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
对齐泽克来说，欧洲提供的恰恰是这样一个“稳定的伦理角度”。在《欧罗巴的前世今生》(Was Will Europa) 一文中，齐泽克先是剖析了自斯洛文尼亚至全部欧洲在美国“反恐战争”压力下的尴尬情形。他清楚地指出欧洲有两个并存的现状：一个是向美国妥协并被纳入美国的全球战略体系的欧洲，一个是以自己的传统文化而自豪的欧洲；前一个欧洲不得不支持布什政府，而后一个欧洲竭力反对美国通俗文化在全球范围内的扩张。这两个“欧洲”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一方面被视为普遍性民主的象征，有别于基于生活的特殊性的传统道德观，而在另一方面则像一种怪异的变形，一种扰乱理想宇宙平衡的帝国主义扩展及霸权，一种极端过分的傲慢象征。齐泽克在文中集中讨论三个论点：其一，“欧洲”同时指代这两种意识形态；其二，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重叠点可以被称为基督教民主遗产；其三，这遗产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更值得争取。一个有着共同历史认同的欧洲是对抗世界新霸权主义的必要条件。
——摘自徐钢《编者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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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欧盟的数月前，每当有记者问我斯洛文尼亚将为欧洲作出什么新的贡献方面，我的答案总是斩钉截铁的“什么都没有”。
虽然国小，斯洛文尼亚坚信自己是一个文化超强国：我们拥有不少古代文化雕像和一批有待国际肯定的神秘文化产物。或许这批脆弱的文物将无法承受曝光于激烈的国际竞争与关注，如同费里尼《罗马风情画》里随着破晓消逝的古罗马壁画……
这般自恋心态并非斯洛文尼亚独有，全东欧普遍有数个版本：因为民主得来不易，所以我们不得把它当成理所当然的，我们仍旧懂得文化的真正价值，不会被粗俗的美国大众文化污染……
我对于这神秘文化产物之说嗤之以鼻，并非因为我痛恨自身的民族性。这其中有一个残酷的现实：每一个曾经为国家作出相当贡献的斯洛文尼亚艺术家最终都必须“背叛”自己的种族与文化，将自己孤立于斯洛文尼亚主流文化之外，抑或是索性离开到巴黎或维也纳暂住一段时日。这与过去的爱尔兰无异：不仅乔伊斯认为只有远离家乡，他才能完成《尤利西斯》这一本关千都柏林的巨著；爱尔兰民族复兴的伟大诗人叶慈也在伦敦度过很多年。对民族文化传统威胁最大的恰恰是那些对外来影响充满警惕的文化卫道士。
除此之外，斯洛文尼亚的文化优越感也在西方高高在上的陈腔滥调中找到对应。这种说辞强调前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就像其他西方先进国可怜的迟钝表兄弟，只有表现好才可以被家族接纳。回想一下媒体对上届塞尔维亚大选民族党胜出的反应，似乎这选举结果表明了塞尔维亚还没有到加入欧盟的阶段。斯洛文尼亚此时也正在经历类似的过程：让人难过的是民族党能够通过人民公投的方式，收集足够的签名以阻止在卢布尔雅那盖清真寺；让人更心寒的是绝大部分的民众反对建盖清真寺；环绕此事件所产生的言论更是让人以身为斯洛文尼亚人而感到羞愧。
在这样的环境下，来自布鲁塞尔的威胁反让人觉得欢迎：必须提倡多元文化的包容性，否则……
