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行动党已连续半个世纪稳握新加坡执政党的权杖，但2011年大选中，已有近四成选票投给了反对党。贫富差距扩大，后李光耀时代，如何调整自己以适应更为多元化的社会需求，将成其能否在2016年大选中续写胜利的关键。
赵俊/ 文
为庆祝建国50周年，2015年新加坡所有的新生儿都会收到来自政府的特别礼物：一张纪念版出生证明和包括围巾、婴儿背带、服装、尿布包在内的8件套礼物。之前政府曾进行一个月的投票，询问民众最想要什么礼物。
而在国庆的喜悦之外，这个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安全之一的国家也暗潮汹涌，2013年的小印度区骚乱、芳林公园示威以及2012年的巴士司机罢工等事件背后，都潜藏问题。执政达半个世纪的人民行动党，在2016年的大选中能否一如既往赢得大部分选民的支持呢?
大选首次遇挫
2011年5月，人民行动党在大选中获得建国以来的最低得票率，得票率仅为60.14%，在阿玉尼集选区败给了反对党工人党，这是人民行动党首次在集选区失利，也是新加坡反对派自1988年集选区制度引入以来首次赢下一个集选区。由于集选区制度的保护，该党仍然获得了87个竞选议席中的81个。工人党最终获得6席，这也是新加坡1965年独立后在野党在国会选举中取得的最好成绩。这6席也代表着近40%的选民将票投给了反对党。
这是人民行动党罕见的一次民意下挫，也是选民对其发出的一次警告。在过去49年里，人民行动党总是可以在大选中轻松获胜。这与其优异的政绩密不可分，由于其高效和廉洁，而且善于克服各种经济危机所带来的困扰，半个世纪以来一直赢得了大部分选民的支持。
集选区制度为人民行动党的大选胜利也立下了汗马功劳。在新加坡的直选议席中，3/4为集选区。在这种集选区里，4-6名议员必须组成团队参选，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且团队中必须包括特定民族的成员。这种集选区制度成了执政党防止反对党进入议会的有效制度，执政党可以通过划分、合并选区，分散反对党优势票源，保证自己在绝大多数选区获得多数。许多势单力薄的反对党由于不可能在集选区提出5到6名的成员组成竞选团队，通常在候选人登记阶段就自动放弃，就算应选，也由于整体实力的薄弱而败选。
深圳大学新加坡研究中心主任吕元礼对新财富表示，集选区制度是一把双刃剑，过去有利于力量强大的人民行动党，但目前由于反对党在实力和人才资源上逐渐提升，其也可以利用集选区制度获得大选的胜利;这种制度不是根据支持率按比例分配席位，而是赢者通吃，如果反对党获得了51%的支持率，它也可以获得超过支持率的大比例席位上台执政。
繁荣之下的社会矛盾
为什么在2011年的大选中，一些选民不再偏爱其支持已久的人民行动党呢?这与新加坡目前面临的社会矛盾密不可分。在选民眼里，国会里的反对党数量太少，以致于不能为其发出声音，他们迫切需要增加反对党的力量，以实现对执政党的制衡。
吕元礼认为，新加坡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在贫富差距较大，政府亲商人不亲工友，亲资不亲劳，亲国家不亲老百姓，强调经济的发展，但是对民生幸福的关注不够。低收入者的民生困难、住房保障不够、新移民与本地人的矛盾加剧，这些都给执政党带来挑战。
2013年12月8日，一个周日的夜晚，在新加坡南亚裔外劳消遣喝酒的小印度区，一名外劳被旅游巴士卷进了车底丧生。事件发生后，不少外劳借酒发泄不满，400余人参与骚乱，推翻了警车和救护车。这是新加坡44年来的首次街头骚乱。2012年11月26日，在新加坡工作的171名中国籍巴士司机因不满最新的工资变动，早上集体请病假，拒绝开工，这次罢工是新加坡近30年来规模最大的劳工行动。
小印度骚乱和巴士司机罢工，暴露了当地的种种社会矛盾。新加坡人口出生率低，人力成本非常高，不得不依靠引进外劳和新移民来维持经济发展，当地餐饮、酒店、建筑等行业的蓝领工人主要来自占人口1/3的外来移民。新加坡人力部数据显示，截至2013年6月，新加坡有约130万外籍劳工，主要来自南亚、东南亚与中国等。其中，建筑业和货柜码头等重体力活，主要由来自印度和孟加拉国的外劳承担。
外劳的工作环境较为艰苦，待遇却通常低于本地人和马来西亚籍劳工，加之政府对外劳的管制较为严厉，稍不小心就会触法受刑，外劳容易对自己的工作环境产生不满，一旦有风吹草动就容易发生群体性事件。
与此同时，不少民众又对政府不断引进外来移民和劳工产生怨言，认为由此造成了新加坡房价上涨、本土居民就业机会减少、薪资增长放慢、公共交通拥堵等问题。2013年2月，约3000名民众在芳林公园集会示威，表达不满。2012年5月，四川人马驰驾驶红色法拉利因超速闯红灯酿成3人死亡的悲剧，更引发对移民政策的批评。
