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利比亚到委内瑞拉，再到叙利亚、墨西哥、乌克兰、阿富汗或伊拉克……在现在这个十年我们正看到美国和它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成员国长期在全球部署军队实施直接或间接(通过第三者)的暴力干涉，整个外围地区它们巨大的军事目标。侵略的浪潮不平静，在某些情况下与施加压力和谈判相结合，但是经验告诉我们在未来的谈判中帝国的侵略不是为了改善它的地位，而是为了创造更好的侵略条件而谈判和施加压力。
当这些干涉获得“成功”时，如在利比亚或伊拉克，结果不是建立由国家机构控制的“平静的”殖民政权，如同发生在过去西方对外围的征服所做的那样，而是通过内战造成混乱。这说的是社会解体的紧急情况，社会灾难的形成成为屈从的具体形式，这使人怀疑我们是否面对一个试图“统治混乱”的恶魔种族计划，使居民陷入绝对无力自卫的命运，将其变成非上层的社会，目的是掠夺他们的自然资源，或是消灭敌人或竞争者……或者说这是侵略者追求非必然性的一种结果，是他们作为殖民的主人失败的表现，他们有很强的破坏能力，这与其没有能力建立一个殖民的秩序相结合(“没有能力”源于其经济、文化、机构和军事的衰落)。我们可能面对这两种情况的结合。
也可以设想处于衰落中的帝国成为一种政治、金融、黑社会的利益错综复杂情况的俘虏，形成一种无可比拟的自我破坏力，迫使它开展理性的行动，从一定的历史距离我们看到这种现象，但是如果我们将观察阴谋家们直接的工具的原因和范围，缩小到微型心理世界(疯狂的原因成为状态或黑社会诡计的原因，强加于它最广泛和高级的意义上的合理性)，这完全是理性的。
尽管这些灾难不是必然代表冷酷无情的刽子手破坏外围天堂的行动，资本主义是一个全球的整体，帝国的中心出现衰退是决定性的表现，但它是世界现象的一部分，包括被衰落的世界资产阶级欺骗的外围地区。对利比亚的破坏行动向这个国家的领土派去大批雇佣兵，进行轰炸，利用卡扎菲政权的堕落而获胜。2014年2月在乌克兰新纳粹政变推翻了一个“共和国”的政府;美国在委内瑞拉制造不稳定，领头的是当地旧有的资产阶级领导的中产阶级，在玻利瓦尔革命15年以后这个资产阶级没有被消灭，这些精英们没有在舞台上被清除，尽管因为下层阶级的上升而受到刺激和感到愤怒。
这一切导致我们需要确定所处的资本主义历史的时期。这说的是新的原始积累在全球血腥淫荡的前奏吗?它是未来超级资本主义的摇篮或是对一种已经走向没落的文明的绝望最后的打击?
我建议利用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句陈旧和多次重复的话来回答这个问题，当德国的战斗结束时，丘吉尔指出这个事实不是“(战争)结束的开始，而是(一个更重要得多的决定性进程)开始的结束”。现在我们面临“开始的结束”，正在结束延续了数十年的西方衰落的准备阶段，开始进入“结束的开始”，即资本主义作为像其他可能衰落中的文明一样逐渐崩溃，正经历一个期限没有预先完结的复杂的临时轨道。
尽管我不能不指出与过去的文明的决定性区别，如它的世界性(不限于一个地区)，将居民群众包括在进程之中(现在约70亿人而不是数千万人或数亿人)，比如因为工业能力和完全破坏地球上生命的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以激烈的方式提出的事情区别于所有的文明衰落面对的选择：超越或沉沦于一种长期的灾难，今后从过去的空间出现一种新的文明或由外部力量强加的文明。这不是由于自身发展造成传播虐疾的沼泽的破坏而引起的巴比罗尼亚的衰落，也不是被资本主义困扰罗马帝国的文明的衰落，军事大量增加是帝国主义的力量走向深渊的结果，与此同时人类的其他大多数却不了解这些事实。
暴力和制度的衰落
超表面的现象是衰落，表现在无数的指数上，如长期(从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全球经济增长率的下降是由中心国家减速趋势引起的，之后伴随这种趋势的一个与空前的寄生性展示如消费主义、军事和官僚机构相联系的金融膨胀的过程。