然而，这一切不如想象中简单。第一层复杂性在于，许多最热情拥护美国“反恐行动”的前社会主义国家在支待美国的同时也深深地担心在融入全球性资本主义后，他们的文化属性甚至是国家的生存面临着美国化的威胁一一这便造成了拥护布什又反美国的吊诡。在波兰，最支持美国政治的是身为前共产者的总统克瓦希涅夫斯基(Kwasniewski) ，而反对波兰加入反伊拉克联盟的声浪却是来自右派党团。2003 年1 月末，波兰主教们更要求政府在波兰的欧盟入会合约中加入一项特别条款，以保全波兰宪法中的正统价值观－—这所指的自然是反堕胎、反安乐死及反同性婚姻等法律条文。在我自己的国家，斯洛文尼亚，同样有这样的矛盾现象。右派民族主义者谴责执政的中左派联盟有政治投机的嫌疑——一方面公开地支持北约和美国的反恐活动，而另一方面是想从内部进行破坏，其真正目的不外是想趁机取得渔翁之利，绝非正义。与此同时，民族主义者又押击中左派联盟为加入西方国际资本主义的新秩序而不惜牺牲民族属性，将斯洛文尼亚人民淹没于美国流行文化中。他们这样谴责的根据是，执政联盟利用流行文化、愚笨的电视娱乐、不加选择的消费主义等将斯洛文尼亚人改造成一群容易操纵、没有坚定道德意识及省思能力的个体……简而言之，执政联盟真正代表的是一个“自由共产阴谋”：不计后果的对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全面投靠被视为前共产主义者藉以秘密保留其政治力量的阴谋。
对于此事件，最可悲的误解是民族主义者一边无条件支持北约（在美国的命令下），谴责执政联盟秘密支待反全球化主义者和反美和平主义者，另一方面又担忧斯洛文尼亚身份认同经不起全球化的冲击，指责执政联盟将斯洛文尼亚掷入全球化的漩涡，漠视斯洛文尼亚身份问题在国际地位的重要性。讽刺的是，这保守派民族主义者所悲叹的新兴起的社会意识形态结构，听起来就像老的新左派理念中的“压抑式的容忍”和资本主义式自由作为不自由的表征。
东欧这种暧昧的态度和西方国家对前社会主义国家所发出的讯息相吻合。联想一下2003 年夏天美国对塞尔维亚加以的双面压力：美国代表要求塞尔维亚政府将战俘送往海牙法院（以满足全球化帝国所必需的司法机构跨国化的逻辑），同时要塞尔维亚与美国签下双边合约承诺不会将美国籍战俘或其他美国战犯（以维护国族的逻辑）送往任何国际机关（还是海牙法院！） 难怪塞尔维亚人的反应是既困惑又愤怒。类似的状况也发生在经济的层面上：在强加压力使波兰开放农业以供市场竞争的同时，西欧大量输入欧共体补贴的衣作物进入波兰市场。
前社会主义国家要如何在乱风中使舵？倘若真要在前南斯拉夫中选出一个道德英雄，那非伊卡·萨瑞奇（lka Saric) 莫属。作为一个位卑言微的克罗地亚法官，萨瑞奇在没有民众支待及生命受威胁时，判处在1992 年犯下侵犯塞尔维亚平民罪行的将军密勒库·诺拉奇(Mirko Norac) 和他的同僚十二年监禁。就连畏惧右派民族主义组织的左派政府也不愿支持萨瑞奇审判诺拉奇。然而，就在右派民族主义者制造的旨在推翻政府社会动乱的高峰，审判结果公布出来，而什么都没发生：示威活动的规模比想象中的小，克罗地亚也因此“重新发现”其国家之法律威权。没有将诺拉奇交送海牙法庭的决定具备着重大的意义——此举表明克罗地亚并不需要国际上的训导。这一事件成功地将不可能化为可能：在判刑前，右派民族主义者及其根深叶厚的各种组织被视为触犯不得的强大政治势力，而严厉的判刑被自由主义左派视为“在此时是可望不可及，因为动乱会因此不断”。然而，在判决宣布后，什么都没有发生，“不可能”变成常规。如果“欧洲”这个能指仍有任何可救赎的表象意义，这个事件象征了最悲壮的一种“欧洲性”。
