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场由一群既不知道自己为何而战，又不了解战争本身已经发生改变，更不明白谁将是战争最大受益者的人，错误发动和进行的摧毁了自己，也刷新了世界的战争。
尽管马克思早于半个世纪前，就在他不朽的《资本论》中，提出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著名论断，但欧洲那些冥顽不化的君主们，依旧不肯正视帝国的“上层建筑”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早已“不相适应”的现实，却又对自由资本主义升级为垄断资本主义后的大工业生产对资源欲壑难填的胃口，和日益尖锐的劳资冲突导致的社会阶级矛盾，充满担心和恐惧。
为了摆脱他们根本就不曾理解原因的困境，德皇威廉二世和他的欧洲同僚们——奥匈帝国的老皇帝约瑟夫，俄罗斯沙皇尼古拉二世，奥斯曼帝国的哈里发，大英帝国和法兰西共和国的决策者们，以1914年6月28日费迪南大公夫妇在萨拉热窝被刺为契机，几乎不约而同地为各自的国家选择了战争脱困之路。
大错既已铸成，相应的错误就会接踵而至。既然帝国的决策者们无法理解在帝国母体内孕育生长并日益膨胀的资本主义，不过是一次“借腹生子”，帝国的专制体制与资本主义的大工业生产方式，从根本上同体异质，互相排斥，他们当然也就对被资本所推动的第二次工业革命带来的战争方式的改变一无所知。而这最终导致欧洲的帝国一哄而上，打了一场耗时四年多，大约6500万人参战，1000多万人阵亡，2000多万人受伤，耗资2700亿美元，受战祸波及人口15亿，结果却是千金散尽，王冠落地，帝王们自己埋葬自己的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唯一的例外是美国。因为美国是当时真正理解了资本主义的逐利方式与天性，完全将自己的国家体制与其融为一体的国家，这使美国得以用纯粹资本的方式去理解这场战争，将之视作一次超大规模的商业活动：生产、运输、贸易、债务、贷款、融资，除了在战争背景下，一切都与和平时期没有两样，所以，这种资本主义的清醒使美国笑到最后，成了“一战”(包括20年后的“二战”)最大的获利者和最终的胜利者，应该说毫不奇怪。
一、一场战端未启，结局已定的战争
中国人的“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与西方人的“打仗就是打后勤”这两句话，异曲同工。引申为现代理念，即打仗就是拼国力。什么是国力?从硬件角度讲，就是获取和控制资源与资本并将其转变为生产力的能力。这种由资源和资本所体现的国家实力，是对战争时长和规模的硬约束：有多少钱(资本)，打多大的仗;有多少资源(人力、物力和生产力)，打多久的仗。前者取决于交战方的战争融资能力，后者则决定了交战方的战争持续能力。这意味着战场上的胜负一开始就被交战双方所能获得的战争资源和资本能力所左右。这也意味着战争的决策者必须清醒地懂得：打仗只能量入为出，量力而行。
显然，一次大战交战国的首脑和决策者们，并不真正懂得这个道理。而做为大战的主要发动者德皇威廉二世，在这一点上尤其愚蠢。他们无一例外地以为，战争的胜败取决于双方军队在战场上的较量，而对战争的胜利更多地取决于战场之外双方在人力资源、物质资源、生产能力、税收财政、贸易水平、信用创造以及盟友状况等等要素，给予了惊人的忽视。
以德国为例，如果德皇威廉与其号称“世界上最出色的总参谋部”的军官们，对当时已经形成的同盟国与协议国双方的真事实力对比有一个清醒的了解，也就不会把对战争胜利的期望建立在如此草率的推断上：
“他们笃信，如果再等下去，法国和俄国将得到喘息的机会，组建坚不可摧的力量。”(《战争的悲悯》P23)这意味着，那时再动手，对德国人来说，可能就为时已晚。而资源的短缺、流动性的紧张，长时期为准备战争而形成的军备压力，社会矛盾的激化，使德军总参谋长小毛奇认为“人们越来越倾向于将战争视为缓解大规模军备、财政收入和政治紧张局面的出路。”(书名同上P113)
