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席亚非会议的中国代表团到达万隆，受到万隆各界人士的热烈欢迎 资料图片
各国代表热烈欢迎周总理在会议上发言，休息时纷纷找周总理签名留念 资料图片
1955年4月18日至24日，亚非会议在万隆召开，因此又称万隆会议。这是亚非地区举行的没有殖民主义者参加的第一次历史盛会。中国代表团团长周恩来总理在大会上发言，阐明了中国政府的立场和政策，并提出“求同存异”的方针，为各国普遍接受，为会议成功奠定了基础。亚非会议是亚非各国人民民族解放运动史上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一转眼，万隆会议召开至今已整整56年了，万隆会议精神至今仍作为维护和促进世界和平、合作的普遍原则，而受到全世界的尊重、遵守。当年曾任印尼开国总统苏加诺私人顾问、华语翻译，隐居于澳门的司徒眉生先生，接受记者专访时，详细披露了万隆会议发起及经过。遥想当年，自始至终以记者和工作人员身份，参加万隆会议由筹备到结束全过程的司徒眉生，面对记者的追问，无不感慨地说：“要说的话，实在是太多了！”
重大使命
“最初提出召开亚非会议设想的人是苏加诺总统。”司徒眉生道，“也是他欲实现其政治抱负的一次大胆行动。”早在1928年，苏加诺就发表过一篇反映其思想启蒙和政治思维的文章：《印度尼西亚和泛亚细亚主义》，强调正在为争取独立和公平的亚洲各民族之间团结觉醒的重要性，大力宣扬：“如果中国的龙和印度的水牛、埃及的人面狮、缅甸的孔雀、泰国的白象、越南的蛇、菲律宾的老虎以及印度尼西亚的公牛，都能团结一致，奋勇抗争，必能把国际殖民主义的枷锁砸得粉碎！”正是在这一理想的追求下，第二次大战后，苏加诺带领印尼人民挣脱了荷兰殖民者的长期统治，获得了国家独立，当上了开国总统。与此同时，世界被压迫民族反对帝国主义、殖民主义的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兴起，印度、巴基斯坦等南亚国家相继独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印度支那三国人民取得抗法战争的胜利；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等非洲国家举行反帝武装斗争，等等。到万隆会议召开前夕，亚非地区出现了近30个民族独立国家。这一历史的大趋势，给了苏加诺巨大的鼓舞与信心，他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充满豪迈与自信：实现自己泛亚细亚主义理想的时刻真正来临了！
1954年4月的一天，即将动身前往斯里兰卡出席南亚五国(印度、巴基斯坦、缅甸、斯里兰卡、印度尼西亚)总理会议的印尼总理阿里·沙斯特罗阿米佐约前去总统府领命，总统面授机宜说：“３０年前，我们在争取民族解放斗争中就提出要加强亚洲各民族间的团结，现在又加上了非洲，你在五国总理会议上如果能争取大家同意召开这样一个会议，并由印尼来主办，我就很满意了！”
这倏然而至的重大使命，让阿里心里感到沉甸甸的。
邀请中国
在五国总理会议上，阿里总理瞅准一个机会，婉转地提出举行一次更广泛的亚非国家会议的设想。他先从亚非地区政治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讲起，接着列举出殖民主义不甘心自己在亚非地区失败的种种动向，最后分析了新兴国家相互支持，团结一致反对殖民主义、帝国主义侵略的必要性。在阿里总理巧妙游说下，与会者虽然反应不很热烈，但也没有人表示反对。最后，总理会议通过了一项决议：“接受印尼总理的建议，由印尼进行其可行性的调研。”听了阿里总理的汇报，苏加诺咧嘴笑了。连阿里也没有想到，他带回来的这个连自己都不满意的结果，却正中苏加诺总统的下怀。苏加诺总统紧紧抓住五国总理的“授权”，立即投入巨大的精力和热忱，命令外交部全力进行筹备。并且明确指示：不是调研，而是进行会议准备！
阿里总理和外交部深感肩头责任重大。阿里认为，首要的工作是取得印度的全力支持，因为当时印度在亚非国家拥有很高的威信和影响。经过多方面深入细致的工作，阿里总理先是说服了印度总理尼赫鲁发表了联合声明：“两国总理讨论了举行亚非会议，一致同意这个会议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世界和平是有益的，希望能尽快举行。”不久，阿里总理又飞赴仰光与缅甸总理吴努签署了同意召开亚非会议的联合声明。与此同时，以印尼外交部亚洲、中东司司长苏卡佐为首的筹备班子特别忙碌，也特别积极，几乎天天与亚非各国驻印尼使馆联络疏通，以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
1954年10月底，尼赫鲁应邀访问中国，他在同周恩来的会谈中，希望南亚五国总理准备的万隆会议得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周恩来明确地向他表示：“中国政府支持印尼总统创议的亚非会议，支持尼赫鲁总理对亚非会议的赞助，我们愿意参加这个会议。”在尼赫鲁总理访问中国一个月后，缅甸总理吴努于11月30日至12月16日应邀访问了中国。毛泽东主席在同吴努总理谈到亚非会议时，毛泽东主动说：“对于亚非会议，我们很感兴趣。尼赫鲁总理告诉我们，亚非会议的宗旨是扩大和平区域和反对殖民主义。我们认为，这个宗旨很好，我们支持这个会议。如果各国同意，我们希望参加这个会议。”
