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备忘录
清湖渔夫
2017年12月20日,美国参众两院分别通过了的《减税与就业法案》。这个法案可谓是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在经济方面放出的大招,以彰显“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雄心壮志;而“让美国再次伟大”的基础,就是重新提振美国的经济。那么,特朗普能否实现重振美国经济的宏愿呢?潜藏在问题之中的疑点颇多。
减税政策的经济理论基础靠谱吗?
第一个疑点,自然在于减税政策作用于美国经济的经济理论逻辑的合理性。
首先,减税政策的实施,在政策目标上是含混的。很显然,减税政策的实施是为了进一步改善美国市场的资本营商环境,为美国市场中资本活动的再度活跃提供外部条件和部分动力。市场不过是一种社会经济的组织方式,而经济本身则泛指对人类生产与生活的一切组织活动。但是应该明确的一个命题是,通过市场方式进行的所有资本活动,并不等同于经济本身,即便是在所谓完全市场体制的国家,依然存在相当部分的非市场方式的经济活动,比如政府活动和社会互助。但是资本活动的产生,并不是以社会中大多数人的生存为第一目标的,只有在满足资本获得利润的前提下,资本才有可能进入市场运用过程,进而雇用人员以增加就业。因此,资本活动并不等同于经济,刺激资本活动和刺激经济,本来就不是可以相互替换使用的范畴。
其次,减税政策的经济学基础,来自于美国供应学派的所谓经济理论,其思想源流似乎可以上溯到萨伊的“供给自动创造需求”的论调。即便是将市场的资本活动人为分裂成对立的两端——供给与需求——的西方经济学,其逻辑也是无法自圆其说的;因为所谓的供给与需求未必是一一对应的,比如卖方报价过高的商品供应和买方报价过低的商品需求,从来就是彼此不相干的。在社会生产的诸多产业链和市场购销的诸多环节中,维系这些链条的是买卖关系的成立,换言之,供给和需求只有在双双匹配的前提下,才能够进入市场过程并具有实际意义。“供给自动创造需求”,不过是大而化之的一句废话和空话,实际上歪曲了资本循环活动的现实。
再次,在供给学派经济学理论中,最为“著名”或者臭名昭著的是所谓“拉弗曲线”理论。这个所谓小酒馆里面诞生的理论,因为其臆想的特点与实际的社会生产与生活的情形格格不入。经济活动毫无疑问是通过单个的人、家庭以及以人为主体的社会组织的活动。人,才是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此意义上,经济活动或者市场过程是一个社会过程。“拉弗曲线”的数学几何描述,无法近似或者拟合这个众多人参与的社会过程,因为人们对这种社会过程的认识,还处于初始的认知阶段;数十年时间过去后,依然没有人对拉弗曲线的现实存在性进行验证研究,拉弗的这种煞有介事的随口胡咧咧,又有多少靠谱的成分?
又次,供给学派经济理论作为美国经济政策的理论基础的最“著名”的应用,就是所谓里根经济学。在里根执政时期的所谓“经济成就”,与其说是供应学派理论的政策运用的成功,不如说是美国对日本和欧洲诸国的一轮财富抢劫和跨国转移的成功;正是因为里根执政时期以广场协议为标志的对日本和欧洲诸国的变相抢劫,才使得美国获得实行“星球大战计划”以抗衡苏联的财富与资源基础;这种抢劫同样是美国资本在国际市场的掠夺与绞杀实现的,造成当时全球财富新一轮的向美国汇聚,也是美国经济走向金融化的开端。
减税政策能够刺激美国经济复兴吗?