在这样朝野上下一派轻言战争的气氛中，难得德国人还在战争开始之前，竟然在自己想象力所及的最大范围内，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的费用，做出了预算：
“估计战争的费用约700亿马克。当时的财政部长赫尔费里希对此充满信心。”(《世界是部金融史》P917)他完全不曾料到，开战以后， “帝国的战争开支将达到平均每年为300亿马克，每天约为8400万马克。”(《纸与铁》P82)更不会料到，战争结束后的1920年，德国公债总额将高达2200亿马克。
那么，即使按德国人估算的700亿马克这个数字，这笔战争的成本将如何收回?对此，德国人自信的近乎异想天开：“德国人有自己的打算，他们觉得自己一定会赢得胜利，只要每年税收足以偿还内债利息，奖来取胜，赔款就是净利润。”(《世界是部金融史》P171)
或许被这种盲目乐观的情绪所感染，一向以严谨著称的德军总参谋部，根据著名的“施里芬计划”为蓝本制订的作战计划，同样令人惊讶的轻率，充满了投机色彩。一俟开战，德军将牢记施里芬的遗训：“袖拂英吉利海峡”，以六个星期击败法国。然后，挥师东向，攻打俄国。这个一厢情愿的计划，意在既避免两线作战，又各个击破对手。但是，真正的战争与战争计划往往是两副面孔，甚至风马牛不相及：德国人失算了，这场战争一打就是四年半。最后支付战争赔款的，不是对手，而是德国人自己。赔偿数额经过反复的讨价还价，仍然高达1320亿马克，足以让战败的德国永世不得翻身。“因为这个数字远远地超过了被榨干的德国国民经济的支付能力。”(《钱的战争》P50)
其实，设想一下，德国的决策者们在决定开战前，对如下数字略加过目的话，还会轻启战端么?
总人口：同盟国约1.44亿，协约国约6.65亿;可投入战争人数：同盟国约2500万，协约国3000至4000万;全球制造业产量占比：同盟国19%，协约国28%;工业潜力：同盟国与协约国相比为1:1.5。这些数字对比，还没有算上美国。
假如在如此再清晰不过的对比下，还能定下开战的决心，除了疯子，还会有谁这么干?据说，德皇威廉二世因战败而退位，为时太晚地读罢《孙子兵法》后长叹：“如果早几年读到此书，就不会有这样的结局了。”我想，他被深深震撼的，一定是开篇第一句话：“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二、注定不可能获胜的德国
尼尔·弗格森在《金钱关系》一书中，以一种残酷诗意的口吻写道：“一战的决定性因素除了鲜血的流淌，还有资本的流动，二者的意义同等重要。”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鲜血和资本，都是它的两种血液，也是国家进行战争的两种能力。前者是国家的战争资源动员能力：鲜血——人力资源是一切战争资源中的头号资源;后者是指国家的战争融资能力;资本——发钞、税收、举债，是国家支撑战争的重要手段。
在长达四年多的世界大战中，“战争的双方都面临着资源短缺的问题：已过度消耗的国家财政和物力，只为了在战役中获得暂时胜利的一方，必将在那旷日持久的冲突中吞食失败的苦果。它们已弹尽粮绝，它们的劳动力数量——特别是熟练工人的数量——大幅度锐减，罢工运动此起彼伏;它们供给士兵和平民的食物储备所剩无几;它们已在国内外债台高筑，超出了自身的承受能力。”(《战争的悲悯》序言)这意味在“鲜血和资本”两方面处于劣势的国家，注定在战争中也处于劣势，并且几乎不可能有获胜的希望。
尽管在一次大战之前，德国的经济就已经取得了傲人的业绩。它的钢产量在1913年就超过了英国，它的国家收入已把自己的宿敌法国远远地甩在身后;它的电气工业总产值在1893——1913年间增长了整整28倍;并且在1913年这一年成为了仅次于美国的全球第二大经济体。但是，这些成就并不足以抵消大英帝国的全部优势。此时，英国正在享受全世界的殖民地带来的丰厚利润，原有的工业体系足以支撑国内政治、经济和军事的需要。(《世界是部金融史》P169)更重要的，是工业经济的长足进步，并不能弥补德国金融业这块致命的短板。这使德国与金融霸主英国相比，在战争融资方面，一开始就处于了下风口。
