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劳迪奥•卡茨 魏文编译
一 全球危机影响所有中心国家的经济
六年来的经济危机改变了世界的局面。银行靠更大的财政坑洼得以挽救，大量注入货币刺激了更大的泡沫，超过了生产的恢复。
美国的出口危机决定全球资金的循环，因为它保持着美元的优势地位，操纵大银行，控制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但是公共债务和退税加剧了对其工业的破坏。美国因为军事上的优势保持着主角的地位，军事的重组采用更多的技术和更少的军队，通过调整优先事项密切了与盟友的协调。
在兼并和内部调整之后，法国和德国的联盟加强了它们在欧洲的主导地位。意大利和西班牙面对通缩的“外科手术”没有地缘政治的保障，向债权国转移资金打击了这个地区的外围国家。
凯恩斯联邦主义的思想体系被新自由主义的集中化代替，形成了一个大陆的国家。为了让欧洲适应全球的竞争，加强了“三驾马车”(指应对欧债危机的三方委员会，成员包括欧洲委员会、欧洲中央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译者注)的专制主义。但是，非法性、民众的拒绝和分裂主义的要求正在破坏欧洲联盟。
欧洲缩小国家结构对调整是实用的，但不适应国际上发生的情况。防御性的货币政策和放弃军事计划表明了这一点。危机加剧了日本延长的停滞，它失去了在亚洲的地位，在国际政治中重新确定它的二等角色。
在全球的危机六年以后，国际时局呈现了一个多变的画面。银行被拯救了，代价是巨大的财政坑洼和失业的大量增加。中心国家的经济出现萧条，但是没有停滞。中国巩固了它的上升，中间的经济保持一种脆弱的增长，外围经济遭受新的减速。
地缘政治的变化引起对美国的帝国优势、欧洲的延续性和出现新的集团展开辩论。在欧洲资本对劳动的攻势继续，但受到强烈的抵抗，在中东出现动荡，在亚洲引起社会反应。
危机在不同地区的竞赛如何?多极化有什么成果和意义?新自由主义确立的力量的社会关系有变化吗?最近60年来的事件对搞清楚资本主义的时机、时代和阶段的趋势提供了踪迹。
救助银行的两难处境
美国莱曼兄弟(银行)的破产开启了一个混乱的时期，将危机变成中心国家经济的形态。与1929年发生的情况相比有无数的相似之处，表明旋涡的严重性，搞乱了美国的银行和欧元。
2014年初，欧元区复苏乏力与美国经济不稳定的恢复、日本的没有生气和中国的减速共存。最近几年同样的情况占主导地位。所许诺的复苏征兆由于金融乌云的重新出现和一些机构的瘫痪被稀释了。少数分析人士宣告危机结束，许多人则认为可能再次出现2008—2009年经历的艰难时刻。
在从未有过的公共开支扩张以后，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仍将是主要的。受到危机影响的所有国家的政府开展大规模的救援以便拯救依靠次级信贷、泡沫和打包的债券投机的金融家。关于高盛投资公司在设计标签化的抵押贷款中的作用的调查被关闭了。隐瞒风险和将没有偿付能力的信贷据为已有的专家们保留着他们的就业。只是某个替罪羊(如麦道夫)因为很明显的诈骗而倒台，当局正在与评估风险的公司(标准普尔)谈判某些不会有刑事后果的罚款。
美国的银行抵消了一项简单的监督法律，保持它们在阴暗中操作阻止大银行机构的分工，保留税务天堂。在欧洲仍然没有通过有名的兑换交易税，最后的计划包括一种可笑的税，它可能支持银行本身的救助。
政府选择救助，而不是关闭银行或将停顿的银行国有化。避免了走关门的道路，因为担心存款和债权的普遍垮台。在因对莱曼兄弟银行的干预造成动荡之后，提出了提前进行资本的大规模贬值的正统建议。
但是，统治者与金融势力的结合也埋葬了反对向银行机构国有化前进的企图。这种同谋与对待危机的受害者截然不同，后者遭受贫穷、失业和工资下降。
引发危机的银行结构保持下来没有被触动。官方对银行机构提供“氧气”加剧了所有的金融不平衡。最具有爆炸性的是为了救助银行注入货币的规模。一种对国际清算如此大的扩张性后果的发行货币是没有行先例的。没有任何人知道发了多少货币和这样大量的资金将如何被经济吸收。
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引入“数量宽松”以便向银行转移巨额资金，企图引导银行增加用于生产的贷款。但是这项措施对于经济活动后果是微不足道的。银行避免将这些资金用于投资的贷款或重新资助有债务的家庭。它们利用这些资金刺激新的对原料、股票或外汇进行投机的新周期。
美联储陷入了一种完全进退两难的境地。如果保持结算，将继续鼓励高风险的交易，它曾导致了2008年的金融爆炸。但是，如果靠提高利率消除这种危险，将窒息脆弱的恢复，为大规模的衰退重新打开笼头。
与60年代不同，还没有被迫在有通胀的增加与经济的萎缩之间进行选择。最近几十年已经形成一种通缩的局面，减少货币发行对价格的冲击。但是应当靠支持新的金融泡沫或甘愿以继续停滞来应对。
这种进退维谷90年代在日本已经提前证实了。在那里对银行的救助没有变成增长的反弹，拯救甚至没有解决银行无力支付的情况。如果重现这种场面，政府将大量抛出资金，但永远也不会投到生产领域。
美国的金融领导地位
危机从美国开始，扩大到发达经济体的其他国家，结果在危机起源的国家危机加剧了。这种曲线表明在一些领域第一强国的重要地位。
首先，美国在贸易和金融领域保持着美元的优势地位。美元占世界上国际储备的62%和跨国公司交易额的85%。美元已经失去它战后的统治地位，但是没有任何其他的货币能占据它的位置。美元仍保持着很重要的霸权，与此同时正在谈判另外一种以几种货币共存为基础的国际货币本位，回归固定的汇率或形成一个外汇篮子。
尽管美国经济有巨额贸易赤字，最近60年在关键的时期美元仍然保持成为资本家偏爱的避风港。在这种情况下富人寻求美元货币的保护。
其次，美国决定着国际金融制度改革的速度和性质。这种规则的调整由于最近的危机、金融的全球化和股票交易所的相互联系，已经变得急迫。一位知名的银行财团的负责人监督这种重塑的情况，以便使在纽约运作的资本霸权永久化，还寻求保障一小批操纵这个极端复杂的制度的专家们的特权。
这个阶层的影响从强制否决限制高风险运作的建议可以证实。此外，金融家们封锁针对造成2008年泡沫破裂的人的制裁，实现让泡沫的管理者继续收取可耻的佣金。
第三，美国做到恢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作为各国经济的法官和调整的监督者。一个失去威望和资金减少的机构重新拥有很多资金和很强的进行全球干涉的能力。在最近几次20国集团的峰会上同意将这个机构的资本增加一倍。尽管美国人提供的资金很少，但在它在董事会保持着居主导地位的影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议程在华盛顿决定。
华尔街和美联储的势力说明北方强国如何出口一次在它的国土上发生的危机。在震荡开始时美国将扩大银行结算的战略强加于人，抵消了德国的抵抗。再次将美元的洪水引向世界，在过去美元的洪水为消解美国的公共债务提供了便利。面对缺乏选择，这种货币的持有者重新接受它的风险。
美国的许多银行靠公共资金进行了调整，开始归还在拯救期间得到的部分资金。因此美联储支持转向限制货币和提高利率。
