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指出：“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
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程恩富表示，在全面深化改革中应当充分发挥政府和市场的互补功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是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为基础的，“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政府的规划配置作用是一个有机整体，两者在功能上能够实现良性互补、在效应上能够达到协同、在机制上力求实现背反。
分清两种市场决定论
对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关于“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的理解，当前泛滥的新自由主义思潮泛化市场的作用，否定政府的调控功能。对此，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卫兴华表示，应该澄清这种错误思潮。实际上，这种错误思潮可以从西方市场决定理论中找到思想根源。
西方市场决定理论发源于古典学派。古典学派崇尚自由放任主义，强调通过自由市场竞争的方式来配置资源，认为市场是决定社会资源配置的唯一和最优方式，市场的自发作用能使供求自动达到平衡，自动完成资源合理配置，政府只充当“守夜人”的角色，任何破坏市场机制的干预都不会起到预想效果。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则是当代西方经济理论中强调自由放任理论与反对政府干预市场的经济学体系和流派。与古典经济学的市场决定理论相比，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完全否定政府干预经济的合理性，大肆宣扬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并将自由主义思想推广到世界经济领域。然而，2007年底以来，西方金融和经济危机证伪了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理论，正式宣告了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和政策主张的彻底破产。“历史和实践进一步证明,西方主流的市场决定理论只能将私有经济(民营经济)为主体的混合所有制和市场经济经常引向程度不同的危机和深渊之中。”程恩富说。
“要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金融经济危机风险。”程恩富进一步指出，与新自由主义“市场决定性作用论”相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在五个方面与其存在本质区别：强调资源配置中的国家宏观调控和微观规制;主张“市场决定性作用论”应限于一般物质资源和部分服务资源的短期配置为主，而非指地下资源等重要物质资源配置和许多一般资源的长期配置;主张文化、教育、医疗等领域不能完全依赖于市场配置资源或市场决定的方式，而只能引进适合本领域的市场机制;强调公有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的主体地位;强调财富和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市场作用大些，再分配中国家作用大些。
让政府之手回归本位
习近平在关于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的说明中指出，强调科学的宏观调控，有效的政府治理，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势的内在要求。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主要是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加强和优化公共服务，保障公平竞争，加强市场监管，维护市场秩序，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共同富裕，弥补市场失灵。
5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五次集体学习时强调，各级政府一定要严格依法行政，切实履行职责，该管的事一定要管好、管到位，该放的权一定要放足、放到位，坚决克服政府职能错位、越位、缺位现象。受访学者表示，要让政府之手回归本位，以更好地发挥作用，弥补市场失灵。
新自由主义者认为，中国应当按照资本主义国家一样实行产权私有化和唯市场化，主张建立小而弱的政府;凯恩斯主义者则表示，政府应当调控经济，但调控仅限于几个宏观经济变量，不赞成对涉及国计民生一些重要领域的问题进行必要调控，使用的调控手段主要限于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为了克服市场经济的自发性、盲目性和滞后性，发挥比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优越的制度和政策效应，政府调控不应限于宏观经济领域，还应当包括公共服务、市场监管、社会管理、环境保护、发展战略、产业规划和微观管制等。”程恩富说。
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胡钧指出，政府的职责和作用不是直接管理微观市场主体，主要是制定和贯彻宏观经济发展的长期战略目标，以保持宏观经济稳定，促进社会和谐与共同富裕。社会主义国家政府的职责除这些作用外，还有由社会主义制度要求产生的其他职责和功能，主要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目标也就是对资源配置整体的引导作用。社会主义政府最重要的是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引导到党和政府规划制定的发展战略和长远目标的实现上来，切实提高政府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
市场与政府协同互补
“市场配置资源存在制度性和功能性缺陷。”程恩富指出，从近200年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周期性的频繁爆发的危机可以看出，市场调节会出现对信息的反应偏差，市场失灵会造成市场调节目标和效果易与全社会要求有较大反差。此外，并不是所有的领域都适合采用市场调节方式，市场调节领域和深广有限度，而且市场调节存在成本，有时会很高昂。这就需要政府与市场协同互补。
卫兴华指出，市场决定资源配置适用于一切市场经济体制，提出市场配置资源的决定性作用是出于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需要。然而，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全部的决定作用，经济体制改革要对其他诸领域的改革要起“牵引作用”。市场决定资源配置要求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实现有效市场和有效政府的结合，而不是强化市场、弱化政府的结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
“应当实现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功能性结合与互补。”程恩富将这种优势功能互补概括为：在层次均衡上微宏观互补;在资源配置上短长期互补;在利益调整上个整体互补;在效益变动上内外部互补;在收入分配上高低性互补，等等。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的功能互补，既有侧重点，又有渗透性。一般市场主体的活动、普通资源的短期配置、收入和利益的日常调整以及一般的经济行为方面，市场调节的功能明显强于政府调控，但也要求注入政府调控机制因素，实行国家引导;而在产业结构、国民经济总量、社会所有制结构、重大工程、最主要产品、重要资源的长期配置以及财富收入和利益的较大调整方面，政府调控功能又明显强于市场调节，但要求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发挥市场对政府调控的反馈和制约作用。现阶段市场和政府双重调节的新机制有着本质上的统一面，而非单纯此消彼长。
吉林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纪玉山表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之处，就在于政府调控与市场调节相互结合，这是中国模式的灵魂。南京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何干强表示，务必在理论源头上澄清市场与政府关系的相关思想观点，回归到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来。
受访学者认为，无论古典经济学、凯恩斯主义经济学还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市场决定论都存在致命缺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市场决定性作用论”更符合我国社会主义市场发展的内在要求，也能更好发挥市场和政府两方面的积极作用，以便促进我国经济又好又快发展，让人民群众能够更多地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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