减税政策能否刺激美国市场中的资本再度活跃起来,并有助于经济创造,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在于,该项政策组合措施是否适应于美国经济的现阶段特点。美国产业空心化和经济金融化是美国经济并存的两个特征。
所谓美国产业空心化,是指美国的基础工业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起就开始向海外转移,造成美国工业制造传统的断代,主要表现为美国的工程师和技工队伍的工业训练逐步停止。科学技术的传承不仅仅表现在专利和技术图纸上,而是由科学试验验证、产品工艺设计、制造操作和产品检验等科学家、工程师和技工来掌握,人——才是科学技术传承的实际载体。因为美国产业空心化,美国的就业人口的绝大部分在玩金融炼金术活动中被聚合起来,因为金融欺诈来钱更快。其持续时间意味着美国产业工人的训练缺失了一代人以上的时间。
这就意味着美国的“再工业化”的实现,至少要以对一代人完成工业制造训练为基础。同时,因为产业空心化,与数十年前庞大工业体系配套的大量基础设施不得不被弃置或者年久失修;即便美国的再工业化能够启动,在基础设施方面的重新投入,也不是产业空心化的美国能够承担的;比如大量工业制成品运输的不再,使得美国的交通基础设施数十年得不到更新维护,美国公路“回到石器时代”。
即使美国海外资本按照特朗普政府有关减税的政策设想重新流向美国,美国也无法实现“再工业化计划”,关键技术人员的缺失和制造人员的素人状态、基础设施老旧和不堪使用、产业投资所需要的产品市场销售空间被他国企业挤占等等,都是美国再工业化的短期无法克服的严重障碍。实际上,从奥巴马政府执政之初直到现在,美国的“再工业化计划”依然停留在纸上,刺激就业增加和经济复苏的愿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来。
在个人及家庭消费方面,由于美国“再工业化”进程迟迟无法启动,美国社会的就业形势依旧严峻,在美国政府有关经济复苏的谎言重复了近十年之后,美国社会的普通百姓对未来的焦虑同样有增无减,在家庭和个人开支方面的行动无疑会更加审慎。
所谓美国经济金融化,是指在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美国收割日本的“广场协议”、直到世纪之交的亚洲金融危机过程中的美国经济模式转型。由于冷战终结和美国华尔街资本对通过金融手段掠夺和绞杀他国资本作为盈利手段的发现,美国华尔街通过主导和控制全球市场,通过金融战方式,实现了全球财富流向美国。
这种新方式和方法所造成的直接后果,一方面是美国国际贸易赤字常态化和逐步扩大,印刷美元因为其世界货币的霸权地位成为美国对外支付的直接手段,从而带动资本的全球流动和全球市场一体化;另一方面,美国华尔街资本通过在美国本土金融市场对海外流入的他国资本通过金融市场投机进行绞杀,最具标志性的美化掩饰手段就是所谓“金融创新”;通过美国金融机构和基金赴海外被美国一体化和自由化的市场对进入这些市场的他国资本进行绞杀,实现金融投机利润,并回收全球市场的美元;美联储的非常规货币政策(量化宽松)就是这种模式奠定后的产物。新世纪以来的美国产业结构中,金融和服务产业的就业人口,占据美国就业人口的80%左右,金融及其相关服务业成为美国经济的主要支撑产业。
自从次贷危机以来,美国金融与服务业的“复苏”,也就成为美国经济“复苏”的基础。以金融战和金融国际欺诈为主要形式的美国华尔街资本从全球市场聚敛财富的方式,毕竟只能骗人于一时,而不能骗人于一世,没有哪个国家和资本势力在识破这种做局后还会心甘情愿地让美国人空手套白狼!一方面,随着对美国金融战本质认识的清醒,世界各国资本越来越多地视美国金融市场为危途,游离于美国金融市场之外,使得数百万亿美元的美国金融市场绞肉机陷入空转,另一方面,世界各国扎紧自身金融市场的篱笆墙,并通过结成除美国外的各种形式的货币互换协议协定以联合自保。美国本土金融市场的资本绞肉机因为海外他国资本的流入逐渐萎缩而陷入空转,美国经济“复苏”自然也就失去了相应的基础,在越来越大程度上陷入华尔街资本的自弹自唱,自世纪之交以来奠定的金融化经济生存模式也就越来越难以持续下去。
众所周知,在市场作为主导性经济组织方式的经济体中,经济危机的发生肇因于社会分配不公和社会阶层在贫困和富裕两个极端的两极分化。税收政策对社会分配不公的调节应该是缓和这种两极分化、减少经济危机发生的诱因和减缓危机深化的手段。而在税收措施对反危机作用的对比中,比例税制远不如累进税制,累进税制相比较而言更能够调节社会分配不公。特朗普政府的减税政策措施组合,无非是在比例税制的窠臼中增增减减,对美国低收入阶层的意义趋近于无,实际上更有利于美国富裕阶层,因此反而在扩大美国的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固化美国经济危机背景下的利益分配格局;美国中产阶级的贫困化,使得有关美国橄榄型社会的吹嘘成为无厘头的传说。
在资本完全控制美国政治运行的条件下,特朗普减税政策的实际出台并且在特朗普诸多政策法案中少见地被美国参众两院通过,一方面固然是迎合了美国富有阶层以及各大财团的贪婪,这种贪婪的张扬只会更加恶化美国收入分配的两极分化格局,另一方面就是对美国社会,主要是对低收入阶层的愚弄,在娓娓动听的政策解释背后是美国中低收入阶层更加困窘的就业处境和更加干瘪的钱包。
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道路上,减税的特朗普政府能蹦跶多远?
