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2月，美国与苏联、英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召开战后秩序安排会议，大国合作使得奠定二战后世界秩序的雅尔塔体制因此确立。时隔69年之后的2014年3月，俄罗斯在从乌克兰收回克里米亚的同时，从地缘战略上猛烈反弹美国裹挟着欧盟的步步紧逼，北约的新一轮东扩无疾而终。俄罗斯在战略上的猛烈反弹，加之中国和欧洲在欧亚大陆两端的事实坐大，使得二战后美国对作为“世界岛”的影响力和控制力下降到一个新的低点，美、英、苏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的雅尔塔确立的二战后世界秩序实际上已经瓦解。回顾二战后世界史，我们当然可以找到对历史演化轨迹的诸多解释。问题在于，对既有的历史进行深邃的沉思必须更接近于大国战略博弈的实质，不仅有必要充分地把握既有历史的逻辑展开根源，而且在当今世界的复杂乱像中找到世界未来发展的主要脉络。惟其如此，我们才能清醒地认知中华复兴所面临的全球战略环境，从而勾画我们中华民族未来的全球战略方向和国家行为原则。因此，廓清历史的迷雾，重新认识雅尔塔体制的轮回过程以及在二战后体系中大国战略——主要是美国国家战略的得失，成为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
雅尔塔体制形成背后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隔洋平衡战略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国家是私有化和组织化人群主体的最高形态，某个国家的国家利益是指这个国家治下所有人群的共同生存体系、地理空间和物质基础的总和。一种世界性秩序的确立，往往是基于一定历史环境条件的多个大国或者国家集团在利益博弈过程之后走向暂时性力量平衡的标志，换言之，稳定的秩序常常是力量平衡的结构。达成和改变这些力量平衡结构的国家意志、策略及其运用也就是国家战略。一种成功的战略不仅包含了一个国家治下民族和人民对自身的集体生存的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深刻总结，而且包含了对战略运用所处的历史形成的实际环境中种种国家力量的清醒的深刻的认知，对自己国家的未来生存路径与方式的思考和选择，在持续的利益博弈和力量消长过程中“致人而不致于人”。二战后的世界秩序的形成和维系，从战略层面来观察，也就是美国国家战略的成功运用。富兰克林·罗斯福是美国的第三十二届总统，也是在人类史上战略家的璀璨群星之中仅有的出身于美国的杰出战略家，他领导着美国从世界性大萧条的环境中逐步走出、基于美国国力的基础和全球地缘政治与经济环境，早早地进行全球布局和在二战过程中因势利导，使得美国成功登顶世界之巅。作为一个仅具有一百多年扩张史的年轻国家，美国获得全球霸主地位及其世界性帝国存续的历史形态似乎具有偶然性，然而纵观美国霸权的逐步形成和最终确立的过程，美帝国辉煌却并非幸致。
罗斯福的雅尔塔体制构成可以概括为“三个要件、两个支点”。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一个要件是美苏两个强国共同监管欧洲。在罗斯福的构想中，苏联不是作为美国的战略对手，而是协助美国作为欧洲看守人的角色而发挥作用的。1945年2月，作为二战主导国家、“民主国家兵工厂”的美国总统，罗斯福抱病不辞辛劳从华盛顿飞越半个地球赶赴雅尔塔，其意图除了彻底击败德国以尽快结束战争之外，主要是为了获得斯大林领导的苏联在战争过后与美国合作，以确立世界和平，而不是人们常常误认为的美苏对抗。按照罗斯福的构想，美苏两个强国在欧洲合作，共同处置欧洲事务;这又包括两个方面的内容，不仅联合对德国进行军事占领，再次实现欧洲碎片化，而且在欧洲碎片化的基础上，苏联从东方协助美国，看守英、法、意等老牌列强。这一点可以从美国在二战时期否定英国从南斯拉夫和希腊进攻中欧的反攻欧洲大陆的计划、打压戴高乐的”自由法国”可以看出，也可以在战后苏伊士运河战争时期，美苏对英法联军进攻埃及共同干预可以看出，其意图就是遏制西欧老牌列强的崛起。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二个要件与第一个要件相联系，就是摧毁英、法、意等老牌列强的全球殖民体系，从而掏空英法意等国的国际政治基础，瓦解英法等国在世界政治体系中话语权;在推动殖民地国家独立浪潮的同时，这些新独立国家向美国开放市场，进而将这些新国家纳入美国主导的全球体系。这一点可以从美国趁英国被德国进攻、面临亡国之危之际，要求英国承认《大西洋宪章》的原则、并且在以后的《联合国家宣言》中再次重申的过程中可以看到。罗斯福之所以这么做，一方面可能是基于他本人的世界主义思想倾向，另一方面可能是来自对美国在一战后国际政治的深刻教训的反思;在一战后美国被英法排除出自己倡议建立的国际联盟，所得的战争“红利”有限。
