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去美元化”背景下美联储缩表的玄机
清湖渔夫
今年以来，有关美联储缩表的舆论声音一直不绝于耳。所谓美联储缩表，是指作为美国中央银行的美联储缩减资产负债表规模的行为;美联储通过直接抛售所持债券或停止到期债券再投资的方式，可实现通常而言的货币回笼或者说基础货币存量缩减。反之则是美联储扩表，也就是通常而言的货币发行或者流通过程中货币总量增加。通过对种种的舆论流传的观察，我们可以发现，绝大多数对美联储缩表的解释，一般而言都是从西方经济学的范畴及其逻辑语境出发，这些解释无非还在为美联储这个逐步褪去神祇光环的市场机构吹捧甚至涂脂抹粉。舆论或许在宣示真相，但是因为舆论制造者背后的动机差异，我们未必能够透过舆论的迷雾看到真相。因为这种刻意误导的舆论氛围，恰恰掩盖了美联储缩表背后的玄机。人们依然听到的是美联储这个神祇似乎神勇无比，但是却很少看到欲遮还掩的美联储缩表背后的无奈与纠结。
作为美联储扩表的量化宽松
要想了解美联储缩表背后美国华尔街资本的企图和缩表本身的玄机，我们得从美联储的量化宽松说起。作为美联储非常规货币政策的所谓量化宽松(QE)，是在美国在伊拉克战争中胜而不利、以次贷危机为名目的对中国和欧洲的金融欺诈未能达到预期目的的背景下发生的，也就是美国资本势力集团企图通过发动金融战从其他国家进行掠夺，填补金融黑窟窿，以弥补战争损失和挽回战争对美国经济的伤害。
在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美国经济金融化的背景下，美国金融资本势力通过量化宽松，主要达到三个目的。量化宽松的第一个目的，就是为了拆解美国金融市场地雷和填补美国金融黑窟窿，以缓解美国迫在眉睫的债务和金融危机。随着次贷危机的发酵，2008年9月18日，时任财政部长的鲍尔森在前美联储主席伯南克的支持下，向国会申请紧急资金以阻断危机的蔓延。在雷曼兄弟破产两周后，国会批准了70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TARP)”。在资金的使用上财政部提出了四个方案，鲍尔森最终决定采用直接购买银行股权的方式。10月12日，鲍尔森召集美国最大的9家银行CEO，并告知他们，财政部将通过购买银行优先股的方式注入资金。其中花旗银行、摩根大通和富国银行各获得250亿美元资金;美国银行获得150亿美元资金;高盛、美林证券和摩根斯坦利各获得100亿美元资金，全美共有超过500家银行获得了财政部的资金支持。
量化宽松的第二个目的，就是购买美国国家债券，维持美国政府的财政能力，除了稳固美国社会和市场之外，重点保证美国的军事能力。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前提下，军事和金融是美国霸权运行的两个车轮，美国资本控制国家政权和操纵政治过程的一个重要途径就是在财力上加强对美国政府行为的控制，推动美国政治过程商业化。舍弃美国的科技研发投入和放弃保持美国的科技领先优势，将政府财力向维持巩固军事优势方面倾斜，通过军事政治手段推动全球各地地缘政治紧张和社会动荡，直接服务于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掠夺海外利益的需要。
量化宽松的第三个目的，就是极力扩张美国金融资本势力的名义资本规模。这些扩增的美国货币资本，一方面巩固美国金融资本在本土金融市场的垄断操纵能力和市场控制力，强固美式金融绞肉机对非美资本的绞杀功能。另一方面就是美元资本大肆涌向全球市场，通过金融战(主要是市场投机)掠夺这些国家的财富，为美国金融资本提供利润和将经济危机转嫁给这些国家。在金融危机期间的数年，美联储每月购买美国公债及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的规模高达850亿美元，之后有所放慢。