金融战几乎是与一次大战呼啸的炮弹同时甚至更早些打响的。1914年7月底，在战争爆发的前夜，“英格兰银行先下手为强，将贴现率从3%提高到10%，吸引资金回流英伦诸岛。柏林当时还没有统一的贴现中心，资金立刻出现了恐慌。”仅此一举，经验老到的英国人就让德意志帝国银行出现挤兑风潮，一个月减少存款20%。(书名同上P171)
面对此举，经验不足，实力亦不够的德国人的应对方式，可谓“简单而粗暴”：先是回应以“马克与黄金脱钩，停止兑付黄金;”随后又将3个月国债纳入货币体系，这等于事实上的增发货币。而在金本位时代宣布自己的货币与黄金脱钩，“就等于断送了自己的贷款途径。”(书名同上，P17)与德军在战争前期的表现相比，德国人在金融战中，毫无可圈可点之处，一直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不但没有还手之力，甚至连招架之功都逐渐丧失。
到这一年的9月，帝国已经不得不每半年发行一次“战争债券”。直到四年后战争结束，战争债券已累积发行993亿马克，比战争初期增长了整整20倍。但随着战争支出与借债规模的同步放大，尽管此时德国的黄金储备已达870吨，在美、俄、法之后居世界第4位，但这仍不足以支撑其信用使公众继续有意愿向政府提供长期贷款。
与此同时，德国向国外举债的水平也大幅下滑。相应的，德国债券比英法债券的价格也低出了10%左右。这一差价反映出德国债券在购债人心目中明显的风险，使德国不得不提高利息，以拉大德国债券与英法债券的利差，来吸引债权人的青睐，但这仍然甚至愈加无法挽回德国人在战争融资方面的颓势。在整个战争期间，德国的外债规模总额尽管也达到了80亿金马克之巨，但相比英国人从美国那里借到的170亿美元的资金来说，只能算小巫见大巫。这一状态持续到1917年，这一年，协约国从美国拿到的授信额度是23亿美元，而同期德国人仅仅获得了可怜的2700万马克的海外借款。
战争融资能力的每况愈下，严重地制约了德国的战争能力，使其在战争初中期获得部分优势和胜利，随着战争的旷日持久而一点点丧失殆尽。
尽管直到此时德皇威廉二世仍一口咬定：“最先破产完蛋的肯定是俄国人”，但德国被战争损耗得难以为继的定力，已经逃不过像罗斯柴尔德这样的世界级金融寡头的锐眼。他在私信中谈道：“德国政府很拮据。”并且他对“德国向国外资本市场兜售债券印象深刻”。从某种程度上说，金融资本家对某一投资国的向背取舍，是资本流向的晴雨表，从而也就是战争最后胜负的风向标。
但德国人的厄运并不仅限于战争融资领域。英国人对德国展开的金融战是全面的，几乎不留死角。自日德兰海战，英国皇家舰队对德意志帝国海军取得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海军对德国的封锁就变成了协约国对德国及同盟国贸易战的一部分。英国人甚至连美国对中立国的贸易船只也不放过，统统予以截留，迫使美国不得不为了自身安全而只与协约国做生意。从而使“协约国的(在贸易方面)优势继续领先于同盟国;使后者无法从已经变成敌方的中立国进口物资。毫无疑问，英国海军对德国海上贸易展开的打击造成了相当严重的经济崩溃局面，”“到1915年，德国的进口水平已降到战前的55%。”(《战争的悲悯》P158)
对德国人来说，协约国更狠毒的一招，是“德国人持有的9.8亿——13.7亿英镑的海外投资，被英、法、俄包括后来加入的美国将其中至少60%进行了查处和没收。德国航运领域受到的打击尤为剧烈。通过击沉和充公，德国承受人丧失了629艘商船，总吨位达230万英吨。德国人通过兜售外国证券筹措了高达1.47亿英镑的资金。为了给支付赤字付账，德国不得不销售高达4800万英镑的纯金，并从外国供应商那里进行短期私人借贷。”