雅尔塔体制架构中的第三个要件，就是扶植中国进入世界大国行列，美、苏、英、中四国作为联合国体制的四根支柱。一方面，美国排斥其他列强出中国，继而单独与蒋介石政府签订《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从而全面控制中国;另一方面，扶植中国在东方制衡苏联。这一点不仅可以从二战末期美国同意苏联关于外蒙古问题的立场可以看到，此举不过是在中苏之间播下纠纷的种子;还可以从马歇尔作为美国总统特使来华调停国共两党冲突、邀请中国军队共同占领日本的用意中看到，在中国和美国共同剥夺日本领土的同时，有意放任中国对日本工业体系的搬迁，从而有限扶植中国以获得抗衡苏联的实力。
雅尔塔体制架构的力量支点有两个。一是美国的科学技术领先与其他大国，从而保持美国对其他大国的政治和经济优势，这一点可以从二战后美国从欧洲大举搜罗科学家和优秀工程师队伍的企图中可以发现，即使是当时最先进的德国工业设备也未被美国重视和拆回。
二是欧亚大陆上的主要大国势力相互牵制平衡。在欧洲，给西欧列强在东面树立一个巨大的威胁的同时，也对欧洲在战后进行有限扶植，使得欧洲具备一定的抗衡苏联的能力，在东方，则扶植中国，中国和西欧共同牵制苏联。美国在其外对欧亚大陆上的三股大国势力进行调停与调节，既不能让他们停止冲突和纷争，又要保持它们各自的基础实力不被过分削弱而导致体制失衡。
罗斯福的二战后美国霸权的战略构想是一种隔两大洋对欧亚大陆进行调停和调节、全球战略力量平衡的体制。作为一个战略家，“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罗斯福的构想不是仅仅为了维持美国全球霸权区区几十年!这种隔洋平衡体制意味着美国不必加入欧亚大陆的纷争，而只是凭借优势的政治军事力量、用最小的资源和代价进行局外调节，“外连横而斗诸侯”;同时能够蓄养自身国力和始终保持战略优势。
苏联的战略反击和冷战格局的形成
因为苏英德法等老牌列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国力消耗,美国国力在二战后初期相对于这些老牌列强处于绝对的政治和经济优势地位,罗斯福的个人意志在二战后世界秩序的战略设计中得到较好地贯彻。但是这种美国主导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力量平衡体制，对于苏联而言却意味着这样一个现实：如果美国主导的这种体制能够稳定持续下去，苏联实际上就重新回到二战前的被包围的国际战略环境中。
面对这种局面，同样作为二战时期的三巨头之一的苏联领导人斯大林，对美国的战略意图洞若观火，战后初期因为苏联欧洲部分打成了废墟只好暂时隐忍。斯大林领导苏联一方面在二战结束后的最初几年，加紧战后经济恢复和重建，并且加紧研发核武器;另一方面，为破解这种局面开始在全球战略棋盘上开始布子。在西欧，斯大林和对不肯放弃全球大国地位、同时有着强烈摆脱美国控制企图的法国戴高乐政府进行接触，苏联的支持使得法国在一系列的国际博弈之后进入联合国“五常”，为法国极力摆脱美国控制以自主和1966年退出北约埋下伏笔。1949年在德国苏军占领区成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打造深入中欧的桥头堡。在东方，苏军在二战末期推进到朝鲜半岛并且扶植金日成在半岛北方建国。
1949年，与苏联共产党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中国共产党取得美国扶植的国民党政府，在中国大陆获得执政地位，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意味着这个有四亿多人口的东方大国获得政治独立。苏联在1949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之后，开始全球破局的第一个动作——在首先外交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同时，策动金日成发动试图统一朝鲜的南进战争;试探美国杜鲁门政府全球战略应手。
