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几年来，日本执政当局对于中国的和平崛起，犹如打翻了五味瓶，心中老不是滋味，阴里阳里采取了许多制约中国发展、企图阻扰中国前进步伐的措施。抛弃中日两国政府达成的默契，突然将本已搁置争议的钓鱼岛实行国有化的措施是其一，安倍上台以来死皮赖脸地贩卖其价值观外交乃其二，近两年来紧锣密鼓地推动的集体安全保障立法，以实现日本军队驰骋国际舞台为其三，最近绑架西方七国首脑会议通过关于海洋安全的声明以牵制中国是其四。对于日本这一系列的表演，我国部分学者和媒体认为日本这是图谋恢复军国主义，重蹈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侵略他国老路的前奏。
揭露日本复辟军国主义，警惕其扩军备战，防患其可能发生的对外扩张、尤其是对我国铤而走险的图谋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军国主义既是一个政治概念，又是一个法制概念。在政治上，就日本而言，军国主义主要是指日本军事集团不受政治集团的控制和制约，利用宪法规定的“统帅权独立”原则，以“帷幄上奏权”和“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为武器，将军事策划指挥权置于“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上的一种制度安排;在法制层面上，军国主义得到了以明治宪法为核心的法律保障，战前日本法西斯军事集团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且频繁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正是因为有日本国内法为其提供法律支持，旨在加强从物质上支持日本对外侵略的《国家总动员法》、以支持军阀独裁为目标的“大政翼赞选举运动”等都获得了帝国议会的法律支持。在经济上，军国主义的表现就是一切经济安排都服从于军事扩张的需要，社会生活上则是对民众实行恐怖统治。至于日本军队的扩张成性和在日本的殖民地以及被占领国家表现出来的嗜杀成性则只是军国主义在军人身上的外在表现而已。
战后，美国占领军对日本社会的各个方面进行了改造，尤其是从制度上摧毁了日本军国主义体制，二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重蹈战前的覆辙，日本似乎基本上没有了适合军国主义体制存在的土壤。当然，由于美国对于日本的改造只为了满足其本国的战略需要，很多对日改造措施半途而废，使得军国主义毒素在日本未能得到彻底清除。但是，只要美国不彻底抛弃对日防范心理，战后国际秩序继续维持，日本的军国主义毒素想要壮大为曾使美国深受创伤的军国主义体制恐怕不大可能，而且，经过战后长期和平生活熏陶的日本民众，应该说绝大多数也不会轻易答应军国主义在日本重新粉墨登场。因此，如果我们仍然把眼睛盯在日本是否复辟军国主义，并将其采取的一些内外政策与军国主义挂钩展开批评，有可能使我们的批评缺乏针对性或瞄靶不精准而失去说服力和战斗力，从而得不到国际舆论的理解和支持，还有可能由于自己的注意力偏移而使对方暗度陈仓。
既然日本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太可能恢复军国主义体制，是否就意味着日本不会冲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国际秩序，利用某些国家的战略失误，借机扩充军力，增加日本军队染指世界事务的分量，乘机混水摸鱼，做出破坏迄今维持的与周边邻国和平相处之道，甚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军事突袭的方式来解决日本与周边国家存在的领土纠纷，从而破坏东亚和平的举动呢?应该说这种危险不能完全排除。就日本国内现状而言，以下几个动向值得我们警惕。