在过去的结算阶段，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导致向中间的经济体发放资本，为“飞燕型”的资金提供更多的利润。面对正在到来的资金成本提高的局面，这些资本开始回到中心国家的经济。
在这两个时期美国指引着全球的金融循环，证实华尔街、美联储和美国的银行在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具有的中心作用。
对工业的破坏
这种国际主角的另一个面孔是对北方经济内部的破坏。随着因抵押贷款危机引发的没有支付能力的私人债务增加，脆弱的增长证实了这种衰落。
经济的复苏还受到拯救银行带来的巨额财政成本的影响。美国的公共债务达到一个危险的顶点，从2007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62%上升到2011年的100%。去年联邦政府关门期间体现了这种负担的严重性。政府停止运转，与此同时共和党人和民主党人讨论为这种债务提供资金的界线。
机构利用财政的鸿沟作为调整的一个理由，以便迫以更大幅度削减市政开支和社会开支。最后，没有发生可怕的违约，也没有发生针对国库劵戏剧性的资金转移。但是所发生的事情表明了损害美国经济的财政危机的规模。
此外，这种脆弱在加剧，因为奥巴马表明他没有能力引入最起码的改革。在茶党和共和党人的压力之下，奥巴马接受掏空他的医疗计划。数百万缺乏医疗保险的美国人应当加入由国家调节的私人预付款服务。一项覆盖面积大和花钱较少的计划结果存档了。
由于右派封锁了任何重新引入对富人的征税，所有的调整继续落到劳动者的头上。奥巴马在文化问题(堕胎、同性恋婚姻)和政治优先事项(移民、使用武器)上与共和党人有冲突。但是他们的经济议程是很相似的。一条鸿沟将他与大萧条时期罗斯福提出的新政分离。
美国现任总统坚持新自由主义的政策，与工会作对，拒绝凯恩斯主义学派经济学家们关于调控银行，减轻小型债务人的负担和提高穷人的收入的所有建议。
作为这种连续性的结果，一小撮亿万富翁所占有的国内生产总值和70年代相比增加了两倍。里根的经济政策所强加的税收制度没有变化，同时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 人靠低于贫困线的收入生活。
个人的债务是受到破坏本身的另一个指数。面对收入的损失这是一种生存的方法，所有受害者利用当前这种模式。美国的家庭已经特别陷入这种资助的困境。
此外，由于失业增加社会的裂痕在扩大，在复苏的时期失业没有减少。从2008年以来失去的就业大部分将永远消失。大企业依靠革新赶走劳动力，同时扩大转移它的工厂，继续提高生产率。在国外创造就业对国内是破坏，在工人的城市(如底特律)幽灵居民区成倍增加。
这种对工业的破坏确实与美国在创造新的信息技术时的领导地位共存。但是这些活动创造的就业很少，不可能率领重新出现一个就业的水平。将企业迁移到劳工成本较低的国家造成水平很高的就业岗位的损失，就业的恢复伴随着尖端活动的发展。新技术没有再次创造传统工业的大规模劳动。
对军事优势地位的调整
美国尽管失去了工业的领导地位，仍保持着国际的主角作用。如何解释这种分离?它的银行的决定性影响提供了回答。但是，主要的解释在于第一强国所展示的帝国的作用。这种军事上的优势使其保持经济上的主角作用。
世界宪兵是资本主义秩序的担保者。美国操纵着全球军费开支的40%，在130个国家拥有800个军事基地。这种保护统治阶级的作用没有人替代。面对严重的社会威胁或极端不稳定的形势保护资本。
现在奥巴马完善这种干涉的方式。推动以更少的军队的直接存在为单边行动提供便利，依靠更多的技术支持。新奇的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将一位前共和党鹰派人物(查克•哈克尔)和一名中央情报局挑衅专家(约翰•布雷南)引入他的班子。他决定避免用更多联合攻击行动的入侵。
华盛顿是一种永久战争的资本。有一支6万人秘密军队负责实施军事化外交的指令，对居民封锁消息。这种掩盖因现在公民注册率很低的百分比变得容易实现。
“外科行动”由为了谋杀而训练过的突击队实施。本•拉登的事件表明这种实施是坚决的，没有法律的程序。奥巴马操纵着被判罪的人的名单，决定处置每项罪行的时机。根据一项秘密的法律可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逮捕恐怖主义的嫌疑犯，执行这项任务的团体从2005年的35人增加到2010年的106人。
这项政策导致对民主自由的限制，如因士兵布兰得利•曼宁揭露的关于帝国暴力的消息而对他进行的报复所证实的那样。阿桑奇和斯诺登在国际上受到的追捕服从于同样的目标，即不得暴露美国行动的残暴。这种黩武主义在国内的反响是居民继续持有武器，在中学进行暗杀，右派民兵在增加。
奥巴马调整帝国的战略以便修复政治上的疲惫和布什留下的财政窟窿。在2008-2009年的危机之后美国不可能支付无限的战争。美国在伊拉克已经花费了8000亿美元，在阿富汗支出了4500亿美元，使国库枯竭。如同在越南战争之后发生的情况，第一强国需要医治伤口以便重新实行干涉主义。在两次征战之间帝国治理引起中断不是第一次。
聚合型的帝国主义
现在的重新定位包括对军事优先的审视，以便减少美国在中东的军事存在，增加对中国的压力。在中东地区将责任转移给当地的伙伴，同时中央情报局保持对秘密行动的控制，操纵新闻界和有选择地提供装备。
在太平洋地区五角大楼增加部署在那里的军队，抓紧对朝鲜的包围，监督日本、韩国和中国之间和边界冲突。但是，美国的海军陆战队在34个非洲国家驻有军队，领导跨国公司所需要的所有“人道主义的干涉”。特别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加入的新卫星保持对俄罗斯的紧张关系。
全球的宪兵保持着它旧有的敌视对手的战略，以便迫使它们进行谈判。与伊朗的协议是这项政策最新的一个例子。第一强国将核裁军强加于人，以最小的让步作为代价。在多年的贸易封锁和提出与波斯的资产阶级进行谈判之后，美国实现了这个目标。
放弃轰炸叙利亚表明美国进行直接的军事干涉的能力有限，但是不是指它的地缘政治“委任者”的作用。在利比亚开始反攻之后，美国站在谈判的第一线，以便在派别的战争中埋葬“阿拉伯的春天”。
美国在表面上退出了地区的冲突，以便为流血提供条件，这有助于它进行谈判，与战斗中的胜者结成新的联盟。这是它与伊拉克一起反对伊朗所采用的模式，以便随后埋葬伊拉克，结束与伊朗的谈判。在叙利亚向吉哈德分子提供资助反对政府，目的是为了随后要求清洗原教旨主义者，在黎巴嫩重新开始屠杀。
但是，如同每次冒险都引发一种新的自主反应的力量一样，战争的连续性没有结尾。塔利班和基地组织已经发生过这种情况。下一次出轨可能由沙特阿拉伯领头，如果这个王国为了强化它的地区野心而制造原子弹继续取得进展的话。
显然美国受到伊拉克结局的影响。它不得不放弃破坏这个国家一次失败的殖民主义实验。但是美国与它的伙伴一起继续操纵着这个地区的线路，与越南战争不同，它没有因为所进行的屠杀而避免一场国内的危机。
有了在伊拉克的经历之后，奥巴马推动帝国更加协调的行动，企图与它在国际上的伙伴分担成本。面对乌克兰的危机它寻求让欧洲敌视俄罗斯，让法国干涉非洲，让当地的精英更多卷入也门、泰国、巴基斯坦或埃及的冲突。
