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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善勇：光耀一生，狱满天下
九十一岁的精彩一生，固然是誉满天下，但恐怕也是狱满天下的。冷藏行动那一匹长的被捕名单，当是左证了：林清祥、林福寿、布都遮里、赛•扎哈利、何标、方水双、曾超卓、傅树介……。誉狱交加，构成李光耀的一生。功过之间，比重如何，怎么评价：七三、六四、或者五五;盖棺之后，历史往后自有公平的说辞，指引着新加坡迈向「零李光耀」的新时代。
新加坡建国总理李光耀3月23日凌晨谢世，当地《联合早报》翌日顺势制作了〈光耀一生，誉满天下〉的专题，报导「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领导人高度评价李光耀的唁电和悼文纷至沓来」，哀悼他的离世，赞颂他的精神。
人既已逝，人言也善;赞词之中，一如既往，当然都是不吝溢美之词。全球领导，草根之民说起，都给李光耀戴了九十九顶高帽。没有被报导的，则是一将功成背后的万骨已枯。
大家仿佛彻底忘记，流亡伦敦的陈华彪律师执笔的〈李光耀逝世让人民重获自由〉与曾任总理署政务次长陈新嵘前辈回忆的〈谈谈李光耀和我〉重提那些鲜为人知的陈年旧事。
当中，新嵘先生透露：我的从事新闻工作（中文版《李光耀回忆录》三名翻译者之一）的弟弟，没有参加任何非法组织和非法活动，却在1963年的「冷藏行动」中被捕，而且好一段时期被单独关禁，精神临近崩溃。他迄今还没摆脱被单独关禁阴影的纠缠，身体非常虚弱。他避免和我有任何联系。
那个大时代的草木皆兵，后辈确实难以想象。《林清祥与他的时代》(吉隆坡：社会分析学会与朝花企业，2002)上、下两册里，尽是这一些事迹。诸如民选的新加坡市长王永元，最后也「成了李光耀不共戴天的敌人」。
李光耀自己怎么解说?《李光耀回忆录》(新加坡：联合早报，1998)指控「王永元以深得民心者自居而走上极端」 (页317)：「我知道他对新加坡和人民行动党造成巨大的损害，但我想最好还是暂时让他去蛮干，等到大选过后才进行整顿」。
王永元这朵奇葩唯一的幸运是，当时他为「最优秀的福建话演说者。降了他的级，就会使他在公众眼中的地位下降，很难找到人取代他。我们仍然迫切需要一个福建话演说者来应付林清祥」
时不予他，秋后算账
是的，时不予他，李光耀愿意暂时继续静候，「等到大选过后才进行整顿」。他的用人之道，做事之方，皆不例外。对付南洋大学和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先生，他采用的策略也是这般：
「南洋大学和理事会主席陈六使对我们尤其不满……当时我们还没条件加以干预，除非付出高昂的政治代价。我也把这件事记在心里……时机到来我会对付陈六使的。」
1963年大选结果揭晓隔天，李光耀认为「对付他的时机到来了，我们可以把好人和坏人区别开来」，开始采取行动，吊销陈六使的公民权，同时通过总理公署发表声明应战。
诸如此类，还有很多。与林清祥、方水双的接触和交往，亦然如是。开始，李光耀语多佳评：「林清祥和方水双却更加坚决，更加无私，更加勤奋，使我们一直在寻找的助手。」
参与宪制谈判，李光耀和林清祥曾经同住在一座公寓。这段经验，更让李光耀刮目相看：「(林清祥)他为人谦虚温顺，行为良好，献身事业，使我不得不对他表示钦佩和尊敬。」
那自然乃是别再提起的早岁往事了。往后，这一位曾是李光耀口中「新加坡顶瓜瓜的华人演说家，将成为新加坡下一任总理」的林清祥身陷囹圄，饱受折腾；身在伦敦，隐名埋姓生活，他的忧郁症仍然定期发作。
此外，前报人赛•扎哈利(Said Zahari)在《万千梦魇：赛•扎哈利回忆录II》(吉隆坡：朝花，2007)，还有两位民选议员被放逐到孤岛：武吉知马议员李思东和三巴旺议员谢太宝。
赛•扎哈利笔录：「李思东他在1963年9月大选中中选时即被逮捕，完全没有机会为支持他的选民服务。据罗家成抄写的〈李思东专访记录： 既是蓝领工人，也是工运激进份子〉说：
「李思东是『社阵13』——在1963年新加坡大选中胜出的13名社会主义阵线议员之一。号称『Pechah行动』中被拘捕了。李思东被囚禁了16年，一直到1980年2月月15日才被释放，限制居住在乌敏岛至1981年6月1日获准回返本岛。」
谢太宝的漫长黑牢
谢太宝博士的独特体验，当然是最为刻骨铭心的：25岁被捕，未经司法审讯「单独关在黑房里，不是平常的牢房。一片黑漆漆的，一片沉寂……牢房内外，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见。」
因为这样，我们犹是不解，李光耀先生回忆1957年宪法的草拟，针对「禁止所有曾经参加或被控参加颠覆活动的人，在根据新宪例举行的笫一次大选中成为候选人」条款，曾经大力反对。
