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5年4月24日，习近平来到了印度尼西亚万隆，2天之前，在雅加达，习总书记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的提法，再一次将新时期的平等问题提到了世界面前。60年前的今天，周恩来总理带领的中国代表团，用《亚非会议最后公报》中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结束了他们在万隆为期6天的旅程。在他的这段旅程中，怎样的“平等”也同样作为核心问题，成为一个时代的共同关怀。
1955年4月，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
1955年4月19日下午，在听完了两日来各国代表的自由发言之后，周恩来走上万隆会议的发言席，以他那则被美国记者鲍大可(Athur Doak Barnett)称为“没有闪电惊雷”的演讲，为中国代表团在万隆会议的旅程拉开了序幕。在这之前，伊拉克前总理、《联合国宪章》的签署人穆罕穆德·法迪尔·贾马利(Muhammad Fadhel al-Jamali)在会议头一天，便直接抨击“独裁”的共产主义，是一种“颠覆性的宗教”，是“新殖民主义”。此时的伊拉克，正值费萨尔王朝的末期。饱受苏联和美国干涉主义折磨的伊拉克很快也将在1958年被阿拉伯世界内部的民族主义浪潮吞噬。
贾马利的发言也确实得到了包括菲律宾在内的不少与会代表的呼应。20世纪50年代的世界，正处在殖民秩序消解、民族国家秩序形成的过渡期。然而，包括中东与中国在内的前殖民地与半殖民地区域，却并未真正随着二次世界大战结束，获得《联合国宪章》中所保证的平等权利。一个新世界的平等梦想，很快随着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开始而快速走向分裂。类似的，在新兴世界“霸主”美国和苏联那里，也被一种深深的不安与互不信任的态度所笼罩。作为战争的胜利方，苏联急切地希望能在欧亚大陆上树立起新的权威，以确保这个饱受战争苦难的苏维埃的绝对安全。而美国也不希望丧失自己在“旧世界”的权威影响，受到战时麦金德-斯派克曼理论影响，获取“旧世界”国家的支持，是美国未来“国家利益与安全”的重要保障。著名的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长电报”为美国政府与人民描述了一个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二极世界。在这个世界背后，更深层次的是那种左右人们世界观的逻辑二元论，它将这个世界彻底分裂成“善与恶”、“极权与民主”的对立。
在这种二元善恶论基础上，杜鲁门在1947年便提出，这个世界被两种“生活方式”所分割，一场斗争正出现在“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然而，在更广大的世界其他角落，这种“正邪”之争的道德普遍性却并不见得有多么明显。特别是在中东地区，此起彼伏的反抗，其敌人更多是那各国内部的权利阶层。活跃在这类民族独立运动内部的人员，其阶级成分多种多样，既有共产党人，也有伊斯兰主义者，以及世俗的小资产阶级自由军官。在中东，直接需要处理的问题，是殖民与被殖民、霸权主义与民族自决之间的冲突。而不是美苏之间，在意识形态二元对抗基础上形成的，对世界新秩序及其内部同盟关系的争夺。这一点，周恩来在1951年的一次讲话中便有了明确的认识。他将这个问题表述为“民族问题”。在他看来，反抗帝国主义与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是这个问题的核心内容。从阶级分析的角度出发，周恩来将这种世界范围内的解放运动，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相结合，将其视为联通世界各国的一种新的反剥削压迫运动的重要一环。是一个漫长阶级革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积极步骤。
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可以发现，针对世界范畴内的“民族问题”与在中国内部面临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产生了根本的互动。事实上，在周恩来万隆会议上的首场讲话里，他确实将中国国内的“民族区域自治”问题作为平等政治的实例向世界提了出来。这种联通内外的平等观，其论述基础在于对民族/地区社会经济发展阶段差异的根本认可。因此，无论是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对中国国内少数民族身份识别，还是在国际范围内对“民族解放问题”的认同，均不能简单地被等同于欧洲基于体质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对“种族”的区分。
区分民族区域的国家治理的目标在于确保多元社会中能过最大限度的保证平等发展权利。而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通过“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表述出来的“不干涉政策”则同样也是对世界不同地区平等发展权利的支持。
在世界范畴内，以意识形态霸权为基础推行的“干涉主义”经济与政治政策，体现了一种无视社会经济发展差异的霸权主义态度。在这个意义上，贾马利对“共产主义”是“新殖民主义”的批评，实际上也是对这种以本国利益为核心，以意识形态为调动模式，执行干涉主义政策的直接回应。
事实上，作为西方外部的阿拉伯世界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均受到干涉主义的影响。无论是英国的殖民外交政策，或是后来美国的资本扩张政策，造成的直接后果均是中东世界的进一步碎片化以及针对“干涉主义”的武力对抗。这种武装对抗，甚至也包括以恐怖袭击为形式的抗争。
然而，对于同样经历过民族革命运动的中国来说，“干涉主义”代表了一种不顾地方社会发展特性，教条主义式的霸权。这一霸权不单包括直接的武力干涉，也包括了意识形态层面，那种给中国革命建国运动曾经带来过巨大创伤的“外国经验”。而在万隆会议上提出的“不干涉主义”政治话语，合理地回避了民族独立运动中纷繁复杂的分裂结构。当然，所谓“不干涉主义”不能被视为一种放任不作为的态度。相反，这是针对干涉主义而提出的一种政治对抗性话语。这正是在20世纪霸权结构外部所形成的最具有政治意义和理论价值的话语之一。
对“民族解放”运动的认同，以及中国在万隆会议上超越意识形态二元对垒的政治实践，实际上为我们这个世界提供了一种新的认识逻辑。在二元论逻辑基础上，我们理解的世界黑白分明。我们对于国家利益的分析，实际上建立在一种对主权的洛克式认识基础上。这种主权带有明确的私有财产属性，边界明晰，内外分明。在这种二元逻辑基础上形成的冷战式思维，极大影响了今天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理解方式。在这种零和式的二元逻辑基础上，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同质化被认为是“永久和平”的基础。
在对“民族解放运动”与“不干涉主义”的认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三个世界”理论，则为我们今天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论的世界观可能。中国在20世纪70年代正式形成的对世界秩序三分的政治视野，与毛泽东的人民观念有着密切的认识论联系。在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泽东便将“人”在中国革命政治实践的背景下为三种，“人民”，“人民的敌人”与“人民的朋友”。这种具有明确统一战线思想的三分法，一方面确保了政党的代表性基础，另一方面，也最大程度上保证了一个政党政治下国家的包容性平等，以及对霸权的明确反抗。
同样的，“三个世界”的理论将二元逻辑下的意识形态对手——美苏两国，共同放在“第一世界”范畴内。追随他们的欧洲和日本为第二世界。而广大的具有极强差异性的前殖民地国家，则成为最具包容性的“第三世界”概念。我们与第三世界站在一起，是因为第一世界是霸权的。而中国革命的终极目标是要求寻求平等。但是，必须强调，这里的“霸权”实际上是一种政治结构中的力量，而并不简单指代某国某民。因此，推翻霸权主义的理想，所指不是国家利益的冲突，而是试图寻找一种能够共同发展的平等可能。我们今天再去看万隆会议的积极意义，实际上在于它为我们理解世界结构，政治问题提供了不同的认识方式。也为世界范围内的反抗运动提供了一种超越二元逻辑的，且更富历史感与政治包容性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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