经过三轮QE，美联储资产负债表规模扩张至危机前的近5倍至4.52万亿美元，达到前所未有的规模。其中中国成为美联储量化宽松的重点，美国金融企业将骤增的美元资本，透过中国的外汇体制，大举进入中国市场投机，一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人民币发行的外汇占款猛增，中国外汇储备也从量化宽松前的不到1万亿美元短短数年内猛增至4万亿美元;另一方面，这些美国资本将自身的美元马甲换成人民币马甲，进驻我国日常生活消费品流通各个环节、房地产市场和金融市场，生活消费品和房地产市场价格在境外流入资本主导和境内资本的推波助澜下飙升，同时我国股票和债券的交易规模出现跳跃性增长，市场波动幅度加剧。
量化宽松的三个目的是相辅相成的，由此美国的军事和金融紧密结合，一方面通过军事政治手段制造全球地区性局势动荡，比如战争和恐怖袭击。通过地缘政治紧张和社会动荡带动金融市场动荡，在金融杠杆的辅助下，推动全球金融市场暴涨暴跌，为美国金融资本进行全球性市场投机提供条件;另一方面，通过金融战的所获，为美国军事机器的运转提供财力和动力。这也是美国成为“全球麻烦制造者”的经济与政治根源，更是量化宽松“非常规化”的实质。
全球“去美元化”局面的形成
美国金融化生存的模式选择，始于上个世纪美国在“广场协议”后对日本、德国等盟友的金融掠夺，美国金融化生存的模式选择的最终确立，则是在世纪之交的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结束后。美国金融资本通过金融炼金术，从这些国家大肆剪羊毛，收割这些国家的国民财富。金融危机是美国金融资本一手导演和执行的，对这些被掠夺的国家是“危害”，对美国金融资本而言是“机会”。
在市场化的经济体制中，货币的功能发挥，以货币资本作为最为广泛的形态;换言之，货币作为货币资本在最终消费环节之外的市场存在的，成为资本循环的起点，也是资本循环的终点，因此组织人类市场化的生存模式。美元在世界市场也是以货币资本的物化形态存在的，其人格主体的贪婪也就被灌注到美元的日常运动之中。美国前财长康纳利曾说过:美元是我们的货币,但却是你们的问题;这句话在资本的意义上可谓恰如其分。
美国在确立金融化生存模式的同时，这种模式所依赖的美元资本危害性，也被世界各国所认识，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频繁发动金融战的企图和动机因此也被世界各国所醒悟和悚惕。一方面，世界各国开始改善本国金融市场的监管，扎紧篱笆墙;另一方面就是各国开始广泛而形式多样的国际金融合作，联手应对美国金融资本发动的金融战。世界各国不仅对美元的警惕性提高，对美联储量化宽松企图的洞察以及对美元的信任度因为美国企业的肆意妄为而不断降低，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开启，美元在世界市场的份额开始下降，甚至退出一些反美国家的市场区域。
美联储缩表的时代背景
因为美国经济的金融化，美国经济的实体层面和金融层面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已经相互脱离和各行其道，所以关于美联储量化宽松刺激美国经济增长的论调，也就成为奉信西方经济学的呓语。关于美国经济复苏稳固和接近充分就业的所谓美国经济形势判断，同样是一个传说。支持这种论调的所谓数据来源，也是缺乏可靠性的。次贷危机以来，美国政府机关玩弄会计和统计魔术的伎俩，早就不再新鲜;众所周知，在世纪之交美国经济繁荣，其基础支撑在于美国金融资本对俄罗斯和东南亚国家金融战大获全胜，掠取了数以万亿计美元的财富，而且当时美国经济周期正处于网络科技所带来的经济周期繁荣高点;即便如此，美国的失业率也才只有4%左右。在美国总人口和工作人口保持稳定的前提下，能达到4%左右的失业率，支撑的可不仅仅是经济复苏，而是经济繁荣。但是美国经济如今繁荣了吗?