这项政策指向加大美国的盟国参与帝国的守护，而不让出对优先事项的操纵。美国决定谁是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成员，谁应被排除在外，如同在冷战期间与欧洲和日本形成的轴心开展行动那样，决定已经被认可的次大国(以色列、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被选择的次大国(土耳其、巴西、南非)或变化不定的次大国(巴基斯坦、印度)应当发挥什么作用。
这些趋势确认华盛顿的军事角色没有变化。它保持着一种集体的帝国管理的领导地位，在20世纪的下半叶取代了帝国主义之间旧有的军事对抗。
一些质疑这种特性，强调美国在军事上的下滑。他们将最近在中东、东欧或亚洲的地缘政治结局解释为一个老的宪兵无能的表现。他们估计五角大楼已经不可逆转地消耗了，面对每个挑战在后退。认为在90年代期间行使某种文化霸权(表现为一个“美国世纪”的爱虚荣的幻想)以后，美国佬已经输了局。
但是结果是根据近年来发生的情况，难以赞同这种判断。美国继续确定它的准则，继续呈现更突出的帝国行动的决心。在确定谁应当是核俱乐部的成员和谁应当被排除在外的时候仍充当主要角色。
在这个领域美国和它的老对手(中国和俄罗斯)谈判，与它的伙伴(法国和英国)和有特权的代理者(以色列)分担军备，和历史上接近它的政权(巴基斯坦)和现在靠近它的政权(印度)协调原子实力的规模。同时对以自主的方式寻求装备这种战争手段的国家(朝鲜)实行严厉的打压。
美国已经失去单边行动的能力，但是没有丧失在聚合型帝国主义的方向上进行干涉的能力。这种指挥权来源于不存在另外一个资本主义普遍守护的舵手。
德国重塑欧洲
欧洲是当前危机的中心。在那里疲惫的调整之后衰退仍在继续，失业达到创纪录的水平。最戏剧性的震荡的时期在2011-2012年，当时在全球的全面震荡之中，由于停止支付公共债务造成银行集中破产。欧元的爆炸也似乎迫在眉睫。这种戏剧性的情况已经减弱，但是喘息是脆弱的。金融机构的形势是容易受损的，停滞比在美国更严重。
欧洲在开始时将“海啸”解释为美国震荡的一种暂时的反应已经被否认。旧大陆已经陷入一种银行破产与财政赤字的恶性循环。拯救银行机构增加了公共债务，将衰退提前，加重了金融部门的脆弱性。尽管800家银行已经收到1万亿欧元，但是没有任何人看到地道的尽头。
德国已经变成旧世界的一个大国，由于呑并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恢复了它的优越地位，从1998年到2006年为内部的调整和兑现工资提供资助。之后强制提高生产率使其高于工资，压倒社会的成果。通过哈茨法强迫失业者从事不稳定的工作，这已经占就业总数的四分之一。所有的资本家都进行这种侵犯以降低工资的成本。
东部廉价和熟练劳动力的流入，许多企业的外迁使调节完整了。工会没有像英国那样被取消，但是它的谈判能力下降了，社会资本主义的莱茵模式被稀释了，以至失去了与盎格鲁萨克逊模式旧有的差别。德国资本主义国际化了，接受外部的投资，采取了美国经理人残暴的风格。
这些变革破坏了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在德国的东部，旧政权的精英们没有得到他们在波兰、匈牙利或斯洛伐克的同伴们因资本主义的复辟而得到的福利。青年人的移民引起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人口的大幅度减少，全体居民中的16%面对着严重的贫困风险。此外，从2002年以来对缺乏食品的人提供食品的服务已经增加了两倍。
德国的资本家们对呑并感到得意，在欧盟的组建中将自己的优先事项强加于人。他们积累了大量债权的财富和贸易顺差，这使他们能够确定大陆的方向。这种优势地位在北部一些国家(丹麦、荷兰、芬兰和奥地利)的经济加入以后而得到巩固。
与法国的政治协议也是重要的。这个国家的统治阶级靠和它的老对手结成的地缘政治联盟补偿其生产的下滑。但是协定的代价是连续的调整，保守派和社会民主党人提出的调整没有任何区别。奥朗德在就任几个月以后，以新的对资本的补贴和更大的劳工灵活性代替他向有钱有势的家庭提高税收的并不重要的建议。
英国试验另一项战略，与德国政权拉开距离。保持在欧元区之外，谈判2009年在欧盟内部达成的特殊地位。这种自主权是银行的院外集团所要求的，目的是保持伦敦城国际化的交易。但是存在许多交易，因为将出口的一半放在大陆的工业部门失去了与欧洲重新接近。
通缩的“外科手术”
欧洲的中间经济面临欧盟领导层强加的确认削减的后果。90年代初这种“外科手术”从意大利开始，它接受马斯特里奇的规则。旧的通货膨胀的模式，贬值和财政赤字被大范围的公共开支所取代。右派贝鲁斯科尼和普罗迪的社会民主党人分担了私有化和解除对劳动市场的调控任务，加大了将北部与南部分离的裂痕。这种宏观经济的模式使停滞和失业长期化。
西班牙走另外的道路。它加入欧盟开始时带来强劲的增长，刺激了某些企业的国际化，变成全球的“运动员”(电话公司、恩德萨公司、费诺萨联合集团、雷普索尔公司、西班牙对外银行、桑坦德尔集团)。对这种嵌入的弥补是经济的专业化(建筑、服务、旅游)，削减了工业结构，使高失业率稳定下来。
这种脆弱性说明最近的危机的巨大冲击。西班牙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将银行的停滞提前，在四次拯救之后使公共财政破产。最后一次救援包括由德国直接监护对削减(支出)的监督。西班牙生产萎缩，财政赤字飙升到国内生产总值的6.4%，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的87%。
西班牙和意大利不能靠地缘政治行动补偿其经济上的脆弱性。最近几百年它们在信贷领域的出现不多，加入欧盟加强了这种边缘化。由于这些原因危机的冲击类似于整个欧洲的外围受到的冲击。
在欧元区失业打破纪录(10.8%)，在青年人中则增加一倍(21.6%)。但是在西班牙已经超过23%，在意大利影响到三分之一的青年人和南部一半的妇女。2010年8.2%的欧洲工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但是在意大利(2007-2012年)穷人的数量增加了一倍，在西班牙穷人达到300万。如果这种破坏以现在的速度继续下去，这两个国家居民的广泛阶层今后几年将被夺去基本的(保险)复盖。社会民主党“社会改善的资本主义”的模式正在加速消散。
在断裂的欧洲大陆地图上，德国决定着调整的速度。它将“没有消化的通缩的食谱”强加给债务人以便使这个地区符合它的竞争模式。由于它同时需要保持新的市场和避免它的客户的破产，它以不苛刻的条件向破产者重新提供资金。
每个国家应当用自己的资金救助它的银行，因为货币的统一不包括分担债务。德国计划向整个欧盟财政和银行的统一前进，那时将结束现在对没有偿债能力的清洗。因此它只向将来接受德国控制的停滞的经济提供贷款。
为了准备这种监督，德国封锁任何建立在债务互换或发行欧元债券的基础上的不加区别的救助。它将一个相似的机构(ABE)强加于人，由它掌控银行的重组。还引入欧洲中央银行对欧元区6200家银行机构的监督，通过一项稳定基金(MEDE)操纵这些机构的再资本化。下一个步骤将是修改欧洲条约，以确保对财政的控制，扩大布鲁塞尔已经占为已有的授权。