战争打到这一步，就已经不是败象初露，而是败象尽显了。但直到战争结束，德皇威廉二世也没有弄明白，不是你的工业化程度，也不是你的生产能力，而是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决定你的战争胜败。从某种意义上说，你的战争融资能力，就是你的战争能力。你手中能弄到多少钱，将决定你打多大规模、多长时间、多强烈度的战争。这几乎就是现代战争的铁律。
三、协约国的惨胜与代价
与德国为首的同盟国相比，英、法、俄组成的协约国阵营，在人力物力诸方面，都拥有巨大的资源优势。但一场越打越失去目标，打到后来，胜利就是一切的持久消耗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承受的，因为，没有一个国家的资源是无限的，同盟国如此，协约国也如此。特别是当交战双方把军事战争打成消耗战的同时，也把贸易战、金融战打成了消耗战，就更是如此。
越打越滥的战争，无情地压榨着同盟国，也同样无情地压榨着协约国。英国为首的协约国，虽然成功地压制了同盟国的战争融资能力，使其借债无门，从而从根本上打击了对手持续进行战争的能力，但其自身有效的战争融资能力，却最终让自己债台高筑，就这样，为了那个迟迟不来的胜利，一个个债权国沦落为一个个债务国。
为了应对日渐临近的大战，1913年，法国未雨绸缪，借债额达到了国家收入的86%。同年，俄国的公共负债总额也急剧攀升，从44亿卢布增长到88亿卢布，翻了整整一番。而英国的国债则在同期比其他欧陆国家都要高，是其公共税收的10倍之多。(《战争的悲悯》P104)
战争对于经济的恶化，总是从金融开始。因为金融是经济生活最敏感的温度计。在距战争不到一个星期之际，金融温度计的水银柱已经开始爬升：
“7月27日，俄国中央银行就已经被迫终止黄金兑换。”在为了防止战争导致黄金外流方面，协约国与同盟国一样拿不出更好的办法。这一暂时在战时中止金本位制的短期行为，其结果就是使其在战后也未能真正得到恢复，直到被美国人在1971年8月15日彻底废止。英国人虽然没有马上宣布终止黄金兑付，但“当英格兰银行7月31日试图通过将基本利率翻倍至8%来免受相同命运时，次日该数字又上涨了2%，直接导致市场瘫痪。为了避免彻底内爆，证券交易所不得不于31日停业。柏林和巴黎也出现了相同情况。”法国则在同一时间更陷入了“收税情况严重恶化，这种局面一直持续到战争爆发前夕。”(书名同上P158)
环球同此凉热，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在影响正常经济生活方面，战争对于交战双方来说都是公平的。
如果说战前的金融波动主要是由于恐慌所致，但当战争残酷地迎面走来时，它脱缰野马一般的耗费，对于参战国经济和金融无止境的索求，就是谁也无法回避的现实。
仅以法国为例。“战争所需的庞大的军事费用，使法国在1914年度的财政预算赤字高达55亿多法郎。”为此，法国政府除了加速开动印钞机，已别无选择。“法国的货币流通量不断增加，在1914年第四季度，信用流通量竟然高达96亿多法郎。”其结果只能是“国库亏空，入不敷出。”(《贸易战》P104)
看不到尽头的绞肉机式的战争，把一个个国家拖进了债务的深渊。除了还远在大洋彼岸隔岸观火的美国，所有投身这场战争者都不得不被迫吞咽下负债累累的苦果。
“截止1917年，俄国外债额达8.24亿英镑，意大利和法国净外债额同样巨大。截止1919年，英国向联邦自治领和战时的盟国提供贷款共计18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32%，并向美国和其他国家借贷13亿英镑(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22%)。”(《金钱关系》P279)这意味着所有国家不但要背负起债务国的重负，还要无一例外地让自己的国家和国民承受严重通货膨胀的啃噬和煎熬。更有讽刺意味的是，战争经常出现的“伤敌一万，自损八千”的情况，在一次大战的战场内外都展示的淋漓尽致。无论是战胜国还是战败国，会发现双方在这场战争中付出的代价几乎是相等的：双方都站在了战争的废墟上。而这还不是参战国付出的最后代价。最后的代价是，几乎所有参战的帝国君主都因这场战争而垮台。古典帝国的时代，在欧洲结束了。