李光耀当初可是言之凿凿「这个条件令人不安，因为它违背民主实践的原则，而且不能保证掌权的政府不会利用这个规定，不仅防止共产分子，也防止反对政府政策的民主人士参加竞选」。
此一时，彼一时也。当权之后，李光耀奉行的经典名句是：「镇压犹如做爱，第二次比第一次容易。」（Repression, Sir is a habit that grows. I am told it is like making love-it is always easier the second time!）
所谓「一次生，两次熟」也。李光耀的成就，一部分正是这样而来。借用赛•扎哈利的篇章，正是「在红萝卜跟大棒子之见」：敬酒，或者罚酒，任选一杯;没有第三个选项。
光耀九十一岁的精彩一生，固然是誉满天下，但是，恐怕也是狱满天下的。冷藏行动那一匹长的被捕名单，当是左证了：林清祥、林福寿、布都遮里、赛•扎哈利、何标、方水双、曾超卓、傅树介……。
誉狱交加，构成李光耀的一生。功过之间，比重如何，怎么评价：七三、六四、或者五五;盖棺之后，历史往后自有公平的说辞，指引着新加坡迈向「零李光耀」的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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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昭鹏 2015年03月24日
http://www.zaobao.com/news/singapore/story20150324-460231
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领导人高度评价李光耀的唁电和悼文纷至沓来，加上全球媒体的实时滚动报道和评论，在在证明李光耀不只是东南亚一个弹丸小国的领导人，也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政治人物。
曾昭鹏报道
昨天清早醒来，准备迎接新工作周的新加坡人，发现他们已经生活在一个不太一样的国家。无论是手机短信、社交媒体、新闻网站、电视新闻或电台广播，都在传达一个他们多日来似有心理准备，但又不愿到来的消息：建国总理李光耀在黎明破晓前安详离世。
世界各地在位和卸任领导人高度评价李光耀的唁电和悼文纷至沓来，加上全球媒体的实时滚动报道和评论，在在向新加坡人证明，李光耀不只是东南亚一个弹丸小国的领导人，也是一个拥有巨大影响力的国际政治人物。他多年来长袖善舞，以深具领袖魅力的个性和过人的才智，赢得了跨越时代的国际尊重，留下了弥足珍贵的政治和精神遗产。
奥巴马：一个真正的历史巨人
美国总统奥巴马昨早在白宫网站发表的声明中，对李光耀辞世表示“深感难过”。
他形容李光耀是“一个真正的历史巨人”，也是一个“忠诚的公仆、非凡的领导人”。奥巴马说：“他是现代新加坡国父以及亚洲事务的伟大战略家之一，未来的世代将会如此铭记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和总理李克强昨天分别致唁电给陈庆炎总统和李显龙总理，对李光耀与世长辞表示“深感悲痛”。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张德江和副总理张高丽也发出唁电，对李光耀逝世表示深切哀悼。
习近平形容李光耀是“广受国际社会尊重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的逝世“是新加坡人民的损失，也是国际社会的损失。”
新加坡1963年9月加入马来西亚联邦，不到两年的时间，新马两地却因领导人治理观念的根本分歧而分家，但新马两国之后一直维持密切的关系。
马国首相纳吉昨天在唁电中，代表马国政府和人民，对李光耀的逝世向新加坡人表示深切哀悼。纳吉说：“建国总理李光耀先生成就巨大，他的建国事业将永垂不朽。”
除了美国、中国和马来西亚领导人，致唁电的还包括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英国首相卡梅伦、俄罗斯总统普京、日本首相安倍、韩国总统朴槿惠、印度尼西亚总统佐科、印度总理莫迪和澳大利亚总理阿博特等。美国前总统小布什和父亲老布什、前总统克林顿和妻子、美国前国务卿希拉莉也都发表声明，赞扬李光耀不平凡的一生。
因严重肺炎住院超过六周的李光耀昨天凌晨3时18分逝世，享年91岁。李光耀1959年出任新加坡自治邦总理，1990年退位时，是当时全球在位最久的政府领导人。之后他留任内阁资政，直到2011年5月退出内阁，李光耀担任阁员的时间超过半个世纪。在他去世之前，他一直是丹戎巴葛区国会议员。