我们看到的是如此衰落的帝国社会已经不能够像在20世纪那样在军事上动员它的青年，尽管它的金融能力和技术进步使其可以招聘雇佣人员去代替传统起作用的力量(来自所有大洲的流氓无产者对衰落的进展是直接成比例的)，使用武器如无人机和其他超尖端的杀人装置，这些武器在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确立一种很大的技术裂痕，媒体压垮它的受害者和世界的其余地区。
这些“优势”同时是权力和软弱的表现，是破坏力的表现，但也是它自己的社会失去意识形态控制的表现，是它的行动内部非法性的表现，再加上它的经济受到的破坏阻止它从破坏走向对被征服的领土的殖民重建。
从18世纪末欧洲社会的资产阶级改革创造了将居民整体纳入不同的军事冒险，公民—士兵和群众的战争以这种方式代替了雇佣兵和贵族的军队。领取工资的杀人犯让位给志愿杀人犯或强制的杀人犯，他们献出生命不是为了金钱，而是保卫“祖国”和“自由”等。
但是，在苏联的倒台和中国的现代化之后，资本主义的衰落和它变成唯一的制度(也就是说变成全球由寄生的精英们显然不道德的统治)撕破了神话，允许国家制造贵族的事业把普通公民推向死亡的“合法性”。
西方的军事机器失去合法性看来是衰落的一个决定性的特征，但是帝国主义的再生产在继续，对外围地区使用暴力重拾雇佣军的旧传统。现在权力对它的居民的宣传目的是不将他们拖向战场(行不通的行动)，而是获得他们对军事冒险事前的认可，或是化解他们的拒绝，这些冒险远不是政府所说的“潜在的现象”，不是通过电视和其他媒体提供的又一个娱乐节目。
军事的部署在理论上被说成是所谓“第四代战争”，是美国军事高层在越南的失败之后反思的结果，那场战争被看成是“不对称的战争”，在那里敌人的军队技术水平低，火力被压缩，但是这支军队与居民结合得很好，能够打败拥有高技术水平和火力强大的帝国军队。
新的军事理论不是旨在简单地破坏敌人的军事力量，而主要是破坏支持军队的整个社会。社会的解体(经济的、道德的、文化的和机构的)将是追求的目标，这个进程可能不取决于直接的干涉，而是更多地将不同的外部干涉(军事的、媒体的、经济的等)与制造内部不稳定的行动相结合。
这样确定一个广泛多样化的侵略舞台。一方面我们可以看到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战争，那里是靠近利比亚、叙利亚或前南斯拉夫的地区;另一方面是所谓的“软干涉”或“颜色革命”，如在巴拉圭、洪都拉斯或乌克兰发生的那样。所有这些干涉在行动开始时都展开了紧张的暴力行动，在干涉的某个时期展开或是作为帝国主义胜利的结果。但是这些变化不定的战争并没有解决外围地区的殖民统治问题，造成的混乱使系统的抢掠困变得难和代价昂贵，有时成为不可能的事情。
“第四代战争”的捷径出现新的情况是：侵略最有可能处于侵略者战略上软弱的环境中，其结果不仅是使外围混乱，而且还造成对内部的破坏。黑手党的对外行动结果在帝国的统治机构内加强秘密犯罪集团的做法，使寄生性的团伙非理性的倾向和精英们的疯狂扩散，打破机构博弈的规则。
结束的开始：2008—2013年以后的世界
2008—2013这六年标志着从70年代初始开始受到制度控制相对温和的衰落向普遍堕落的过渡，我们正看到这种堕落的步伐。
从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之间发生的危机并没有像以前的危机那样，通过破坏就业的大萧条的浪潮，企业降低工资和集中生产，有偿付能力的需求推动经济上升新的周期而得到克服，马克思所描述的“周期性的危机”时代已经结束。尽管马克思解释这些复发的危机在制度上积累混乱，直到内在的力量达到一种规模，以至资本主义任何的重建将是不可能的。这样就预测了资本主义普遍的危机，这一理论模式来自于它的积累力量的逻辑。任何方式都不可能预测的是它具体的历史的发展、它的时间、主角本身有助于推迟或提前结局的社会捷径与革新。