只有置身事外的美国是“例外”。这时的美国“是净债权国。债权额达70亿英镑，约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9%。”(书名同上P279)要知道，不过四年前，美国还是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
战争是国际关系最大的颠覆者，当然也就是债权与债务关系的颠覆者。
四、美国，大战唯一的受益者
当整个欧洲大陆变成了一个巨大的生命绞肉机和资本吞噬机时，美国人一直隔着大西洋冷眼旁观，并不急于下注。它只是把自己手中的钱——战争资源和资本——源源不断地借给那些输红了眼的赌徒们，就像不时把干柴投进灶膛中一样，以便使炉火烧得更旺。它一直在等待属于自己的机会。这个机会不像某些浅见的历史学家们以为的那样，是由于德国人疯狂的“无限制潜艇战”，愚蠢地击沉了英国人的“卢西塔尼亚”号，也不是德国外长齐默曼犯了一个激怒美国统治者和全体国民的致命错误。
这些历史学家断言，这两个事件导致了一直保持中立的美国人倒向了协约国一边。这是对精于战略盘算的美国人的低估。如果说，这也算是美国参战的原因的话，那只不过是美国人投身那这场毁灭欧洲的战争的借口。对美国人来说，即使没有这些事件，照样可以找到其他合适的借口。美国人一开始就知道，加入到这场战争中去是迟早的事，它要做的，只是何时加入。这是个时机问题，但这个时机和时间无关，它只取决于一个条件，那就是什么时候，整个欧洲燃烧到油尽灯枯?只有这时，美国人想要的时机才会成熟。因为美国人真正想要的，是权力从欧洲那些老牌帝国，确切地说，是从世界霸主英国人的手中，向美国转移，而不是仅仅通过发战争财，获得目光短浅的商业利益。“美国驻英大使佩奇给总统顾问爱德华·豪斯的信中说：‘差不多全体欧洲国家都要破产……’整个世界的前途会落在为我们手中。”(《好懂的世界格局》P146)为这一刻——击垮英国，美国人已经等了很久。但美国人先要击垮的对手，却是德国。从德国人在十九世纪末叶，其经济实力超过英法，成为世界老二并直追美国，甚至开战前一年，在国际市场中所占份额21%，超过美国的17%之后(书名同上p148)美国人就大吃一惊地坚定了必须打垮这个霸权竞争者的决心，为此，美国只能选择站在自己迟早要取而代之的英国及其协约国一边。但为什么要在战争打到第四年，美国才丢掉“中立”的面具，决定参战?原因不言而喻：美国需要德国这个帝国的后起之秀，倾尽初生之犊的蛮力，消耗英国。而为了使年迈的狮王能够支撑的更久一些(同时也就消耗的更狠一些)，美国这个战前的债务国，慷慨地向自己从前的债权人敞开钱包，先后分别借给英国47亿，法国40亿美元，(《全球货币战》P627)开始扮演“战争的最后借贷人”角色。历史证明，谁能扮演这个角色，谁就将是战争最后的胜利者。
扮演这一角色的好处，在美国人还未投身战争之前，就已经充分显现了出来：“美国从战前的债务国一跃而上升为世界最大的债权国，同时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资本输出国。”“它不仅回收了交战双方在美国的有价值股权，而且增加发行了巨额债权的数量，加快资本输出的速度。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19年，美国在国外的总投资额高达70多亿美元，协约国向美国的借贷也高达100亿美元。”与此相应，美国的黄金储备也在迅速增加，占世界黄金储备量的40%。”从此，“国际金融中心也逐渐偏离伦敦，开始向纽约转移。”(《贸易战》P105)