斯洛文尼亚政府在美国对伊拉克宣战后的反应充分地表现了其懦弱行为。斯洛文尼亚政治各方急迫地在来自美国的压力与绝大多数民众反战的声浪间寻觅折衷之处。首先，斯洛文尼亚签下了拉姆斯菲尔德等为代表的“新欧洲”的维尔纽斯誓约，“自愿与美联盟”攻打伊拉克。然而，在斯洛文尼亚外交部长签下誓约后，继而产生的是一连串滑稽的否决：外交部长说，签约前他咨询过总统及国家高官，然而他们却声明对此事一概不知；接着，众人又公开强调此誓约未直接对美国的单边宣战表示支持，而是强调联合国的集体干涉作用。具体来说，斯洛文尼亚支持的是对伊拉克解除武装，而不是美国对伊拉克的侵略。可是数日后，美国发了对斯洛文尼亚不利的公文：斯洛文尼亚不但被公开为“自愿与美联盟”的国家之一，同时还被美国选为领取经济资助的联盟国。这一切即刻演变成一喜剧：斯洛文尼亚先是郑重声明不参与美伊战争并要求美国将其抽除联盟名单。数日后，斯洛文尼亚又接获一份尴尬的公文：美国公开感谢斯洛文尼亚对美国的支持与帮助。斯洛文尼亚对此公文提出抗议，以揶揄的回应“对不起，我们真的是承受不起！”来否认其授信人的身份，仿佛美国对我们致谢的动作糟糕到了极点……国家政府往往对不实的批评提出抗议；斯洛文尼亚此次却抗议感谢之举。简而言之，即使斯洛文尼亚极力地否认其授信人的身份我们却清楚地知道，在这起事件中，公文的确没有送错地方。
东欧国家不明确的方向与地位反映的正是西欧政治与社会环境的不一致。弗洛伊德在晚年时，因对女性性别感到困惑而提出了一个著名的问题：女人要什么？今日当前社会主义国家在加入欧盟时，类似的困惑也产生了：他们该加入哪个欧洲？
近日的反恐活动有力地警示了我们两个“欧洲”所代表的意识形态：它一方面被视为普遍性民主的象征，有别千基于生活的特殊性的传统道德观；另一方面则像一种怪异的变形，一种扰乱理想宇宙平衡的帝国主义扩展及霸权，一种极端过分的傲慢象征。我想提议以下三个论点：其一，“欧洲”同时指代这两种意识形态；其二，我希望将这两种对立意识形态的重叠点称为基督教民主遗产；其三，这遗产比任何时候都更有价值、更值得争取。
基督教究竟如何提供人权与自由民主的基础？在宗教历史中简单地说有两种基本方式。一方面有多神的宇宙，代表着一种宇宙规则的神圣等级秩序。这一秩序在被投影到人间社会中时，会产生一种印象：在这个一致的结构底下，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位置。在此结构下，”至善“指的是等级式道德原则的宇宙平衡，而“至恶”代表的则是这个结构的错位或混乱，这往往会因为过分强调某种原则而损坏其他原则（比如阳性原则损坏阴性原则，理性损坏感性等）；在这样的情况下，必要的正义将介入，排除脱离正常位置的原则来重新建立宇宙平衡。以社会体系而言，只要个人在言行方面遵守社会结构对他的规范，他便是“善“的（如同他尊重大自然因为它提供粮食与保护；他尊重上司因为上司关爱他如同父亲关爱儿子）；而罪恶则发生在个人或群体不再满足千社会体系内自己的地位的时候（孩子不遵从父母，人不再听命于主人，英明的君主变成善变的暴君……）。多神教智慧的核心存在于这个阶层化道德原则的宇宙平衡先见中，更精确地说，在宇宙灾难（脱轨）的亘古循环与正义救赎的秩序之间。或许对这种宇宙规律发挥最充分的就是古印度教的宇宙观。这宇宙观先是通过特权阶级体系投影到社会秩序中，再经由人体器官（头、手、腹部……）的和谐的秩序转移到个人身上；今日，这种观念与心态被错误地复兴为“新世纪自然主义“对待与理解大自然和社会的多种方式。