马克思对未来的评估是一种非常普遍的场景，它包括广泛的可能的未来，而不是确定一个日期或对角色和舞台准确的估计和描述隐晦的预测。但是这个理论的模式使马克思和恩格斯解释比如“当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的水平，出现了生产力和生产资料在现有的条件下造成灾难，已经不再是生产的力量，而是破坏的力量”，这就开辟了对资产阶级文明在它更深刻衰落的阶段自我破坏的思考。
不可否认的是这在2008—2013年期间就开始了，尽管这个时期之前很久就逐步出现对此发出的警告，而几乎总是被重要的媒体和社会科学忽视，当时谈到可能发生环境的、卫生的或政治的灾难，而这些归因于制度内部不合理的操纵，本来是可以纠正的。来自“左派”的某些资本主义色情受虐狂的崇拜者对此屈服了，提出一种资本主义周期永久化的命运，试图强调正在发生的危机是下一次(资本主义)制度恢复的“信号”，但是这些信号纯属虚构或是保守派建立在资本主义“总是”实现克服危机的基础上的祝祷，当然那样做由劳动者付出代价，使民众贫困。
在不同的衰落因素中强调有两点是决定性的：金融的堕落(和致富)和军事的堕落(和发财)。
大约从1990年起世界的生产总值在数字式的进展上一直在温和地下降(从70年代以来)，而金融的总额开始以几何式的进展在增长。作为支柱的金融衍生产品从90年代末是世界生产总值的两倍增加到2008年的12倍，但是从那时起金融的扩张停滞了，趋势是逐步下降。
金融投机在它上升期间是寄生性的支撑，使第一世界的消费者、企业和国家继续支出和投资，尽管金融雪崩附带的收益对中心国家生产总值的增长来说是下降的，每次需要更多的金融药方来实现越来越少的经济扩张，直到2008年这一机制破产了，金融的负担变得不可支撑，需要国家立即救助以便阻止它的垮台。
但是这些救助没有重振经济，只是制约金融的下滑，使公共债务增加，以至到了美国两次处在债务违约的边缘，2013年日本的公共债务加上私人债务到达国内生产总值的520%，英国达到510%。从那时起救助耗尽了，第一世界在最艰难的情况下可以说进入一个很长的停滞、衰退和贫乏增长的时期，这不应当被认为是一个生产、消费和就业稳定冷却的平台，而是一个下降的滑梯。
零增长或下滑尽管是温和的，但意味着失业的趋势上升，结果收入成为一种社会解体的复杂现象。
美国方面的军事化没有使冷战结束，在90年代末一个短暂的停滞以后，军费开支重新开始扩张，以至到2012年军费的实际总额(国家军事目的所有支出的总额，不只是国防部的支出)大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9%。我们可以说它包括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从过去一般由军人和传统的直接下属的专业特工构成走向公共部门，进入一个雇佣人员、国家雇佣的私人机构、许多非正式的公共和私人机构更多参与的新阶段，这些机构处于合法与非法之间，与地下的交易(毒品、娼妓、贩卖武器等)混杂在一起。第四代战争，流氓—金融资产阶级和流氓—军国主义变成堕落的帝国精英具体意识形态强硬的核心，某些指出他们是流氓—帝国主义者。
但是这如同金融的巨大泡沫首先支撑(资本主义)制度的运转，以便之后变成一种沉重的救生圈，面对一个表面上准备被呑食的外围，军国主义—黑社会的堕落和它新奇的理论作为军事机构和没有效率的救生板出现，但是失控了。那些希望是幻想，唯一做到的是破坏国家，其意图失败了，或是这两件事情同时扩大支出和财政赤字积累：犯罪与愚蠢汇合在一起。
“2008-2013年的过渡”意味着战争形式的一个重大变化(它急剧堕落)，使整个资本主义正在发生变异的性质暴露无遗。在50年代中期，谈到当时纳粹的战争实践时，约翰•赫伊津哈指出在历史上战争从来是文明或文化的组成部分，“因为一个战争中的社会承认另一个社会(对它进行战争)作为人的社会……以清楚的方式将战争与和平分开，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罪恶的暴力。整个战争的理论已经放弃了战争最后精减的其他东西(也就是放弃整个游戏规则)，由此放弃文化、权利和普遍的人类”。