自从特朗普执政以来,特朗普为了振兴美国经济可谓不遗余力。在当今的美国经济结构中军工、石油和金融及其相关的少数行业成为特朗普经济刺激政策的主要方向。
在军工方面,特朗普政府一方面继续加大国防军事支出,另一方面,特朗普本人也亲自担任美国武器销售的推销员,试图向美国的盟友们大肆兜售美国武器,从而力图维持美国军工产业的运行和保持美国军事实力。不过,由于减税政策的实施,美国政府税收收入的下降将使得美国政府财政赤字更加宽豁,计划的国防预算支出在美国国债推销艰难的现实下,无疑会打更大的折扣,美国军方变着方法地向美国国会申请经费拨付证实了这一点。而特朗普的武器推销计划,因为武器质次价高,几乎受到美国绝大部分前盟友的变相抵制。而且由于军工及相关产业在美国经济结构中的比重较小,特朗普在军工产业方面的政策着力效果有限。
而在石油和页岩气方面的出口,由于美国在国际能源市场的竞争对手众多,而且这个产业在美国经济中同样比重较小,对美国经济的推动作用同样微弱。
作为美国经济版图中主要角色的金融及其服务行业的重新兴旺,则是以世界其他国家资本大规模持续流向美国金融市场、供华尔街资本宰杀为前提的。金融及相关服务行业的兴旺与否,直接决定了美国经济的兴衰成败。然而,由于全世界对亚洲金融危机和次贷危机所积累起来的对美国的疑虑和警惕,对美国金融战的企图认识清醒的国家和资本势力越来越多,全球资本从美国流出比向美国流入犹有过之。
自从奥巴马政府以来,有关美国经济复苏的谈论一直热络,但是这种期望中的的复苏,却始终停留在美国官方虚构的经济统计数据中和美国经济舆论界嘴上的吆喝中,而无法落到实地。美国经济复苏的种种调门、扩张性财政政策、量化宽松、美元升值和美联储加息等等花样的翻新,只有一个目的,就是诱骗全球资本投资美国和去跳美国金融市场的黑坑。无论美国政府和华尔街将投资美国的前景包装得多么美好,将劝诱的词句和舆论打扮得多么娓娓动听,美式金融绞肉机的欺诈与血腥的实质不会改变;实际进入美国金融市场的其他国家资本只会越来越寥落,美国金融市场也会越来越空转,就业会继续下降,美国经济的颓势还会继续发展。
很显然,美国投资海外的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是以盈利为前提的;如果这些资本回流美国本土找不到资本运用以盈利的渠道和机会,那么特朗普期望的资本向美国流动到头来只会是一场空。减税政策主要意图在于通过政府在税收上减让,提高资本(个人和企业)的税后所得或者利润,使得资本的市场活动活跃起来。不过减税只是以资本已经获得的利润为政策设计对象,而在此之前,能够赚钱资本已经获得利润,减税对没有获得利润的资本并无实际作用;换言之,还能赚到钱的企业不必刺激,依然会去继续经营赚钱,没法赚钱的企业,也不会因为减税就会开始去赚钱。美国经济结构和特性中固有的缺陷,不是美国联邦政府和各地政府的种种政策优惠能够短期矫正和克服的。
在“让美国再次伟大”的道路上,减税的特朗普政府能走多远,还得看特朗普政府的执政能力能否调和美国国内的政治矛盾以及过分的“美国利益优先”政策所造成的美国与世界其他主要国家之间的矛盾。在美国国内,由于美国政治的民粹化和特朗普在美国各派政治势力之间游荡而导致的政治口味变化太快,特朗普执政面临的各种拆台比起奥巴马执政时期更加猛烈和肆无忌惮,美国国内的内斗内耗的后续发展可能会超越人们的认知;譬如相比特朗普内阁班子成员之间的各吹各的号,美国政府机构因为国会两党内斗、无钱开薪而频繁关门更像是家常便饭;而减税政策文件发布的墨迹未干,因为美国金融资本集团操纵的美国股市的暴跌,更是对特朗普政府减税政策的期望当头一棒。