虽然陷入两头不讨好的境地，不过，新加坡政府并不打算舍弃引进外劳和新移民的政策。2013年1月，新加坡政府公布《人口白皮书》，宣称为应对人口老龄化、生育率下降等挑战，将继续引进外来移民，同时预计新加坡人口规模将从目前的大约520万人增加到2030年的690万人。在过去10多年中，引进外来人口对新加坡经济的发展功不可没，不仅减轻了当地人口老龄化的压力，一些从事金融、投资等高端行业的移民，也成为新加坡保持国际竞争力的重要资本。
随着新加坡在发展财富管理业的道路上快速奔跑，其日益成为备受全球富人青睐的“富人天堂”。波士顿咨询集团的调查结果显示，2010年，多达15.5%的新加坡家庭拥有百万美元以上的资产，将以10%的比例排在第二位的瑞士甩在背后。伦敦独立研究公司WealthInsight的报告则显示，新加坡百万富翁在2012至2017年间会以59%的速度增长，到2017年，料超过29.1万。
与此同时，新加坡也成为穷人日增的“失乐园”。新加坡中央公积金(CPF)公布的数据显示，当地收入低于中位数一半的国民占比已经从2002年的16%攀升到2011年的26%。该国的基尼指数多年来一直维持在0.4以上，2012年更是从2011年的0.473上升到0.478。贫富差距扩大的政策性原因是，为了保持整体竞争力，新加坡取消了最低工资和全面的社会福利，而资本与人力的全球性流动又使富人可以获得更廉价的劳力资本，穷人却因廉价劳力的流入而饱受冲击。
新加坡以“低税收、高效管治”的政策促进当地的财富增长，政府给与了企业诸多方便，例如，开设一家公司，在其他地区平均要花34天，但在新加坡只需要3天。在智库组织美国传统基金会的评比中，新加坡被评为2010年度全球第二自由的经济体。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在新加坡工作的雇员满意度却低得可怜。新加坡国际人力资源服务公司任仕达对7个主要亚太国家的企业员工满意度调查显示，由于老板要求太高、工作量大但薪水少等因素，新加坡员工最不开心，满意度低于中国香港与内地、新西兰等地。
由于经济增长的成果越来越被精英阶层垄断，新加坡民众对这一悬殊难以忍受。2010年，新加坡GDP增长14.9%，但普通民众的工资收入仅增长3.4%，收入最低的10%家庭平均年收入1400美元，收入最高的10%，其平均年收入却高达23684美元。医疗保障制度的薄弱也令民众深感生存艰难。全球媒体和市场研究服务企业Mindshare在2012年进行的调查发现，72%新加坡人感到自己“不能生病，因医疗费用高昂”。2002-2011年的数据显示，新政府支付国民医疗费用不足1/3，而经合组织(OECD)中发达国家的平均负担水平为60%-70%。
调整：从李光耀到李显龙
“亲资不亲劳”、“亲国家不亲老百姓”，这些被认为是奉行“精英治国”和“强人政治”的李光耀时代的执政风格，也是导致人民行动党流失民意的重要原因。2011年大选可以说是新加坡政治上的一次分水岭。大选之后，李光耀和吴作栋双双宣布退出内阁，“让更年轻的内阁成员团队联系并接触年轻一代，塑造新加坡的未来”。
进入“李显龙时代”的人民行动党，执政风格发生了一些改变，不仅注意精英分子的意见，也开始重视普通百姓的声音。李显龙表示，要打开同新一代新加坡人的沟通渠道，重新建立与中产阶级的亲密关系。人民行动党的工作重心也发生转移，政府将主要精力放在解决内政问题方面，包括注意提高底层的收入水平和社会福利，缩小贫富差距等。
李显龙还提出了治国新理念，包括在房屋、医疗保健和教育方面进行“战略调整”，以纾缓社会的不满情绪。2013年8月，李显龙承诺政府将稳定预购组屋的价格，并增加购屋津贴，确保每个家庭都买得起新组屋，并在25年内能用公积金还清房贷。组屋是新加坡最常见的公共住房形式，由建屋发展局建造，向公民和永久居民出售，每户最多只能拥有一套组屋。
在医保上，2013年12月，人民行动党发布了25年来首份新决议，承诺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体系。新加坡社会和家庭发展部部长陈振声表示，政府已经准备好帮助那些无力负担医疗费用的公民。此外，人民行动党通过放慢引进外劳的策略让企业聘用廉价外籍劳动力变得更加困难，同时该党要求企业提高底层人员薪资，并修改劳动法以提高就业安全感。
吕元礼认为，2016年大选中，人民行动党的支持率或将进一步下降，因为民意需要国会进入更多的反对党以走向平衡，但人民行动党不会下台。从目前的实力对比以及程序设计来看，只要人民行动党继续发挥其高效的优势，在策略上做出顺应民意的调整，反对党仍旧很难对其发起实质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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