身为李光耀长子的李显龙总理较早时为了制作李光耀纪念特辑接受本地媒体访问时，以“一个时代的英雄”，评价父亲李光耀一生的成就。他昨早8时以马来语、华语和英语发表直播电视声明，道出了他个人难以言喻的悲伤。他说：“我们不会再有另一位李光耀先生。”
反对党一致肯定李光耀贡献
在政治光谱另一端的反对党昨天也一致肯定李光耀对新加坡的贡献。
工人党、国民团结党、新加坡民主党、国人为先党、民主进步党、革新党和新加坡民主联盟七个反对党发出唁文，向李总理表示慰问。
国会最大反对党工人党秘书长刘程强在唁文中说：“李先生一生为公共服务奉献。他的逝世象征着新加坡历史一个时代的终结。世世代代的人将铭记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李光耀去世也在公共服务领域、商界和民间引起强烈的缅怀情绪。
公务员首长王文辉昨早向16个政府部门和超过50个法定机构的14万1000名公务员宣布了李光耀辞世的消息。
他指出，李光耀在创立公共服务今日所遵守的诚信、廉洁和公平原则方面，扮演关键角色。他说：“李先生去世是新加坡历史的一个悲恸时刻，一个让我们停顿并反思的时刻，反思他对新加坡的贡献。”
多个政联机构、私人企业、外国跨国公司和商业团体昨天先后发表唁函哀悼李光耀的逝世，高度肯定他为我国经济和商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本地商团也肯定李光耀对我国商业群体的贡献，特别是在鼓励本地企业走出国外、向海外发展方面。
此外，民间也用不同的方式哀悼李光耀，有的到全国各地设立的悼念处写下追思文字，有的则在网上发表悼文，并把个人社交网页的头像改成肃穆黑白色系，庄重地表达敬意。
公众以掌声和呼喊“李光耀”致意
许多公众昨天也顶着艳阳等待购买《联合早报》和《海峡时报》特别出版的号外，从中了解他的一生，也为收藏纪念李光耀的文字和照片。
许多公众昨早开始陆续来到设在总统府正门前的官方吊唁处写下悼念感言和献花。
中午12时55分，载着建国总理李光耀灵柩的银灰色灵车缓缓驶抵总统府大门口，在旁守候多时的不少公众纷纷以热烈的掌声，向已故的国父致意，现场有人呼喊“李光耀”的名字。
在没有李光耀的日子里，那样的情感仿佛道尽一种充满不舍的呼唤。
延伸阅读：李光耀评李光耀模式：新加坡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
：王江雨 新加坡国立大学法学院亚洲法律研究中心副主任
新京报
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他对年轻一辈也一直不抱信心，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把幸福生活当做理所当然，从而不珍惜和不努力。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病体垂危，一下子又将这位二十世纪遗留下来的最后一位伟大政治领袖再度推到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连带他的国家东南亚小国新加坡。
对新加坡人评价并不高
在李光耀长达五十多年的政治生涯中，始终是新加坡最重要的政治人物。就算在他卸任总理后，也在某种程度上被认为是真正的最高决策者。对外人来说，李光耀就是新加坡，新加坡就是李光耀。很有意思地是，李光耀本人，也愿意这么认为。在几年前被问及“新加坡人的身份，对你来说，有些什么意义”时，李光耀说，“我并不是一般的新加坡人。我在偶然间创造了新加坡这个实体，进而有了新加坡人”。
作为新加坡的最高领导人，李光耀却并不是一个“仁爱之君”。他的精英意识深入骨髓，对他来说，新加坡人是他服务和改造的对象，他甚至一直认为人的基本质素，先天就已经由基因决定了，后天能做的有限，所以要挑选那些先天条件优越智商高的精英来治理国家，只要能给被治理者带来实际的好处就行。
在这个方面，李光耀对新加坡人评价确乎不高，且他从来不隐瞒这个观点。李光耀自己传记里记述的这个故事如今已经广为人知：1978年邓小平当面邀请李到中国访问，李回复说等中国从“文革”中恢复过来再去。邓回答说那需要很长时间。李光耀表示不同意。“我认为他们真要追上来，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怎么说我们都不过只是福建、广东等地目不识丁、没有田地的农民的后裔，他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他(邓小平)听后沉默不语”。
他这番说辞，表示他对新加坡人的总体的基因不怎么高看。这也决定了他的治国理念：第一，新加坡人口基数少大概基因也一般，从而好的人才也很少;第二，政府必须大力网罗这些仅有的人才，实现精英治国。他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
