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如果只看新闻报道的表面而不深究其背后的塑造力量，人们就有可能被愚弄；而如果了解了这些机制，或许就可以对世界本身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1月，哲学期刊《今日哲学》(Philosophy Now)将2014年度 “对抗愚昧贡献奖”(Award for Contributions in the Fight Against Stupidity)授予美国语言学家、哲学家、政治评论家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该期刊表示，将奖项授予乔姆斯基是为表彰其在媒体建构上所作出的贡献，以及他为鼓励人们进行独立、批判性思考作出的不懈努力。
日前，乔姆斯基就“对抗愚昧”所作的获奖演说发表在近期的《今日哲学》上。
西方国家的媒体操控
《今日哲学》创办者、编辑里克·刘易斯(Rick Lewis)表示，乔姆斯基作为社会批评家一直备受争议，他经常向公共政策和新闻的呈现提出十分尖锐的问题，甚至有时让很多人难以苟同，但他的质问促使人们审视自己对社会的思考及价值观。
爱德华·S.赫尔曼(Edward S. Herman)与乔姆斯基在合著的《制造共识》(Manufacturing Consent)一书中，考察了世界范围内影响媒体的各种体制性障碍。之后，乔姆斯基在1991年出版了《媒体操控》(Media Control: The Spectacular Achievements of Propaganda)，继续对该问题进行研究。
我们无法亲眼见证世界上发生的所有事件，这就需要通过一定的媒介进行传播，需要媒体报道。然而在新闻报道过程中，报道者必须首先考虑和决定，哪些事件具有新闻价值，该如何报道这一事件。乔姆斯基表示，在资本主义民主国家的新闻报道也会被强大的利益所控制，只是以一些不太明显的方式进行。
赫尔曼与乔姆斯基在《制造共识》中写道，在西方世界，新闻的选择和呈现受制于五大“过滤器”。第一，媒体的所有者。如今掌管世界上大部分媒体的大型企业有着广泛的商业利益，会阻止有可能危害其利益的报道。第二，依赖广告收益，因此会排除那些违背“欲购情结”(buying mood)的报道。第三，依赖政府与商业机构中新闻部门的新闻源。第四，避免有争议的新闻报道。第五，受意识形态的束缚。因此，如果只看新闻报道的表面而不深究其背后的塑造力量，人们就有可能被愚弄;而如果了解了这些机制，或许就可以对世界本身有更加清晰的认识。
乔姆斯基在演说中表示，他与赫尔曼并非关注这一问题的开拓者，英国社会评论家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是先行者之一。
奥威尔曾为其著作《动物庄园》(Animal Farm)写过一篇介绍文章表示，《动物庄园》是对集权主义者的讽刺，并认为即便是身处英国这一自由国度的人们也不应自以为是，因为在英国，“不受欢迎的”思想不需要使用强制手段就会被压制。原因之一是新闻报刊被富人掌控，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利益及喜好来决定是否传播某种思想;另一个原因是人们没有受到本应得到的良好教育。
那么，如何克服这一问题，对媒体加以改善?乔姆斯基认为，解决这一问题有两个途径，一是教育，二是回归那种倡导“积极自由”(positive freedom)的概念，也就是说，要认识到一个民主的社会应当保证公民获得和表达不同观点与理念的权利，政府应当代表大众、服务大众。就美国而言，便是回归开国元勋们的早期理念，即支持言论、新闻、解读的多样化。
“体制性愚昧”威胁人类生存
乔姆斯基表示，愚昧存在很多种形式，最令人困扰的是“体制性愚昧”(institutional stupidity)。即便在体制框架内，各项运作完全合理，但体制框架本身就是形式各异、良莠不齐的。
例如，在对环境灾害严重性的认识上，曾有机构对一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进行调查，让他们对某些问题的重要性优先级进行排序，结果显示，“监管过度”高居榜首，而“气候变化”甚至没有进入前19位。乔姆斯基认为，这些公司高级管理人员个人肯定并不愚昧，但体制性的愚昧却对人们影响巨大。如今，这种愚昧已经威胁到人类的生存，这并非危言耸听。
对于怎样做才能对抗这种“体制性愚昧”，乔姆斯基表示，这要视机构的不同情况而定。以政府和私营部门为例，对于政府而言，要让有见识的公民在决策的制定中发挥积极作用。对于私营部门也是同样的道理，需要通过推进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的体制机制改革来改变。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哲学副教授彼得·斯莱扎克(Peter Slezak)对乔姆斯基评价道：“乔姆斯基往往是因其语言学成就而广为人知，但他在政治思想和社会活动上同样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帮助人们了解社会运行机制，进一步认识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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