“美国总统威尔逊无法抑制心中的兴奋，说道：‘在当今世界金融领域和商业领域，美国所占的地位和必须占有的地位，所取得的成就，都是以前我们不敢想象的。’”(书名同上P105)显然，对于这位学历最高(博士学位)的美国总统来说，胜利好像来得太快，也太容易了些。
此时，远在大洋彼岸苦战的英国人，心情就不会有威尔逊总统这般轻松了。因为德国人又重新恢复了“无限制潜艇战”。“英国大量战舰、商船被击沉。战争形势开始朝着有利于同盟国方面转变。以英国为首的协约国有战败风险，并且英国的金融形势已经开始出现崩溃的迹象。因此，威尔逊认为，从保护债务国的角度看，美国应该立即对同盟国宣战。”(《好懂的世界格局》P148)
这是威尔逊总统说服国会授权美国参战的最好理由。但从总统本人到那些支持美国参战的议员们，都在肚子里揣着另一个更能说服自己的理由：老牌帝国英国倒下，已是指日可待的事情，新兴帝国德国，才是与美国争夺霸权的强劲对手。所以，必须赶在它击败英国，成为新的欧洲霸主之前，击败它。这样在战争结束之后，将不会再有任何一个国家，阻碍美国登上英国人曾经坐了百年的王座。
而恰在此时，德国人击沉了英国商船“卢西塔尼亚”号，造成美国公民的死亡，接着又从英国情报机构“及时地”传出了德国外长齐默曼，秘密致电德国驻墨西哥大使，授意他策动墨西哥政府向美国提出领土要求，并建议德墨结成抗美联盟，这一足以激怒全体美国人的消息。一切都来的恰到好处，正应着中国人的一句俗语：想睡觉就有人给你递枕头。最后，德国潜艇又干了一件蠢事：击沉美国军舰“豪萨顿尼克”号，终于把美国人铁心拖进了对自己的战争。
1917年6月27 日，由潘兴将军统率的美国远征军，登上了欧洲大陆，虽然这支临时拼凑起来的军团远谈不上强大，但已足以使战争的天平，由于压上了美国这只巨大砝码，毫无悬念地向协约国一方倾斜。
这样的结局，虽然早在开战之前就已注定，但却足足打了四年零三个月，耗尽了几乎所有参战国的人力物力，才见分晓。对于自认为“是上帝的特选子民”，“白人至上”的欧洲人来说，真是莫大的讽刺。但对于悲催的欧洲人来说，其厄运并没有到此就画上句号。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用法国元帅福煦那句意味深长的话来说，“这不是和平，只不过是二十年的休战”。
果然，整整二十年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这场战争尽管规模、时长、损耗和惨烈程度，都远远超过了一战，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却只是一次大战“跳空高开”后的“缺口回补”。用我一位朋友的话说，就是“把一战没打完的仗全打完了”。因为一战的结果，并未能让觊觎王座的美国人如愿以偿——彻底实现“权力转移”。大英帝国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坐在王座上不肯对新贵美国屈尊俯就。被“凡尔赛和约”高达1320亿金马克的战争赔款逼红了眼的德国人，也在把复仇的牙齿咬得咯咯作响。如此一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就是迟早的事情了。
福煦一语成谶。在这种情形下，美国人显示出来的战略耐心与它的战略谋算一样深沉老到。直到20年后，欧洲通过下一场战争，把新老帝国间所有的积怨，也把他们所有的财富，连同欧洲人引以为傲的古典文明，一齐打光打尽，才心有不甘却又无奈地拱手向美国人交出世界霸主的权杖：至此，由大英帝国推进的贸易文明为标志的第一轮全球化结束了，而由美国人推进的金融文明为标志的第二轮全球化，还要等二战结束后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将拉开大幕，这是后话。
2014年8月22日于夕照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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