只有这个进程结束时，德国将考虑引入在美国运转正常的联邦机制，以便监督财政和货币。但是这项计划需要欧元、银行和公共财政持续下去，不会因为大量呑下调整所包含的的“毒芹”而爆炸。在它实现具体化以前危机可能破坏这项计划，如果在欧洲的北部与南部之间现在的分裂加剧的话。
两极分化的机制
整个欧元区的资本家们祈求留在欧元区内以作为破坏福利国家的理由。但是受影响更大的是地区外围的国家。这些经济体已经吃尽金融自由化后果的苦头，它使操纵证券化、囤积和结算之外的可计算性普遍化。银行缺乏它们传统的保护，在出现问题时将造成公共财政的巨大空洞。
欧洲的外围受到不可操控的债务的压抑，屈从于债权者的要求。它们的情况类似于拉丁美洲在债务严重的时期所遭受的痛苦。
在80和90年代美国将其富余的结算和商品放到南部的邻国，由德国转移给旧大陆更脆弱的经济体。这两个大国采取相似的公共债务的方式减少商品和资本的多余部分。这种转移破坏了依附性的地区的财政稳定，进行非常相似的调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监视拉丁美洲的削减，现在这种监督重复，由欧洲委员会和欧洲中央银行分担的一部“三驾马车”实施。只是改变了受害者和实施同样进程的地方。
在一些情况下灾难是严重的。希腊遭受的停滞超过2001年阿根廷遭遇的停滞，包括产品的下滑(在兑换率之后下滑加倍)和债务的规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50%)。平均失业率达到27%，青年的失业率达到58%，出现没有结尾的萧条。
“三驾马车”没有将有的国家排出欧元区，但是也不向其提供资助。抓住短板将持久的调整强加于人，做出改善未来承诺，令人难以置信的。在不断升级的债务重新谈判之后，债务减少了微不足道的10%。
冰岛的情况更糟。这个国家在10年期间被展示为“新自由主义最为成功的模式”，4年前它开始经受没有停顿的调整。居民的消费下滑(2007年下降12%)，削减支出并没有减少公共债务(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20%以上)。
在葡萄牙右派和社会自由党人改组政府，以便在每轮债务谈判结束时进行新的削减。在第三次对银行的救助以后，国家的储备被掏空了，同时失业成倍增加。东欧出现大量失业人口的移民，其贫困类似于第三世界国家的贫困指数。
这两个“金融天堂”的结局表明谁对危机的后果负责。在冰岛为了吸引两家银行的资本已将银行机构私有化，它们收取的资金相当于这个岛国国内生产总值的10倍。当这些机构登台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企图转移侵呑的钱财，转移给阻止登台的人。
在塞浦路斯也将银行的破产归罪于小储户。社会的抵抗和担心(资金)转移到其他自由化的市场迫限制没收。但是一次直接对储户征用的先例成了将来一种浮动的手段。
共同的货币在整个欧元区靠强制的兑换率运行，巩固了发达经济体的优势，为了补偿竞争力阻止利用贬值。
负债更多的国家被迫减少它们的财政赤字和贸易结算。由于使用与其他国家同样的货币，以便管理生产率、工资和差别很大的通货膨胀率，大量的资金随之流向中心国家。
德国、法国、荷兰、瑞典和奥地利的平均工资是希腊、葡萄牙或斯洛伐克平均工资的两倍或三倍。在立陶宛、罗马尼亚或保加利亚则高达7至10倍。但与德国相比生产率的差距有天壤之别。
欧洲北部和南部之间通货膨胀的高低不同也加剧了。从2000年到2008年在北部地区价格上涨了11.8%，而在南部地区则上涨了27%。自从外围的经济体加入欧元区以后，它们在增长时消费增加，但没有任何生产的支撑。通货膨胀的差别反映了这种不平衡，先是贸易赤字上升，然后是债务增加，最后是银行破产。
这些进程表明了地区社会经济不平等的长期性和在资本主义大改组的时期中心-外围关系的再创造。欧洲的情况证实随着本地区适应全球积累的新模式，两极是互相供给的。
从联邦主义到集权制
危机没有阻止欧盟的构建，它已经是一个有一些管理机构的大陆国家。到现在通过条约运行，没有宪法的有力支持。为了改变每项规则，需要各国政府投票，同时进行内部协商。这些机制继续有效，直至确定如何集中做出决定。通过取消所有阻碍资本的欧洲的怪癖，这种修改正在进行。
正在进行的变革与联邦主义的理想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这项计划的实施是为了将旧大陆嵌入新自由主义的世界化。德国在指挥这种转变，通过中央银行独立的严格货币政策已在内部试验新的限制工资和清楚的优先事项安排。
继续逐步形成联盟(50年代的罗马条约，60年代的共同农业政策，70年代的兑换率制度，80年代的货币协议)，最初的步骤由于90年代的马斯特里奇条约而发生重大的转向。在那里由于货币的统一，开始了新自由主义的转向，德国重现，东欧国家加入欧盟。
现在的模式在一种超国家的顶层指挥下实施，使欧洲的建设适应市场的要求。在前苏联解体和德国统一以后，欧盟的实力急剧增大，马斯特里奇条约巩固了资本主义专制的优势地位，以便在欧盟的27个成员国和欧元区的17个成员国破坏福利国家。
联盟的所有国家都失去了主权，服从于预算的授权，由柏林-布鲁塞尔的技术官僚做出决定。这种屈从在欧洲法庭的经济优势中得到证实，即由大陆的企业统治，实现金融资本的自由流动和欧元的重要性。开始的莫内特-德洛尔的联邦主义的计划已经完全被哈耶克建立一种与人民主权分离的政治结构的建议所取代。这种模式以至改变了战后进步的传统，“改革”一词已经不再意味着社会的改善，而是加速私有化。
欧盟开始的地缘政治目标指向加强法国的重要地位，以便阻止有潜力的德国重现。舒曼计划和煤钢共同体就具有这个目标。寻求避免重现30年代的不稳定，强制德国服从于大陆的建设。
但是苏伊士的危机，法国殖民主义的失败和戴高乐主义的受损改变了这项计划。一方面美国在旧大陆的持久存在加强，另一方面一个自主的欧洲模式的可能性被削弱了。前苏联的解体加强了这种趋势。
旧有的对战争之间不稳定重现的担心被化解了，出现了新的组建地区化(或国际化)企业的前景，以便提高欧洲的竞争力。从布鲁塞尔发出来的不问政治的论调表明这是优先的事项。
现在所有的辩论都证实凯恩斯主义的计划最终被哈耶克的主张所取代。某些解释将这种变化归因于需要集中综合性的大企业的活动。另外的解释称这样的进程是由于民族-国家失去了影响力。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组建大陆的联盟被看作是新的欧洲局面不可回避的事情。
欧洲联盟的矛盾
许多分析人士在问，欧盟是否将忍受现在的危机造成的深深的损害，还讨论正在进行的调整结果在全球的竞争中是否将削弱旧大陆。
欧盟采取的每项措施减少了它的政治合法性。它抛弃联盟的准则，抓住它的机构(委员会、理事会、法院)的专制，与选举的支持分离。因这些理由怀疑欧元威望的思潮增加了。
新自由主义分子提出“联盟的民主赤字”作为短暂呑下的苦果。但实际上他们失去一种长期的消极的共识，其基础是精英的支持，以便弥补群众的冷漠无情。
三分之二的欧洲人已经在说另一种语言，对教育的评定已经统一。但是民众阶级没有分享新的欧洲主义，他们缺乏一种超国家的感情，保留自己民族的参与。这种不满定期出现在选举结果的表现上。
