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大人民的经济福祉和食租食利者之间的冲突由来已久
今天的全球危机正在重演古典时代西方腾飞的斗争。对于自由世界/北约联盟，没有相对应的古代“神圣王权”与之抗衡，也没有古罗马和斯巴达国王那样的权力制约——国王的职责在于防止出现食租/食利寡头利用金融和榨取租金的权力来改造经济，从而实现私利。在今天的新自由主义世界里，那些金融化程度最高的寡头国家及其代理人的宗主国才是最为强势的专制政府。金融财团、美国投资者和军政独裁者已经成为西方的新统治者。他们剥夺了大多数公民选举出符合他们政治诉求的政府的权利，导致名义上的政治民主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意义。
这个问题自古以来就普遍存在。在整个罗马共和国时期(公元前509 至 27年)，按财富分级投票的制度将选举权赋予了罗马 1% 的人口。这种投票制度是罗马的寡头在推翻了国王并压制了民众对取消债务和重新分配土地的呼声后强行推行的。由此产生的专制制度与之前罗马国王颁布的政策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据说，以前罗马向人们提供满足基本需求的服务，国王颁布这些政策是为了吸引移民以推动城邦发展，这些政策确实推动了早期罗马的发展。
千百年间，中东的“神圣王权”颁布债务减免政策以保护小农。统治者之所以可以通过债务大赦来恢复经济秩序，是因为他们足够强大，可以遏制寡头出现并侵吞负债者赖以自给自足的土地。今天，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也承诺提供类似的保障。然而，美国外交官却将所有寻求经济弹性的国家都定性为“专制”国家。
监管和限制食租/食利阶级权力，被认为与美式民主背道而驰。美国的“自由市场”理念在实践中并没有推广“普世价值”，只是意味着华尔街的金融高管作为政治捐赠阶级想要篡夺政治权力，从而实行中央计划。问题的关键在于，谁将享受经济和生产力增长带案的好处。在金融资本主义的奥威尔式的词汇中，“自由市场”意味着富裕的食租/食利阶级利用占有的土地、创造金融信贷和垄新权随心所欲地收取费用。当今金融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理想典范是20世纪70年代的智利，当时"芝加哥男孩”在皮诺切特的独裁统治下，依靠枪杆子强行实施了“自由市场”措施；以及 20 世纪90年代的俄罗斯，在叶利钦总统的统治下美国新自由主义者和新保守主义者实践了他们的理念。
新自由主义食租食利意识形态的军事化
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在西方精英社会及其大众媒体中呈现出福音布道的面貌。就像宗教经常通过暴力和战争解决纷争一样，今天的美国企图也已走向军事化，迫使其他国家放弃在金融和商业方面谋求自力更生的想法。甚至连社会民主，只要是不在美国金融投资者和规划者的自由市场恩庇之下，也得放弃。
苏联在 1990-1991 年醉心于新自由主义神话，因为戈尔巴乔夫总统等领导人急于见到冷战结束的前景。他们的梦想是在世界上高度军事化的国家之间创造一个国际和平时代。普京在2021年10月瓦尔代俱乐部的演讲中解释了这个幻想是如何破灭的:
大约 30年前，人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当时的环境为结束军事、政治和意识形态对抗创造了主要条件……我们一直在寻求西方支持。但必须说，我们没有找到，至少到目前为止没有……西方政治思想中的人道主义的基础是什么？似乎什么都没有，只是空谈……我们看到，冷战结束后，在西方统治下创造一个有利于我们的环境的努力失败了。当前国际局势的现状正是这一失败的产物我们必须从中汲取教训。
自20世纪 80年代以来，西方领导人一直坚持芝加哥学派的“自由市场”主张，声称新自由主义经济可以自动地自我调节，比起由政府监管和拥有基础设施的混合经济更有生产力。哈耶克宣称，政府“干预”是通往奴役之路。正是这种奥威尔式修辞，让撒切尔夫人、美国自由派这类“自由市场”鼓吹者和主张放松管制的人如此着迷，这也是“新冷战”的许多夸张论调的基础。他们指控“干预市场”侵犯了经济“自由”--所谓经济“自由”，指的是富人可以剥夺债务人、客户和消费者的经济及人身的自由。自古罗马以来 2000多年的历史经验表明，富人的这种“自由”或“自由市场”会导致寡头政治，而寡头政治才是名副其实的通往奴役的道路。
今天的文明处于岔路口
从本质上讲，社会可以分成两种类型:一种是有公共制衡的混合经济，另一种是将国家解体并进行私有化的寡头政治。寡头们接管了国家的货币和信贷系统、土地和基础设施，以扼杀经济为代价发横财，而不是谋求促进经济发展。历史的教训是，私有化的寡头政治会使经济两极分化，使国家走向衰败。如果政府足够强大，就能保护社会和人民免受食租/食利阶级的掠夺性剥削。这种混合经济具有韧性，能够维持社会稳定和经济繁荣。