我理解希特勒打破了战争的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也就是说“全面的战争”和它的屠杀被置于优先地位，是第一次在资本主义全面危机中的实验，现在作为“第四代战争”出现。第一种情况说的是早期“德国开拓者”的残忍，但前例是更反动的美国文化，像多米尼科•洛苏多等以严格的方式确定了纳粹主义是美国意识形态明显的根基。这种灾难表明一种仍然支配着制度(道德的、生产的、机构的等)文明的病态，这是为了痊愈，但还没有遭到普遍转移。希特勒的毒瘤被摘除了，坏事能够隐藏在阴暗之中幸存下来等待新的时机，纽伦堡的审判到来，战争的罪行(违反现代战争的游戏规则)受到有选择的判决。
到30年代末期赫尔曼•罗士宁专门写了一本书来理解这种现象的运转：《虚无主义的革命》。他指出“纳粹统治的本质是虚无主义”，同时否认罪行和人类现实的自杀，但是当他预言“通过权力的机器产生和传播的这种狂热是那么空洞，是人为的和那么不真实的，整个巨大的机器可能仅因为一个事件在某一天就垮台，而不留下自主生命的踪迹”时，罗士宁完全搞错了。他不知道(或不想知道)将外科手术刀伸到底部，如果这样做就被迫将资产阶级整体的保守主义放到被告席上，从那里指控西方文明的破坏性(和自我破坏)，罗士宁对他属于西方文明感到自豪。
现在当我们看到法西斯主义的癌症平静地以危机的速度在整个欧洲扩散，从法国的国民阵线不可抗拒的进展到在乌克兰新纳粹的胜利，以及在荷兰、比利时、克罗地亚、匈牙利、波罗的海国家、希腊发生的情况，这时我们能够证实法西斯主义的癌症不仅在20—30—40年代扎下深深的根子，而且在更古老的许多历史上，在宗教的狂热和殖民主义的屠杀以及其他非常残忍的社会实践中均有表现，经典的纳粹主义并非是表面的和不真实的，它的根子深扎于西方长期的罪恶历程之中。
但是最重大和可怕的事情是恢复希特勒全面战争的理论，重新命名为“第四代战争”，有时被戏称为“软打击”或“温和打击”，或是发狂地提出“人道主义的”战争或轰炸。现在不是指一种开拓者或以某种方式令人吃惊和不正常的经历，而是被帝国主义的精英们整体全部接受的东西。资本主义进行战争的方式发生变化这一事实与资本主义变成破坏生产力有密切联系，这种破坏扩散到环境领域，包括土地、海洋、山脉、动物等，指向消灭人类的全部历史财富和所有文明的积累。
回到起点?
在现在的征兆和现代性的起源之间我们可以确定平行点。罗伯特•库茨发现了资本主义的军事根源。根据库茨的说法，直到16世纪“不是生产力而相反是一种强有力的破坏力量开辟了走向现代化的道路，也就是对武器的投资。新的武器系统的生产和动员在地方和分散性的结构层面是不可能的，直到当时它曾标志着社会的再生产，而是在不同的层面需要一个全新的社会组织。武器特别是大炮已经不可能在小作坊如同在现代化之前那样生产武器。因此发展了一种专门的装备工业，在大工厂里生产大炮和滑膛枪”。
其中一个事例是在16世纪出现的有名的威尼斯兵工厂，在那个时代这是很受人钦佩的兵工厂，可能是第一个现代化的兵工厂，对后来的军人和平民都有启示，它的生产组织建立在一种任务有效分工的基础上，这一模式几个世纪之后在英国工业革命开始时仍在采用。
围绕军工的发展确实逐步创造了贸易和金融的网络，帮助君主和其他的战争先生们发大财。
这些同样的网络用于贵族的内部斗争和镇压农民群众，但是它的主要目标是掠夺外围地区，巩固资本主义中心的国内市场、科学和艺术、工业和技术扩张，比如存在大量的描写在欧洲资产阶级变革的中来自美洲殖民地的黄金和白银泛滥的文学作品。
这是寄生性的军事联盟，它由雇佣军、军事化的贵族、商业强盗、高利贷者等构成，这种征服外围地区的平台有助于一种相对小型的战争经济进行与它的初始规模不相称的掠夺。在16世纪西方的生产总值刚超过世界总产值的10%，而那时中国占23—24%，印度占27—28%。