民众的疏远区别于现在旧的国家建设的统一，包括群众革命的介入以便使新的国家民主化。历史上这些机构通过在某些方当局的逐步扩大而出现的，从上层的建设(法国的绝对主义)或反殖民主义的革命(美国)都是如此。
欧洲联盟没有重复任何这种先例，而是以象征性的孤立境地而形成的。与旧欧洲相联系来自启发性的文明的价值已经迅速地被新自由主义的蹂躏所破坏。
此外，现在的统一破坏了政治权力的平衡，造成多样化的竞争性国家的存在。这种破坏可以由大陆经济的一体化得到补偿。但是，在全球危机和社会不顾廉耻的环境中企业正在完成它们的交织。
欧洲怀疑论的分析人士还强调并不存在一种军事的防卫和一项共同的对外政策，斯特拉斯堡的议会不起作用，国家的政党继续处于优势地位，缺乏现实的欧洲认同感。他们特别强调欧盟在通常的公共事务管理上没有能力取代旧的民族-国家。
这种紧张关系最明显的表现是地区主义的要求和重要性增加。分裂主义的倾向在地区扩大(苏格兰、弗兰德斯)，处在非常矛盾的进程中。民族的要求(西班牙卡塔兰人)的合法性和倒退的拒绝与贫穷地区(意大利北部)分担当地的预算混杂在一起。
巴斯克人脆弱的权利与在前南斯拉夫种族主义的迫害之间的对比表明这些民族主义能够承受的完全相反的性质。欧盟在它的内部接受一些微型国家，打开了在现行的国家之外一条归属共同体的危险道路。
统一的两个方面
正在形成的欧洲的国家结构具有一种支出少和官僚少的新自由主义的特点。靠这种精干的机构寻求使其他大陆的工人向从来没有取得的社会成果屈服。由于这个原因，布鲁塞尔的预算减少到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1%。
这个机构微不足道的规模导致将在布鲁塞尔决定的蹂躏与民族-国家的建立相结合。在后面这个领域保障削减(支出)。那里集中了镇压的措施和所需要的政治机构以便实现侵犯。
但是，为了调整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家也创造了一个对国际竞争来说软弱的结构。这种分歧在美联储和欧洲中央银行面对危机所采取的不同政策时得到证实。就在美联储提出发行美国经济的基础货币400%的时候，欧洲中央银行只增加发行150%的基础货币。
这种回答的差别决定了欧洲总产品和就业的恢复低于美国。在两个地区经济活动水平下降开始经历的时间是相似的(一年半)。但是，后来欧元区重新下滑，陷入一场历时两年的衰退。此外，欧洲的平均失业率达到12.1%，而美国为6.7%。
当美国作为大国采取三轮货币宽松政策的时候，在旧大陆通缩的准占主导地位。这种不对称说明欧洲采取一种货币扩张的政策而不是另外一种限制货币的政策。面对正在出现的欧洲中央银行，存在一个有经验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或者说欧盟的规章阻止提供资金，而联邦储备委员会没有任何限制地在美国整个土地上分配资金。
其他的分析家们强调两个世纪以前建设的帝国有更强的行动能力，而一个大陆国家则正在酝酿之中。在美国的资本(以有内聚力的方式运作)与欧洲资本(分裂为混杂的计划)之间可看到同样的差别。
但是主要的差别在于美国连续行使帝国的霸权。这种优势地位的发挥让美国能操纵军事、政治和经济，这是它的欧洲对手所没有的。这种统治还表现为美国以全球的视野实施货币政策进行统治的方式。
由于这些原因，美联储对面危机采取了一种进攻的态度，发行货币，降低利率，与此同时欧洲中央银行则求助于通缩和提高资金的成本。
默克尔选择一项超正统的战略，不仅是因为欧元标明的范围，还因为它是世界货币。她的防卫行动也让德国服从于美国的地缘政治权力。德国恢复了经济的重要地位，但是不是军事存在。
这个国家对五角大楼要求的任何反恐行动的协调都表明了这种屈从。德国的精英们是非常保守的，已经习惯于执行美国国务院的指令。最近几年他们接受让德国士兵参加在巴尔干、阿富汗和刚果的行动。
在欧盟内部继续有效的经济指挥权没有扩大到全球的地缘政治范围。由于德国缺少军队和国际的计划，不能单独行动。它需要法国的帮助，同时它选择放弃戴高乐主义的主权战略。
法国帝国的下滑没有有继续英帝国对美国随之在金融上的依赖和军事上的服从。戴高乐曾试图通过海外的战争和自己的自主计划重建国家的自主权，利用法国文化保持在国际上的重要地位。
但是这种企图因适应从密特朗开始和随后受到敌视1968年(事件)的一代的右翼知识分子支持的新自由主义而被破坏。这种变革因经济的开放、公共企业的私有化和盎格鲁萨克逊的经理风格的巩固而得到加强。
最近几年法国经济的停滞，政治上的反动和文化的衰落最终导致其转向亲美。这种转向包括重新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在阿富汗的军事参与。
法国确实在它旧的殖民地区域保持着自己一种帝国的部署。在那里开展它的企业要求的所有的“人道主义的干预”。法国在科特迪瓦、卢旺达、刚果、尼日尔和中非共和国进行新殖民主义的入侵，将那个地区看作是一种巨大的交易储备。
但是，法国通常与五角大楼协调行动，通过协调的行动分配军事工作。在最近马里的事件中法国实行入侵以便为它的能源网保障铀的供应。但是，美国的军队已经事先训练了同一个团伙的军队。
法国的帝国行动推翻了马里的总统，推动分裂主义，掩盖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屠杀。在中东法国与它的西方盟友一起行动，以便在利比亚或叙利亚支持反动的力量。
法国和美国之间所有的对立都在集体的帝国主义分担的框架内处理。不论法国这次行动(保留它的新殖民主义的影响，它的农业保护主义或它的文化例外)的希望是什么，它与美国的结合减少了欧元区的主要军事大国的行动范围。
美国增加它对统一的欧洲的影响，驾驭着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向东部扩张，推动一些与俄罗斯接壤的国家加入该组织，在“反对恐怖主义的战争”中得到旧大陆明确的承诺。将彻底消除在操纵欧洲的对外政策时把将社会民主党的保守派分子分开的旧分歧强加于人。
最近因美国的情报间谍引发的危机证实了这种转向。斯诺登揭露了五角大楼监听它的欧洲伙伴的秘密。被监听的人以某种媒体的泡沫作为回应，但是丑闻迅速造成不安，以便不要扰乱两个大国的联合行动。
日本的无能为力
全球的危机造成了严重的后果，但是日本的经济没有惊奇之处。这个发达国家集团的第三大国从20年前遭受的冲击中重新活跃起来。
自从1989年在银行和建筑部门的投机泡沫破裂以来，日本遭受的长期停滞使其失去了经济的中心位置。那次震荡开始了一个投资的进程，最近15年发生了五次衰退。
在那个时期证券交易市场交易的日经指数和不动产的资产下跌了70%，经济活动的水平萎缩，大大低于美国和欧洲的平均水平。
银行没有支付能力造成金融的空洞，连续吸收了国家预算的40%。债务总额创下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245%的国际纪录，为了恢复增长而试验的所有措施与长期的通缩相撞。西方的政府非常担心地看待这些结果，现在求助于同样的货币试验。
安倍政府表明一种新的复苏意图。提出了庞大的凯恩斯主义的计划，包括每年注入1000亿美元(黑田精工计划)。提出将公共债务货币化，扩大廉价的信贷，保持降低利率，同时推动经济活动，刺激通货膨胀的某种反弹。实施非常危险的货币灵活性，其内部的结算数额可能高于美国的数额。