有混合经济中，政府的目标是将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结合起来。只有遏制最富裕的家族控制公权力的企图，混合经济才能生存下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指出，中国已经认识到放任寡头经济所带来的危险，他指出：“一些发达国家工业化搞了几百年，但由于社会制度原因，到现在共同富裕问题仍未解决，贫富悬殊问题反而越来越严重。”为了避免这种命运，中国“要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大力发挥公有制经济在促进共同富裕中的重要作用，同时要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要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同时要强调先富带后富、帮后富”。
新自由主义的冷战斗士认为，中国是威胁他们生存的敌人，正因为中国政府采取了上述立场。他们反对的是中国有能力阻止以美国为中心的食租/食利利益集团以牺牲国家为代价攫取巨额财富。而且中国的成功证明了存在一条可以替代新自由主义下的金融资本主义的道路，有可能引导各国摆脱美国的轨道。
食租/食利阶级的利益对社会构成的威胁，是当今每个国家面临的巨大挑战:政府应该如何限制金融资本主义的发展趋势，防止寡头主宰国家，通过对劳工和制造业实施财政紧缩政策谋求私利。到目前为止西方还没有联合起来迎接这一挑战。金融化和寻租仍然是当今西方经济的主要特征。它们建立了政治民主的波将金村，充当食租/食利寡头的装潢门面。
图表1经济金融化使得富人可以通过多样的金融工具更快地攫取更多的财富
这就是普京和其他俄罗斯人所拒绝的那个西方。可以说，西欧在彼得大帝时代以及 19 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议会改革的进步时代，摒弃了使它成为“西方”的东西，即加强社会民主政府对从封建主义继承下来的食租/食利阶级的权力的控制。
由此可见，今天的“新冷战”是不同经济制度之间的冲突，世界面临着非此即彼的对立:要么纵容食租/食利财富和特权复辟，要么使政府有能力抵抗这场反进步的革命。罗莎·卢森堡在一个世纪前将此描述为野蛮和社会主义之间的抉择。今天世界面临的抉择是，要么实行财政紧缩政策，放任特殊利益集团通过压榨性手段获取财富，要么恢复社会的活力，使全体人民共享繁荣和经济增长。
金融化、私有化和债务通缩正在拖垮西方金融资本主义。但西方的衰落并不是必然的，也不是在历史的进程中无可避免的。这不过是它选择了由食租/食利利益集团制定政策的结果。一旦国家容许食租/食利寡头占据上风，并按照错误的逻辑废除政府的监管和税收权力，就会沦为失败的国家。这套错误的逻辑认为，食租/食利者占有的租金是生产性的劳动所得，他们的食租/食利财富促进了社会的繁荣。如果整个西方都拥护这种错误的逻辑，必然走向经济紧缩和两极分化。
也许中国在政府支持下的成功发展，可能会激励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恢复它们昔日的工业动力。19世纪古典政治经济学发展了价值、价格和租金的概念，区分了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进步时代对榨取经济租的替代方案是，把货币创造作为一项公共事业交由政府运营，把卫生教育和其他基本公共服务作为一项人权提供给民众。这些是欧洲和北美长期以来的社会民主理想，19世纪的工业资本主义似平也朝着社会主义演变。
但这种努力在西方失败了。到20世纪初，地主、垄断者和银行家通过推广后古典经济学进行了反击，将古典经济学中“经济租是不劳而获的免费午餐”的概念扫地出门。其结果是，以民主革命为起点的经济改革运动在西方以失败告终。今天的经济意识形态基本上是1%的人的经济学。食租/食利阶级掠夺的财富被纳入 GDP增长，而不是其他经济部门的转移支付。这不是民主政治，而是寡头政治。
现在的问题是，西方是通过民主改革重回之前的进步道路，还是说最终的改革必须经过一场革命?但革命看起来不会发生，那么西方经济将何去何从呢?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不能遏止当前的食租/食利集团，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体只能在债务缠身的情况下实行财政紧缩政策，税收和私有化的管理费都会支付给政治上根深蒂固的上层食利者。这样的话，等待西方的将是在漫长的苟延残喘中的崩溃。
美国对其国内工业和经济实力下降的应对方案是，通过军事力量和政治制裁加强对欧洲和其他附属国的控制。它已经落下了一道新的铁幕阻止这些盟国在崛起的欧亚大陆，扩大与俄罗斯和中国的贸易和投资，胁迫各国选择跟从哪个地缘政治集团。美国此举正以惊人的速度使许多国家被迫退出美元化的贸易和投资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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