经济问题贯穿始终，其中北海油田、天然气收益最为亮眼。正如萨蒙德的形象比喻：独立后苏格兰人每家的浴盆都有四个龙头——冷水、热水、油和威士忌。石油资源及其收益是“独”派最大的筹码。
如果说外部世界的民族主义、多元文化主义等影响助长了苏格兰民族主义的政治追求，那么撒切尔时期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后果，在西方世界普遍的经济危机、福利社会遭逢的挫折中进一步放大，加剧了苏格兰民族主义“自立”、“自利”的经济权益追求。因此，“独立宣言”以一系列数据展示和承诺了独立后的苏格兰将带给人民的种种经济实惠，描绘了一个富裕公正的新苏格兰。然而，其中诸多的“一厢情愿”的美好许诺，却成为包括英国政府在内的“统”派质疑的要害，诸如北海石油减产、货币联盟、金融稳定、投资规模、债务分享、失去英国补贴、重建行政体系的成本，等等。当然还涉及到苏格兰加入欧盟、申根协定，撤除三叉戟核潜艇基地等一系列问题。双方都在为苏格兰独立后开列一笔笔的经济账单，乐观的蓝图与悲观的描绘交织在一起。
苏格兰独立诉求中的文化情结
记得2008年初春，在苏格兰爱丁堡大学与一位语言人类学家谈话时，她张口就说“你们中国是一个大国，我们苏格兰是一个小国”，其国家意识可见一斑。随后她开始介绍2005年苏格兰议会通过《盖尔语法案》和保护濒危盖尔语文化资源的情况。事实上，盖尔语的活力仅存于约1.4%的苏格兰人中。但是它作为苏格兰民族认同的重要标志，正在通过广播、教育、网络和文化活动等渠道谋求复兴。虽然要达到西班牙巴斯克语复兴的水平尚路途遥远，但是复兴本少数民族濒危语言的运动，在发达的西欧国家已成为普遍规律，即便在苏格兰地区全面英语化的社会语言环境中，显然也不可避免。客观地说，苏格兰民族党的独立诉求中，民族文化的含量并不高。以风笛、格子呢裙装和威士忌等为标志的苏格兰文化符号，在英国乃至世界范围都被欣赏和认同。所以对苏格兰民族主义者来说，民族文化资本的炒作远不及经济权益。这也是苏格兰“独立宣言”中文化宣示大而化之的原因。
但是，苏格兰独立诉求的背景中的确存在历史文化的情结，正如一位BBC记者所说：“当一个国家构思未来的时候，都会回顾历史”。历史上的苏格兰与英格兰经历了长期的战争，联合为一体之后也存在诸多不平等的“英格兰化”过程，包括苏格兰象征王权的“加冕石”被掠至英格兰，1745至1782年期间蒙受“禁穿裙装令”等屈辱的历史记忆。300年的时光，苏格兰人的“英格兰化”或“英国化”的程度，与英格兰人已在伯仲之间，从休谟、亚当·斯密到柯南道尔等一系列苏格兰历史名人，都以英国人著称于世。但是英格兰社会历史形成的对苏格兰人的鄙薄心理并未消除，而且因苏格兰从英国政府获得财政补贴的人均水平高于英格兰，促发了英格兰人对苏格兰人独立诉求的逆反心理，建立英格兰议会的呼声四起，英格兰的独立运动也崭露头角。据2006年以来的民调显示，不同年份曾有高达59%的受访英格兰人希望苏格兰“离家出走”。这与苏格兰议会成立后，源自1977年英国议会辩论权力下放时提出的“西洛锡安问题”变为现实不无关系，即来自苏格兰选区的全英国会议员有权审议包括英格兰事务在内的国家事务，而来自英格兰选区的全英国会议员则不能过问苏格兰事务。这些因素、尤其是英格兰人中存在的“分家”情绪，恐怕也是卡梅伦政府将苏格兰独立公投限定于苏格兰地区民众自决的重要原因。
面对现实，英国政府作出承诺
不过，面对苏格兰独立公投“狼真来了”的现实，英国政府的自信也在动摇，英国社会也不得不冷静思考。2014年新年伊始，卡梅伦即在新年文告中呼吁“今年，让英格兰、威尔士及北爱尔兰告诉所有苏格兰民众：我们希望你们留下，我们同心协力，可以打造更强大的英国”。甚至以自己“拥有苏格兰血统而自豪”来力挺苏格兰的“统”派。期间的一个插曲，反映了英国政府力图通过改善国内民族关系大环境来留住苏格兰的强烈愿望——4月26日英国政府正式承认英格兰西南部的凯尔特后裔康沃尔人是一个与苏格兰、威尔士、爱尔兰享有同等地位的少数民族，这是英国政府依据《欧洲保护少数民族框架公约》做出的法律认定。在苏格兰即将独立公投之际，承认一个新的少数民族，立刻使舆论提出了康沃尔人未来是否会步苏格兰后尘的问题，但是舆论界却忽略了英国政府此举是在宣示对国内少数民族地位及其平等权利的承认和尊重，其中无疑包含了向苏格兰选民释放政治承诺的目的。