某些分析人士记录的增长迹象没有能够扭转近几十年来的停滞。新的计划推高了证券交易指数，但是经济没有实际的恢复。
正在采取的措施还鼓励货币贬值以便支持出口。但是这项选择面对着世界市场的饱和购买的总体萎缩。日本没有条件与它的亚洲竞争者们进行一场货币战，同时它与美国保持着一些经济上没有解决的冲突。
美国的官员从几年前就在谈判日本经济的贸易自由化，特别是日本保护更多的部门，如农业、零售商业、医疗、能源和金融等部门。在多次拒绝之后，日本政府已经忍受谈判一项自由贸易条约。
日本曾经领头第一个亚洲出口的浪潮，后来受到它的对手上升的影响。中国和韩国在一些部门具有更大的竞争力。日本旧的出口奇迹正在被破坏，从8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由于日元升值和销售疲软首次遭遇贸易赤字的时机。石油和矿产品进口的涨价在这种衰落中影响巨大。
日本的经济分量已经变样。由于这个原因在最近危机的高峰期对美国和欧洲可能的救助传染更加担心。
日本竞争力的破坏在长期内受到人口老化的影响。一位部长提出将加速老人的死亡作为解决社会安全赤字的唯一手段，这虽是胡言乱语，却表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在工业明显成熟的情况下，日本没有为了降低工资的人口储备。面对拥有大量年轻的劳动财富的亚洲对手，日本面对着一个很大的“暗礁”。
在国际范围内日本也在非常狭小的地缘政治空间行动，与欧洲相比，成为二等角色。服从于美国确定的优先事项，这种被边缘化在具体进行贸易和金融谈判的时候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日本陪伴着集体的帝国管理的所有行动而没有自己的声音。这种行为在最近的战争中得以证实。领导这个国家的新保守派的力量通过军备的转向增加军事预算，加强了亲西方的路线。
这项政策导致审视战后的限制，审视限制这个国家对外战争行动的宪法。按照华盛顿的要求，日本派军队到伊拉克和阿富汗。为了限制中国的进展，日本多次与美国的地区伙伴(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澳大利亚)进行军事演习。
日本的情况证实除了色调的差别，全球的危机影响到所有的发达的经济体。
二 上升的、中间的和外围的国家的经济
新兴的经济体既引起人们的兴趣，也存在诠释它们的困难。它们凝聚了没有加入发达国家集团的国家，也不是被遗弃的外围。它们扩大在国际市场上赢得的空间，增加了它们的地缘政治的影响力。
但是要区分这些国家是不容易的。通常采纳新闻界传播的名称“金砖国家”，这个词在表明一种清晰的意义之前已经普及。它不加区别地描述一些经济体，没有将中国从上升的国家中区别出来。
这种普遍化阻碍注意到现在这个时期主要的质量上的变革之一：这个亚洲大国变成一个强国。正在加入中心国家的俱乐部，处于任何其他上升的国家的前面。中国已经变成世界的车间，其嵌入全球的类型非常区别于原料的供应国或服务的分包国。
中国的变革
中国在世界等级中的地位的变化是由加强它的工业结构而完成的。这种变化是快速增长的结果，从1980年到2011年中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增加了22倍(从220美元增加到4930美元)。这种增长本身使其经济实力扩大了33倍。
这个国家的贸易额每4年增加一倍。2001年相当于美国贸易的20%，2005年提高到40%，现在已经与它的对手相当。对外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78年的9.8%增加到现在的65%。这些变革全面地推动了经济的内部结构变化。农业部门的比重大幅度下降，服务业扩张，工业变成所有的经济活动的发动机。
这个新的东方大国在现阶段三个复杂的时期保持着很高的增长率：在外围(国家)“失去的十年”(1980-1990)，苏联集团的倒台和近年来的全球危机时期。在这些场景中发挥主角作用的是一种可以与英国蒸汽机革命、美国的工业化或前苏联的发展相比的历史性变革。
中国这种新的重要地位在最近六年得到证实。它在危机的高峰时期对美元和欧元的救助阻止2009年的衰退变成一次全球的萧条。北京的金融贡献对于美国抵押机构初期的拯救以及后来支持美国的国库劵和欧洲货币最近的支撑是决定性的。中国积累的债权的数额表明这种拯救的规模。
这种救助不是慈善行动。它有助于确保继续出口，避免所拥有巨额外汇资产的贬值。但是新奇的是这个国家的巨大吸引力，国际金融制度得到中国的救助，这在70年代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经济的变化始于1978年，到2007年农村的移民增加，使生产率的提高高于工资。这种结合打开了出口转向的闸门，日益增加在世界市场上占有的比例。但是这种扩张不是免费的。是在减少工资的参与和在总收入中的消费的情况下实现的。在出口繁荣的同时增加了利润，内部的社会差距首次出现。
这种上升表明对于发展一个落后的具有大陆规模的经济曾经有过的积累有巨大的空间。但是中国不是从零开始。1980年工业的增加值已经大幅度超过巴西，与印度保持很大的差距。
现在的危机趋向于加强向更多的消费转向。试图减少对基础制成品出口的依赖以便扩大国内的市场。根据这项目标，引入了一些鼓励需求的凯恩斯主义的计划。
但是六年的结果是有限的。消费略有增加，工资在收入中的参与增加了几个百分点，出口的比例有所下降。这些变化远没有达到所渴望的转变。
重大的问题在于一个围绕着对外贸易的高利润的经济不可能转向一种相反的模式而失去竞争力。从1978年到1992年中国商品改革的模式仍服从于中央的计划。在这种模式之下，农村的公社变成以利润为原则的农业-工业单位，但是没有搞有规模的私有化。出现了重组工厂的经理人，但是没有大规模辞退工人和出售企业的职能。
同时在沿海建立经济特区，外国资本到来并开始出口，但是这些活动没有对经济的其他部门实行战略的统治。在这个工业化的时期需求后退，消费的改善保留了来自收入的分配。这种模式是前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中期为了克服停滞曾经实行的新经济政策的翻版。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与跨国公司增加了联系。
从人均收入增加两倍和增长率提高三倍的时候起，具有另外的社会意义，同时加大了社会不平等的水平和民众取得的成果的后退。居民的预期寿命从32岁提高到65岁，识字的群体从15%增加到80-90%。但是反映不平等的基尼系数也从1984年0.27提高到2009年的0.47。工人家庭变得难以支付教育和医疗的费用。
经济中出现的不平衡使年增长率从9-11%下降到6-7%，这是工业成熟和成本提高的结果。在2013-2014年这个周期经济扩张是十年来最低的。如同过去发生在日本和韩国的那样。经济模式遇到竞争力的问题。中国的工资低于这两个国家，但是在沿海地区和技术更高的经济活动的差别正在缩小。