晚年对新加坡的未来转为悲观
对于新加坡及其未来如何看，李光耀在不同阶段有不同的看法。无疑，他异常珍视这个他一手创立的国家，为之牺牲和奋斗在所不惜。
在卸任总理后，李光耀也长期对新加坡的未来抱乐观态度。他本人为新加坡留下了三大财富，第一是巩固了英式的议会民主制，国会议员由国民直选产生，再由国会多数党组成政府;第二是不折不扣的法治;第三是若干天才般的社会制度，如组屋制度、中央公积金制度等。李光耀一直以为新加坡可以此长治久安。“我相信我们还可以在现有的国际环境中轻易生存50到100年，只要我们有一套稳健的制度让每个人充分发挥潜能”。
2011年新加坡大选，人民行动党遭受重大挫折。虽然依旧胜选，但得票率是建国以来最低的一次，且前所未有地失去了国会六个席位给反对党。大选后，李光耀宣布退出内阁，从此在新加坡不担任任何正式政治职务。也许很多人还没有注意到，他对新加坡未来的看法，此后也变得日渐悲观和无奈。
在2013年出版的《李光耀观世界》一书中，李光耀大谈特谈新加坡走向“两党制”的可能性，并认为这会导致新加坡变成一个平凡无奇的国家,从此一蹶不振。在这本书中，他认为新加坡现有的政治局面最多再维持十到十五年，此后就会进入政治动荡的状态。他对年轻一辈也一直不抱信心，认为他们没有经历过战乱，把幸福生活当做理所当然，从而不珍惜和不努力。但是作为一个极端的现实主义者，他清醒地认识到一切都不在自己控制之下，从而展现出一种漠然和无所谓的态度。被问及对新加坡的未来有何担忧时，他说：“我不会担忧，因为我什么也做不了了。未来的一代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延伸阅读：从非共到反共
商丘羊 南洋大学校友 (2015-3-5)
李光耀上台后，为了迷惑新加坡人民，曾经喊出“非共民主社会主义”。“非共”是当时面对强大的左翼势力，不敢撕下脸皮得罪他们，但是内心又视他们为共产党，甚至把华文教育者也一并视为共产党。李光耀的这个名词，是得到流浪到新加坡的第三势力分子军师李微尘的指点，并非他自己的发明。而“民主”和“社会主义”，则完全是顺应时势，迷惑人心，将自己装扮成有点“左倾”。李微尘死后，李光耀废弃了这个名词，因为那是他很不得已的装扮。
自从上台以来，李光耀处心积虑对外制造烟雾，例如新加坡国旗故意设计成红白两色，与印尼国旗接近，目的是讨好印尼。又在旗上安置五颗星星，让华族联想到中国的五星红旗，又安置一个月亮，让回教徒联想到伊斯兰旗帜的新月。除了这些刻意的制作外，他还在言论上制造许多动作。例如故意强调有人说新加坡是中国的第五纵队，以吓唬华族人民新加坡是受到马来国家的包围。他不仅对内迷惑人民，也派人到中国去迷惑中国领导人，声称新加坡是华族占多数的国家，博取中国的同情。
然而事实上李光耀是彻底反共的急先锋，他对共产党的痛恨表现在亲美的行动上，新加坡早已卖身投靠美国，美国的战斗舰和战斗机驻守在岛上，俨然是美国领土。美国人的再平衡亚洲政策是李光耀梦寐以求的目的，早在美国人还没有公开再平衡亚洲政策之前，李光耀已经无数次建言献策，吁请美国人不要撤出亚洲以制衡中国崛起。现今许多人包括中国领导人都已经忘记李光耀向美国人所献的这个策略。对于中国提出的“一丝一路”，李光耀也不想见其成，尤其是海上丝绸之路，更是他认为是美国人称霸亚洲的心腹大患，因此他对南中海主权说三道四，甚至莫名其妙地搬出封建时代中国的朝贡系统，有意挑拨东南亚国家对中国的疑虑。此事在他的怂恿下，几个新加坡学者好几次利用座谈会企图将之扩大成为舆论，以达到阻扰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
李光耀的生命已经到了日暮穷途，最近因肺炎进入加护病房，其生命的结束指日可待。然而这丝毫没有改变他对共产党的厌恶，前不久新加坡设立了反共标志，公开与放下武装斗争的马来亚共产党叫板，煞有其事地似乎是从共产党人手中夺过政权而建立了新加坡，这样的做作，无异于唐吉诃德与风车巨人作战的闹剧，连最基本的历史观也缺乏，足以证明他过去数十年来把共产党当作内心的梦魇。李光耀曾经几次说过假如马来亚共产党执政会把他杀掉，那是因为他看到柬埔寨波博政权执行极端手段，针对性地消灭受法文教育，以及与法国殖民地有关联的人，他自身受英国殖民地教育，这是有感而发。然而事实上李光耀执政数十年，没有任何人对他进行刺杀，假如当年有人对他进行刺杀，以新加坡之小，其效果是立竿见影，不过他既然毫发无损却有此感受，说明自己对反对者的残酷镇压是提心吊胆的，同时也说明其内心对共产党人的仇视，但这还是他自己心造的幻影。
从非共到反共，李光耀已经彻底把自己的内心剖析开来，但是他所谓的马来亚共产党人，至今还是一个飘忽的影子，没有完整的概念。他自己制造了这个影子，左翼势力、华文教育者，都是影子中人，这几十年来噩梦连连，在弥留之际，相信他还是做着噩梦!