在苏格兰独立公投倒计时的危局中，英国政府不仅对苏格兰独立后继续使用英镑和建立货币联盟等关键性问题给予明确否定，而且欧盟委员会主席巴罗佐也表示苏格兰独立后加入欧盟“极其困难”，包括北约、数以百计的跨国企业也都发出反对苏格兰独立的信号。在进入短兵相接的白热化阶段，赞成与反对的力量从政党、组织到个人，都在进行最后的努力。著名电影演员、007形象塑造者肖恩·康纳利以“苏格兰独立可以刺激电影业和创意产业的发展”来鼓动独立“机不可失”;居住在爱丁堡的《哈利波特》、著名女作家罗琳则捐款百万英镑，资助反对苏格兰独立的跨党派团体“在一起更好”。舆论界忙于采访各个阶层，包括青少年、甚至儿童，电视节目充满了对“yes”或“no”的讨论。7月4日英国新航母命名下水，卡梅伦不失时机地表示苏格兰留在英国会更加安全。8月20日，唐宁街10号对苏格兰独立公投发表公告，从政治、经济、国际关系、文化等五个方面晓以利害，以期唤醒“沉默的大多数”;8月28日卡梅伦再度公开挽留苏格兰，承诺“假如苏格兰不独立，他将下放更多的权力给苏格兰议会”。显然，卡梅伦与萨蒙德讨论独立公投设限时排除的“统”、“独”之外的第三个选项：“更大自治权”，已经成为挽留苏格兰的新承诺。
己所不欲 勿施于人
19世纪末叶的世界，是新老帝国主义进入到峰巅的时期，20世纪则是帝国解体的年代。一战的后果是欧亚大陆诸帝国的解体，二战的结果是全球殖民帝国体系的土崩瓦解，冷战结束是两个超级大国格局的终结。昔日的大英帝国正是在遭逢第二次世界大战重创之后，结束了“日不落帝国”的历史。但是，殖民帝国在世界各地留下的“遗产”，却仍在伴随着众多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大英帝国是最大的海外殖民帝国，也是留给前殖民地国家“遗产”最多的帝国。其中，通过“分而治之”、“以夷制夷”、“扶此压彼”、“委任统治”等分化性殖民政策，造成的民族矛盾、宗教冲突、领土争端比比皆是，阿拉伯(含中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诸多冲突背后都有大英帝国的政治操弄之手。包括在中印之间麦克马洪线造成的领土争端、“西姆拉会议”制造的“西藏问题”等，都是大英帝国留下的“遗产”，而且英国政坛尊重中国核心利益的宣示仍存弦外之音，甚至对在“一国两制”法律框架内运行的中国香港事务也存在干涉内政之嫌。
外交是内政的延伸，大英帝国在世界范围刻意留下的这些“遗产”，并时不时加以利用的言行，显然与其努力维护国家统一的内政相左。进入21世纪以来的英国，对外话语权衰落，对内凝聚力缺失，但似乎还坚守着“大英帝国”时代的心态。当极端恐怖主义组织“伊拉克与黎凡特伊斯兰国”的成员面对镜头，对美国记者实施极其残忍的斩首时，英国政府才意识到这个极端恐怖组织中有四五百人是英国公民。这是实行多元文化主义政策的结果，还是“强有力的自由主义”产物?西方国家以民主、自由、人权等高尚道义，收容来自他国的所谓“流亡”、“避难”、“异见”人等，不过是为了增加干预他国内政的筹码。殊不知在为他人制造麻烦时，必然会伤及自己。正如中国古代智者所说：“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苏格兰独立公投的结果是“统”是“独”，指日可待。8月15日的两份民调显示：支持独立的分别为38%、42%，反对独立的分别为51%、46%，尚未决定的分别为11%、12%。当然，在400多万选民中进行千把人的抽样，并不能够代表苏格兰选民付诸投票的最终意愿。苏格兰选民对联合王国的认同，并没有卡梅伦担心的那么脆弱，也没有萨蒙德期望的那么单薄。在明确表达支持和反对的人群之外，尚未表达意愿的“沉默”人群是“统”、“独”天平的砝码。而英国政府承诺下放更多权力，或许正是赢得“沉默”人群的权重。假使苏格兰独立公投成功，无疑会为英国、欧洲、北美的同类分离主义运动注入动力，甚至使形形色色的民族分裂主义运动受到鼓舞;如果苏格兰独立公投失败，也不意味着这种“文明处理”具有“普世性”的“典范”意义，或继续自信于“屡败屡战公投”的揶揄之中。无论成败，“大不列颠”还是“小不列颠”的问题，已经成为影响深远的英国之殇;无论“统”“独”，英国都需要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理念去反省历史、警醒现实和面对未来。
苏格兰若独立英国受何影响?