金融的不平衡也成倍增加。大部分银行进行暗箱操作，有疑问的信贷偿付中产阶级的消费。地方政府也从地下贷款得到资金。
在大城市还在加大明显的房地产泡沫。过去20年年通货膨胀率在2%左右，现升到6.2%。最近10年亿万富翁从3人增加到197人。由于缺少工作，流向城市的移民增加。
现在主要的不平衡在于投资率太高，保持不可支撑的百分比(2007年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3.8%，2011年增加到48.3%)，而现在国际经济处在减速的时期。这样的投资水平造成资本的积累和商品的生产规模过大。
一国经济在它的买主的经济扩张2-3%的时候，不可能增长10%。近年来所有的凯恩斯主义的计划使问题加剧，靠简单的进口的增长不能解决问题。
中国的投资率对历史的和国际的模式来说没有保留任何比例。它是一个要求利用原料、严重破坏环境和不可持续的水平的出口模式的结果。
一旦计划的管理被市场的竞争取代，不容易适应这类过分投资。利润的聚集阻止以有序的方式减少这种剩余。
与外国资本有联系的沿海省份的领导人与有兴趣发展国家资本主义的内地的精英们之间存在矛盾和争论。前者寻求加强国家与全球资本主义范围的结合，对对外贸易做出更多的承诺，对欧洲和美国的资产进行新的采购，可能参与未来世界货币的设计。相反，后者推动更多急剧转向国内市场，对外国投资没有节制的增加提出质疑，对大力拯救外国的货币与银行持有异议。
但是这种矛盾没有改变中国所有领导人的地缘政治防卫战略。他们确保在国际上得到自然资源，保障有冲突的边界的安全，靠实现与台湾的统一，完成国家的重建。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们结成不同的联盟，全面采取实力政策。这个方针引导他们在海上保卫太平洋，对朝鲜核武器问题的谈判进行调解。强调保卫边界，说明这个国家在国际的经济扩张中没有采取对外的政治经济措施。中国向世界投送资本和市场，但是不投送军队和阴谋家。面对美国政府定期的敌视表现，中国保持防卫的态度，加强监视和保护。
中国的领导人知道美国领导着帝国主义的集团，不想占据这个位置。直觉了解到对世界工业的任何向东转移美国宪兵都继续实施帝国的干涉。中国的领导人不会想象自己会在任何可以预见的场合发挥这种作用。
但是中国达到世界经济大国的地位给这种平衡战略带来困难。对自然资源和新的市场的需要推动它的领导人采取攻势。得到非洲的原料和与拉丁美洲的自由贸易条约就是两个表现。新的大国参与全球的活动和随之而来的国际竞争。它的出口模式不是进攻性的，也不是包容性的，要求在亚洲舞台本身冲击竞争者。
地缘政治的主要疑问围绕着中美关系转。某些假设估计当这个经济体将其模式的紧张外化，向供应国施加压力以便使原材料降价和向竞争者施加压力让其甘愿成为市场的时候，将引发严重的冲突。中国在实现操纵可兑换的国际货币之后，将与美国对立。
但是另一个应当记住的场景是最近40年来中国与美国的相互依存已经更新。东方的出口大国需要美国的市场以出售它多余的产品，第一大国需要中国的资金以便补偿它巨大的财政和贸易结算。
上海变成跨国公司的一个巨大中心表明两个大国的计划如何相交。美国帝国思想的两个中心人物的赌注是更新这种结合。他们认为美国将接受中国经济上的主导地位，代价是确认美国成为世界的“首席执行官”。
到现在趋向冲突的趋势和合作以相似的紧张度在发展，很难预测它的结局。现在东方的巨人没有取代它的西方对手，美国宪兵在与对手和解和敌视之间摇摆。
美国监视中国-日本的领土争端，推动军事上的紧张。它还控制着韩国的海军演习，加强在澳大利亚海军陆战队的设施，加大对朝鲜的压力以便让其取消核武库。但是这些行动与继续共同的投资共存。
新兴国家的模糊不清
一些国家与中国一起被分类为同一个新兴国家的集团。特别是印度、巴西和俄罗斯被列在这个集团之中。但是中国经济总量超过印度经济的两倍半，是巴西或俄罗斯经济的四倍，它的增长率更高，积累的储备总额是后三个国家总和的两倍。
这种差距由它们嵌入国际经济很不相同的类型得到证实。中国直接加入国际循环的进展，而其他国家实施第二位的影响力。
中国中央银行在危机期间对货币、公共预算和银行提供决定性的救助，相反其他三个国家缺乏重要地位。这个集团的位置更加接近需要救助的地区和穷国。三个国家也不是向远东普遍转移的工业的接受国。
最近的判断还将土耳其和南非包括在内。最近十年它们的扩张突出，最近的危机后果有限，与发达的经济体相比受债务的冲击更小。但是这个经济体各国的增长率不同也很不确定。这是由于最近的进程是相对的，没有几十年积累的运动。
其他的国家被列入这个上升的集团是国际上原料升值的结果。结构上变化不定的特性和不是纯粹从财政上进行评价没有改变这些经济体对商品变化的依赖。
所有这些国家的集团用一个同样的新兴国家的称号造成多方面的模糊不清。这种定位来自于短期的金融视角。比如金砖国家(BRICS)最早是高盛投资公司的一位证券交易操作师提出来的。
根据这同样的参数，其他的金融家与金砖国家集团拉开距离，准备用MINT(墨西哥、尼日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土耳其)取而代之，它们成为接受“飞燕型”资本的候选国。实际上可能接受这些资金的国家很多但是短暂的。
最近被提名最多的国家还有：越南、澳大利亚、孟加拉、智利、哥伦比亚、韩国、埃及、菲律宾、伊朗、以色列、马来西亚、墨西哥、尼日利亚、巴基斯坦、秘鲁、波兰、捷克共和国、新加坡和泰国。由于不存在对这些国家的差异定级的标准，有多个可选择的名称(CIVETS、EAGLES、AEM、VISTA、MAVINS)。
很明显这些语汇没有说清楚任何的经济进程。从金融相互关系的职能来说，它将中小国家或工业化的经济体和食利国家混杂在一起。
半外围国家的经济
美国利率可能提高现在降低了金砖国家的名望。一些经济学家认为下次金融震荡最大的风险已经转向中间的经济体，财政赤字更大，增长率低下。
另外一些人担心重现发生在90年代相似的经济体的大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1997年的东南亚、1998年的俄罗斯和2001年的阿根廷)。
但是除了对经济形势的判断，重要的是旧的非工业化的经济集团的分化已经深入。一些国家扩大了它们的制造业结构，参与出口制成品，将企业加入跨国公司的活动圈子。相反另一些国家仍保持其旧的生产国的形象。
这种对经济体的定级是根据它们的结构和在国际劳动分工中的嵌入，是某些利用空泛的“新兴的”观念进行的。他们把目光集中在全球的生产进程，确定了“半外围”概念的内容。
这个级别适用于韩国、台湾、土耳其、墨西哥、巴西或南非等国家和地区，它们与亚洲、非洲或拉丁美洲的外围国家拉开了距离。这种中间地位确认了世界制度的理论家们提出的多极的安排和它们的“半外围”的性质，作为填塞在全球资本主义两极之间的裂缝的一个环节。
这个集团现在实行交叉，传统上它们与其落后的伙伴正在上升的经济分离。这样重复着那些经历过矛盾的时期而又接近中心或与外围汇合的国家走过的历程。
这种特性对现在在新兴国家普遍上升的进程中增加的希望提出质疑。强调这些经济体在一个稳定的结构之内互相竞争，在这里一个国家的成功会反对位于同样的发展级别的对手的可能性。
中间经济重复着以前的“半外围”的历程，渴望上升到中心的台阶。但是世界的分裂总是阻止一种集体的成功。如果中国现在的扩张巩固，将确认这种飞跃的例外。达到发展中国家的地位并没有达到其他金砖国家、MINTS或EAGLES的程度。
