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2月11日，位于英国伦敦的国际战略研究所(IISS)举行新闻发布会，隆重推出2015版《全球军力平衡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自1959年以来，该研究所每年发布一份此类报告，对世界各国的军事能力、军费进行评估，详尽地列出各国军队的体制编制、员额、装备数据，以及相关的经济和人口数据。2015版报告指出，欧洲国防开支持续下降，而亚洲国防开支不断攀升，并或明或暗地渲染俄罗斯、中国对西方国家安全的威胁，引发了各国媒体和军事专家的广泛关注。
这份报告为军火商们代言，为他们大规模生产出口军火制造舆论。
刻意渲染亚洲军费增长
2015版报告再次更新了世界各国的军费数据。据其统计，2014年国防预算最高的15个国家依次是美国、中国、沙特、俄罗斯、英国、法国、日本、印度、德国、韩国、巴西、意大利、以色列、澳大利亚和伊拉克。与2014版报告中提供的2013年排名相比，沙特、印度、韩国、意大利、以色列的排名提前了一位，而俄罗斯、德国、巴西下降了一位，澳大利亚下降了两位，伊朗从第15位跌出榜单，被新登榜的伊拉克取代02014年，美国军费达5810亿美元，依然雄踞榜首，占到全球军费开支的36.1%，接近其后10个国家军费之和;中国的军费为1294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8%;沙特的军费为808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5.0%;俄罗斯的军费为700亿美元，占全球军费开支的4.4%。在2013到2014年期间实际国防开支增长的总额431亿美元中，沙特的增长额占27.8%，中国占20.8%，俄罗斯占10.1%;在2013到2014年期间实际国防开支削减的总额177亿美元中，美国的削减额占35.3%，德国占9.6%，意大利占8.9%。按照国防和安全预算占国内生产总值(GDP)的百分比排名，前15位国家分别是阿富汗、阿曼、沙特、南苏丹、伊拉克、以色列、阿尔及利亚、安哥拉、刚果共和国、阿塞拜疆、约旦、亚美尼亚、也门、巴林和缅甸。其中阿富汗、、阿曼和沙特的数据分别达到14.6%、12.O%和10.4%。
报告强调，2015年全球军费开支的最显著特点，是欧洲国防开支的下降与亚洲国防开支的上升。报告认为，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欧洲国防开支持续下降。与2010年相比，2014年欧洲防务开支实际上(考虑货币贬值的因素)累计下降了7.7%。其中，英法德等欧洲军事强国的军费开支保持了下降趋势;北欧和东欧国家的国防开支正增长，这主要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担忧。此外，在军事装备方面，各国更加关注未来先进装备的发展，现有装备的数量不断下降。从1995年到2015年，欧洲主战坦克的数量从大约25000辆下降至不足8000辆，战斗机和对地攻击飞机的数量从5400架下降至2400架。
报告认为，与欧洲的情况相反，亚洲国防开支继续上升。据其估计，与2010年相比，2014年亚洲防务开支增长了27%。其中，中国仍然是亚洲军费最高的国家。2014年，中国占亚洲军费开支的比例从2010年的28%上升至38%形成对比的是，日本占亚洲军费开支的比例从2010年的20%降低至2014年的不足14%。中国的军费增长促进了军事装备的采购，特别是海空领域的装备。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加大了对国防科学研究的投资，一方面采购和吸收外国军事技术，另一方面进行国防创新体制改革。中国在国防领域实现了很多技术进步，并大力推动军民融合式发展。中国的快速进步使美国军方担忧，美国对中国的军事技术优势可能在缩小，因此美军强调要继续大力促进创新，并设法克服其武器系统的弱点，例如减少美军对全球定位系统的依赖。
“混合战争”的出现与应对
对于2014年国际安全中的两大热点——乌克兰危机和“伊斯兰国”问题，报告进行了重点关注，并认为两者存在某些共同点，即俄罗斯和“伊斯兰国”发动的都是“混合战争”。
报告认为，俄罗斯运用一系列传统和非传统工具，成功地实现了其在克里米亚的目标，并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其在乌克兰东部的目标。这是一种“混合战争”，具体方法是：综合运用军事和非军事手段，实现突然性，夺取主动，并利用外交手段获得心理和现实优势;开展复杂而迅速的信息战、电子战和网络战;开展秘密的军事行动和情报行动;施加经济压力。报告认为，俄罗斯的“混合战争”思想早已有之，但其2014年初在克里米亚的军事行动体现了“混合战争”思想和能力的成熟。俄罗斯部队综合运用了快速部署、电子战、信息战、驻扎当地的海军步兵、空降突袭和特种部队，并广泛运用网络空间和战略沟通开展了有效的宣传战。俄罗斯宣传战既针对国内民众，也针对国外受众，一再否认俄罗斯在军事上介入了乌克兰局势，这使外国政府决策层产生了认识上的混乱。
报告认为，要想应对“混合战争”的威胁，西方国家应当投资发展相关的能力，例如广泛的外语技能等长期战略情报能力、网络空间能力、执法能力、宣传工具、金融工具，以及精确打击能力和持久的情报侦察监视能力。可展开部署、适应性强的陆海空部队仍然是不可或缺的。与此同时，战备程度高的武装力量和预置的部队及物资也能够起到巨大的威慑作用。此外，西方国家，特别是北约，应当更好地协调备成员国和国际组织的宣传活动，以便更快地采取行动，表达共同的立场。
报告还认为，尽管地点和作战环境与乌克兰冲突不同，“伊斯兰国”的媒体战也体现了“混合战争”的特点。“伊斯兰国”充分发挥了现代社交媒体的作用，巧妙地运用传播技术，甚至开发了计算机游戏，以便招募支持者、煽动同情者、恐吓对手。“伊斯兰国”本身也体现了混合、适应性强的特点：该组织是叛乱分子、轻步兵和恐怖组织的混合体。在该组织占领的地区，通过非常简易的官僚机构实施严苛而残暴的统治，无情地清除异己。该组织采用了去中心化的结构，实现了地面行动的灵活性，该组织的核心成员是一批精明的指挥官，既有原“基地”组织成员、逊尼派叛乱分子，也有萨达姆时代的旧军官。报告认为，“混合战争”的性质表明，机动性、火力和防护等传统军事能力依然很重要，但在“认知”战场上有效运用力量同样重要，特别是针对混迹民众之中的敌人时。