李显龙继承了李光耀的衣钵，至今已经执政超过十年，其政策仍不出李光耀的框框，处处以李光耀思路作为马首是瞻，前几天不是有一男一女两个所谓外交官还在坚持新加坡治国离不开李光耀的路子吗?这些马屁精在李光耀弥留之际还在拍马屁，小国无外交，在强国如林的外交舞台上无法置喙，只有回来耍耍嘴皮，拍拍马屁，其外交短视症是高薪所造成。李显龙对乃父的一切政策亦步亦趋，没有李光耀他将失去依恃，六神无主。从反共传承来看，他最近下令设立反共标志最为明显，同时也配合反共主题称说林清祥是共产党人。李显龙不只亲美，更是媚日，几次赴日的谈话都说明与日本眉来眼去，设立反共标志而不顾日治时期的慰安所以及忽视被日军屠杀的十多万新加坡市民，已经可以证明父子两人都是亲日分子。当林清祥从政的时候，李显龙还在公教小学穿着黄斜纹短裤和白上衣上课，他对林清祥的概念，完全是作为李光耀的传声筒而刻意抹黑对象。人民行动党的接班人已经到了不懂又不顾历史是非曲直的地步，如今只会把李光耀的古董拿出来洗洗刷刷以示后人，当别人斥指其非时，竟然发明一个新名词，叫着“历史修正主义”，其幼稚可笑不亚于新加坡历史始于莱佛士占领的1819年的说法。近来一群考古工拼命挖掘，企图证明新加坡历史源远流长，但是还是根据李光耀当年留学伦敦时见到英国建筑物时感到无限惊佩，发誓要做大英帝国的忠实追随者来得现实。
李光耀终其一生反对共产党，也反华，在南海问题上，新加坡原本哓哓不休，是为了替美国张目。新加坡现在是东南亚唯一让美国驻扎海军和空军的国家，他将自己牢牢地绑在美国围堵中国的战车上，扼守着马六甲水道，这种局面将会演变成为阻扰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障碍。也许在不远的将来，美国、日本、菲律宾、越南与新加坡，将会联合起来组成南中国海和马六甲水道安全委员会，集体控制海上通道，以对付中国海上丝绸之路战略。然而，这种与美国同穿一条裤子的日子不会长久，近来有香港财团准备组织开发克拉地峡公司，协助泰国政府开凿克拉地峡。香港财团此举，必然需要得到中国政府首肯，据说此事一旦划定，新加坡的房地产将会暴跌80%，金融银行将大受影响，届时即使美国人开来航空母舰，也挽救不了新加坡经济。
今后没有了李光耀，李显龙是否继承了李光耀的反共、反华“遗产”，关系到新加坡(不)远的将来。对于崛起的中国，新加坡必须谨小慎微，这毕竟是后冷战的时代，讲究的是互相尊重，互相得利。当伊斯兰势力成为对抗西方世界的主力时，而中国在东方崛起时，只有愚蠢之人还在高唱反华、反共曲调。
延伸阅读：李光耀的死人效应
：商丘羊 2015-3-25
李光耀一死，新加坡的各种媒体，包括报纸、电台、电视台、杂志刊物等，立刻推出报道，速度之快，步伐之统一，声调之一致，在在说明执政党早有准备，利用李光耀之死，制造有利效应，达到最佳效果。
为何要制造效应?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下届大选。在当局的原先考虑，希望李光耀能在2015年国庆日之后才死，就能借庆祝50周年国庆和李光耀的影响力产生巨大的选举效果。然而李光耀提前死了，说是突然但也是自然，使官方的如意算盘打歪了。不过第二个方案立刻运作起来，借李光耀之死，博取民众的同情，从而产生对大选的有利条件。
仔细观看各种媒体的报道，可以发现有两大方面的特点。一是利用各国的名人讲话，把李光耀制造成国际领袖，然而外国的吊唁之语，尽是对死人的客套话，谀美之辞不需本钱，并非真心实话。这种报道，除了替李光耀涂脂抹粉外，还可以反过来使国内的民众产生崇拜的心理，对大选是十分有利。一是在18个地区设立悼念活动中心，由议员出面互动，让民众进行吊唁，把执政党的领袖李光耀的形象植入人心，目的当然是为了大选。
李显龙在民众吊唁过程中，不断出现与民众接触，看唁文，致谢意，嘴带微笑，这和他在致悼辞时的哽咽有异曲同工之妙，也叫人想起李光耀曾经数次在电视面前哽咽的情状。这种哽咽，对民众能够产生深度的同情效应，对于大选当然十分有利。
李显龙近日频频出现在媒体报道之中，只要注意一下，可以看到他身旁站着他与何晶所生的儿子李鸿毅，就是这个李光耀觉得聪明过人最疼爱的孙子，如今已是可以步入政坛的年龄，李氏王朝第三代总理接班人，已经如李显龙之前所说的一样，也许是部长议员所没见过，也许是就在他们身旁。李显龙仅在李光耀危急之时与灵堂前带着与前妻黄明扬所生的大儿子李毅鹏出现过，之后完全带着李鸿毅，却没有带着他的弟弟李浩毅，这绝对不是偶然而是有意的安排，目的是把李鸿毅推向媒体，让他在这个特殊的情况下亮相。李显龙无法摆脱李光耀的阴影，今后很可能萧规曹随，一切按照李光耀留下的老规矩办，这样一来，李氏王朝第三代总理的出现，李鸿毅就是如假包换的接班人。
李氏王朝已经根深蒂固，在新加坡各个领域纵横伸长，要想保持既得利益，唯有实行家天下制度，把持最高统治权。那些在李光耀灵前痛哭流涕的民众，是否想到他们身边的李显龙就是活生生的李光耀，而下一个活生生的李光耀很快就要出现在眼前!
李光耀死了，谁应该悲伤，应该悲伤的是新加坡民众自己，他们稀里糊涂地被李光耀统治了数十年，被李显龙统治了十数年，还将要被李光耀的孙子上台统治不知多少年，呜呼哀哉!经过半个世纪的李光耀阴影笼罩之下，新加坡民众应该有所觉悟，当李氏王朝第三代总理快要上台，他们是否还继续高喊 "Stand up For Singapore"?