以多神教宇宙论的标准作衡量，基督教引荐了一个看似被严重扭曲的原则：每个人都可以直接接触到普遍性（无论是圣灵的普遍性，或现今社会里人权与各种自由的普适价值）；不论“我”在全球社会结构里的角色与地位是什么，“我”都可以直接参与到普遍性中去。《路加福音》里耶稣令人震惊的话就印证了这点：“任何对自己的父亲和母亲、妻子和孩子、兄弟姊妹甚至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怨恨的人，不得成为我的弟子”(14. 26) 。当然这里指的并不是残酷的仇恨：家庭关系代表的是整个社会／意表的网络及决定我们在整体物质秩序中地位的族群“实体”。因此耶稣提及的仇恨并不是爱的假性辩证对立，而是圣保罗在《哥林斯人》里所指的一种无法被超越的神对世人的爱，这份爱介于信仰和希望之间：爱引导我们将自己从我们的社群组织中“分离“，以回归我们最初来到这世界时的状态，或如圣保罗针对基督教徒说的，一个没有男人或女人、犹太人或希腊人区分的状态……难怪对于那些绝对认同犹太“国家实体”的犹太人，以及希腊哲学家和罗马帝国拥护者来说，耶稣基督的形象是极为荒谬或不体面的。
另一层面上，在热情的性爱观里不也存在着一种“分离”式的爱？这种爱不就是社会等级制度的最好的摧毁者吗？在阳台那一幕，当罗密欧与朱丽叶郑重地声明对家人的怨恨并放弃家族姓氏时，他们便将自己从各自的家族物质中“拔除“掉了。他们不就是以“怨恨父母”作为爱的直接表现的最佳例子吗？除此之外，我们不也遇见过类似的民主＂拔除”：不论我们身处于怎么样杂乱的社会关系里，我们都是民主集合体的一分子？
那么民主的本质到底是什么？民主原先是在古希腊时期，当德摩分子(demos)（一群在社会阶级制内没有坚固地位的人）要求掌权者听取他们的意见时所产生的一种现象。他们不但抗议所受的委屈，要求能够在大众场合发表言论，并坚持享有与寡头政府和贵族们同等的政治权利；被排挤于社会之外、没有社会地位的德摩人更要求代表社会的整体性、真正的普遍性：＂我们这些｀无价值的东西＇，不被纳人阶级里的一群是人民的代表，我们抗议的是所有只考虑到个别利益与特权的人。”这场政治突出了“每个个体都有各自的地位”的社会体系与藉由空洞的普遍性原则扰乱此秩序的“无地位的个体”之间的张力。这样的张力体现在从巴里巴(Etienne Balibar) 所提出的平等自由主义一~一个人人有权发表言论的法则化平等制度，到现今的中国社会里被错置及飘浮，欠缺稳定的工作、住所、文化以至于性意识的“流动人口”。
政治往往在普遍性与特殊性之间出现短路现象：单一的普遍性的矛盾在于它让一个特殊体代表普遍性，这因此干扰并动摇社会体系里的“自然”运作的法则。当一群在社会中没有明确定位的人自我认定为社会整体的代表或拒绝被置于从属地位时，一种基本的政治化举动因此滋生。这可见千所有伟大的民主事件，从法国革命（当第三等级人民宣称自己等同于国家，并反对贵族与圣职者）到东欧社会主义的瓦解（当异议分子宣称代表整个社会抗议共产党政府）。由此可见，政治与民主是一致的：反民主政治的主旨永远是一种政治解构、一种要求“一切必须回归正常人每个人遵守自己的本分、认真做好自己的工作。虽然“反恐战争”以维护这种理念的姿态出现，它却免不了要面对切斯特顿(G.K. Chesterton) 一个世纪以前在《正教》中所预见的危机。切斯特顿在此书里指出了对于宗教批评的根本僵局：”为了自由和人道主义与教会斗争的人，同样会为了和教会斗争到底而放弃自由和人道主义。……世俗主义者并未击毁神圣事物，但摧毁了世俗事物。”