大国地位势削弱
英国国名全称为“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其中，大不列颠岛包括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苏格兰位于大不列颠岛北部，占英国总面积的近三分之一。
一些政治分析师认为，苏格兰一旦独立，英国在地理版图上会变小，在国际政治版图上的地位也可能遭到进一步削弱。
法新社报道，英国法斯兰海军基地位于苏格兰最大城市格拉斯哥以西的海湾，那里部署着英国引以为豪的核潜艇及“三叉戟”海基核武系统。数十年来，独立的核威慑能力为英国在国际舞台的外交角力提供了坚实底气。
然而，主张独立的苏格兰民族党已明确表示，如果苏格兰独立，英国的这些核武系统必须在2020年前撤走。这就给英国政府出了潜在难题：在多年来力推紧缩财政政策的情况下，重新部署核武系统的任何计划都可能耗资80亿英镑(约合130亿美元)，远超国防预算承受范围。
一些人担心，重置成本以及苏格兰独立风波带来的难题可能重新引发英国国内关于是否放弃核威慑的讨论。
“美国人希望我们继续是核武国家，(放弃核武)会得罪他们，在北约内部也会引发警报，”英国海军前参谋长艾伦·韦斯特说，“你这样还会是真正意义上的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么?我不知道。”
朝野党首恐走人
在苏格兰是否应该独立问题上，可以看出工党和保守党领导人几乎保持统一战线。一些保守党资深议员告诉英国《每日邮报》记者，如果苏格兰实现独立，保守党和工党党首皆可能面临领导危机，被迫辞职。
对保守党党首、现任首相戴维·卡梅伦而言，执政期内见证地方独立、国土面临缩水三分之一，无论如何都是一笔难以洗清的政治“负资产”。
一名不愿公开姓名的议员已经将卡梅伦与18世纪晚期的英国首相诺思爵士作对比。《每日邮报》说，这位前首相几乎没有任何政绩被人们铭记至今，却因为美国在他任内脱离英国殖民统治而被载入史册。
尽管卡梅伦已表示，即使苏格兰独立也不会辞职。不过，保守党内部人士说，如果苏格兰独立，已经有至少两位内阁成员表示自己有责任辞职，而一些保守党议员也在酝酿“逼宫”，这将使卡梅伦的辞职压力骤增。
对主要反对党工党而言，苏格兰独立同样意味着打击。
在英国政治版图中，苏格兰选区是工党“地盘”。2010年5月议会选举中，代表苏格兰的议会席位有41个落入工党手中，保守党仅获一席。在苏格兰民族党控制地方议会的情况下，工党成为在苏格兰阻击苏格兰民族党、发动反独立力量的主力军。
一名工党议员认为，苏格兰民族党如果如愿推动独立，工党也需要负相当责任。工党领袖埃德·米利班德的领导力将面临严重挑战。
议会选举要延后？
根据英国苏格兰政府去年公布的独立白皮书，一旦独立派赢得9月18日举行的独立公投，苏格兰将于2016年3月24日独立。
一名内阁官员对《每日邮报》作出这样的假设：依据现有形势，工党有望依靠苏格兰选区的优势在明年议会选举中获胜并执政，但随着苏格兰2016年实现独立，不少代表苏格兰的议席将自动消失。也就是说，工党届时将自动失去执政所需的议会多数席位。
这名官员说，工党届时可能领导的是一个“僵尸政府”，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选举获胜一年后工党将失去执政根基。
考虑到这种特殊情况，一些议员私下暗示，一旦苏格兰独立，他们可能通过特别议案，推迟明年的议会选举。
《每日邮报》报道，这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英国首次推迟议会选举。
附：
英国的新工党与新自由主义
[英]彼得•塔菲 周博 摘译
英国《今日社会主义》杂志2007年6月号发表了彼得•塔菲的文章《布朗的加冕礼》。文章认为，布莱尔的新工党已经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和撒切尔主义的信徒，这导致英国不平等加剧，制造业工作岗位流失，公共服务私有化，从而导致越来越多的人抛弃新工党，布莱尔不得不黯然下台。布朗会做一些调整，但大体上他将继续奉行新工党的基本路线。文章主要内容如下。
在掌权十年之后，布莱尔终于离开。这是英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布莱尔下台时仅有22%的人相信他干得不错。自1997年以来，已有500万选民抛弃了工党。即使1997年新工党取得了“布莱尔大捷”，但也只获得了30.8%的选票(1350万)。随后在2001年和2005年的大选中，这个数字逐步下降到24.2%(1070万)和21.6%(960万)。在此期间，工党的注册党员也减少了一半，而且还未估算那些放弃了党内职务的党员。工党的退党人数现在已超过工党注册党员的数量!