念念不忘冷战旧思维
尽管2015版报告宣称体现了国际安全的新动态，甚至言之凿凿地强调其研究的客观性，但其字里行间却有意无意间透露出种种偏见、臆测、误导，让人不得不怀疑冷战的陈旧思维是否再次复活。
首先，报告刻意渲染亚洲国家的军费增长。各国军费比较并非易事，要将各国的军费数据从本国货币换算成同一种货币，换算时要采用一定的汇率标准;如果比较历年的军费数据，还涉及是否考虑通货膨胀(货币贬值)的问题，这都提供了主观操纵的空间。为了凸显欧洲军费下降的幅度，报告特意采用了实际数值进行比较，即考虑了货币贬值的因素，得出欧洲军费5年间下降7.7%的结论。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为了渲染亚洲军费的增长，报告采用了名义数值，即不考虑货币贬值的因素，得出了亚洲军费5年间增长27%的结论。报告还大肆渲染中国军费快速增长，却并未提及如下事实：2014年中国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不到1.5%，低于西方主要国家，也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6%;中国人均国防费支出更低，仅为美国的1/22，英国的1/9，日本的1/5。此外，报告无视中国军费总额及具体构成等信息的公开透明，无端指责中国官方宣布的国防预算中并未纳入科技研发资金，臆测中国2013年“全部”的国防预算是官方宣布数据的1.4倍。
其次，报告随意猜测他国的意图。在探讨安全问题时，报告总是以西方为中心看问题，一再讲西方国家、北约国家、美国面临的安全挑战，西方国家、北约国家、美国应当怎么回应，仿佛只有西方国家才面临安全威胁，而其他国家才是威胁的来源。例如，报告毫无根据地臆测道：“决策者可以预见，某些当前的或潜在的国家对手或非国家对手，可能包括中国和伊朗等国家，将会学习俄罗斯最近对“混合战争”的运用。”这为别有用心的媒体提供了素材，用来炒作中国威胁。例如，《日本时报》就刊登了一篇相关报道，标题是《研究认为俄罗斯的战术将会启发中国、伊朗》。对于美国等西方国家在乌克兰局势、中东局势恶化中应当承担的责任，报告则只字不提。
最后，报告流露出对冷战时期的怀念。例如，谈到西方国家如何应对“混合战争”威胁时，报告称决策者或许应当首先回顾历史，特别是冷战时期的历史;北约应当改进宣传能力，这种能力“从冷战结束后已经被削弱了”，北约应当“重新恢复并升级”这种宣传能力。
不动声色为军火商代言
其实，这份报告中的冷战思维或许并非下意识或无意识的呓语，而是在替西方世界的军火商发声，希望营造世界不太平、武力谋安全的舆论氛围，诱导世界各国争相提高国防开支、展开军备竞赛。推出这份报告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就是为冷战而生的。该研究所诞生于冷战初期的1958年，曾自我标榜称，该研究所在“确立管理冷战的思想体系方面，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该研究所的资金来源是捐赠和会费。主要捐赠者是美国机构，包括福特基金会、卡耐基基金会和史密斯·理查德森基金会。其会员分为个人和企业会员两大类。企业会员又分为企业赞助会员、执行级企业会员、高级企业会员、基本企业会员、机构会员等五类，每年的会费分别为5万英镑到1千英镑不等，享受不同的权限。其赞助会员中不乏欧洲宇航防务集团、波音公司、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等国际军火巨头。资金来源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该研究所的立场和倾向。例如，2012年9月，国际战略研究所推出了一份研究报告《伊拉克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一份净评估》，渲染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构成的威胁，为美英联手发起伊拉克战争营造了舆论氛围，提供了莫须有的佐证。
或许对比更能说明问题。在国际军事研究领域，英国的国际战略研究所和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均为影响力巨大的智库，均试图提供客观、准确、全面、权威的数据。在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推出的《全球智库报告2014》中，两者在全球智库排名榜上分别名列第9和第60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简称SIPRI，每年出版《世界军备与裁军年鉴》，是关于世界各国军备技术、军费、武器贸易的权威资料。正如大卫.J.邓恩在其著作《和平研究的头五十年》中指出的，在对待武器的态度上，国际战略研究所与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分别处于相反的两端，前者是一个战略研究机构，将武器视为实现目标的一种手段，武器本身并非总是造成问题，有时还是解决方案;后者是一个和平研究机构，将武器本身视为问题，认为武器越多越不利于和平。
明白了上述背景，也就不难理解2015版报告为何字里行间流露着冷战思维，一再渲染所谓的“亚洲军事化”，强调欧洲面临的威胁，呼吁北约国家应当把国内生产总值的2%用于国防开支，提升军事能力、战备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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