作为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第一个继任者，杜鲁门似乎并未理解罗斯福的战略苦心，于是美国国家战略的走向开始偏离罗斯福的战略轨道，作为这种偏差牵引力的是全球范围内意识形态对抗氛围的形成。这种偏离一方面因为美国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对国家的生存之道缺乏足够的历史经验和教训。杜鲁门并未意识到苏联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为国家战略工具的实质，这种战略工具的运用在来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被斯大林用得娴熟无比，用于反制当时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苏联的战略性围剿。当然英国前首相的“热心咨询”也功不可没;1946年1月，英国前任首相丘吉尔应邀访美，后又在美国总统杜鲁门陪同下抵达密苏里州富尔顿，在杜鲁门的母校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题为“和平砥柱”的演说，又称铁幕演说。美国政府的领导人将意识形态之争上升到国家利益和战略之上，导致了美国国家战略的目的反过来屈从于意识形态对抗。
也正是在这种氛围之中，杜鲁门政府同样对新中国采取敌视政策。愚蠢、傲慢的远东美军司令官麦克阿瑟自行其是，将战火一直烧到鸭绿江边，开始直接威胁新中国的国家安全，从而断绝了中美之间国家关系正常的任何可能。美国的这种战略反应使得斯大林的战略破局的试应手的收获出乎意料。第一，斯大林操纵朝鲜战局的发展，借助美国的外来压力在东方压迫中国解决蒙古地位问题，从而拔除罗斯福和丘吉尔在中苏两国之间埋下的钉子;这也是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苏联许诺的援助迟迟不到的原因。第二，远东美军越过三八线的军事行动，将中国更快地推向苏联一边，导致《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和中苏结盟。第三，以朝鲜战争的结果和中苏同盟为基础，苏联在东方援建中国156个工业项目，帮助中国工业化以提高和美国对峙的能力。在西方，苏联开始组建经互会，1955年成立华沙条约组织;在北约组织的成立8年之后，华约组织才姗姗来迟，冷战格局最终形成。凭借华约组织，赫鲁晓夫提出“美苏共同主宰世界”的战略倡议，明确要求和美国分享全球霸权，这也可能是所谓“G2”构想的早期版本。由此，罗斯福的隔洋对欧亚大陆的平衡体制被斯大林的战略之手导向了两极对峙的冷战格局。
实际上，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出于国家利益的考虑，我国政府仍然有意保留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外交接触渠道，也有意尝试改善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关系。这一点从保留香港和澳门作为对西方世界的窗口作用可以看出;还可以从中苏结盟之后中国政府在国际外交场合的一些姿态中看到。如果美国领导人能够理解罗斯福的苦心和具备必要的战略魄力，出于其全球战略的需要而超越意识形态，对新中国给予外交承认并且改善关系，美国的国家行为仍然会在罗斯福既定的战略轨道内运行，那么朝鲜战争及其以后的中美战略对抗态势也就不会发生和出现。在开罗宣言和后来的波茨坦公告中，日本的领土仅限于北方四岛，战争潜力应被剥夺，但是冷战格局的形成使得美国政府食言而肥，不仅放弃对日本的严厉处置，反而根据道奇计划援建日本，将日本打造反对共产主义的东方堡垒。美国的尴尬还在于，因为地缘政治与经济的天然弱点，日本在无论如何也不堪承担遏制中苏两个大国的重任。
冷战格局的形成也成为英国对美国采取几十年的跟从战略、实现英国国家利益最大化的开端。在中美对峙的大环境下，新中国对西方关上大门、却留了一扇窗的举动，被英国迅速领悟而抓住机会，英国在1950年率先承认新中国，最大限度地保住了英国远东利益，好处可谓立竿见影。
美国国家战略最终滑向错误的轨道，不仅朝鲜战争规模和烈度越来越上升，在国际政治中的“一家独大”的心态也陷入偏执。据布雷德利将军的《将军百战归》回忆录：1950年整个夏天，当正考虑有关朝鲜的决定时，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注意力却集中在莫斯科。正如我当时提出的，参谋长联席会议总的立场是“在反共同时，要高度镇静和坚定不移”。最主要的是，我们不希望朝鲜战争扩大成为同共产党中国和远东苏军的一场战争，特别要避免同中国开战。我指出，如果我们不顾风险将朝鲜战争扩大成对华战争，“那么克里姆林宫对此是再高兴不过了。”“坦率地讲，参谋长联席会议认为，这一战略将使我们在错误的地方、错误的时间、同错误的对手打一场错误的战争”。朝鲜战争的实际演化不仅证明了美国战略检讨的虚有其表，也暴露了美国战略纠偏的智慧和能力是多么贫乏。在后来的越南战争中，美国继续错误地在靠近中国力量中心的附近使用国家力量，陷入战争泥潭，不过是为其战略愚蠢添加了新的注脚。(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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