自从奥巴马时期以来，美国两届政府都提出过“再工业化”宏伟计划，但是因为人工成本高企和美国产业工人和工程师队伍断代，美国“再工业化”计划在八年后依然停留在纸上。在美国经济金融化的前提下，美国经济的繁荣与复苏，高度依赖于美国的主导产业——金融服务业的繁荣，因为非美资本对美国金融市场的绞肉机敬而远之，美国金融业迄今为止仍在萧条泥潭里挣扎。美国军工业和石油业在美国经济中的比例较小，因为诸多原因目前境况尚可，但是远远挑不起美国经济复苏的大梁。
以量化宽松为支撑，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市场频繁发动金融战和剪羊毛，因为世界各国的认识清醒，这些行动再也难以达到俄罗斯金融危机和亚洲金融危机那样的效果。虽然美国金融资本从全球市场持续获得利润，但是却远远不能给美国国内金融业的重新繁荣带来帮助，美国本土市场的金融绞肉机仍在空转之中，由此带来的债务问题、失业问题和各种社会问题依然悬而未决，甚至在持续恶化之中;美国财政赤字扩大，国家财力来源无法支撑美国政府的变革雄心和全球军事能力，民粹化的特朗普政府只会让美国的这个烂摊子越来越烂。
美联储扩表或者量化宽松，是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更进一步的开端，它与美联储缩表一起，自然构成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的又一个轮回。量化宽松对美式全球化的第一个意义就是美国金融资本在全球各国市场发动金融战，实现财富由世界各国向美国的国别转移，同时美国金融资本利用其更新更强的资本优势和军事优势，逼迫这些国家向美国金融资本进一步开放金融服务业，自行拆除市场壁垒，在经济制度上向美国模式并轨，拓展美国金融资本的全球市场范围和实际份额。
量化宽松对美式全球化的第二个意义在于，通过掌控的金融市场定价权，不仅掠夺金融投机利润，而且在这些国家竭力制造金融危机，在金融市场的底部对这些国家的命脉产业实施低价并购和控制，以进一步控制这些国家的经济。这其中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针对中国的金融战，2014年到15年的中国A股市场大起大落就是最鲜活的版本。
而美国对中国这个最大的战略对手的屡屡金融暗算被中国政府的针对性反击所阻止和瓦解。在金融体制上，中国政府推行国企改革以增强中国资本对市场的垄断程度和控制力，持续整顿金融市场，变革制度，强化监管，清除美国培植的“金融木马”，在针对性地扎紧金融篱笆墙的同时进一步创建对世界开放的新金融体制。在社会资本管理上，查处“地下钱庄”，罚没和驱逐非法入境的外来资本，金融市场去杠杆，彻底打消美国资本企图在股市崩跌之后、趁中国金融和经济混乱进一步大举并购中国支柱产业和重点企业的企图。在国际金融制度上，中国开启另起炉灶的进程，通过亚投行和丝路基金、金砖银行和金砖基金、货币互换，构建人民币跨境结算体系等等合作机制，不断促生和丰富中国主导的国际金融新体制。随着2015年对华金融攻击的被瓦解和中国在国际金融上另起炉灶的力度越来越大，涉及和影响的范围越来越深广，以金融为主要领域的美式全球化也被西方世界宣称终结。
美联储缩表的真实动因
美联储缩表表面上看是美式全球化在金融上的又一个轮回的收束，但是这个收束并未实现美国资本对中国经济收割和彻底控制的主要战略目标，换言之，美联储缩表并未发生在通过操纵中国金融市场大起大落获得暴利、又用这些暴利并购中国产业体系成功之后。按照资本循环一般过程，量化宽松的超常规的货币资本，并未完成一个大循环的所有阶段。很显然，这种“去非常规化”的美联储缩表，并不是美国金融战略得到正常执行的产物，其内在根源却反而要从美联储扩表和缩表的正常货币政策逻辑之外去寻找。
自从牙买加协定后，美元开始自由浮动，并且通过与石油挂钩，控制石油输出国的欧佩克组织，造成全世界工业化国家对美元的依赖，从而形成石油美元本位制。不过这种货币体制，目前在各种冲击下消解。自从俄国以叙利亚为阵地对美国进行战略反击以来，俄国在中国策应下，逐步扩大在中东石油出口国的战略影响力，通过与世界石油输出大国合作的方式，逐步瓦解和颠覆欧佩克组织，并开始在国际上形成新的石油贸易合作体制，比如各大石油出口国的减产协议机制，从而不断冲击石油与美元定价结算的政治经济基础。