然而，局势的发展并不乐观。司徒追忆到此，情绪激奋起来，他愤愤地说：“试想一下，在冷战时期，要召开一个脱离西方国家，为捍卫民族主权和反对殖民主义的亚非会议，岂能不遭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反对？！”美国为了阻止亚非会议的召开，把矛头首先对准中国。1955年1月，美国国会授权美国总统为所谓“防护和保卫”台湾和澎湖列岛“不受武装进攻”，可以“使用美国武装部队”。2月，美国完成了批准美蒋条约的立法程序。3月，美国总统和国务卿多次叫嚷要准备同中国打一场全面战争。在此期间，美国还捏造中国要“夺取亚非世界领导权”，利用政治拉拢和经济引诱的办法加紧对一些与会国施加影响，要它们在会上既要“同共产主义影响作斗争”，又要“抵抗中立主义的压力”。
正是在这种冷战局势的压力下，1954年12月28日，南亚五国总理会聚印尼的茂物开会，会议其中的一个议题，就是要不要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果然不出所料，会议出现了分歧：反对邀请的意见认为，由于许多中东国家没有和中国建交，他们会因邀请中国而不参加亚非会议；而支持邀请的意见则认为，如果没有中国参加，这次会议就没有任何意义。眼看着会议出现了僵局，会议主席阿里总理却表现得异常冷静与持稳，他秉持民主的态度，巧妙地发挥印度和缅甸两国总理的鼓动性和影响力，又主动挑重担，把说服中东国家参加亚非会议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这样，似乎没了争论的话题，会场蓦然无声。最后，与会者终于达成了一个有先决条件的决议：“在印度尼西亚总理承诺向阿拉伯国家做工作和说明后，会议同意邀请中国参加。”至此，召开一次“表明亚洲和非洲在受到西方国家二百年来的统治和剥削后的觉醒”(注：印度总理尼赫鲁语)的亚非会议曙光，已经清晰地显露出来了。
力挽狂澜
会议的筹备工作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为了应对各种莫测的变化，一天，苏加诺又找来总理阿里、外交部秘书长兼亚非会议筹备组秘书长鲁斯兰·阿卜杜甘尼等人商量。
苏加诺说：“出于周全的考虑，我们要设法将茂物会议的情况透露给中国，以便让他们早有预料，早有准备得好。”大家都觉得非常有必要，并商量了一个口径，交由鲁斯兰负责去落实。
从总统府出来，鲁斯兰心里就在琢磨：怎么和中国谈呢？中国驻印尼大使黄镇刚刚到任，彼此还不熟悉。再说走外交途径，有些话不好说，弄不好就造成误会；最好是通过民间途径。突然，他想到了司徒眉生——“他是新闻记者，又是中国血统，和中国使馆的人也熟悉。对，就找他去传话！”此时的司徒眉生，虽然仍挂着总统私人秘书的头衔，常来常往于总统府，但一直还在《新报》任记者，从筹备到结束的整个亚非会议期间，他始终以双重身份参与其中，与鲁斯兰相知很深。
所以，司徒一进鲁斯兰家，鲁斯兰便开门见山地说：“给你个重要任务，你得帮帮我啊。”接下来，鲁斯兰详尽地谈了所传话的主旨，即：印尼方面希望中国能来参加亚非会议，但有人反对；不过问题总会解决的。同时，也让中国方面了解一点其他国家的顾虑与分歧，以便采取一些灵活的外交策略。
听明白鲁斯兰意图后，司徒一口应诺：“我一定想办法完完整整把话传到中国朋友那里。”他态度十分积极。其后的几天里，司徒以记者的身份，几次登门拜访中国大使馆几位他熟悉的负责华侨事务的领事，与他们“闲聊”中，若无其事地将要传递的话透露了出去。很快，黄镇大使就找了个由头约司徒眉生先生来使馆“闲聊”了一次。黄大使只是听，不表示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一点是，双方都意会到了对方的潜台词，根本不用再说什么。后来，亚非会议胜利召开的第二天，也就是1955年4月19日上午，一位亚洲国家的总理在大会发言中，突然把矛头转向中国，大骂共产主义是一种“新形式的殖民主义”。整个会场气氛一下子紧张起来，引起普遍的忧虑和不安，特别是包括苏加诺、阿里在内的几位出席会议的印尼领导人，心里更是忐忑不安：不知中国将怎么表态？如果反击，会议就失败了。
19日下午3时，中国代表在亚非会议上进行大会发言的时刻到了。周恩来健步走上挂满与会国国旗的主席台，先用炯炯有神的目光扫视了一下气氛凝重的会场，然后，用温和中透着从容的语气道：“我们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团结的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的不是来立异的……”这位出语不凡的政治家和外交家发表的出乎不少人意料的精彩发言，充满了宽容、灵活的精神，核心是四个字:“求同存异。”他指出，虽然与会国有着不同的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但应多从自身的共同点出发考虑问题，求同存异、加强团结，本着反对殖民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主旨把会议开好，而不要陷入不利于达成协议的争论；会议应把大家的共同愿望和要求肯定下来，这是最主要的；我们并不要求人们放弃自己的见解，因为这是实际存在的；但是，这不应该妨碍我们在主要问题上达成共识。在发言的最后，他铿锵有力地说：“十六万万亚非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成功。全世界愿意和平的国家和人民期待着我们的会议能为扩大和平区域和建立集体和平有所贡献。让我们亚非国家团结起来，为亚非会议的成功努力吧！”他的话音刚刚落下，会场立刻爆发出一阵暴风雨般的掌声。发言如一阵柔风，把反对邀请中国参加亚非会议一方的顾虑全部化解了，整个会场的紧张气氛一下子舒缓下来，苏加诺、鲁斯兰等也大松了一口气。
司徒欣慰地告诉记者：“当时，我就坐在会场后排的记者席上，亲耳聆听了周恩来这番发言，有一个突出的感觉：周恩来总理不是临时想起来才这样说的，而是早有预料、早有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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