延伸阅读：中国极右派评李光耀模式：一剂消灭中国共产主义的必要虎狼药
(原题：《新加坡：危险的成功》，原载：《华尔街日报》，：萧瀚)
新加坡的惊人成就始终与刚刚去世的李光耀这个名字连在一起──从1959年上台到1990年离任，做了31年总理，但留任内阁资政直至2011年5月才彻底退出权力中心，实际影响力整整持续了51年!套用一句孔子的话，可谓“知李罪李，其惟狮城”。
若以成熟民主政治的标准来考量，新加坡算不上一个自由的国家，缺乏新闻自由、限制了大量私权自由的国家很难说是个自由之国;新加坡也算不得一个成熟的民主国家，反对党一成气候领袖就会被送进监狱或者被诉讼搞破产的国家也很能说是民主国家;不过，新加坡却是公认的法治国家──虽然这是一个还保留了鞭刑这种伤害肉体之野蛮刑罚以及经常性打击民主权利的法治国家，而其政府的廉洁则更是有口皆碑。
新加坡的成就应当归功于法治的部分，权重相当之高──没有法治，就不会有秩序，人们被确认的权利就无法得到保障，罗马法谚所谓“无救济则无权利”，李光耀及其继承者治理的新加坡并不向人民轻易承诺几乎所有民主国家都会承认的自由和权利，但一旦法律上拟定，就会严格按照法律保护这些自由和权利，同时，其法治也是严刑峻罚的代名词，其法治的公信力里有着浓重的法家阴影，包括它备受赞誉的官员廉洁很大程度上既是高薪养廉，也是刑罚严酷的结果。
除了法治，新加坡的成就还要归功于正确的经济政策。李光耀从最初胜选执政开始，就清晰地知道新加坡人民需要安居乐业，所以，他的经济政策始终围绕着根据新加坡独特的地理位置、国际政治环境和风俗人情制定并调整经济政策，并且时刻警惕和消除各种缺乏实效的空想的影响，包括当时在全球甚嚣尘上的共产主义。多年来，李光耀治下的新加坡都被公认为是市场最自由也最规范的国家，其经济开放度一直处于世界前茅。撒切尔夫人赞扬李光耀，说“他从未出过错”──这个“从未”应该是指重大决策方面，并非毫无道理。
政治是法治和经济的基础，对新加坡的政治，毁誉皆有，但它确实是新加坡经济的重要基础，自1959年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以来，近56年来它一直牢牢地控制着新加坡的政权，1968年以来的威权政体不是民主政体，但它的高效、廉洁、法治保证了新加坡各项政策的连续性和政府公信力，人民可能缺乏一些政治和私权的自由，但他们大体都能安居，也就能乐业。
除了上述之外，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常常会被人们忽视，这就是除了上述一目了然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更不可思议的奇迹，就是新加坡立国过程中关键时刻的幸运──一种几乎完全无法再现和复制的幸运。
幸运一：人民行动党分享了共产党的民意资源
“二战”后，新加坡重归英国，之前陆续成立的新政党开始谋求新加坡独立，民族解放运动由此开始。当时影响最大的政党是成立于1930年的马来亚共产党，拥有下层民众和中产阶级华人的广泛支持，在工会、教育机构、文化团体中根基深厚。1954年底成立的人民行动党，领袖李光耀和吴庆瑞等人社会基础薄弱，故与马来亚共产党联合以分享民意资源，而共产党也试图借人民行动党的行动自由改变原先被英国压制而只能地下活动的弱势状态。
幸运二：林有福政府打击共产党势力
自1947年开始的新加坡自治运动，到1955年劳工阵线党魁马绍尔任自治政府首席部长(类似后来的总理)，新加坡人对这一自治权很弱的结果并不满意，其后的自治谈判僵局导致了马绍尔辞职和林有福继任。为了自治谈判的胜利，林有福政府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1956年10月的华文学校骚乱事件中，包括在野的人民行动党左翼领袖林清祥、方水双和蒂凡那等都遭逮捕，直到1959年大选人民行动党上台执政后才获释。林有福对左派的这一强硬态度，使新加坡成功地从英方手中赢得了更大的自治权，也为李光耀的右翼人民行动党上台至少暂时扫除了左翼障碍，并且使得林有福自己及其所在的党和政府民意尽失，这一石三鸟给了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极优的执政基础。
幸运三：英国和马来亚继续主导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
李光耀上台后即开始谋求与马来亚组成联邦，但在是否并入马来亚联邦问题上人民行动党发生了内部分歧。以林清祥为首的左翼于1961年退出政府和人民行动党，另组新加坡社会主义阵线，目的是走议会外的街头政治道路。这一分裂事件导致了李光耀右翼陷入极其艰难的境地，“大多数支部的核心人员都改投社会主义阵线，而人民行动党的最基层组织几乎全面瘫痪。”(藤布尔：《新加坡史》，页375)。1962年9月，新加坡并入马来亚联邦动议获得75%的全民公投结果，新加坡可以作为比其他各邦拥有更大自治权的特别邦加入马来亚联邦，这挫败了社会主义阵线试图让新加坡统一到他们计划的共产主义马来亚共和国的计划，但要借助马来西亚联邦清除共产党势力，看来希望渺茫。