即使对布莱尔与布莱尔主义的恶名还存在任何怀疑，也会被今年5月苏格兰议会、威尔士议会和其他地方选举的结果彻底打消。事实上，这是对布莱尔及其政策的一次全民公投，他的政策包括：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比保守党更激进的私有化方案，对英国国民健康保险制度推行广泛的市场导向改革的失败，无力解决那种困扰英国且令人难以容忍的贫困和不平等问题，这些贫困与不平等是撒切尔的部分遗产。
地方选举是对工党各种失败的惩罚，导致工党在威尔士和苏格兰分别获得自1918年和1955年以来的最低选票。在南方地区，工党被横扫出地方政府;在北方地区，保守党以同样的方式接连攻城陷地。工党在上述地区未能取得一个单独的议席。工党共失去了500个地方议会席位，而保守党赢取了900多个地方议会席位。
更少的罪恶
这次选举体现出了这样一种政治：只能选择“更少的恶”。事实上，在近来的欧洲与美国，我们看到这是这些选举中的一个基本因素。正如意大利的贝鲁斯科尼、法国的萨科齐和美国中期选举中的布什那样的右翼资本主义政党能守住政权或有望执政。面对这种威胁，选举中出现了扭曲的阶级分化，导致越来越多的人转变了政治方向。选民“反对” 候选人，对“进步主义” 和“社会民主主义” 反对派的政策失去了积极的支持和热情，也不指望工人阶级和中产阶级能够带来决定性的变化。
尽管如此，选民依然奢望所谓的“中右翼”不会像公开的右翼那样激进地降低生活标准，执行新自由主义政策。然而，他们就像在意大利的普罗迪联盟中那样总是残酷地体验失望。
如果美国的民主党在下届总统大选中获胜，美国也会出现同样的现象。这些政党基本类似于“自由主义” 的政党。此外，就像过去的资本主义自由派政党那样，其中的一些政党仍然保留了“社会民主主义” 的因素或它们过去所怀有的幻想。这促使那些不考虑加入其中的群众把这些政党视为“较少罪恶者”，把选票投给它们。
在英国，上述情形常常发生在自由民主党、保守党或两党联盟控制了地方选区的选举中，而那些地方选区则是新工党政府所尊崇的选举圣地。由于没有真正的大众左翼替代，一些工人选择支持新工党候选人，徒劳地希望这样做会阻止灾难性的政策，会阻止地方上仍然存在的福利制度遭到破坏。
所有人现在都是撒切尔派了
布莱尔的知名后台老板——即彼得•曼德尔森——在他的“英雄” 离任之际宣称：在布莱尔的领导下，工党已经成为一个“标准的社会民主党”，类似于欧洲其他国家的社会民主党。事实说明一切，无论在言论或行动上，新工党都已经放弃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如下思想：捍卫福利国家，改善生活水平，以国家干预作为手段以使工人阶级分享更多的财富与权力。新工党已经完全成为新自由主义与撒切尔所主张的“贪婪即善”的反国家哲学的信徒。
在布朗的经济统治之下，英国已成为富人的“税收天堂”。公司经理每天的平均收入等于一个工人一年的收入!倘若对新工党的真正面目有任何怀疑的话，请看曼德尔森在《标准晚报》上的言论：“目前，工党没有任何宣言建议废除撒切尔夫人的工会法、反对私有化或取消购买公共住宅的权利……布莱尔的成功在于他继承了撒切尔庞杂政治遗产中的精华部分。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我们都是布莱尔派。”
《金融时报》最近引述了英国政府福利改革大臣吉姆•墨菲的评论，进一步指出新工党在多大程度上偏离了“要捍卫福利国家”的立场。墨菲“宣称，英国的福利国家永远不会，而且也不应该提供足够多的福利以使群众摆脱贫穷。”5月2日的《金融时报》继续评论说：“他还认为在英国‘工作’是摆脱贫穷的惟一出路。10年前一名工党议员若是说出此种言论，是会引发骚乱的。” 目前，非熟练工作岗位的工资相当低，不可能提供一条摆脱贫穷的道路。此外，最新的数据则表明了失业的剧增。
新工党的官僚作风
约翰•麦克唐纳在争取领导权的投票中未能获得胜利，从而再次强化了如下观点：新工党代表着与传统工党的一次明确决裂。有人认为，尽管拥有一个亲资本主义的领导层，但新工党仍然是一个工人政党。工人阶级的绝大多数，尤其是工会会员，可能在斗争和阶级紧张激化的特定情况下“收回”新工党。
布朗的加冕礼表明上述思路已经不再切实可行。在选举中布朗获得了313个提名，足以保证他这位“单一候选人” 的当选。在新工党的议会党团中，布朗的追随者提出了一条断语——投票给麦克唐纳就是“终结自己的政治生涯”。目前在工党的议会议员中蔚然成势的恰恰是那些占有压倒多数的谄媚者。
现在，他们与那些残存的工党议员组成了特权阶层，脱离了工人阶级，并且对工人阶级的困境无动于衷。他们完全无力表达出对政府政策的明显不满。他们对那位“候任领袖” 的盲目支持也反映出他们的实际利益在于维持现状，即他们的议会席位以及对地方议会的慷慨投资。这种行径已经从根本上将自己与老工党议员和那些过去偶尔支持过工人阶级群众的议员划清了界限。就像国家内阁中充斥着一个以布莱尔为核心的小集团一样，在地方上也由一个“内阁” 做出决策，并且新工党议员常常变得无足轻重。
工党还剩下什么?