第一，日本政府正在逐步为关进铁笼里的军事集团干政解禁，主要措施包括修改自卫队法，防卫省设置法，废除执行60多年的“文官统制”，并要撤掉在文官为主的防卫省内设立的专管军事战略规划的“运用规划局”，将其划归“幕僚统监部”(相当于我国的总参谋部)，由现役军官团队打理，完全摆脱文官的管制;同时新设半独立的“防卫装备厅”，编制人数多达1400人，以此加强先进武器装备的研发、制造及与国外的“合作”。同时还准备让现役军人和和防卫省文职人员并肩参与政府的军事决策和谋划，在内阁官房(相当于中国的国务院办公厅)内增加一位副官房长官，由自卫队现役军官担任。这是安排是二战以后的第一次。了解日本政府运作方式的人都知道，日本政府的决策过程大都自下而上，“课”“局”这两层官僚在日本决策和执行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现在的“文官统制”现役军人的管理模式，对于安倍政府许多不符合和平宪法原则的“设想”有时候能发挥一点纠错和制动阀的作用，这使得安倍在推行其“积极的和平主义”时总觉得遇到了“肠梗阻”，不能得心应手。安倍之所以下决心取消“文官统制”，在防卫政策上实行所谓的文武官员同时辅助的新体制，其目的就是要根治这种“肠梗阻”，以保证军事集团的意见能够直达“天听”，总理的指示能够一竿子插到底，使得自卫队可以“海阔凭鱼跃”，而不用顾忌来自文官系统的罗嗦了。
第二，目前正在紧锣密鼓推动的有关日本安全保障的一系列立法将打破战后国际秩序，使日本的军事守备范围由周边扩大到整个世界，日本或将成为地区动乱甚至战争的推手。所谓安全保障系列立法，包括修改三部现存法律以及新立一部法律。三部拟修订的法律内容都涉及到增加日本行使武力的规定，“武力进攻事态法”拟在保持个别自卫权之外增加行使集体自卫权的规定;“周边事态法”则增加在日本周边以外的任何地区，日本军队都可以增援美国以及其他国家的军队;“国际维和合作法”则要降低日本自卫队使用武器的门槛。至于拟新制定的“国际和平支援法”，目的是制定一部永久法，改变目前向外派兵时一事一议的现状，而其核心内容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日本随时可以根据该法向国外派遣自卫队支援其他国家的军队。虽然，即将在国会通过的新法律，由于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公明党的强烈要求，将加入向海外派兵毫无例外地需要经国会事先批准的条款，但三部拟修订的法律则都规定为原则上须经事先批准，紧急情况下可以“先斩后奏”。对此，日本《朝日新闻》辛辣地评论道这是一部漏洞百出的法律，政府完安全可以随心所欲的把玩“原则事先，紧急事后”的规定，根据日美两国的双边条约，而不是国际组织的授权向外派遣自卫队。日本民社党前党首，参议院议员福岛瑞穗在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上直截了当地批判安全保障系列法案是“战争法案”，可谓一针见血!
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安全保障系列法案的立法，表面上的目的是响应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需要，有效运用日美安保条约“维护国际和平”，而实际上据日本媒体分析，其最主要的目的乃是牵制甚至对抗正在崛起的中国，因此，这些法案的通过必定为中日关系的正常发展蒙上阴影，为和平解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注入危险因素。
对此，有些人可能会认为，只要日本不复辟军国主义，继续实行现在的“三权分立”为基础的“民主政治”，其内政外交就要受到国内在野党、民众以及社会舆论的监督和制约，政府当局制定的内政外交政策都能保持一定的透明度，而且几年一次的国会选举也可以起到政党轮替、通过选票将欲推行对外扩张、侵略政策的政党排除在政府之外。但日本国内的政治现状并非如此田园诗般的浪漫。
首先，近几年来日本政府尤其是现任安倍政权强化了限制民众知情权的措施。一个典型的标志性事件就是2013年12月国会通过的《关于保护特定秘密的法律》(简称保密法)。根据该法规定，有关自卫队和国防政策、外交交涉和反恐等内容被列为特定秘密，保密时间可以长达5年。对于可以接触到特定秘密者泄漏秘密的行为处以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视情节严重同时处罚1000万日元的罚款，对因过失泄漏秘密者处以2年以下的禁锢并50万日元以下的罚款。而且，与美国类似的保密法相比，这一法律还排除了民众请求解密的权利，没有作出限制保密过当的规定。据《东京新闻》2014年12月10日报道，随着该法的生效，防卫省和外务省将有6万多件事项被指定为特定保密事项，其中，防卫省4万5千多件，外务省2万1千余件。该报还指出，随着秘密事项指定工作的展开，日本将有多达46万余件的事务被列为秘密。这就使得日本的许多政策置于密室之中而不被外界所知晓，使得政府得以暗箱操作，上下其手。尤其是安倍首相明确表示日本在推行集体安全保障法的过程中，日本自卫队实施武力的三大条件的判断依据亦被列为特定秘密事项，这就使得外界对日本军队面临军事纠纷时根据什么原则动用武力不可研判，从而增加了日本国防政策的对外威胁的力度和对外冒险的可能性。日本保密法还规定，对于企图获取特定秘密者最高可以判处5年以上的有期徒刑，这就把日本媒体以及记者对于日本国防外交政策等进行深度报道的大门完全堵死。