机会再次来临。1963年2月，因新加坡的左派势力支持刚刚发生的文莱暴动，李光耀政府的内部安全委员会执行来自马来亚联邦和英国反共的“冷藏行动”，逮捕了包括林清祥和社会主义阵线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半数委员在内的115名左翼政治家、工运、学运活跃人士，他们都反对加入马来亚联邦，而且支持以推翻马来亚联邦政权为目标的暴力活动。这一行动虽然并非李光耀政府主动提出，但也是积极配合，这给人民行动党扫清共产障碍成为强势政党提供了绝佳机会。
幸运四：李光耀政府经济社会政策取得了最初的成效，进一步消解共产主义的影响力。
1960年，应李光耀政府的请求，荷兰经济学家魏森梅斯带队的联合国技术扶助小组在访问了新加坡，为新加坡量身定制了一套为期四年的经济振兴计划，该计划明确了摆脱共产主义的影响，恢复外资的信心，培育共同的马来亚市场，这些主张都得到李光耀政府的认同。此计划于1961年8月开始执行，由一位杰出干才韩瑞生出任新成立的经济发展局局长，迅速建起一个以纺织业等劳动密集、低附加值、低投资产业为主的工业园。同时，李光耀政府实行税收优惠以及暂时的保护性关税政策，吸引了一批新兴工业投资者，这些都为日后的新加坡经济起飞奠定了基础，对新加坡产生了深远的政治和经济影响。
两年后，包括上述经济政策在内的一系列经济与社会政策取得了显著效果，原定的四年计划提前实现，这大大地增加了李光耀政府在人民心中的好感，这成为1963年9月大选中李光耀的人民行动党获得压倒性胜利的重要原因(51个议席中获得了37席，社会主义阵线获得了13席，但从选票数上看，社会主义阵线也获得了35%的选票，而人民行动党也只获得了47%，当时的新加坡选举制度继承了英国的威斯敏斯特体制，以“得票最多胜出”规则分配议席，所以选区的划分常常会带来选举结果的巨大变化，这也是后来新加坡进入威权体制之后李光耀政府动辄重划选区的原因)。虽然为了大选胜利李光耀政府也搞了不少非法限制社会主义阵线的小动作(比如取缔左倾社团)，但不得不说，当时社会本身的状态是有利于人民行动党的。从上述35%和47%的选票数上可以看到，战后新加坡第一次出现了不利于共产党势力的局面，这成为新加坡发展道路上的关键转折点。
幸运五：被迫独立与善用独立
1963年9月，经过李光耀政府之前的努力以及一年前的全民公投结果，新加坡正式加入马来西亚联邦，由于新加坡与联邦之间存在诸多政治、经济分歧，以及尤其是种族利益上的矛盾，期间甚至发生了震惊世人的种族骚乱，死伤数十人，因此，入盟不到两年后的1965年8月9日，新加坡被马来西亚联邦抛弃，被迫独立。这在当时很让新加坡人悲观，但后来的发展却表明了背水一战的独立使得新加坡在南亚列国中脱颍而出。当然，这一成功依然离不开李光耀政府在经济上的诸多明智之举。
然而，上述幸运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新加坡的特定情况与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之间互动中的幸运，并不是无语境的纯粹幸运，也就是说，上述这些情境在另一个人另一个政党的手里，未必就是新加坡的幸运，比如独立，也许在别人和别的政党手里，可能只是覆灭的起点，而不是腾飞的起点。
由于小，新加坡政治上的威权体制的弊病被其耀眼的经济成就所遮蔽。如果按李光耀说的面积620平方公里，将新加坡放大一万五千倍，成为中国这样一个大国，那么李光耀政府尤其是1968年正式形成威权体制之后所实行的一系列威权政策──比如对媒体自由的打压态度、以非民主方式打击反对党、在选举制度中不停地搞各种小动作(比如选票编码制、随意重新划分选区、集选区制等)以确保政权不旁落于他党、对公民的表达游行集会等政治自由的限制、公民社会因为遭压制而十分孱弱、对人民个人生活无微不至地矫正性规范……，则到底会是多大的同比规模?而前后两种规模的政治效果会是什么也因缺乏有效数据，而难以讨论。除此之外，被世人普遍盛赞的新加坡廉政制度，缺乏真正独立的司法前提下，在一个大国是否可行?这一切，世界各国历史上，大国中有无这样的成功先例?撒切尔夫人赞誉李光耀的那句话“他从未出过错”在李光耀去世之后，是否能在新加坡继续?而在一个类似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大国中，这种可能性即威权领导人在经济、外交等方面的重大决策从不出错可能吗?
