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福山推出了他的《历史的终结》一书，他充满希望地预言人类意识形态演进已经到达终结点，作为人类政府最终形式的自由民主制度已经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未来人们将不再致力于令人振奋的思想斗争，而是致力于解决世间的经济和技术问题。虽然全球范围内仍会有一些小的冲突和矛盾，但是大范围的战争和激烈的冲突将不复存在。而他的老师亨廷顿则对其观点不以为然，他觉得福山有点过于乐观了。亨廷顿看来，在共产主义制度瓦解后，世界依然不会变成一个和谐的存在。因为在这个消灭了共产主义新的世界里，最普遍、最重要的危险和冲突不再是阶级之间、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冲突，而是不同文化实体之间的冲突，这个新世界的政治是种族的政治，是文明的冲突。
冷战结束后的历史看起来证明了亨廷顿的观点。缠绕了人类一个多世纪的阶级政治的幽灵，似乎一下子消失不见了，而围绕着“文明”的冲突突然间变成了主流。尤其是极端伊斯兰势力的迅速崛起之后，“伊斯兰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已经成为最令西方世界头疼的问题。
二战之后，为了解决劳动力的需求，大量的移民开始涌入欧洲。这些移民大多数来自非欧洲文化圈(以穆斯林为主)，且本身经济地位和受教育程度比较低，带来了不同的信仰、文化和生活方式。在六十年代的左翼阶级政治平息下去之后，这种基于“族群”或“文明”的冲突越来越明显地凸显出来。 面对这样一种“族群”之间的冲突，自由主义不愿意把移民作为一个整体来讨论和解决问题。自由主义者眼里只有一种人——无差别的“公民”。他们反对任何的“群体”和“集体”的概念，认为这会损害个人权利。所以不应该通过赋予特殊权利来保护弱势群体，而是应该赋予所有人无差别的“公民权”。但是这种法律上的权利平等一旦应用到现实中，就会引起极大的不平等。这种不平等表现在阶级、性别、文化、族群等等因素中。比如同样是受教育权，富人和穷人之间、男性和女性之间、白人和黑人之间就会有很大的差别，不会因为法律上抽象的权利平等而消失。自由主义无力解决也不愿面对在抽象的“权利平等”之下存在的群体地位的不平等，福山的著作就集中地代表了自由主义者面对这种冲突时的态度。在福山看来，如果说自由民主制度还在某些非方面存在着不平等的话，那么这种不平等是从文化中产生的，而与政治制度和经济因素无关。当代美国“所谓黑人‘下层阶级’的处境就是如此”，虽然黑人已经获得了法律上的完全平等，美国经济也提供了雇佣机会，但是黑人生活不会有什么变化。因为在这样一个“地位和身份几乎由教育决定”的美国社会中(真的不用拼爹吗?)，黑人在到达就学年龄以前，就已经背负着不幸，而这种不幸是由黑人的特殊的文化价值观决定——这些黑人会觉得“街头生活”会比中产阶级美国人的生活更熟悉而更有魅力。如果说美国政府有什么错的话，那一定是太过于自由和平等了，因为要解决造成黑人贫困的文化不平等问题，就必然“会削弱家庭的角色，增强他们对国家的依赖，反而愈发伤害了他们。”
与自由主义者相反，马克思主义看到了这种个人主义的“权利”平等掩盖了实质上存在于群体之间的结构性不平等。这种不平等不是因为纯粹个人的原因造成的，而仅仅是因为你是某一个群体中的成员。这样个人在社会中所遭受的不幸，就不可能通过个人奋斗来解决，而只能通过改变个人所属的群体的命运。在阶级、性别、种族等不同性质的“集体”中，马克思主义把阶级问题作为造成社会不平等的最本质因素，而性别、文化、种族等不平等只是阶级不平等的派生物，妇女、黑人、少数族群等之所以受到压迫，是因为在资本主义阶级结构中所处的位置。二十世纪的妇女解放运动、民族解放运动都是与马克思的名字联系在一起的。中国的妇女解放运动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的成就，就是因为通过彻底的阶级革命摧毁了旧的封建宗法秩序，而与中国国情相似的印度，虽然制定了很完善的关于男女平权的法律，但是由于缺乏这么一场阶级革命，才有了世界上几乎最高的强奸率。美国黑人民权运动从1964年之后越来越来越把黑人所遭受的种族压迫与资本主义制度联系在一起，黑豹党直接把变革资本主义制度看做是黑人获得解放的前提。而即使是民权运动中最温和的马丁路德·金，在其晚期也认识到了黑人的悲惨命运是与资本主义的经济压迫分不开的，他生命的最后时刻就在积极参与领导工人的罢工斗争。
而到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挫折的大背景下，“去阶级化”成为全球的主流意识形态。无论福山和亨廷顿对未来的判断是乐观还是悲观，他们都是在共同的前提下讨论问题。“阶级”已经退场了，以阶级政治为基础的变革方略已经被抛进了历史的垃圾堆。如果这个自由民主的世界还存在问题的话，那一定是文化的问题，性别的问题，种族的问题，这些问题都可以通过包容、协商、对话来解决。“去阶级化”也就意味着“告别革命”，不仅要告别十月革命，而且要告别“法国大革命”。这种“去阶级化”的浪潮甚至影响到左翼内部，当拉克劳和墨菲提出消解本质主义意义上的“经济”和“阶级”概念的时候，阶级政治也就和性别运动、族群运动等处在了同一水平线上，只是作为“激进多元民主”的其中一“元”而发生作用。