宗教的提倡者不也一样吗？多少狂热的宗教维护者开始时都猛烈地攻击当代世俗文化，而最终都抛弃一切有意义的宗教经验。相同的，许多民主战士积极地和反民主的正统分子斗争，最终却愿意为了制止恐怖活动而放弃自由与民主。因为过于积极想证明非基督教原教旨主义是对自由民主最大的威胁，他们愿意接受在所谓的基督教社会里，随时对民主自由作适当的限制。如果说“恐怖分子“可以为了对另一个世界的渴望而随时摧毁这个世界，我们的反恐战士也会因为痛恨伊斯兰教徒而不惜摧毁我们的民主世界。有些人因过度热爱人性尊严，所以愿意合法化对他人进行折磨，这种维护人性尊严的举动只会严重败坏它。
近期，一连串的举措都指向同一个方向：从美国对海牙国际战犯法院的否定到美国国内政治方针如TIPS 行动（恐怖分子资料与预防系统）和合法化严刑拷问战俘的辩论。亚伦·德尔斯科卫(Alan Derschowitz) 在《恐怖行动为何会成功》里不但批评国际社会对制止恐怖行动表现得不够积极，同时鼓励我们“思考难以想象的“，如合法化对战俘的严刑拷问一例，德尔斯科卫建议在特殊情况下，法庭有权发给＂拷问许可＂。他的建议表面上很荒谬，可是实际上很难被推翻。首先，他自己先承认拷问是“难以想象”的。可是拷问在世界各地不是无时无刻都在发生吗？其次，如果我们依循着德尔斯克卫的功利主义逻辑，我们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逻辑合法化恐怖行动？如果我们可以严刑拷问一个恐怖分子以避免许多无辜的人牺牲，我们为何不能彻底宽恕恐怖行动，宽恕不义的对别国武力占领的战争以避免更大规模的暴力呢？这里呈现的是一个黑格尔”为己”和“在已”相对论的实例：＂为己＂－德尔斯克卫明显的目的自然是猛烈地押击恐怖活动。然而，”在已或为我们“，他却已屈服于恐怖分子的诱惑，因为他反对恐怖主义的辩论已经是对恐怖主义基本前提的一种肯定。
不幸的是，美国并不是唯一有这种态度倾向的国家。最近，欧盟的一个不详的决定在不知不觉中被通过了。这个决定计划成立一个纯欧洲的边界警察部队以清楚划分联盟地域及防止移民的大量涌入。这是全球化的真实面目：兴建围墙来保护欧洲的财富，以免外来移民从中得利。这让人不禁要挖出马克思主义里“人道主义”相对论的“物与物关系”及“人与人关系”：在全球化资本主义所开发的广受欢迎的自由循环贸易里，自由循环的是“物”“商品“，然而“人＂的循环却逐渐受限。这种属千先进国家的新种族主义在某方面远比过去的种族主义来得残酷：它不言明的合法化不仅不属于自然主义（西方先进国的“自然“优越感），也不再属于文化主义（我们西方社会也要保存我们的文化身份），而是属于一种最厚颜无耻的经济上的自负。根本上的鸿沟在于那些处于（相对）经济繁盛领域和那些被排挤在外的，在这一切防范措施背后的基本原因是一种对晚期资本主义所带来的繁荣不可能真正在全球推广的警觉心理。在半个世纪前乔治·肯南便以一种残酷的“诚实“把这种警觉性解释为一种公正的暴力：
我们美国有百分之五十的财富，但只有六点三百分比的人民。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未来真正的工作……是要维持这种地位上的不平差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免去所有感性……我们必须停止考虑人权问题，提升生活频质及民主理想等问题。
关于这种警觉性，可悲的是资产阶级和残存的工人阶级之间有着不言明的契约。实际上，工人阶级比起大企业更要重视自身相对权益与福利的保护。这便是普遍性人权主义言论背后的社会与政治现实：围墙将那些受人权主义保护的人与那些不被保护的隔离。那么我们，西方社会又有何权力谴责被置千人权主义保护之外的反隔离活动，包括恐怖行动？当我们处在欧洲的立场上批评美国政治与文明的弊病与危险时，我们必须明白我们所批评的很有可能是欧洲计划的一个部分。这不是傲慢的自我膨胀的时刻：美国便是欧洲自身在镜子中扭曲的形象。在20世纪30年代，霍克海姆(Max Horkheimer) 写道，那些不愿批评自由主义的人没有权力批判法西斯主义。在同样的逻辑下，我们应该对批判美国新帝国主义的人说：那些不愿意以批评性的眼光审视欧洲的人同样没有权力批评美国。
