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义是产生于20世纪初并于20世纪80年代逐渐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大行其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也是最能体现资本主义精神的理论派别之一。过去30多年里，在以金融资本为首的国际垄断资本的推动下，新自由主义被作为治疗各种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在全球推广开来，并实现了从经济向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领域内的全面渗透与侵入。准确把握新自由主义思潮的本质，揭开新自由主义的神秘面纱，是自觉抵御新自由主义思潮侵袭、凝聚改革共识、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一项重大的思想理论建设课题。我们要从三个方面来认识这个问题。
一、新自由主义具有意识形态功能，是西方国家推行全球战略的重要支撑
新自由主义思潮绝不是什么纯粹经济学思潮，它从来都是一种意识形态。从古典自由主义到新自由主义，其思想内核是一脉相承的。在经济领域，反对公有制，鼓吹“市场万能论”，主张彻底的“市场化”、“自由化”和“私有化”;在政治领域，宣扬西方宪政民主，极力兜售多党竞选、轮流执政，三权分立、军队中立化、国家化;在社会领域，鼓吹人权高于主权，推行所谓的“公民社会”;在价值观领域，宣扬“普世价值”，称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是超越时空、超越国家、超越阶级的人类共同价值，具有普世性、永恒性。只不过是新自由主义包装得更加巧妙，它总是以“纯粹经济学”的面孔出现，摆出一幅价值中立的样子，遮蔽了其意识形态功能，具有很强的迷惑性和欺骗性。
新自由主义把所谓个人自由作为基本前提去构建世界资本主义价值体系，把没有管制的市场当成拯救全球经济唯一正确可行的手段，把“华盛顿共识”当成全球共识，将它作为医治世界各国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成为指导其他国家经济发展的行动纲领，激发人们对西方自由贸易及自由市场强有力的信仰。其他国家只要信奉新自由主义，就必然会对少数西方国家形成依附关系，从而实现这些国家的全球霸权。从实践上看，“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一些国家形成了对美元的依赖，“华盛顿共识”的十条建议，尤其是“利率市场化、汇率竞争化、贸易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外资放任化”以及“降低边际税率、放松政府管制、保护私人财产、政府支出重点在经济效益高的领域”等9项内容，都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经济领域内的集中体现。接受“华盛顿共识”，这些国家自然就会把新自由主义奉为意识形态与行为准则，进而日益西方化。特别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的大背景下，那些急于摆脱债务危机的国家在接受发达国家及其控制国际经济组织所提供的金融安排的时候，往往不自觉地接受新自由主义，按照新自由主义开出的“药方”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此时，新自由主义不是一剂“治国良方”而是引导民族国家走向消亡的“死亡陷阱”;也就是说，新自由主义最初总是以“纯粹的经济”的面孔进入到其他国家中去，打着拯救这些国家的经济，帮助这些国家脱贫致富的旗号。其实，自从它踏进这些国家领土的那一刻起就不再是什么纯粹的经济理论，而是成为发达国家推行自身价值观、推行和平演变的有力工具。
二、新自由主义理论本源存在重大缺陷或硬伤，给世界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诸多恶果
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困境。新自由主义把“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作为理论前提，错误地认为个人自由的总和就能形成社会整体的自由，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必然导致社会利益的最大化，政府一旦干预经济不仅有悖于资本主义精神，而且带来整个经济效率下降，产生新的社会不公。就像无政府主义企图彻底摆脱政府控制最终无法逃脱多数人被少数人奴役的逻辑一样，新自由主义所构建的经济体系必然会把整个社会引向“胜者通赢”及“精英特质”的代际传递中，使得整个社会在自由的名义下沦为资本与市场的奴隶。在一些西方国家，社会底层民众因为资本小、竞争力弱而不得不受制于精英阶层的安排，资本日益渗透到国家的政界、商界及军界等一切权力部门中。据统计，美国家庭中最有钱的1%掌控着全国34.6%的社会财富，最底层80%的家庭只占有全部社会财富的15%。曾经鼓吹新自由主义和历史终结论的美国学者福山就客观地说过，“美国的贫富差距在过去30年里迅速扩大”。可见，新自由主义模式下的社会不可能达到真正的平等。或者说，新自由主义语境下的平等不是人的平等，而是资本的平等，权力成了资本的工具，谁的资本雄厚谁就拥有更多的自由与权力。
新自由主义的严重危害。新自由主义实质上是“市场原教旨主义”，其严重危害表现在以下方面：
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鼓吹的彻底私有化、减税和削减社会福利等政策，导致许多国家工人的实际工资出现了下降趋势，消费需求不足，两极分化更加严重;金融市场缺乏监管，信息极不透明，投机性金融操纵成风。金融自由化的盲目发展还使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严重脱离，虚拟资本和金融部门相对于实体经济急剧膨胀，收入分配和财富分配不断向金融资本和金融部门倾斜，经济增长日益依赖于金融泡沫支撑下的财富效应。这引发了美国的金融危机，进而导致实体经济危机，殃及世界各国。
在发展中国家。新自由主义理论和政策的强制推行，使这些国家的主权不断弱化，民族工业和本国市场的保护屏障严重削弱，政府控制本国经济和保证金融安全的能力大减，导致经济增长迟缓、贫富分化加剧、社会矛盾激化等消极后果。在拉美，新自由主义导致拉美国家企业大量破产、资本外逃、债务危机深重，收入分配严重不均和失业不断增加等。如墨西哥在实行新自由主义模式的25年里，人均GDP平均每年仅增长0.17%。由于失业和低工资，数以百万计的墨西哥人被迫移民。在非洲，各种跨国公司“结构性调整项目”的实施，使许多非洲国家经济衰退，社会动荡。在20世纪最后的20年，非洲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率较此前的20年几乎下降了一半，20世纪90年代，非洲各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更是负增长;20世纪90年代，东亚国家受新自由主义影响，酿成亚洲金融危机，损失达数千亿美元。菲律宾从1946年独立以来一直是美国式的自由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在亚洲的“橱窗”，较之许多亚洲国家，其经济和社会状况明显落后，贫富差距异常明显。