由于减税政策的实施,美国政府财政收入会更加缩减,美国的财政赤字也会更加扩大。为了弥补财政赤字,以保障美国政权运行的基本条件,同时维持美国霸权的持续,日益缩减的财政收入和日益扩大编列的财政预算支出,必然地迫使美国政府增发国债。而国债发行计划实现,首先需要在全世界寻找买家,因为美国国内的潜力已经挖尽;如果找不到足够的买家,美国政府也就不得不向美联储寻求新的美元发行。
很显然,这种前景目前正在被美国金融资本财团所抵制,美国股市和债市的双双下跌就是他们的明显表态;如果得不到美国金融财团的支持,美国投资海外的金融资本也就不会回流本土去美国国债市场接盘新发行的国债,特朗普政府的苦日子肯定在后头。如果特朗普政府通过利益交换与美国金融资本财团达成妥协,美联储增发美元为美国财政部国债发行提供支持,也就意味着所谓的退出量化宽松或者美联储缩表的信誓旦旦成为妄言。
实际上,退出量化宽松对美国金融资本集团也就是嘴上说说而已。据相关报道,2017年,美国银行业关闭分支机构达到1700家,这不仅暗示着美国银行业暗淡的经营前景,而且由于银行业的状况同样是经济的晴雨表,也说明美国总体经济形势并非如美国官方所言的所谓“复苏”,而是每况愈下;另外处于危机与萧条中的美国金融业积累的金融地雷密度也在上升,一旦被迫引爆,会成为另一场更深重危机的引子。
美联储对于是否退出量化宽松,实际上处于两难之中,继续维持实际上的量化宽松,会使得美元和美联储继续丧失本就不多的市场信誉;而实际推行去杠杆和美联储缩表,会面临更大的政治压力和更深重的新一轮危机风险。
在国际政治与经济的利益格局中,力量相对平衡支持世界各国在利益分配上的政治妥协,从而使得现行的国际秩序保持相对平稳有序,而这种秩序是通过诸多的国际条约和短期协定来实现的。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对外政策中过分地强调和要求“美国利益优先”,单方面要求修改诸多国际条约和协定,使得这些国际法条则更有利于美国,也就是动世界其他主要国家的利益奶酪,试图修改和颠覆现有的全球战略利益格局。这些利益受损的国家对美国政策的反对和抵制自然越来越多,越来越常态化。在美国国力相对下降的背景下,美国主张超越其实力支撑的过多利益,动辄推翻美国白纸黑字前定的条约和协定,美国的国际政治信义也就日渐丧失;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一个经常性背信弃义的国家来往和打交道,只会对美国产生更多的疑虑、隔阂甚至最终远离。
任何一个政府施政的成功,离不开在政府公信力支撑下的国内外合作。即使美国百年强国的底蕴犹在,即使世界对美国的不信任仍然没有发展到美国外部举世皆敌的地步,特朗普政府的施政,包括减税法案,在国内外遇到的不合作甚至阻遏也会越来越多,也就愈来愈向政令不出白宫和在白宫内部自弹自唱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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