随着世界新能源技术的出现，新能源革命开始出现曙光，工业化国家对石油的依赖程度也在不断降低，加上欧元和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提升，给世界各国提供了除美元之外的新选择，在美元量化宽松一轮接着一轮的市场冲击中，世界各国对美元的疑虑和担忧逐渐滋长，减持甚至抛弃美元、以免深受其害的市场行动也越来越多，特别是中国大量抛售美元外汇储备，全球“去美元化”进程也在深入发展中。就这些国家的现实需要而言，在泛滥全球的美元总量中，越来越大的部分显得“多余”。
全球“去美元化”进程的开启，导致世界市场的美元向美国本土市场回流。这种回流却并不是美国所希望的。因为这些回流的美元资本，其中的大多数既不参与美国金融市场的投机赌博活动，从而成为美国华尔街资本的绞杀对象，这也是美国证券期货业至今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又不流向美国实体经济和产业以助推美国的再工业化;美国经济本身缺乏新的增长点，可投资的地方却并不多。这些美元资本在回流美国之后，囤积在美国银行系统，给美国银行业造成压力;美国银行业在新增大量存款后，却无法为这些存款找到新的足够的贷款运用渠道。拒绝对存款付息甚至倒收手续费，或者改变贷款利率结构，会严重冲击美国银行业现有的资产负债结构，窒息美国银行业的生机，从而引发美国金融体系混乱和动荡。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囤积银行系统，加之对美元的信任脆弱，一旦出现打击这种脆弱心理的因素和事件，就会引发冲向美国本土商品市场的洪流，对商品的抢购潮就有可能引发美元崩溃。随着大量美元向美国回流，这种潜在风险也在迅速累积中。
美联储缩表恰恰是在这种全球“去美元化”压力下发生的。美联储对缩表种种政策提议和暗示，也是现有条件下应对这种风险的必由之路，随着美联储基准利率的缓慢爬升，美国银行业在存款堆积的压力下，不得不开始偿还从美联储获取的再贷款。美联储也不得不将持有的债券到期消解和停止再投资，从而将持续回流的“多余”的美元回笼。美联储缩表的真实动因，既不是因为“去除非常规化”而给世界一个交代，也不是为了所谓的刺激美国经济复苏，而是为了防止美国金融系统的紊乱、美元可能到来的崩溃和美元全球体系的迅速瓦解。
进退维谷的美元保卫战
美元暂时还作为世界货币，是因为美国资本控制和操纵的全球美元体系的存在和支撑。但是这种体系目前开始受到全球“去美元化进程”的冲击和消解。而要维持美元的世界货币地位，其中两个因素不可或缺。其一，就是美国经济的总体实力和其他大国相比，居于绝对的优势地位，但是这种绝对优势地位因为中国的快速崛起和反超，目前在显著消失。美国对华战略遏制，已经陷入了美国越遏制、中国经济越强大的死循环。美国经济复苏成为神话，美国离再次强大的梦想可谓越来越远。其二，全球市场的人们对美元的接受和放心使用。这一点显然因为美联储三轮量化宽松的居心叵测和收效甚微、全球“去美元化”的进程，也在逐渐消减。
美联储缩表迄今为止还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美联储通过种种政策建议和暗示，对市场吹风和试探，也是事出有因。金融危机前后美联储资产端主体都在持有证券部分(危机前占比81-85%，目前94%)，但持有证券的种类却发生了明显变化：(1)危机前持有证券大部分则为国债，占比大致在81-85%，不存在MBS，其他资产主要分布在正回购协议(4.5%左右)、财政部发行的货币(4%)、其他联储资产(4.4%)以及外币计价资产(2.3%).(2)经过三轮QE，目前的资产结构发生明显变化，持有证券仍是资产主体(占比94%)，但国债占比下降至55%(2.46万亿美元)，MBS从无到有、占据39%(1.77万亿美元)。