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在独立之前，新加坡没有一个真正服膺于民主精神并且有广大民众基础的政党。普遍缺乏民主精神的社会中，最后的政治较量通常只能在极左政治团体和极右政治团体之间以及胜利者团体的内讧展开，那些服膺于民主精神的政治团体不是被边缘化，就是在权斗中败北归于沉寂。当时的共产党当然不可能是民主政党，他们不搞暴动就算很有民主精神了，而二战后很长时间里，新加坡的共产主义左派影响力一直渗透在整个基层社会而成为主导力量，如果不是英国政府出于冷战战略而促使最初的自治政府严厉打击共产党势力，那么在明里暗里的国际共运支持下，共产主义势力统治新加坡几乎是不言而喻的结果。
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在对待共产主义势力方面，从最初的相互利用到后来的不遗余力阻击，也经历了一个其自身观念的变化过程，虽然他们运气很好，屡次都是主要由别人帮其清扫路障。这位出身剑桥的律师，一方面无疑有着权力本身的欲望，另一方面，他也确实逐渐意识到共产主义势力将会带来的灾难──这既是一个政治家的直觉，也是一个法律家的理性。大众向来热衷于相信那些真诚而浪漫的政治妄想，自古皆然，所以，一国政治首要所当寄望者，通常应该是精英而不是大众，李光耀亲眼看到共产主义势力在新加坡的蔓延和最后消除，都是经过了精英的不懈努力(包含着合法的斗争，也包含着破坏民主规则的不合法打压)。大众在艰难处境时乐于听信梦话，但当境遇改善时则也会有基于实利的判断能力，因此，随着李光耀政府最初经济计划的提前成功，大众的态度也就逐渐发生改变。
在缺乏民主土壤的政治盐硷地上，通过民主规则产生专制者甚至独裁者的案例层出不穷，纳粹通过魏玛宪法的民主程序走向前台从而引发世界性灾难，这是20世纪最著名的民主走向专制的案例。在土耳其，凯末尔的继承人伊诺努以高迈开阔的政治胸怀进行多党制改革，但因此而崛起的民主党在赢得大选后就开始了专制统治，直到十年后由军事政变产生的军政权来收场;在智利，自五六十年代以来的普选权改革到1970年取消选民资格识字要求达到极致，致使共产主义者萨尔瓦多.阿连德险胜当选总统，他上台后激进的共产主义运动改革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经济和社会冲突，最后也是以军事政变收场;最近十多年来，普京通过民主制度而逐渐成为威权统治者已是有目共睹的事实，普京的俄罗斯早已非民主国家。
这些案例都昭示了政治学者们无法回避的民主悖论问题，即如何防止专制者通过民主程序而推翻民主制。就像欧洲大量国家在二战后将一切公然宣扬纳粹的言论立法为犯罪一样，受过某种东西损害的人往往会极度地警惕它和它的同类，有时甚至因此而走到与其敌对者相似的罪恶中去。李光耀及其人民行动党并不是一个民主政党，但它比曾经盛行一时的共产主义更有常识，在竭力戒断新加坡的这一政治毒品过程中，它自身也染上了部分专制毒瘾。不仅在共产主义势力式微的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就是共产主义势力已经几乎彻底消亡之后的今天，李光耀政治的巨大惯性还在继续，人民行动党的威权统治在其无特权的法治护佑之下，依然会长期存在，而这与来自共产主义的威胁早已毫无瓜葛了。
公平的法治，权力的廉洁和高效，经济的繁荣，社会的稳定，犯罪率的低下，洁净宜居的城市……这一切都掩盖了新加坡背后可能的危机，它的巨大成功即使在世界历史中也是相当罕见的，而问题恰恰在于它的巨大成功，因为这一成功的大厦建立在流沙之上──社会力量极弱的强势政府一旦出错怎么办?
李光耀曾在1982年11月15日的政论《搜罗栽培精英分子》中说过这样一段话：
“自1959年以来的23年里，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一直领导着人民行动党的那批核心党员，并不是长生不老的人物。我们还可以继续掌舵多几年。不过，能够支持多久却是难以预料的事。”
李光耀的精英治国论不乏可圈点之卓见，他甚至清晰地意识到纯粹精英治国的弊端，然而他的对治方案却是继续生产更多的精英。问题在于，且不说精英和大众之间需要权力平衡，精英和精英之间同样需要权力平衡，任何试图独霸的权力──无论是这一派精英还是那一派精英，无论是精英还是大众，都会给城邦带来灾难，这在历史上早有无数案例可供借鉴。正是耀眼的成就光环遮蔽了李光耀更远的眼光，他和他的同袍们似乎从未认真思考过比精英治国更重要的问题，即上述各种力量之间的权力制衡与协调问题，因为这是基于人性本身必须解决的政治问题，短时期的搁置或许可以，但长期呢?
2011年的大选，人民行动党虽然获得了87个总席位中的81席，但其总得票率却只有60.14%，是自执政以来得票率最低的一次，而只得了6席的反对党得到的得票率却有39.86%。这或许多少说明了一点新加坡社会对待人民行动党长期执政理念的态度，并没有李光耀及其党的继承人们所期望的那么高。而严刑峻罚型的法治培养出来的表面公民美德，并不是自由的制度下人们的自由选择，同时它对于创造力的扼杀则更是被诟病已久，长此以往，新加坡会不会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奴役之邦?
不过，李光耀模式对于一些地理和人口规模不大的地方，或许可以作为一个成功的过渡性政体看待──尤其对于那些长期被诸如共产主义等政治海洛因严重毒害过的土地可能是剂必要的虎狼药。只是，倘若镇痛效果取得之后依然不肯停止注射吗啡，那极有可能会是毒瘾上身历无穷劫的危险后果。至于任何一个大国，正如我前面的那些提问，不知道它有没有借鉴的价值。(萧瀚，知名专栏作家，中国政治观察者，致力于中国的改革和转型研究。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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