在拒绝为争夺“皇冠” 而战之后，工会领导人开始迷恋于谋求“皇太子” 的地位。这是一个毫无意义的副领导职务，曾经给予不幸的约翰•普利斯考特以权力的假象。他们所中意的候选人是约翰•克鲁达斯。他是内阁办公室与工会领导人之间的联络人，也是一位前布莱尔派。
尽管从他身上仍然能辨析出新工党的印记，但他被迫坦白出一些令人惊讶不已的言论，这些言论完全与包括布朗在内的新工党在过去15年间所主张的观点大相径庭。他在《卫报》上撰文说：“我们在阶级问题上犯了错误，这就是我们失去选票的原因。” 他承认：“我们(新工党)严重脱离了那些被市场专家称为‘城市知识分子’的群体、黑人和少数族裔选民、工人阶级选民特别是其中的体力工人。”
尽管这些批评姗姗来迟，但它还算是令人欣喜的坦诚直言，即承认马克思主义对后福特主义妄语——新工党及其附庸在过去所宣扬的“我们现在都是中产阶级”——的批评的正确性。
克鲁达斯还指出，“那些我们过去认为不再重要的已经脱离了工党的群体，现在则是最值得重视的”。总体来看，这些选民并未将选票投给保守党，而是投给了英国国家党、自由党和团结联盟。或者，他们干脆呆在家中。其实，在1997年到2005年间，惟一不断地支持工党的群体是专业人员、行政管理人员和经理阶层。
事实上，团结联盟与社会党候选人平均得到的选票比例大致相当。团结联盟获得了大约15%的选票，而同一地区的社会党获得了13%的选票。在威尔士的两个公开选区中，社会党获得了更多的选票。很明显，团结联盟的票源集中，选票主要来自穆斯林选民，缺乏阶级和社会主义的基础。与此不同，社会党提出了一种明显是社会主义的替代选择。
约翰•克鲁达斯的批评是切中时弊的，但是除了某些广为人知的手段外，何种方案才能应对成千上万对新工党产生绝望的人所关注的问题呢?UNITE工会总书记托尼•伍德利也断定，如下因素会致使成千上万的人脱离工党：不平等的加剧，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公共BKA的私有化，当然还有伊拉克战争。他还补充说：“若在新的领导之下，该党能重新处理好以上问题，我们无疑能够阻止大卫•卡梅隆向唐宁街进军”。
“新领袖” 布朗会接受这一议程吗?他与布莱尔已经在新工党这条船上同舟共济了十年!近来有报告与调查坦承，这一时期的“不平等”就像撒切尔时代一样严重。工会依然受制于英国的在整个西欧最繁多的反工会法律。此外，伍德利绝对不会提到或期望布朗会撤消反工会的法律。由于布朗支持的法律禁止集体行动，我们便没有能力去组织这种行动，只能再次发动关于盖特•高梅公司的争论。该公司的工人要求抵制反民主、反工会的法律，并号召大家团结一致，但却遭到工会领导人的怯懦回绝，这令他们陷入了令人耻辱的失望之中。
在布朗的领导下，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与教育都会继续陷入危机，就像可怜的最低工资标准那样。其背景就是生活费用的不断增长，其中食品价格至少上涨了6%，同时布朗只给公共服务业的工人增加了2%的工资。
毫无疑问，布朗在一些更不得人心的布莱尔政策上将不得不做出退让。布朗很可能在国民医疗服务制度上做出一定的让步，或许会削减“医院关闭计划”。
潜在的经济缺陷
“布朗接替布莱尔” 使工党在选举民意调查中出现了3%的微幅“反弹”。如果能够做到进一步的妥协，或者起码能口头保证退让，上述反弹就可以直接维持下去。但是，由于面临着英国经济的衰退，布朗的选择非常有限。正如他毫不迟疑地强调的，英国经济经历了长达15年的增长，一再居于领先地位。这决不应该归功于布朗或新工党的经济才华，实际上是其他因素的共同作用：在保守党统治下，英镑在1992年的黑色星期三被迫贬值;世界经济的复苏;资本主义全球化;中国、东欧和俄罗斯进入世界市场和随之蜂拥而入的廉价商品，使像纺织业这样的关键产业的产品价格不断下跌。
在增加税收上，英国资本主义的海外金融扩张和投资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增加的利润还来源于廉价的移民劳动力，这充实了大企业的经济实力。总而言之，这就意味着工人阶级从劳动产品之中所得愈来愈少。造成如此局面，又有着英国工会保守官僚们的“阻挠斗争之功”。
但是，正如20世纪初的西班牙那样，这种增长掩盖了英国资本主义的“缓慢而又悄然的衰退”。英国的国际地位与影响都在下降一一布莱尔对布什的哈巴狗般的行径就是证明。与此同时，英国资本主义已经从拥有高工资、高技能劳动力的发达制造业经济走向了令人震惊的深刻衰退。近来由贸易与工业部提供的数字证明了这一点。这些数字表明。“拥有不同层次技能的劳动力的市场供给超出市场需求将近500万;然而，在从服务业到制造业等没有任何技能要求的各行业中，劳动力的缺口达到400万。这就是英国经济的去技术化，老板们不再需要“高级工人”，而只要像奴隶般廉价的简单苦力。
我们由此所得出的惟一结论是：英国不再是一个工业国。
公共部门反对派
