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股市思维现状的考察
清湖渔夫
2018年2月初，在美国股市短促暴跌同时，中国A股市场也跟风发生暴跌，短短几天之内，A股市场的跌幅几乎与一年以来的涨幅相当。由此引发中国金融界以及评论界对两个市场的短促暴跌现象的热烈讨论。在观察这些股市分析言论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发现，在对下跌成因的种种“解释”之余，也充斥着对中国A股市场诟病、甚至横挑鼻子竖挑眼的舆论倾向。在这些带着有色眼镜的偏执的人们看来，中国股市可谓问题多多，宛如丑小鸭;美国股市天然地具有成熟完善的特点，媲美白天鹅。在这里，我们将几种倾向性的观点拿出来晾晒一番，看看这些观点背后的眼光和成色究竟几何，当然相关的看法并不止这几种。
政府干预与市场控制
有一种观点认为，政府资金对股市的不当干预是A股市场涨跌的罪魁祸首，虽然对股市的稳定起了一定作用，但是其行为严重扭曲了股价的形成机制。2015年7月，以证金公司为代表的政府资金在开始介入股票二级市场，这部分资金数量巨大(有人估计约1.5万亿人民币)。2017年度，每当市场出现较大幅度下跌，总有神奇的力量将权重指标股拉起来，类似的现象发生了10余起。这种观点中所言的政府资金，不过是中国国有资本的代名词，也就是中国国有企业参与了市场交易并对A股市场进行控制。实际上，自从2015年以来，我国国有资本不仅在2015年担任救市的中坚，而且一直在对抗别有用心的资本势力在A股市场的恶意做空行为。
我们可以同时看看所谓最自由的美国股市的真相。我们知道，在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法案在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之后，美国市场弥漫着一片看涨情绪，那么在上涨过程中产生的交易达成，也就必然地需要市场的卖方，那么谁又是作为买方的美国市场大众的交易对手?为什么在大众普遍买进的时候他们做空?
2月初的美国股市暴跌同样是被美国金融资本财团控制的，这次下跌也是这些金融财团刻意为之。据彭博报道，以资产规模计全球最大ETF——SPDR标普500 ETF的投资者在下跌时的一周内赎回资金规模达到236亿美元，创SPY单周外流资金额历史新高。美股持续大跌，触发这些对冲基金通过程序化自动交易模型不断逢低抛售股票止损，拖累净值大幅下滑进而强制平仓。加之不少FOF机构紧急要求赎回交易所指数基金产品份额，导致后者被动抛售一篮子股票，促使美股进一步下跌。这种赎回行为的时点把握是否暗藏玄机?
在暴跌之后高盛集团发布的市场报告耐人寻味。报告称，量化对冲基金助推了市场的加速崩溃，标普500指数2735点是趋势转折点，触发了CTA量化基金的激进抛售。2月5日并无重要消息公布，但在上周一整周的下跌后，尤其是黑色星期五的影响下，市场出现恐慌性抛售。“交易日刚开始其实还算有条不紊，但突然，峰回路转，恐慌性抛售就开始了。”Charles Schwab衍生品交易副总裁Randy Frederick表示，“市场上出现了规模相当大的抛盘，看上去是机构大肆抛售。”更为恐怖的是股市跳水的速度。在当地时间2月5日下午15:10开始，道指仅仅用15分钟就完成了800点的跌幅。
很明显，在特朗普政府减税法案公布以来，美国股市被实际控制市场的金融资本势力构筑了一个“多头陷阱”。换言之，美国股市也是被美国金融大资本势力控制的，这种控制同样通过一个个金融机构或者基金来联合进行。
而就全球的股市中的任何一个国家和市场而言，从来就没有不受资本势力暗中控制的案例，区别只是在于被本国的或者外来的资本势力控制!如果某个国家的金融市场被本国资本控制，那么这个国家的金融主权就掌握在自己手中，比如美国股市，类似于“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被危机情形，对于美国本土市场是不可想象的。比如中国股市，虽然中国国有资本掌握了控制权，但是这种控制权一直在被跨国资本势力觊觎和争夺。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由外国资本操纵，那么这个市场就是一个具有殖民地性质的市场，比如在亚洲金融危机之后被美国资本彻底控制的韩国金融市场。
恐慌情绪与羊群行为
关于“中国A股市场不成熟”的一个重要依据，就是所谓A股市场发生恐慌情绪和羊群行为，代表性的观点就是A股市场对美国股市的暴跌反应过度。
在短短几天中，A股指数的确跌去了去年一年的涨幅。不过市场恐慌情绪以及相应的羊群行为并不止发生在A股市场。在二月初的美国股市暴跌中，恐慌情绪和羊群行为同样存在。在市场阶段性高峰的乐观情绪、转向下跌后的一段时间的恐慌情绪、在市场处于阶段性底部的绝望情绪，几乎见之于全球的每个股票市场，是涨跌循环过程中的市场心理变化的一般特征;在这种心理和情绪的支配下，市场大众与操纵控制市场的主导资本作为对手进行交易，在上涨的高峰，市场大众买进，主导资本卖出;在下跌后的底部区域，市场大众卖出，主导资本买进，从而在股票市场形成社会财富由普罗大众向大资本的转移和集中，构成产业领域内工资与利润的第一次分配后的在金融领域的第二次社会财富分配。支撑这种分配过程的依然是资本投机。在这个过程中，普罗大众是浮在水面上的，而金融大鳄是藏在水下的，只能通过分析普罗大众的交易对手才能去发现。
如果A股市场的恐慌情绪和羊群行为被推定为A股市场不成熟的理由，那么股市机理相似的美国股市又何以称得上成熟呢?