明白了这个道理以后，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如果要救赎与还原欧洲的文化与历史遗产，我们首先就必须严厉地自我批判：只要回想在20 世纪90 年代初，当南斯拉夫面临危机时，欧洲道德政治完全沦陷的时期就够了。美国国防部长朗姆斯费德富有讽刺意味的双关语“旧的欧洲“似乎有一定的真实性。德法联盟一方面反对美国对伊拉克的政策，可是又在它们的高峰会议中建议建立以德法霸权为主体的欧洲大家庭。难怪反美主义在欧洲“大“国中极为强烈，特别是法国和德国：那是他们抗拒全球化的举动的一部分。我们常听到最近全球化的风潮威胁到国家统治权的抱怨；然而，我们应该思考这个问题：这个威胁到底对哪一个国家造成最大的威胁？并非小国，而是（前）世界强国如英国、德国和法国：它们害怕的是，一旦它们彻底沉浸于新崛起的全球化帝国，它们的地位将被降低至与奥地利、比利时和卢森堡等国同等。法国许多左派和右派国家主义者对“美国化”的排斥，不外是不愿接受法国正渐渐失去在欧洲的权威地位。所以大小国的地位应该以各国在全球化下受益的多寡来做衡量：在对新东欧前社会主义国家的傲慢嘲弄中，不难辨识欧洲“大国“自恋心理受伤的轨迹。
同时左派分子对旧的社会民主福利政策的眷恋不见得比较好。这种眷恋也是假的，因为我们不得不提出一个明显的艰难的问题：我们到底有没有其他的选择？如果今天的“后政治”是不讲原则的实用主义，那么左派对它的主要的反应可以恰当地被归纳为“原则化的机会主义气简单地死守旧的程式（如福利政策），并称之为基本原则，而省却任何对局势变化的详细分析，以便保存个人精神地位。
假如左派选择以“原则化”态度忠于旧制度，那只会将自己边缘化。真正的挑战要难得多了：重新彻底地思考左派的目标与方向，以找到新的选择，既不是简单地”适应新形势＇，也不是死守旧的法则。我们不该忘记的是，在二十多年前当国家社会主义开始分解的同时，西方社会民主福利国家的意识形态也因承受了严重的打击而失去撩动人心的政治影响力。这两种失败意识形态的共同点在于相信人性作为一种集体主体，具备限制并操纵客观和无名社会历史发展的能力。今天，这样的观念常被消遣为“意识形态的”或“集权主义的“，社会的进程又再一次被视为操纵于一种超越社会主控的无名命运。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崛起似乎是一种无法抵挡的命运，倘若不改变自己以配合世界趋势便会赶不上历史的步伐而最终被摧毁。我们唯一能做的是尽量让全球化资本主义越人性越好，以便与全球化资本主义斗争（这就是所谓的“第三条路”)。
有一个传自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笑话，说一个德国工人在西伯利亚找到一个工作。因为他知道所有信件都会被审查，所以便对朋友说：“我们建立一个暗号吧！如果我的信是用普通蓝笔写的便是真的；如果是用红笔写的便是假的。”一个月后，他的朋友收到第二封蓝笔写的信：“这里一切都很好。商店有很多食物，百货公司又大又有暖气，电影院放映的是西方电影，很多漂亮女生随时愿意和你私会，唯一缺少的是红墨水……“这不就是意识形态操作的蓝图吗？这不仅是集权状态下的审检制度，而且是更为发达的自由状态下的审检制度。我们“感到自由”是因为我们没有抒发我们不自由的语言。缺少红墨水象征的是，今天社会普遍使用的名词，如“反恐战争”、“人权”等都是虚假的语汇。它们迷惑我们的洞悉力，限制我们的思考：我们各种“自由＂的用途是用来掩饰及保存社会中深深隐藏的不自由。