第一个企图是在12和13世纪西方人远征时连续发动对富饶地区的侵略，占领它的部分领土。但是，这种殖民化失败了，尽管殖民者极端残暴，被侵略的人民拥有一种军事能力在长期的战争中帮助他们赶走侵略者，侵略者和被侵略者之间军事上的差别不够大，受害者没有遭遇最后的失败。
从15世纪开始情况发生变化，在16世纪经历了一个巨大的转变，西方对世界其他地区获得了一种军事技术上决定性的优势。
1571年勒班陀(意大利城市)的战斗证实西方在技术上对奥托曼帝国的优势，在那场胜利的背后是威尼斯兵工厂的效力，半个世纪之前西班牙人已经利用他们绝对的技术优势镇压了阿兹台克(古代的墨西哥)帝国，后者那时还不认识火药和金属的武器。
西方的这种军事优势不是意外的产物，它依靠的是15和16世纪迅速发展的军事科学，军事工程成为欧洲复兴的中心，它继承了中世纪的军事工程，同时与古代希腊—德国的军事科学保持联系。
军国主义对这些科学“需求”的历史连续性始于欧洲的中世纪，其主要特点之一是它的军事设施的规模，由渴望成为皇帝和帝国首领的王子领导的军事组织过分扩张。历史上封建的军国主义与古代战争和帝国主义的欧洲有联系，如已经处于衰落中的罗马帝国。维克多•汉森在写到西方漫长的战争历程中在16世纪的军事胜利时指出，“欧洲的军事活力是经典古代的一个延续，而不是火药时代和发现新世界的偶然的结果……从希腊到现在，西方社会在进行战争的方式上表现持久的近似是令人吃惊的”。
这不仅是技术上的优势，而且它进行战争的方式极端残暴。在希腊的集团、古罗马军团、十字军、西班牙英国法国殖民军队与希特勒的军队之间进行比较是不可避免的，它确定西方长期连续的战争、征服和屠杀的指导线路。
资本主义的原始积累打下基础，由于过分掠夺外围和大量的自然资源它是成功的，由于当时欧洲帝国主义的其技术水平和掠夺的能力，这些资源对他们来说是相对“无限的”。但是现在这种过分掠夺是不可能的，对于一个新的能够支撑西方的寄生性直到创造一种全球超级资本主义的积累进程来说，这个地球太小了。
中心的强国为了破坏地球是足够强大的(这也意味着自我破坏)，因此由于它的强大不可能自救，开始一个新的上升周期，呑食人类的资源和自然资源，作为帝国为了生存需要它们的受害者的供养。这标志着与五个世纪之前发生的事情有根本的质的区别，现在帝国主义的暴力不是它少年或青年时强有力的魔鬼的暴力，而是一个老而肥胖的魔鬼的暴力。
西方
必须将人为分离的观念结合起来，如“西方的文明”、“资产阶级的文明”、(西方的)“帝国”和资本主义的观念。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出现，其西方的地理根源界定很清楚，是一种特别沉重的文化遗产。西方作为一个集体的帝国主义企业出现，集中了一些在全球扩张的国家，同时陷入内部残暴的争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在一个新欧洲的超级大国—美国的指控下，在走过一个多世俗长时期之后实现了统一。
1914年爆发战争，但是特别是1917年的俄国革命标志着西方的下滑，尽管从90年代起由于前苏联的解体似乎扭转了趋势。在苏联解体10年以后出现的俄罗斯成为日益自主的一个军事—能源大国，尽管它与西方保持着密切的贸易和金融联系。中国的崛起不是诞生一个顺从于美国利益的欠发达国家，如同印度和墨西哥那样，而是一个具有重要自主形象的外围大国。
帝国主义等级的西方统治(即资本主义的统治)普遍受到破坏，作为一种世界制度制造了非极化和外围不受控制的现象，中国、俄罗斯还有伊朗，拉丁美洲某些进步的国家或多或少独立的博弈表明了这个进程。21世纪的“莽撞人”组织起来，没有“罗马的监护”或与“现代的罗马”谈判，已经不是作为简单的臣民，但是这个“罗马”不可能再生，它的寄生性如没有外围附属国日益增加的“贡品”不可能生存，需要越来越多受害者的“血液”(廉价的石油、锂、黄金、铜、可怜的工资、更大的商业优势、大规模的资金转移等)同时受害者找到减少被掠夺的道路正是由于寄生虫的削弱(在某些情况下这并没有阻止暴君掠夺他们)。某些准确的情况可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正在发生的事情。