市场涨跌的逻辑
在西方经济融理论中，“股市是经济的晴雨表”的观点可谓尽人皆知，也就是积极向好的经济，推动股市上涨;而衰弱不景气的经济则推动股市下跌。经济基本面的好坏导致股市的上下波动，也就成为一种股市涨跌逻辑。
但是在我们面临的现实中，这种历经久远而被“锤炼”的思维逻辑，不断遭到嘲弄和煎熬。嘲弄的第一个例子就是美国股市。2009年以来，美国股市因为美国经济的“复苏”推动了美国股市上涨，而且按照前述的理论逻辑，这种“复苏”又被股市的上涨所证实。因为奥巴马政府在过去的八年中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合作”，因此奥巴马政府关于经济复苏的论调至少在美国股市中相安无事，因为股市被美国金融资本集团硬抬了上去。
相比奥巴马政府，如今的特朗普政府好像陷入了某种不幸。在历任总统中，把自己的执政业绩与股市联系得最紧密的要数特朗普了。他一再拿股市暴涨说事，称这表明其成功恢复了人们对美国经济的信心，特朗普经常在推特或公开场合庆贺美国股市走牛，还将其作为在达沃斯论坛上吸引商界的资本。而2月初的暴跌，不仅是对特朗普政府在政治上公开打脸，而且也让前述流传很广的股市涨跌逻辑难以自圆其说。股市暴跌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推特上写道：“过去，好消息出炉时股市会上涨，而今天，好消息一报道，股市却下跌。错得简直离谱。”美国白宫发言人Sarah Sanders回应股市大跌的问题时，在声明中说：“总统关注的是长期经济基本面，我们的基本面依然非常强劲，美国的经济增长转强，失业率处于历史低点，劳工薪资增加。”
对这种久经“锤炼”的市场涨跌逻辑的嘲弄的第二个例子，就是中国股市的被“悲剧”。在过去的九年中，美国经济是不是真的“复苏”还值得商榷，而中国经济却是在A股市场的一片惨淡中保持全球最高的增速，持续两年多的温和反弹同样在2月初被一度打回原形，使得经济基本面好坏决定股市涨跌的“理论逻辑”同样被打脸。
当然证明如今流行的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不着调例子，并不止这些。在对A股市场下跌的解释中，国内就有人说，因为A股指数积累了一定涨幅，存在技术上回调的要求。这种解释推广到美国股市上就有些让人不禁莞尔，中国股市的近两年的温和反弹应该技术回调，那么在美国股市长达九年的上涨中，是不是早就应该回调个三四次?而据我们所知，美国股市九年来几乎是单边上涨的。全球经济评论界也从暴跌之后开始，都抛弃美国经济强劲复苏与美国股市上涨这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噱头,开始手忙脚乱地去为美国股市暴跌寻找种种千奇百怪的“理由”。这些不着调，限于文章篇幅，就不一一细谈了。这些或许印证了一句俗话：好东西的确会流行，但是流行的未必都是好东西(比如感冒)。对这些言论也就姑且一听，千万别当真，它们也当不起真。
信息传播与买卖行为
在对2月初中美股市的短促下跌的评论中，还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股市下跌是A股市场下跌的导火索，并且认为中美股市之间存在联动机制。但是对这种联动机制的解释却总是语焉不详，并且对联动机制的存在也是认为理所当然。
对于两国股市而言，它们都是一种社会机制或者大众参与的社会群体行为过程，而不是一种自然物，它们之间的关系也不是一种类似于物与物之间通过力相互作用的关系。两国股市都是以人为主体的，基于市场参与者自利的人的行为——个体行为、组织行为和群体行为才是市场社会性变化和演绎的基本内容或基础。股票价格既是大众买卖行为的结果，而结果作为信息又成为大众进一步买卖行为发生的诱因。人类社会固有的信息释放和传播渠道同样成为市场机制存在的一个要件。通过信息源和传播渠道，市场参与者接受信息，同时研判信息对自身利益的影响，进而采取有利于自身的行动。