若是工人阶级以工会斗争的形式强烈发泄出日积月累的愤，那就有可能制服布朗政府。通过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公务员们已经投身于一场反失业以及反“限薪” 的斗争，其中包括声势浩大的劳动节罢工。在最近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全国执行委员会选举中，左翼又取得了一场与前述事件相当的胜利，社会党成员在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
在公共部门上，布朗最初或许会被迫让步，至少听从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和某些教师的要求，就像他和阿兰•约翰逊对养老金问题的处理一样。他或许在提高2%的增薪上限上做出让步。这样做或许足以满足某些工会领导人，但其中不包括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
邮政联盟(CWU)关闭2500家邮局可能激起城乡那些频繁光顾邮局的顾客的“暴动”。像他的前任布莱尔一样，布朗也在寻找一个借口，以便在正面冲突中击败一个像英国公共与商业服务工会这样的公共部门工会，并以此来胁迫其他公共部门工人和所有工会。在2002—2003年间，布莱尔曾经计划对消防员工会(FBU)发动一场残酷的进攻，但却被伊拉克战争打断了。
政治氛围的变化
由于苏格兰民族党政府在爱丁堡的组建，无论在苏格兰还是整个英国，布朗政府都面临着合法性危机。布朗曾经且可能希望压制苏格兰民族党，剥夺它的资源和资金。尽管如此，但他现在也不得不谨慎，防止那些已经醒悟的苏格兰选民进一步疏离新工党，否则他们可能给予苏格兰民族党的政府以更多的支持。苏格兰民族党领袖阿列克斯•萨尔蒙德试图引入一些大众化措施。如果布朗不加以阻挠的话，这些措施就会唤起苏格兰的民族意识，甚至有可能获得成功。
与此同时，苏格兰民族主义政府的出现可能在英格兰引起反苏格兰和反威尔士的民族情绪。社会主义者会坚决地反对出现这种状况，努力争取工人阶级的团结，同时捍卫苏格兰与威尔士人民的合法民族权利。作为一名“苏格兰人首相”，并且在内阁中拥有许多知名的苏格兰人，布朗政府可能受到这些变化的负面影响。
从政府的总体政策来看，布朗接替布莱尔只不过是“国王已崩，国王万岁” 的现实写照而已。然而，这在英国政治氛围中却意味着一种心理变化。工人阶级的失望和愤怒将会表现在一场更加有准备的斗争之中。这可能迫使那些被动的工会领导人带头发动反政府的运动。这种情形不论是否发生，在一定程度上都取决于经济形势。由于从未像如今这样融入到世界经济之中，英国将会受到日益集中的全球经济风暴的影响。
从政党政策和总体政治立场来看，包括自由民主党在内的所有正式政党或多或少都是新自由主义的政党。新工人党运动主席兼社会党考文垂市议员戴维•内里斯特正确地将它们描述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党的不同派别”。然而，它们不会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政党，更愿意维持“政治差异” 的幻象。资本家需要在“上上下下”的选举游戏中使议会摇篮“从左到右”来回摇晃，以此把反对意见引入到他们的统治之中。但是，这些政党纷纷拥挤在所谓的“中间道路”上的这一狭窄地带中。
在此过程中，它们为带来变革的新大众政治力量——尤其是一个新的大众工人政党——的诞生奠定了基础。阻碍上述情形出现的一个因素是英国在过去15年中没有经历过严重的经济挫折。其实，这一时期的增长是不平衡的，它使富人获益良多，但却因为苦难、不平等、非正义而使大多数人产生了不可遏止的愤怒。
就像发生在地表下的爆炸那样，这种不满必定会找到宣泄的地点。如果失业明显增加，社会状况继续恶化，特别是左翼未能提供一种战斗性的选择，极右翼就会有重大收获。英国国家党在这些选举中并未有实质性的收获，但在某些地区打下了基础。尤其是一旦新工党与布朗政府在选举中失利，英国的国家党就可能在那些地区取得长足的发展。
另一方面，过去15年所发生的这些事情已经为一个新的大众工人政党打下了基础。令麦克唐纳和那些依附于新工党这条破船的左翼失望的是，工人阶级若表达不满，就不会再通过新工党这一渠道。麦克唐纳的奋争只不过是又创造了一个肥皂泡：“或许工党会浪子回头?” 新工党内再次只有一名候选人。这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上面的那个“肥皂泡” 现在破灭了。
尝试去激活那个活死人只能是缘木求鱼，现在没有时间来这样浪费了。要想代表工人阶级的新政治要求，就要建立一支强大的政治力量，一个新的大众工人政党。如果工会领导人在这方面毫无作为，那么工人、青年、工会成员、妇女与被压迫的少数族裔就必须进行自下而上的努力。这就是目前的当务之急。
附：张力：苏格兰的怨气何来?