阶级政治已经被弃如敝屣，而自由主义又不愿面对也无力解决西方社会日益严重的族群冲突问题。这个时候，文化多元主义就因为在一定程度上承载了追求群体“平等”的愿望而被日益重视起来。与自由主义相比，文化多元主义者强调个人既拥有公民身份，也拥有特定的文化群体身份，不能简单地用公民身份去掩盖或化约文化群体身份。而与马克思主义相比，文化多元主义者又不承认阶级差别，只承认性别、文化族群等方面的不平等。在文化多元主义者眼里，黑人、女性、同性恋群体等弱势群体所遭受的边缘化，并不像自由主义者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纯个人原因，也不是马克思主义所提出的阶级原因，而是因为他们作为一个差异性的文化群体没有受到尊重。因而，当代政治需要的是不同文化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包容，要更加重视文化多元性和群体差异的权利，以弥补对集体权利的不足。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和“文化多元主义”是一个硬币的两面，都是在“去阶级化”的前提下，把族群之间的冲突单纯归结为文化和文明的原因。亨廷顿是从事实层面，强调这种冲突的不可避免，而“文化多元主义”则是从价值层面试图调和不同“文明”之间的关系，使不同的文化、信仰和种族能够在同一个共同体里边和平共处，相互尊重。
在阶级政治沉寂的同时，欧洲各国都普遍采取了文化多元主义来回应国内的移民问题和少数族群问题。但是经过几十年的实践之后，文化多元主义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日益陷入困境。2005年之后，英国、法国等国相继爆发了主流社会和穆斯林群体之间的暴力冲突。仅2010年，英国就发生了1200起反对穆斯林的袭击事件。而今年年初的查理周刊惨案是这种冲突的又一次集中体现。2010年以来，欧洲各主要国家领导人都宣告了“文化多元主义”的破产。德国总理默克尔在演讲中表示，德国构建“文化多元主义”的努力彻底失败了，外国人能和外国劳工“快乐地并肩生活在一起”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英国首相卡梅伦认为，在多元主义政策指导下，英国政府鼓励少数族群文化独立发展，导致一些年轻的穆斯林走向个人极端主义，英国也因此面临极端主义的威胁。因此，应该政府应该改变宽松的“国家多元文化论”，而采取一种更积极主动、更强有力的自由主义做法。法国原总统萨科齐认为，法国的多元文化政策已经失败，虽然文化差异理应受到尊重，但外来移民必须让自己融入法兰西国民共同体。西班牙前首相阿兹纳尔称，文化多元主义政策未能成功整合该国境内的外来移民。
“文化多元主义”注定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乌托邦。因为这种表面上的“文化多元”和相互尊重，掩盖了少数族群在经济上与欧洲主流社会的巨大鸿沟，而这种鸿沟才是族群冲突的根源。穆斯林群体是目前欧洲失业率最高的社群，失业率比其他群体高几乎三倍，而从事低端工作领域的穆斯林群体比例远高于其他群体。与此同时，穆斯林移民大多数居住在大城市的郊区，居住条件落后，公共设施恶劣，教育资源稀少，陷入了阶层固化的恶性循环。出生在法国的新一代穆斯林，发现自己即使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但仍无法通过努力而改变命运。在经济上被划分为严格对立的两个社会的情况下，文化多元主义不仅不能帮助穆斯林群体认同、融入主流社会，反而进一步强化了他们的疏离感。
这种抛弃了阶级视野的文化决定论，与其说是要解决问题，还不如说是遮蔽问题。面对日益严重的族群冲突，主流欧洲社会不是反思是什么样的社会制度和经济体制导致了穆斯林群体所遭受的经济压迫与生活贫困，而是归结为尚未摆脱蒙昧的伊斯兰文明和作为历史终点的西方文明之间的冲突。于是欧洲所面临的全部问题就转变成了“先进”与“落后”、“文明”与“野蛮”之间的二元对立，造成这种冲突的全部原因就归结为“文化多元主义”对于一种落后的文明过于宽容。那么，很明显，解决之道就是对于这种落后文明进行压制与排斥。通过观察近几年欧洲的政治生态，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趋势。在法国，极右翼的“国民阵线党”获得了越来越多的支持，他们鼓吹极端民族主义和种族主义，认为外来移民加剧了法国的失业状况和犯罪率，增加了法国人的不安全感。而在德国，新纳粹势力也逐渐开始崛起，2013年极右势力制造的仇外暴力案件数量增长了20.4%。就在《查理周刊》恐怖袭击事件前一天，德国爆发了3万人的反“伊斯兰化”抗议游行，打出“欧洲爱国主义者反对西方伊斯兰化”的标语。
而这种压制与排斥必然会引起穆斯林等少数族裔更大的反弹，查理周刊式的恐怖主义和勒庞式的种族主义形成一种相互激励的机制，未来的欧洲将会愈来愈陷入这种“文明”的冲突之中而不能自拔。再往前走一步，我们就可以看到希特勒的身影，未来的人们将不得不再一次在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做出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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