美国股市暴跌的消息，通过如今的信息传播渠道，迅速到达中国市场，引发中国股市的参与者们基于自身潜在利益的可能受益或者受损，从而在中国一些市场参与者的集中性卖出行为，从而推动了A股市场的下跌。美国股市的羊群行为是通过跨越大洋的社会信息传播机制和中国股市的羊群行为相关。但是从这种所谓“联动现象”也并非总是发生，其联动程度取决于市场参与者群体对信息的解读和相应的行为方向和方式。
因此，简单的中美股市联动论，或许只能解释一时的现象，但是无法解释两国股市更多时候的差异，比如涨跌幅度的实际差异(反应过度还是反应不足)、下跌之后的种种后续的差异以及何时会发生“联动”现象等等。将这种轻率、简单的联动论泛化，并作为分析股市的工具，同样不靠谱。
上市公司的评价与遴选
对A股市场的一个最常见的诟病，还有对中国上市公司质量的谴责。这种谴责似乎具有抹黑中国企业和中国股市本身的嫌疑。诸如中国上市公司存在内在缺陷和欺诈广泛发生、A股市场本身缺乏造血能力等等。
众所周知，企业是行业市场的主体，企业通过与上下游产业链甚至消费者直接交易，确立自己在产业链或者市场交易环节的市场地位。在任何一个行业中的企业，因为投入资本的多少、投入时间的差异、生产的产品的成本高低和占有的市场份额的差异等等，在市场中的竞争地位也就不同。为了在市场中获得生存，这些企业不得不相互竞争和相互淘汰。股票市场是它们获得长期资本的来源地，同时也是它们强化自己竞争地位和改善市场生存状态的一种凭借。这些企业挤入上市公司的行列，必然是带着各种问题与不足进来的，并且希冀因为上市而能够改变。从来就没有完美无缺的上市公司;即使是某个时期被认为是很优质的上市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可能也会跌入劣质公司的行列，这是市场竞争和相互残酷淘汰的必然后果。
对于一个股票市场而言，其本身也是对上市公司进行评价和遴选的社会机制。既然是评价和遴选，那么上市公司在某种标准体系下自然会有优劣之分，上市公司有进入股市的渠道，自然也有退出股市的机制。因为在股市中发现一些劣质公司，就因此攻击具有淘汰遴选功能的股市本身，是不是无中生有地在鸡蛋里面挑骨头呢?
对一些评论人士而言，美国股市似乎就是成熟完美股市的样板，也是中国股市必须效仿的榜样。但是我们仔细观察2月初的美国股市暴跌，就会发现富国银行这个与美国股神巴菲特有关联的美国上市公司，也传出了做假账的丑闻。这是最近的例子，更远一些的还有美国房利美、房地美和雷曼兄弟公司等等。在美国的上市公司群体中，同样存在丑陋的阴暗面，同样不乏害群之马。媒体对美国上市公司中的阴暗面低调处理，而对中国上市公司的欺诈现象刻意聚焦、大肆渲染和抹黑，是一种选择性的信息释放与传播。关于美国股市是白天鹅、中国股市成丑小鸭的恶趣味童话，就是这么来的。
在有关上市公司的评价和遴选机制建设的观点中，还有一种向美国学习、建立“成熟”的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的主张，似乎只要形成这种社会机制，中国股市就OK了。实际上即使是美国股市的上市公司遴选和保荐机制，也出现了富国银行这种欺诈的恶例，而富国银行上市及其后续社会监管，难道就没有美国“成熟”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参与?诚然，建立这些中介机构会对上市公司的评价与遴选发挥一定作用，但是也不要忘了这些所谓券商、律师事务所和会计师事务所也是牟利的企业，它们同样存在为了自身的利益而罔顾社会责任的动机，过度地指望它们，会不会有用一批狈去监督一群狼的嫌疑?