财政赤字问题是长期困扰美国政府、动摇美元信用基础的梦魇;虽然美联储为私人企业，但是美元货币本身依然是以美国国家信用为抵押的。就美国为了维持霸权所需的财力而言，美国经济和税基已经不堪重负，增税受到美国企业和大财团的抵制与反对，弥补赤字缺口的一个重要来源就是美联储购买美国政府的债券，以筹集财政资金，但是这种持续削弱国家财政基础的行为同样会继续降低全世界对美元的脆弱信心。在资本控制国家政权的前提下，美国垄断资本化公为私、持续掏空国家财政根基的行为不会受到任何遏制，美国国债规模的膨胀依然会继续下去。尽管当前美国国会在债务上限问题上依然在讨价还价，争斗的核心却是在驴象两党将债务上限问题作为讨价还价的筹码和工具、争夺美国联邦政府从美联储借款所获得的财政资金的使用份额上。
美联储被动抛售各种抵押证券，曾提出将以停止债券到期再投资的方式减持债券，毫无疑问在抽减美国名义社会资本的总规模，实际上是在削减美国金融资本的实力，同样在削弱支撑美元全球体系的资本基础。这种被动式缩表虽然能够避免美元短期内迅速崩溃的可能，后果却是美国资本势力逐步从全球市场收缩，美元收缩所腾出市场空间，必然地被其他储备货币所替代。而且可以指出的是，美元从市场收缩之后，想再次加入市场份额的争夺并恢复原有的地盘，也成为不可能。美联储缩表既然是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那么美元被取代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美元流通份额在全球市场收缩，还意味着美国的海外利益的失去和美国财政税基的部分缩减。
为了保卫美元，美国华尔街不得不推动美元的市场升值、逐步缓慢加息，甚至到如今连压箱底的缩表招数也想拿出来。显而易见，美联储缩表的金融试探，是因为美元升值和美联储加息的市场效能大减，无法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金融战略困境，无论是汇率战还是利率战，美国如今均无胜算。美联储在“缩表”问题上的小心翼翼，也彰显了美联储的无奈和纠结。主动式缩表，毫无疑问会迅速摧毁全球市场对美元的尚存信心，刺激和引发美元回流本土的潮涌。作为一家曾经“领导”世界的中央银行，其货币政策施行，无论扩表和缩表，在过去都是主动的，政策企图生成，政策目标达成与否也是自己评估;而如今的“被动式”缩表的背后，则是全球金融环境和战略窘境在压迫着美联储不得不退让，在美国的货币政策机制上无奈改变，这是数十年来美国金融霸权运行架构中的一种新现象。
很显然，美联储在金融战略上已经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为了保卫美元的全球体系和美元稳定，美联储不得不缩表，自己种下的苦果自己吞。而由于美国财政窟窿的长期存在，美国国债规模膨胀过程不可遏制。为了维持美国国国家能力，美联储不得不为美国财政部垫款，使得美联储的扩表过程不得不继续下去。美联储不得不在两难中小心翼翼走钢丝，维持一时是一时。这恐怕也是美联储缩表采取被动方式，缓慢进行的原因，
不过也要注意，美联储的缩表同样也会成为新一轮金融战的手段。这种欲遮还掩的缩表，和美联储的加息过程的艰难，有异曲同工之处。通过市场渲染，构造某种“美元荒”的虚拟景象，通过渲染“缩表”的种种所谓“神奇功能”，在市场心理上试探市场有关各方的反应，寻找国际金融市场、特别是是新兴国家市场的容易攻击的薄弱环节和对象。这种金融试探也是一种金融讹诈，同样也在考较相关国家在金融抉择上的应对;一旦应对出现缺失，相应的金融攻击就会实际发生，定向打击。最切近的例子就是美元债务问题比较突出的委内瑞拉。美国金融资本依然会困兽犹斗。
今后几年的中国在金融战略上值得注意的问题
先谈谈两种思维的误区。在观察有关美联储缩表的种种舆论和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至今的诸多金融思维，仍然停留在西方经济学的语义和逻辑环境中，这种误导性的理论逻辑还在推动对美联储这个逐渐褪去光环的神祇的膜拜，而罔顾当今世界种种革命性变革的新气象。
在这些思维中，最让人无语的是想当然地要对美联储“邯郸学步”，似乎美联储缩表，中国人民银行也必须来一个“缩表”，中国人民银行不跟着缩表，就不自在。这种观点完全无视中美两国资本的相互竞争乃至可能最终相互绞杀和吞并的关系，因为美联储的缩表的一个潜在应对对象就是中国。