分散的次大国
每个“半外围”的经济体在地区地缘政治中的主角作用是由它的成功或失败所决定的，占领全球秩序空出来的空间。这个集团的一些国家是拥有大陆规模的大国，但是它们也被卷入帝国失败的历程。它们曾经是来自半殖民地的大国，靠地区的统治计划而获得新生。
现在它们在大面积的土地上发展，拥的大量的人口资源或自然资源，直接与欧洲“三驾马车”进行谈判。它们的地缘政治行动直接决定在半外围排行榜上的位置。特别是俄罗斯、印度和土耳其具有这些特点。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这些国家倾向于汇集为普通的集团，以便与中心的大国争夺权力。但是面对帝国主义不一样的对待，这种连接方式的有效指数是很小的。美国敌视俄罗斯，正在与土耳其联合，与印度进行磨合。
各个次大国不是组成一个集团，而是在新自由主义的秩序内占有自己的位置。它们接受自由贸易，认同跨国公司的优势地位和跨边界的金融流动的连续性。与1930-40年代发生的情况不同，它们没有下决心建立保护主义网络，也不建立军事上的联合。
所有这些国家都在国际机构内工作，以便提高它们的影响力。它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推动投票制度的改革，主张建立全球的储备基金以便逐步取代美元。由于它们没有兴趣突然取代占它们储备的大部分的外汇(美元)，决心进行长期的谈判。
在联合国它们主张对现在的安理会进行调整，现在五个常任理事国拥有否决权。这里有很大的冲突，因为讨论中的新的席位有很多候选者，其中有老的大国(德国、日本)和正在上升的大国(印度、巴西)。中国和俄罗斯不确定这种变化是否合适。
一些次大国已经表示准备向联合国的使命提供军队，确认帝国主义的人道主义设想。这种行为不仅表明这些国家的统治阶级对全球现状的亲和立场，同时也指明它们采取有选择的行动面对困难。这个集团的一些成员国在经济的一些领域互相之间存在竞争，其他的国家则保持原有的边界争端。它们在战略上的优先事项经常不能汇合。
比如金砖国家举行了几次首脑会议，为的是对增加贸易、建立储备基金和可能组建一个发展银行达成一致。面对短期的意外事件它们寻求汇合，但是没有在重要的承诺上取得进展。
这种态度归因于这个集团的统治阶级与跨国公司正在酝酿的密切合作。它们是排除在60和70年代对反对帝国主义计划温情的资产阶级。一个“不结盟的”集团或万隆会议在他们的视野之外。他们和与强大国家的俱乐部紧密结合的亿万富翁的精英们一起参与新自由主义的阶段。这些倾向在四种情况下得到证实。
俄罗斯和印度
俄罗斯的复兴是显而易见的。普京的时代已经抵消了社会的解体、经济的下滑和前苏联解体后失去的国际地位。但是一般强调两个时期之间的矛盾而忽视连续性。俄罗斯总统巩固了旧的官僚控制国家的财产而形成的新资本家阶级。这种无耻的掏空曾在叶利钦时期造成卢布的破产。
普京恢复了资本主义动行所需要的秩序，限制这种无度。通过有权威的政府重建国家的权力，不疲倦地改变了过去的混乱形势。普京引入积累的规则，巩固将能源和金融的交易集中在少数富有的人手里。国家还加强对食利者一定的控制以便重建消费和投资。这个行动包括逮捕一些富翁。
新的垂直的政治权力在几次选举中获胜。这种票仓被用来加强缺乏传统和自我组织实践的工人阶级的政治感情。但是几十年的官僚集权主义继续阻碍工会和左翼团体的建立，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更多地失去对资本主义的幻想。面对这种消极和民众士气低落的情况，普京重新建立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
俄罗斯与美国帝国主义日益增加的紧张没有减弱。美国曾利用前苏联的停滞以消灭它的老对手。美国用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导弹包围俄罗斯，以便迫使它清除前苏联巨大的武器库。普京明白这种裁军不可能构建一个中等牢固的资本主义制度，开始重建军事实力的防御。普京介入格鲁吉亚，在中亚部署军队，参加关于叙利亚的谈判，面对乌克兰的政变兼并了克里米亚。
通过这些行动巩固了国家的自主权，这是大资本家为了他们的投资所需要的。这些阶层分别同情美国和欧洲，同时在柏林、伦敦或纽约撒钱。前苏联介入全球的问题被现在的精英们利用，他们利用外交支持谈判。
俄罗斯恢复了空间，因为它保持着一个庞大的军事结构。这种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和经济的不繁荣说明俄罗斯在国际上重现。全球的危机对这个国家的影响超过其他新兴国家。它没有重建过去的工业结构，严重依赖天然气和石油的出口。
印度也参与新兴国家的上升，因为它地理上位于动荡的亚洲次大陆，是一个因边界争端、分裂主义的要求和地方主义的野心而动荡的地区大国。它的军队无所不在，平息了斯里兰卡的动乱、孟加拉的紧张、尼泊尔的冲突和塔利班恐怖的浪潮。它在与巴基斯坦进行四次战争以后对克什米尔没有解决的地位问题提出条件，在1962年与中国发生军事冲突，与中国存在边界争端。
印度的统治阶级管理着10多亿人，全国有28个州，7个地区，官方语言达18种，一些地区和社区在一个种姓结构中共存。国家机构表面上是世俗的，受到派别冲突多重性和民族主义血腥的爆发的损害。这种“颤沼”一般被将印度说成是稳定和多种文化的民主的论述所掩盖。
但是地缘政治的巨大变化是采纳新自由主义教义的领导层转向亲美。前苏联的垮台和后来巴基斯坦的军队与塔利班的合谋有利于印度与美国汇合。
不到20年的时间美国人在印度的投资从7600万美元猛增到40亿美元。印度已经成为世界原子俱乐部的成员，现在得到五角大楼的担保，以前印度集中力量应对它的对手巴基斯坦。
最近十年印度的经济实现高增长，出现了一些在全球有地位的亿万富翁。信息技术有某些扩张，特别是在软件服务方面。但是它的分包活动与数据革命的中心还保持着很大的距离。和美国在专利或利润方面的任何比较都证实这种差距。
印度与中国一样，它的重现伴随着一种古老的文明复苏的感情，直到18世纪印度文明占有重要的地位。但是这个国家现在的增长不能与它的邻国的发展相比。工业继续在中间的没有整合的层次运行，严重依赖国外的原材料，必须支付专利费，生产率低下，基础设施严重过时。
在社会领域与中国的差距更大。印度近年来亿万富翁的数量很大，有大量的中产阶级。但是77%的居民处在贫困状态，40%的儿童体重不足。反对饥饿的斗争失败了，从1996年到2003年有10万农民因生存的痛苦而自杀。大规模的社会排斥的历史在继续。文盲占人口的四成。这个国家的人文发展指数位于世界的第126位。
现在的积累进程面对两个几百年来不曾存在的局限。在移民的浪潮中(如欧洲人向美洲移民)印度不能减少它多余的人口，因为技术的革新失业情况严重。
现在由于新自由主义使劳工市场灵活和将公共企业私有化的压力，这些障碍将会加剧。但是这种侵犯开始遇到抵抗，这可能改变这个国家的所有数据。(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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