首先，中心的资产阶级国家的巩固(继续如此)的事实与殖民的扩张和巩固联系密切，大规模夺走外围的财富过去和现在有助于中心国家的社会一体化和它们的国家—军事保卫者的稳定，上述开发的结束或削弱标志着这些国家和它的社会基础黯然失色。
其次，证实资本主义是一个建立在强有力的专制等级的基础之上，从企业上升到达世界权力的中心，通过国家、经济团体、国际机构、媒体等进行复杂的协调。资本主义的帝国主义等级是自身固有的，是再生产的一种具体方式，从来不是一种和平的协调，而是一种暴力的不稳定的连接，在这里当局是胜者，保留战争、压力和圈套。但是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这种等级从来没有能够围绕着一个统一国家的中心构成权力的超级帝国主义，从现代和它的殖民阴影化开始，我们看到的是帝国主义之间连续的对立和战争。
由一个单独的世界大国统治全球化的幻想尽管90年代暗示在具体形成，在随后的十年里处于昏迷状态，欧洲和日本屈从于美国领导，继续建立在两个小伙伴堕落的基础之上，最近在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发生的事情就是很好的例子。但是帝国主义的头目在堕落，它对中心国家汇合未来的提法并不确定。对外围正在失去控制，而此时更需要对它控制(超级剥削)以便维持寄生虫的再生产，结果帝国愤怒和绝望了，恢复它所有种族主义的记忆，不仅是为了驱赶或缩小对外围闯入帝国领土的人的奴役，而且是为了将他们的来源国变成自由狩猎的地区。
最后的阶段表明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整个历史，破坏了它决定性的神话，表露出它虚伪的本质。特别是破坏了将资本主义作为进步和文明接替的高级阶段的神话，也就是说破坏作为最有力的否定残暴的神话。
19世纪和20世纪大部分反对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提出将超越资本主义作为一种走向更高水平连续性的命运，开始革命的否认命运，这得到旧世界“积极的”成就的支持。
但是这个制度正在发生的蜕化剥去了它意识形态的面纱，露出其真面目，它的技术表面上积极的成果(在这里军事领域是决定性的)出现在殖民征服的环境中，杀害了无数的人，消灭了他们轻蔑地称之为落后或欠发达的文化的创造，进行掠夺直至很多种自然资源消失。
需要补充的是资产阶级的文明没有消除残暴，而是使残暴完善了。资本主义不应当呈现为在向人类进步的进军中一个最后的积极的阶段，而是作为一种不幸，一种灾难和一种堕落，如它不存在会避免很多悲剧。总结它演变的历史在整体上是负面的，它的许多科学技术的进步可能采用另外的速度和道路可以达到，但是在更少和可怕的社会环境中做到。
黑格尔在他历史的哲学教训中确定自由的发展作为文明进军的组成部分被理解为文明的链条，作为普遍进步的演变艰难地诞生在东方(也就是在外围地区)，以便在西方以其文明的世界性胜利和资产阶级的现代化完整地去实现。中欧人的傲慢阻止黑格尔接受外围地区的自由(雏形，在发展之中)受到一个寄生破坏的西方的镇压，受到打击和清除，具体表现为人类历史上的大屠杀，它血腥的文明只能够一次再次地通过残暴的武力确认，通过它反对外围地区人民的军事设施确认，在必要的时候也反对本国的居民，如同20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表明的那样，现在那里法西斯主义正在全面复活。