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无缺憾的股市。任何一个国家的股市都是在走自己的路的过程中摸索建立起来的，同时在不断地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向前进步和发展。外国股市的制度架构我们可以研究和借鉴，首先要弄清楚一种制度安排的相关方面，评估其作用大小、环境条件和运行背景，然后在用到我国股市之中要进行适应性改造，防止“橘异地生为枳”现象的发生。评价一个股市是不是成熟，其标准不是外在的、以某个西洋国家的股市模式为范，而是这个股市的自我矫正和自我完善能力。一个不断对发现的问题进行解决的股市就是一个有希望的、对我们适用的股市。
推不推进“上市公司”挂牌的注册制，以及判断注册制是不是适合我们目前的股市土壤和环境，只能从我们的实际出发，多潜心研究问题，创造性地逐步地改良制度和机制，切忌简单的拿来主义。一味地向美国股市模式看齐，不仅可能把美国股市里面天然存在不良基因转移过来，而且可能会对本国股市的发展揠苗助长，其结果欲速不达甚至适得其反。
中国股市发展切忌和西方股市对表
在股市中的以上观念形态还只是整个股市思维逻辑现状中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股市思维和逻辑形式。这些观念和逻辑大多可以从庞杂的西方经济金融理论中找到其出处。随着改革开放后我国国门的打开，西方的这些金融逻辑和观念开始在我国传播，并且进入大学的经济学课堂，成为我国经济思想界具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些意识形态的灌输，同样也主导了我国股市发展，逐步塑造我们的经济价值观和金融观念，同时也塑造了我国股市个人、组织和群体的买卖行为方式。美式经济学及其现实样板美国股市也因此成为我国股市发展的参照系。
卡尔·马克思曾经说过：“‘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任何经济和金融理论都是立论者所代表的利益集团、社会阶层甚至国家的利益主张和诉求。这些主张和诉求一旦被系统化就成为理论，并开始在利益相关的人群中传播并在反复的文化教育过程中成为这个人群的价值观和基于利益维度的价值判断标准体系——社会经济金融制度、惯例和行为规则。很显然，美式经济学和金融学是为美国资本利益集团服务的，它们可以在美国社会大行其道，并证明美国资本势力集团从市场中获得利益的正当性和合理性。
很显然，简单地企图用别国的理论去阐述自身的利益，似乎无法主张自身利益的正当性和必要性。在A股市场同样重挫之后的2月9日，中国证监会举行例行记者招待会;例行记者会短短1分钟就结束，发言人闪退离场、避谈相关的股市暴跌问题。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原因一方面在于，那些将西方经济思想奉为圭臬的人们，在关于股市暴跌及其后续发展上从国际到国内都是众说纷纭，结论莫衷一是;发言人在关注和收集能够收集的资料后，不知道采信谁的“研究结果”更为妥当。另一方面，因为我国经济界从官方到民间，都很习惯用西方的经济金融理论思维方式看待问题，市场现实的发展显然超出了他们的思考层次和范围。
在社会经济领域，从来就没有纯粹的理论!出现的种种所谓理论体系，不过是对某种利益的系统化、逻辑化的主张或者诉求。在中国股市建设和发展方向上向美国股市看齐的呼声，虽然在中国金融领域从理论到实务的各个方面都很强大，但是其中丧失利益立场的盲目性也就被无情的现实所嘲弄和煎熬。
如果说中国证监会发言人的尴尬，或许可以解释为美式经济思维在中国“水土不服”;那么美国政府在新闻媒体前的类似尴尬，也就证明美式经济理论思维在其本土市场“根苗不正”了。有报道称，5日股市暴跌后，特朗普的助手面对新闻媒体同样陷入尴尬：要么置之不理，要么解释说这没什么特殊意义。此情此景，不知道信奉美式金融逻辑的人们作何感想?
很显然，美式经济金融思维、特别是新经济自由主义在全球传播，是与美国资本势力企图控制和操纵他国市场、同时占据全球资本配置与分配的金融高地或者资本全球体系的高端如影随形的;这也构成美国全球话语霸权和美式全球化的基本内容之一。
中国股票市场的未来发展没有必要和西方股市对表。中国股市的出路只能是在一步步的发展中解决问题，不断摸索创造;同时在实践中积累经验教训，进而形成我们自己的金融理论和股市理论，维护我们的金融利益，保障我们的金融安全。借鉴和吸收有益的经验和做法当然有必要，但是我们应该注意那种向美国股市模式并轨的倾向;照搬照抄美国股市的制度未必能够解决中国股市的问题，反而因为照搬照抄，把美国股市存在问题甚至痼疾移植到我们的股市之中。
这方面不乏沉痛的教训。最近的例子就是A股市场在2014-15年的暴涨暴跌。在这场股市闹剧中，境外资本势力借助地下金融通道进入我国的股市争夺市场主导权并且演绎中国金融危机是一个原因。另一个方面的原因在于，国内有人暗中配合和盲目仿效美国，在股市里面推行杠杆交易和引入所谓“做空机制”，放纵和放大市场投机活动，为闹剧的发生做好辅助或者协助。
卓越的金融及股市理论同样从我们的实践中来。有那个在浩繁庞杂的西方经济与金融学文献中皓首穷经和做“两脚书橱”的功夫，为什么不用在从我们国家活生生的伟大实践中去寻找中股市发展的答案呢?我们并不缺乏解决各种层次问题的智慧和文化自信。
参考文献：
《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备忘录》，清湖渔夫;
《二月初美国股市暴跌的政治经济研究》，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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