今天我们看到的苏格兰独立运动的兴起与发展，既不是这几年才从石头里爆出来，也不是可以与长时段粗线条历史叙述无缝衔接的民族历史的自然发展。动辄从爱德华一世爷俩讲到伊丽莎白一世的历史叙事固然方便，但这样的处理适用于历史上每一波苏格兰独立思潮，对我们理解这一次苏格兰独立运动的独特性帮助不大。因此我在上一篇文章里强调，今天的苏格兰独立运动应放在战后英国政党政治的大背景下来理解，如果必须选择一个时间点的话，或许可以从1979年开始说起。
9月18日这一次的独立公投并非苏格兰的第一次公投。事实上，在1979年和1997年，苏格兰都曾分别举行过关于重开苏格兰本地议事机构公投——近日不少中文媒体称苏格兰曾两次举行独立公投，这是严重的事实错误。当时执政的工党由于在下院只有微弱多数，要想形成控制权，非常依赖同属左翼、手握11个议席的苏格兰民族党。而后者正是抓住了这一点，迫使工党同意关于设立苏格兰议事会(Scottish Assembly)一事举行公投。然而以肯宁汉为首的几名工党议员——肯宁汉本人就是苏格兰人，但其选区在伦敦北部——对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感到忧虑，为了阻挠公投通过，他们追加了一条修正案，要求不仅要达到满足简单多数，而且要求投赞成票的人数占合资格选民(而不仅仅是参与投票的选民)总人数的40%。
这是一个相当苛刻的要求，举个例子：假如一次选举有60%的投票率，且其中60%的人投下了赞成票，也是个相当可以的成绩了，但这样算下来支持票总共只占36%，达不到40%的要求。1979年3月1日，苏格兰公投结束，赞成一方虽达到了简单多数，但果然因为未达到40%的总票数，公投未能过关——弥补这个遗憾要等到1997年的公投，重新设立苏格兰议会(Scottish Parliament)。回到伦敦，愤怒的苏格兰民族党议员转而支持了保守党提出的不信任动议，工党政府垮台。全国大选提前举行。
长期水火不容的苏格兰民族党与保守党联手将工党拉下马，这在当时是震动英国政坛的一件大事。工党首相加拉汉就曾挖苦苏格兰民族党，留下“这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听说火鸡投票支持提前过圣诞节”的名言，意思很明白：你们把工党拉下马，接下来的大选也没你们好果子吃。
之所以花了一定篇幅介绍这次政治斗争，是因为加拉汉此言一语成谶，或者说，比一语成谶更糟糕。
玛格丽特·希尔达·撒切尔
因为接替加拉汉入主唐宁街10号的是刚率领保守党赢得大选的撒切尔夫人。
撒切尔在首相的位置上一干就是十三年。在这十三年里，英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苏格兰尤其如此。撒切尔主义实质上是当时盛行的新自由主义，代表政策为提倡大市场小政府，国有企业和公营部门大规模私有化，与权力过大的工会开战，为富人减税，削减公共支出(甚至连供应给学生的牛奶都不放过)等。撒切尔的政策在全英国都遇到反对的声音，但苏格兰对撒切尔的反对尤其激烈。这首先是因为，和英格兰不同，苏格兰当时的经济主要依靠国营重工业支撑，养活着庞大的产业人口，而且苏格兰的中产阶级和专业人才的相当一部分也在公营部门工作。事实上，撒切尔每关闭一个重工业单位，都会直接影响到苏格兰数千乃至上万个家庭的生计。1984年在英国北部，苏格兰和威尔士各地发生的煤矿工人罢工最终演变为大规模暴力冲突，正是撒切尔主义激起的第一波强烈反弹。
我虽不曾和苏格兰的矿工聊过天，但在当年煤矿工人罢工的主战场约克郡的一个村子里生活过一年时间。还记得我当时常去的酒馆的墙上挂着一幅硕大的约克郡地图，上面密密麻麻地别上了小圆铁片，凑近了一看，全都是20多年前声援煤矿工人罢工的徽章(见下图)，这一历史事件对当地人的伤害之深由此可见一斑，相信苏格兰人感到的痛苦和屈辱大致相同。苏格兰和英格兰北部之间这种共同记忆，成为苏格兰民族党手里的武器，萨蒙德就曾多次喊话，希望得到英格兰北部的支持：因为一个独立的苏格兰，将有助于吸引更多的资源分配到北方，从而能加强其在面对伦敦以及英格兰东南部时的竞争力。