第二种就是中国有必要对美联储的缩表进行配合。这种思维同样罔顾了中美之间的国家利益差别和战略竞争;在美联储缩表的喧嚣中，我们停止了抛出和置换美元外汇储备，同时再次开始大批购买美国国债。实际上美联储的无奈缩表，其中一个重要的压力来源就是中国抛出美元外汇储备，促使大批美元回流美国本土市场。人民币国际化的前提依然是中国资本对外输出，有了中国资本的境外运动，才有了人民币在国际市场的使用范围扩大和人民币逐步成为世界储备货币。在中国对外资本输出中，优先使用美元恰恰是因为我国美元外汇储备过多，不得已而为之，长期而言这对人民币国际化不是一个好事。
至于美国的财政困境，也不是我们非得去帮忙缓解不可。美国毕竟是一个百年强国，其经济财富积累上的底蕴远比我们厚实。公开数据显示，从1776年美国建国到2007年金融危机之前，美国政府在230年间共发放9万亿美元国债，主要买家(47%)是美国政府内部盈余基金(Intra-Governmental Surplus funds)，包括社保基金(social security)、联邦雇员退休基金(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Fund)、联邦医保信托基金(Fed Hospital Insurance Trust Fund)、高速公路信托基金(Highway Trust Fund)和外汇平准基金(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等。这些联邦基金必须用超额储备金(excess reserves)购买不可转让美国国债(GAS non-marketable Treasury)。剩余53%的美债基本由外国买家和国内机构买家平分，美联储持有小部分短期国库债票(Treasury Notes)和短期国库券(Treasury Bills)。自2008到2014年的美联储量宽政策期间，美国财政部在近7年的时间里发放了近9万亿美元国债，赶上了过去230多年的总额。我们有什么义务为别过自己制造的麻烦买单，去填这种不知所谓的黑窟窿??而且我们去当冤大头，以美国人的无耻和狡诈，他们还未必领情。
以上两种误区都是将眼光局限于既有的美元全球体制，从而将中国的金融战略置于被动和配合的位置;他们不想着如何增强人民币的国际货币地位，反而不知所谓地“保卫美元”;他们认为只要跟着美国的脚步起舞，似乎就一切OK,这也是美国人最希望看到和最希望我们做的事情。
再说要提高两种意识。一种意识就是金融的自主意识，也就是中国金融战略是中国国家战略或者全球战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金融战略构想、政策谋划和制度建构，毫无疑问要服务于“一带一路”战略的执行，服务于中国的资本全球输出、全球战略部署和中华复兴进程。这是中美金融战略竞争和利益立场的根本性区别。
另一种意识就是我们处于一个新旧更替的时代的与时俱进意识。很显然，目前的世界正处于国际经济旧秩序向新秩序的过渡时期，中国主导建设的人类未来新体制和新秩序，恰恰是在旧体制中发端的，对旧体制有个逐步替代过程。我们要谋新体制建构之利，也要兼收旧体制仍旧发挥一些作用之惠。虽然我们仍然在美国主导的全球旧体制中，但是并不意味着我们要无底线地接受这种体制对我们的害处。在对待美国金融政策的积极应对抉择上，我们同样要注意趋利避害，在人民币货币政策上保持我们的自主性、独立性和提升主动性，避免被忽悠和误导而自损。在维护中国利益的原则问题上，只能靠自己，从国家战略需要和自身的利益出发，不能犯糊涂。中华五千年，我们是一路走过来的;随着美利坚帝国的逐渐衰落和式微，中华复兴之路只会越来越宽广，越来越敞亮。
参考文献：
全球“去美元化”进程聚焦系列，清湖渔夫;
《货币崩溃机制》，清湖渔夫;
《国债持续膨胀机制》，清湖渔夫;
《全球化的兴替：对国际金融体制的另起炉灶》，清湖渔夫;
《“一带一路”战略和人民币汇率下调的全球冲击》，清湖渔夫：
《“美元升值”背后复杂的国际博弈背景》，清湖渔夫;
《 难产的美联储加息》，清湖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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