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了最新的初中教科书审定结果，其中，在一些历史问题的描述上出现倒退。比如，对“南京大屠杀”修改了表述方式：原版本里的日军“杀害了众多俘虏和居民”修改为“波及俘虏和居民，出现了众多死伤者”，有些地方还删除了“日军的暴行遭到谴责”之类的表述。另外，关于日本对亚洲受害国的侵略问题、“慰安妇”问题以及太平洋战争等方面的表述，也进行了极力淡化乃至给予美化和歪曲。
自日本自民党总裁安倍晋三执政以来，先后在不同场合、借助不同方式否认侵略战争罪行。在2013年4月23日日本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会议上，安倍妄称学术界和国际上都未对“侵略”作出定义，对日本原内阁总理大臣村山富市发表的“村山讲话”提出质疑;同年12月26日，安倍声称参拜靖国神社是自己作为国家领袖应做的事，并再次为日本发动的侵略战争进行辩护;此外，安倍在“慰安妇”问题上屡次提出，没有证据显示二战时期日军参与强征性奴隶，并以此极力否认日本在亚洲所犯下的战争罪行。
安倍的上述言行，不仅受到中韩等国的强烈谴责和驳斥，也受到日本国内一些进步学者的反驳。中国政府先后在不同场合表示，安倍否认战争罪行的行为是对中国人民的二次伤害，并督促安倍及其政府要勇于面对历史、反思罪行;韩国媒体在严厉驳斥安倍否认“慰安妇”历史事实的同时，认为日本应以德国为榜样正视历史;日本国内的学者和团体也先后举行集会，批驳安倍的一系列言行。例如，日本琉球大学高岛伸欣曾指出，安倍政府有责任面对历史，并以此面对未来。2015年1月，来自日本多个市民团体的负责人在大阪市举行集会，呼吁日本政府在二战结束70周年之际，正视过去的侵略与殖民统治历史，并提出“否认侵略历史是日本人的耻辱”。
客观来看，安倍屡次否认侵略战争的原因，可以分别从战后的日本历史和当前的政治现实中找到答案。
一方面，源于日本的战后历史，特别是右翼思想的死灰复燃。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美国出于冷战和国家利益的考量，不仅没有对日本策划和发动侵略战争的罪行进行彻底整肃，反而纵容日本重新进行武装，两国还结成了安全保障同盟。同时，一些战争罪犯也重新登上日本政治舞台。像岸信介等一批战犯甚至当上了内阁总理大臣和自卫队自卫官等要职，主导日本战后政治和军事走向，这就为日本的战争罪行提供了政治庇护。
而那些在战前极力鼓吹“大东亚解放战争”、为军国主义摇旗呐喊的“御用文人”，不仅在美国的庇护下躲过了战后整肃，而且还以右翼或“过激”言行，重新潜入学术界，致使战后日本学术界形成了左翼和右翼两军对垒的局面。这些右翼学者通过著书、演讲、开设私塾以至于篡改历史教科书等方式，极力歪曲、肢解侵略战争历史。例如，他们将日本早先发动的侵略战争说成是“正义的战争”，是“有色人种打败白种人”、“亚洲人打败欧洲人”的“亚洲解放史”。之后，又用拼凑来的史料，对南京大屠杀、“慰安妇”、战时强征劳工等历史进行歪曲。他们还批评、指责“河野讲话”和“村山讲话”，认为战后日本史研究是“自虐的历史观作怪”。与此同时，右翼学者的历史修正主义也契合了日本右翼团体的初衷，并使其死灰复燃。这些团体不仅对日本有良知的历史学家进行频繁骚扰，制造“噪音隐形恐慌”，还利用右翼学者的言论，“挖掘”日本军国主义素材，为战犯树碑立传，定期举行所谓的“慰灵祭”和“招魂祭”。可见，右翼学者和团体的言论与活动为日本政界否定战争罪行提供了理论基础。
另一方面，源于国际和日本国内的现实政治背景。日本的一些政客和右翼分子一直采取蔑视和诋毁等敌对态度，并没有从根本上对侵略战争给亚洲国家带来的灾难有一个客观公正的认识。他们始终认为，日本是败在了美国手里，而没有败给中国;即使是战争犯罪也是对美国发动战争有罪，而不是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亚洲人民犯下战争罪行。正是这些观念，直接影响了日本对华乃至于对亚洲其他国家的外交态度和方针。本质上看，这些政客的“历史焦虑症”和历史修正主义，很重要的一方面是源于对日益强大的中国的恐慌。在他们眼中，中国近年亚洲乃至国际地位的提高，尤其是军事实力的增强，正在不断“侵蚀”日本的国家利益，“威胁”着日本的国家安全。日本右翼分子和政客借此喧嚣，试图解禁集体自卫权以重新武装本国自卫队。而为了这一目的，日本就需要极力否认战争罪行、掩盖侵略历史，以摆脱战后体制的束缚和“魔影”，进一步为其重整军备提供舆论支撑。
(单位：辽宁大学日本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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