其次，收紧了舆论的批评监督权。战后以来，日本媒体作为社会的第四种权力，在批评监督政府方面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近几年来，安倍政府为了使其推行的内外政策免受日本民众和进步舆论的杯葛，加紧了对舆论的管控，尤其是《朝日新闻》这样言论较为自由活泼，不时与政府的政策唱唱反调的报纸，便成了安倍政府的眼中钉。安倍曾在多处公开场合点名批评朝日新闻，最近甚至爆出新闻，政府有关部门约谈《朝日新闻》和日本广播公司，要求其对批评政府的报道加以自我约束。
至于选举可以选出良政的说法，更是值得怀疑。日本实行的是国会内阁制，国会是日本最高的国家权力机关，是唯一的立法机关，总理大臣由国会选出，内阁对国会负连带责任。这种制度设计似乎民众选举出来的国会可以操控政府，但是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日本内阁总理又可以根据需要解散国会，尤其是可以解散在选举总理事务上有优先权的众议院。这一机制使得日本内阁亦即政府可以在国会不与自己合作时，通过解散国会重选以实现自己的主张。例如2005年时任总理小泉纯一郎在推行邮政民营化政策中，由于遇到在野党的强烈反对和执政党内部分议员的策应，使得其提交的邮政民营化法案在获得了众议院的批准后在参议院受阻。对此挫折，小泉就是通过解散对其政策给予批准的众议院，重选获胜后才使其政策得以推行的。同时，民众虽然可以在选举时根据候选人及其所属政党的纲领和政见选择自己心仪的代表，但是选举过后选民对于国会议员就没有任何控制权。因此，选举过后，政府就可以假借选举获得的执政合法性，打着民意授权的幌子推销私货。表现突出的就是现任安倍政府。2012年日本国会大选，安倍晋三依靠自己开出的三剂重兴日本经济的药方上台。可是两年过后，安倍重振日本经济的措施落空，尤其是将消费税由8%提高至10%的具体许诺难以实施，国会剩余的两年任期对安倍将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为了完成其并未公开承诺的未竟事业，安倍借在野党民主党尚未从失败中恢复过来的有利时机，以让日本民众重新审视其振兴日本经济纲领为借口，在国会尚有2年任期的情况下解散国会，使安倍又一次获得了执政4年的机会。
但是，这一届选举由于出师无名，日本民众并不认可，投票的热情极其低下，结果在小选区只有5400多万选民参与了投票，仅占日本选民总数的52.66%，自民党获得了其中大约1766万张选票，占有效投票人数的33.11%，约占日本选民总数的17%。极而言之，日本自民党就是在这17%选民的支持下获得了再次执政的机会。可是，选举之后重组的安倍政府却能依据其国会的所谓多数议席，为所欲为地推行其一系列国内外政策，尤其是现在竭尽全力推动的有关集体安全保障的立法活动和将要展开的修改宪法的活动，在此前的选举竞选纲领中并没有把它作为重点提出来。在这种状况下的民主政治能否保证日本执政当局制定的政策，尤其是涉及处理与邻国关系的国防外交政策，符合日本大多数民众的意愿值得怀疑。
还应该指出的是，日本近代以来都有傍依大款，乱中渔利的外交传统。1902年日本与当时最强大的英国结盟，为打赢日俄战争提供了有力的国际条件;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日本正是援引日英同盟条约，不顾英国政府的拒绝，出动军舰参与对德作战，结果在战后攫取了德国在我国青岛的非法权益，为日本进占胶东半岛创造了条件。现在，日本又企图故伎重演，利用与当今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结盟的条件，狐假虎威，梦想着将日本的太阳旗插遍地球各个角落。这是我们所必须高度警惕的。
诚然，按照当前中国的国力现状和谁也阻挡不住的发展趋势以及国际形势格局，日本已然没有了战前那种傲视和宰割中华的力量和条件。
但是，鉴于历史上日本多次觊觎中国的教训，审视日本当下推进的对华战略步骤，对于日本企图扰乱中国的发展方略，阻挡中国前进步伐的图谋必须提高警惕，尤其需要警戒日本在所谓民主政治的幌子下，推行对华铤而走险的战略部署，对于这种图谋和伎俩应从其萌发阶段展开有理、有利、有节和有据的揭露和批判，以警醒包括日本民众在内的世界各国人民，获取他们的理解和支持，同时还要针锋相对地采取有效的应对之策，以备万全。▲(是旅日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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