在进行掠夺的多个世纪中，西方对外围文化的低估、轻蔑以及它的非人道的视角是帝国结构性的意识形态的关键内容，将世界其他地区人的形象变成禽兽是西方心理构成的一部分，这便于殖民者进行大屠杀，认为它作为“文明的工程”是合法的。对外围文化财富、它的社会基础的创造性和农民团体自主潜力的无知或轻蔑不仅占据西方精英的头脑，而且也占据它们国内大部分人的头脑，以至格拉姆希认为在旧的资本主义之前的外围地区，“国家就是一切，民众社会处在原始和冷冻的状态”，同时在西方存在一种坚实的民众社会，这无助于解释美洲的印第安居民是如何做的，比如为了在征服者开始屠杀时在文化上幸存下来，随后是西方五个多世纪的镇压和掠夺，对非洲和亚洲外围地区文化功绩的镇压和掠夺。
必须理解正在发生的西方世界的衰落变成为意识形态阴谋和世界经济的退化，也就是说是资本主义作为普遍整体的退化。从70年代开始，关于非西方的资本主义的兴起出现幻想，从“日本的奇迹”到亚洲的虎和龙(韩国、台湾等)。在所有这些国家或地区，很显然领导“奇迹般的”发展的出口工业的扩张依靠的是西方市场的需求或是有力地依靠这些外围地区市场的需求，因此上述市场的破坏打击了非西方的资本主义。此外，由于金融网络在全球发展的事实确定世界是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不可能的非金融化成为一种共同的封锁，不论是中心还是外围都不能逃脱。此外非金融化参与资产阶级的繁荣时，屈从于消费主义的模式和西方意识形态的准则，对家庭、社区和环境带来破坏性的后果。
2008年中金融全面爆炸时，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主席里查德•哈斯发表一篇文章惊呼：单极化注定死亡，不会倾向于被多极化取代，一个非极化的世界已经开始出现，提出的是混乱的形象，哈斯感到从1991年起单极的帝国主义等级的末日到了，在资本主义制度之前的整个历史上(包括英帝国的高潮时期)多极化可能成为“世界末日”的一种命运，成为“文明”垮台的命运，也就是说资本主义作为普遍的文化的解体，因此提前采取某些纠正的措施将有助于减轻它带来的灾难。
哈斯警告非极化包含着资产阶级“文明”末日的幽灵，乔治•布什和以后的贝拉克•奥巴马试图采用军事的惩罚阻止这种前途，结果加重了帝国的疾病，将混乱扩散到它可能出现的地方。
外围的大国如中国和俄罗斯还没有条件重新做出安排，从资产阶级话语的意义上说，西方衰落造成的混乱正开发新的资本主义等级的空间取代旧的行将结束的空间，它们不是否定制度的力量。而是出现在全球衰落中抵抗资本主义的地区。它们试图制约帝国反对它们的利益发起的打击，但是它们在抵抗、反击或针对对手软弱的侧翼取得进展时，就对普遍的“混乱”做出贡献，封锁西方重建对世界的统治图谋，以这种方式加剧资本主义在全球的蜕化堕落。
作为历史需要的全球起义
中国、俄罗斯以及巴西、印度或伊朗的统治精英们相信发展本国资本主义的可能性，他们这样做是为了不致落入西方想要设定的灾难，但是从全球来说他们与所组成的制度是深刻地相互联系在一起的，这制约了他们的计谋。
所有这些在中心与外围之间的诡计和推进有助于造成一个全球稀薄的景象，在任何时候可能引发地区范围的战争和战争前的形势，某些时候会成为造成世界对抗的威胁，如2013年出现的叙利亚形势或2014年在乌克兰出现的形势。
卡尔•波兰尼写道，漫长的“罗马帝国的欧洲”(发生不大的冲突)从拿破仑战争结束到1914年的战争是有效的，这是那些在欧洲地位最高的金融界强调“金融符咒”的人之间对某些隐蔽因素的冲突进行调解作用的结果，他们高居于国家的政治利益之上，做出承诺，通过国家进行交易，因此使帝国主义之间的争夺平息下来。
但是，波兰尼只看到现象的表面，实际上“金融符咒”的交易是以资本的迅速积累为基础的，这些资本主要来自世界帝国主义掠夺的重要支柱之一：西方国家的行动，发展它们的军事机构(交易的决定性来源)，以及随之而来对立的相关国家“爱国的”资产阶级的亡自尊大。波兰尼指出， “罗斯柴尔德们没有服从于政府;作为一个家族他们引入国际主义抽象的原则;他们忠诚于一个公司，在迅速增长的世界经济中，它的信誉已经变成为唯一政府与工业家的努力之间超国家的联系”。事实上，罗斯些尔德们的“绥靖”作用是危险的，但是利益非常丰厚的双重博弈的组成部分，一方面刺激野兽鼓励它们的野心(很快就和他们算账)。另一方面，当它们威胁要制造一场灾难时让其平静，但是这种对野兽连续刺激和安定吸收了越来越有力的毒品，结果必然是一场大爆炸(1914年8月)。