在撒切尔主政期间，苏格兰经历了急速的去工业化过程(deindustrialization)，单是煤矿工的人数，就从1981年的25180人锐减至1991年的2370人，减少了超过90%。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取代传统工业的，是以金融业为首的服务业，今天反对苏格兰独立运动的主要势力中，就有RBS， Lloyd等金融机构的身影，但它们似乎忘记了，自己在苏格兰扩张的前提，从一开始就与苏格兰人这一段痛苦记忆纠缠不清。
上图为1984年前后声援煤矿工人罢工，反对撒切尔政府的徽章
如果说在1984年的煤矿工人罢工中苏格兰人参与的是一次全国性的劳工运动，那么5年之后的人头税问题，就让苏格兰人感到保守党政府是冲着自己来的。人头税(Poll Tax)是一种划一的地方税种，最初的设计是用来取代此前与住房估值挂钩的税种。保守党当时出现了严重的误判，认为这一税制改革是收获苏格兰民心的机会，因为各方面条件允许，特意提前一年在苏格兰推行。本来苏格兰人在撒切尔执政的头十年里生计和福利已经受到明显损害，得知这样一种政策竟然首先“拿自己开刀”，一下子炸了锅，超过一百万苏格兰人拒绝交税。翌年，人头税在英国其他地区推行，均受到了激烈抵抗，多地爆发暴力冲突。其中伦敦市民自带鹅卵石，在市中心阻击骑警的镜头堪称英国政治史上的经典画面，更是撒切尔时代留给英国人不可磨灭的记忆。
撒切尔下台后五年，英国在1997年迎来了许久未尝执政滋味的工党政府。然而苏格兰选民吃惊地发现，新上台的布莱尔虽然是苏格兰人，但对将权力下放给苏格兰并没有多大兴趣，甚至私底下还希望能拦截该议案。更让苏格兰人反感的是，布莱尔带领的工党，已经不是他们多年来支持的工党，而是一个放弃了国有化主张，更强调市场经济，同时也与大企业以及美国小布什政府合作更紧密的工党，史称“新工党(New Labour)”。
某种程度上，在布莱尔领导下工党推行的是没有撒切尔的撒切尔主义，因此时至今日，还有不少人将布莱尔本人视为撒切尔最好的学生。至于布莱尔将英国卷入愚蠢而漫长的伊拉克战争，更是其执政期间不可洗刷的污点。虽然在上一次全国大选中，苏格兰仍然倾向于支持工党，但对其信任已经大不如前。及至2011年苏格兰本地议会的选举，选票更是大量流向苏格兰民族党，使后者掌握了半数以上的议席。
从撒切尔到布莱尔，苏格兰人积累了二十多年的怨气，慢慢形成了一套特殊的逻辑。他们开始更强调苏格兰的价值观，与保守党代表的英格兰价值观之间的本质区别：苏格兰社会更强调人和人之间的互相照顾，英格兰社会更强调人和人的竞争;苏格兰重视平等，英格兰更强调对个人成功的追求;苏格兰人乐天知命，英格兰人更强调财富的积累;苏格兰希望更好的融入欧盟，英格兰喜欢玩孤立，隔三差五就威胁要退出欧盟;苏格兰更倾向建设社会甚至社会主义(跟美国不一样，社会主义一词在英国颇受欢迎)，英格兰更倾向撒切尔代表的赤裸裸的新自由主义——如果有人说英格兰人其实不是这样的，苏格兰人往往会瞪圆了眼睛反问：那他们怎么连着三次把票投给了撒切尔?
这一系列对立在多大程度上成立还值得推敲，但经过二十多年来的不断强化，毫无疑问将这次独立运动定焦在意识形态和价值观，而不是民族，宗教或者其他身份认同之上。沿着这样的逻辑发展，苏格兰人慢慢认为，苏格兰所处的困境不是某一个政党的问题，而是威斯敏斯特(观察者网注：英国国会所在地)的问题，是伦敦的问题。伦敦不但是一个攫取了全英国大量资源的经济暗星(萨蒙德的原话)，更是无可救药的堕落的政治中心。要想真正按照自己的想法建设苏格兰，除了独立，除了将权力从威斯敏斯特拿回到Holyrood(苏格兰议会所在地)，别无它途。这次的独立公投得到苏格兰人前所未有的支持，原因正在此。
所谓的“铁娘子”已经作古，毁誉参半;布莱尔丑闻缠身，被英国人追究战争责任，不断挖出黑材料;首相卡梅伦虽然到了苏格兰拉票，却躲开了有着庞大工会势力的格拉斯哥，只敢去相对温和的爱丁堡;去格拉斯哥拉票的是工党的米利班德，他虽然不是当年“新工党”路线的忠实信徒，但也无法与布莱尔时代完全切割。说到底，在这场较量中，表面上保守党和工党的对手是苏格兰民族党，但实际上真正难缠的，是他们自己在过去数十年里的历史，以及在苏格兰人心里积累的怨气。不论9月18日投票结果如何，这些幽灵般的问题都不会随着公投的结束而轻易被驱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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