在社会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用“普世价值”、西方宪政民主进行渗透，妖魔化共产党，鼓动人们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制度，导致苏共垮台、苏联解体、东欧剧变。此后，又对俄罗斯搞“休克疗法”，使俄罗斯国民经济和工业生产大幅度下降，综合国力严重削弱，国家从此陷于长期的经济衰退。普京任总统后，采取一系列有力措施，加强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反击寡头对经济的控制，实际上宣告了新自由主义改革在俄罗斯的终结。
实际上，不仅发展中国家警惕新自由主义思潮，即便在发达国家内部对于新自由主义的批判也一直不绝于耳，很多发达国家并没有采取新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及社会政策。
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确保改革始终沿着正确方向推进
当前，我国改革已经进入攻坚期和深水区，推进全面深化改革，必须旗帜鲜明地抵制和排除新自由主义思潮的干扰，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
一要明确对新自由主义的批评不是否定改革。一些学者认为，如果对新自由主义思潮进行批判就是无异于否定改革开放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其实不然。我们主要批判依附在新自由主义身上的意识形态，批判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假设与理论前提，批判新自由主义假借全球化、金融贸易自由化、市场化之名推广所谓的普世价值，进而批判它们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思想，批判他们否定世界各国探求适合本国发展道路的做法。因此，批判新自由主义不仅不是否定改革，恰恰正是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也只有明确了这一点，才能使我们对新自由主义的各种思潮保持应有的警惕，划清是非界线。
二要进一步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十八届三中全会把我国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确保全面深化改革进展顺利、收到成效、取得成功，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考验。习近平同志特别强调，中国是一个大国，决不能在根本性问题上出现颠覆性错误，一旦出现就无法挽回、无法弥补。这就要求我们始终坚持改革开放正确方向。全面深化改革不是“推倒重来”、“另起炉灶”，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面对错综复杂的国内国际环境，面对各种思想观念和利益诉求，当代中国共产党人要在复杂严峻的风险考验中把握改革方向、把准改革脉搏、开好改革药方，最根本的就是要解决好制度模式选择问题。经过30多年的不懈努力，中国成功实现了从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到充满活力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历史转折，推动了经济持续快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和综合国力大幅提升，“中国经验”、“中国道路”受到全世界日益广泛的关注。2008年以来，在应对国际金融经济危机冲击及各种风险与挑战的实践中，我国的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经受住了考验，彰显了独特优势。中国道路就是全面深化改革的基础和定力，是制度自信的源泉、定力和主心骨。有了这个定力和主心骨，在世界多样化的制度格局中，在兼收并蓄、海纳百川的基础上，全面深化改革，与时俱进，我们将确立中国制度的独特地位，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更加成熟。
三要坚持和完善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公有制是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础，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强调：必须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同时，必须毫不动摇发展多种所有制经济。突出经济体制改革，充分激发经济发展的动力活力。非公有制经济是富民强桂的重要基础。激活市场主体，关键在激活非公有制经济。必须充分认识到，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滞后是我区的最大短板，发展滞后的根本原因在于体制机制和政策障碍。要把全区经济工作的着力点放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上，把深化改革的着力点放到破除制约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体制机制弊端上，积极探索混合所有制经济实现形式，充分释放民间资本活力，推动非公有制经济规模化、特色化、专业化、高新化发展，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新格局。
四要始终坚持国家对市场经济的宏观调控。习近平同志强调，在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问题上，要讲辩证法、两点论，“看不见的手”和“看得见的手”都要用好。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二者是有机统一的，不是相互否定的，不能把二者割裂开来、对立起来。他明确指出：“我国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我们仍然要坚持发挥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发挥党和政府的积极作用。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不是起全部作用。”要把市场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看作一个有机的整体。既要用市场调节的优良功能去抑制“国家调节失灵”，又要用国家调节的优良功能来纠正“市场调节失灵”，从而形成高效市场即强市场和高效政府即强政府的“双高”或“双强”格局。这样，既有利于发挥社会主义国家的良性调节功能，同时在顶层设计层面避免踏入新自由主义陷阱和金融经济危机风险。实际上，在当今世界，没有哪一个国家的市场经济是不受政府干预和调控的，只是干预和调控的具体形式、方法和程度不同而已。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应该而且也更有条件搞好宏观调控，这是由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所决定的，是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优越性的必然要求，也是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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