回到当前的世界，必须确定交易的全球化并没有建立一种跨国指挥部，而是相反，尤其是在全球政治--军事权力的中心刺激犯罪分子妄自尊大。
在全球衰落的制度内部，出现幻想、希望以及外围的反叛。幻想相信自主的资本主义，在它的旗下是恢复“俄罗斯身份”或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或如同委内瑞拉的“社会主义”，或是一个建立在伊斯兰基础上的社会如伊朗，或“进步的”资本主义如巴西、阿根廷或厄瓜多尔。但是在阿富汗或利比亚对侵略者的抵抗，直至在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游击队”争取社会主义的漫长战争，在欧洲的社会抗议等。这些非常令人头痛的事情并不是一种全球的起义，更不是在协调中的运动，而是一个类别非常不同的进程，在这里出现短暂的爆发，历时很长的周期，相对自主的资本主义发展的企图，反对资本主义的起义等，被以不同的方式看待，其中之一被看作是一场巨大的外围的动乱，将在各种类型的矛盾中逐渐扩散，同时宣告未来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民众起义的场景，资本主义在漫长的堕落中沉沦。
西方的大国试图镇压、孤立、打破这些复杂的场景，将其妖魔化，这里重新诞生世界庞大的无产阶级，数千个农民、工人、边缘的居民和贫穷的商人的运动，他们注定将死亡或是因资本主义制度衰落的力量而非人道地生存下去。这是一种多元的现实，自然地反对西方企图保留奴役的均质化，或是建立身份、自由的空间、幸存、有尊严地生活。
未来几年将会表明从这些无产阶级大众是否爆发全球的起义，汇合成为第二次反对帝国的攻势，第一次攻势发生在20世纪，从俄国十月革命起变成为一场全球的反叛，延长了近60年，包括从中国到古巴，其中有阿尔及利亚、越南和尼加拉瓜。
半个世纪以前，在西欧时髦的是揭露地区霸权的丧失，被地区外的超级大国超越，如苏联、美国或日本。迪埃斯•德科拉尔认为欧洲以外的国家在“盗窃欧洲”，或者说已经盗窃了它最大的文化创造：现代化。西方的历史起源是欺骗和盗窃，其名称本身欧洲是一个盗窃产品的战利品。
最后如果非西方的世界将西方的现代化据为已有，所做的事情是恢复让资本得到更多财富的利益，超过强盗在几个世纪中夺去的东西：黄金、白银、石油、粮食、数亿人的生命。实际上，今天的地球已经完全现代化了，对(世界中心的)某些人来说这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发展、权力、特权，与此同时对另外一些人来说意味着资本主义的欠发达、贫穷和落空。
无论如何，“外围(地区)将现代化据为已有”是一种有毒的诱饵，是以独立的方式应对西方，重新产生所谓资产阶级文明的文化成果的幻想，当奴隶模仿主人或试图采纳他们的意识形态根基使其社区再生的时候，他们做到的是封锁自己的社会基础和革命的创造性(20世纪的历史经验已经表明了这一点)，相信找到了阿里亚德娜的线路，将帮助他们走出迷宫，他们抓紧自己，胜利地走向出口……实际上他们抓住了魔鬼的尾巴，魔鬼狡猾地将他们引向更不幸的道路。
但是现代化已经进入没落的状态，它的中心和外围的受害者的解放只能通过绝对否定资本主义和将其完全破坏才能实现，以便从其灰烬上建设一个新的世界。没有任何东西授权设想这种(历史上最大的)英勇行为是不可避免的，后资本主义的新生在历史上是必要的，尽管因为既有历史规律它不是一种无情的现象。这说的是一项在理想的鼓舞下需要自愿地做出巨大努力的一项任务，这是起义实践的结果，是或多或少激进的反叛，是证据、错误、失败、短暂的或持久的成功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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