这又和在“民主或宗教原教旨主义”作两元选择有何差别？在这样的选择中，选择“原教旨主义”不是似乎完全不可能吗？问题的核心在于占主导地位的意识形态强加在我们身上的选择并非“原教旨主义“，而是隐藏千“民主“底下的特殊内容：似乎唯一能够替代“原教旨主义”的是和现今全球化资本主义并行运作的自由民主主义。媒体发出的讯息是：简单的游戏已过去，我们都必须慎重地决定支持或反对恐怖活动。然而，既然大家都不公开表明支待，这样的怀疑态度自然被否定为对恐怖活动的默许……这正是我们必须抗拒的诱惑：特别是在这样选择分明的时期，疑惑是极具影响力的。提供于我们的选择，并不是真正的选择。特别是此时，我们更应该集中力量，退一步认真思考现今局势的背景与原由。
美国自由派对欧洲左派组织标准的批评是欧洲对9 • 11 事件的受害者没有表现足够的同情。同时，美国也指责欧洲对美国政治的批评是来自对美国的羡嫉与被降低至次要地位的不平等心境；欧洲无法接受自己的局限与（相对）衰微；然而，相反的指责不是显得更有道理吗？美国对千世界不支持他们的作为所抱持的困惑态度，不一直是美国（至少）自越战以来最基本的委屈反应？“我们不过想帮助别人，为别人带来和平与繁荣，看！我们得到怎样的回报……“约翰·福特的《搜索者》和马丁·斯科西斯的《计程车司机》等电影里的洞察力，在今天仍然适用。
这些抱怨更进一步被“欧洲不认同美国梦”的不言明的基本指责所延续。这样的指责在一定程度上是完全成立的。简单点说，难道我们想要活在一个只有美国文明和崛起中的中国“集权式的capitalism”两种选择的社会吗？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唯一的替代可能只有欧洲。第三世界国家无法推动足够的力量来抵制美国梦的意识形态；依现在的趋势也只有欧洲可以。现今真正的对立不是处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间，而是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全球化美国帝国和其殖民国）一齐对立第二世界（欧洲）。引述弗洛伊德，阿多诺指出，我们在今日的”被管理的世界”与其“压抑式去神圣”的环境下的体验，已不同于传统的本我和趋力的压抑逻辑理论；相反的，而是一种病态的超我（社会主权）与本我（不法的侵略式趋力）在牺牲自我的情况下结下的契约。现今社会在结构上不也一样，存在着屏除现代化社会意义，后现代全球化资本主义与传统社会之间的莫名契约吗？对美国多元文化全球化帝国而言，要纳入传统社会的本土传统并非难事。美国唯一无法有效同化的是欧洲的现代性。
欧洲面对的两难局面并不抽象：这个辩证法的矛盾是我们可能在保卫欧洲的同时失去“欧洲”。以“反恐战争”的名义，一种“正面的“全球化政治关系正在悄悄地被强加在我们欧洲人身上。如果要保存欧洲的民主遗产，我们必须将9 • 11 事件视为大限前的最后警告：欧洲必须加快脚步以肯定自己的独立意识形态、政治与经济力抵。左派力量应该毫不遮掩地树立起团结欧洲的旗帜以对抗美国式的全球化。
这便是欧盟在沾沾自喜扩充的时候，我们所要面对的唯一真正的问题：我们该加入哪一个欧洲？在这个问题面前，我们都在同一条船上：既“新”又“旧”的欧罗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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