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近来西方媒体头条都是美国大学骚乱，学生呼吁大学切断与以色列的经济往来和金融投资，占领校园标志性场所，连续多日不肯罢休。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共和党议员要求哥伦比亚大学校长维持校园秩序，结束反犹示威。校方与学生谈判未果，校长汲取哈佛和宾州大学校长被迫辞职的教训，邀请纽约警察入校清场，警察与学生发生肢体冲突，场面惨烈。
这次学潮或在重演一九八三年哥伦比亚大学的静坐抗议，当时学生要求校方放弃与南非种族隔离政府的研究合作项目，出售金融投资，校方妥协了。之后产生多米诺效应，多所大学跟进，纷纷出售与南非关联的股票与金融产品。最终，美国联邦政府迫于舆论压力，也停止了支持南非政府。经济脆弱的南非白人政权难乎为继，开启了与“非国大”的接触，加速民主进程，直至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废除种族隔离政策。
美媒体对学潮的报道基调不尽相同。偏右的媒体如福克斯电视，指责学生反犹，趋向激进和暴力。自由媒体如CNN、MSNBC或英国BBC，开始时多采访犹太学生和教授，报道他们不能正常上课，被激进学生围攻辱骂。后来渐渐偏向学生，质疑美国的中东政策和社会给学生贴上反犹标签。美国华人媒体则与右翼声音同调，均指责学生反犹与暴力。
02
这场学运源起于二〇二三年十月七日哈马斯对以色列的恐袭。起初美国媒体与政府一致谴责哈马斯，支持以色列采取军事行动反恐。但随着以色列军队的推进，自由媒体开始曝光以军的血腥与残暴，报道巴勒斯坦人的苦难。舆论风向逐渐反转，大小屏幕上都是巴勒斯坦儿童、妇女惨遭屠戮的画面。此后无论在美国还是西欧，公众舆论分化了，自由派同情巴勒斯坦，保守派依然支持以色列。在欧美大小城市里，穆斯林、进步犹太人和左翼民众上街游行，呼吁停火，抗议以色列的暴行。七个月以来，游行持续不断，规模时大时小，此起彼伏，抗议几乎常态化了。
二〇二四年四月，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骚乱，让这场漫长的抗议达到高潮。镜头里警察与学生赤膊上阵，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迅速感染了从美东到美西的各个大学。此刻抗议突然升温的原因是，二战后，在西方社会里“反犹”是一个极端严重的指控。官方给学生贴上“反犹”的标签，并以为借口出动警察恢复秩序，大打出手，让原本逍遥的学生也群情激愤起来。仅几天工夫，东部、中部、西部各大学校园里到处是警察与学生的对峙、互殴。在加利福尼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放花炮袭警，警察用橡皮子弹回应。
其实，“反犹”与反对犹太复国主义不是一回事。西方有两千年绵延不断的反犹史，最极端的形式是纳粹屠犹。而“犹太复国主义”（Zionism，也译锡安主义，取自锡安山Mt. Zion，耶路撒冷圣殿所在地）滥觞于十九世纪的欧洲，特别在二战后，中东国家举起反犹太复国主义的大旗，武力对抗以色列建国和对巴勒斯坦的占领。学生抗议的是犹太复国主义对巴勒斯坦人的暴力，而不是历史上的反犹种族主义。
03
自由媒体在报道中喜欢引用“六八运动”，把历史老照片和老记录片剪辑到这次学潮现场。学生们也有意摹仿六十年代，在著名的地标前摆放老照片，哥大学生占领汉密尔顿教学楼（Hamilton Hall），直接重演了二十世纪六十、七十和八十年代的占领场面。CNN电视网则凑趣采访“六八运动”的老学运，回忆当年激情燃烧的岁月。但历史的重现不过是剧情排演，所谓重燃六十年代青春之火，烧掉二十一世纪新自由主义，不过是时代倒错的一厢情愿。今天早已物是人非，“六八运动”时的世界格局不复存在，此学潮非彼学运。
六十年代的历史背景是两大阵营对峙，双方不惜一切代价对内动员社会，对外则在冷战底下打热战。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到五十年代，美国社会经历了“红色恐慌”和麦卡锡主义。在法国，戴高乐主义日益保守和专制，迫使法国左翼各派进步力量联盟抵制。到六十年代，西方知识分子对右翼保守主义失去了耐心，转寄希望于左翼政治。法国共产党、社会民主党迅速崛起。而美国的民权运动则风起云涌，反越战浪潮如火如荼。“自由世界”的学生造反了，温和的学生、教授一边游行抗议，一边研讨马克思主义，建构文化批评理论，在九十年代的中国流行的后现代理论，便是六十年代反文化运动的成果。激进学生成立了各种暴力组织，美国“黑豹”“气象人”、德国“红军派”、意大利“红色旅”和日本“赤军”，在西方打起城市游击战。“六八运动”才是左翼社会运动。
其中，现象级的事件“河内简”（Hanoi Jane）最具代表性。一九七二年，著名影星简·方达为反讽玛丽莲·梦露在五十年代去朝鲜战场慰劳美国大兵，她只身飞往河内，慰劳北越的越南人民军，被称“河内简”。美国公众指责她叛国，回国就该受审。六十年代青年的意识形态站队和地缘政治指涉明确：跨越铁幕支持东方阵营。而二十一世纪西方青年社会运动，却有一条不同的线索。
04
在阿拉伯之春的启发下，二〇一一年纽约爆发“占领华尔街”抗议，同年又发生伦敦青少年破坏治安和打砸抢的“伦敦暴乱”。自此以后，西方社会如干柴烈火，动荡起来。美国有“黑人的命也是命”，巴黎有“黄马甲”运动，然后是引燃世界各地的“Me Too”运动。这些运动没有中心，缺乏纲领，无组织、无纪律、无革命诉求。某事件在网络上形成热搜，就可能无预警地引发街头抗议。既无人领导，也没有事先周密的筹划，骚乱迅速升级，又倏忽消失，无影无踪。看电视上有一位大学管理层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与“六八运动”完全不一样，找不到事发的线索和规律，似乎只是情绪宣泄，抗议只开花不结果，是网络时代特有的现象，无法应对。但这不意味着运动没有后果，每一场运动销声匿迹之后，都会深深嵌入公众的集体无意识，改变大众文化和社会舆论的未来走向。
学界一般认为占领华尔街是左翼社会运动，反对新自由主义，批判金融资本对大多数的剥夺，可适用马克思经典。但之后的运动中有关于性别的，也有种族和身份政治的，还有青年就业困境等，就难削足适履去套用左派理论了。而且，参加运动的人更来自各意识形态谱系，有民粹右翼，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女权主义者，更多人则根本不在意什么“主义”，只是痛恨少数人幕后操纵，反对金字塔式的权力结构，质疑优胜劣汰的建制官僚体系。虽然运动并不挑战代议选举政治，却表达出对党派政治和精英科层的深度不信任。
也有人认为，今日西方左翼是非常广泛的思想谱系，包括性别、种族、弱势群不平等和青年困境等问题，皆可用阶级分析进行批判。但在冷战时代，这些运动都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斥为小资产阶级温情脉脉的人道主义，属于资本主义的痼疾。直到冷战之后，左翼才试图给各种社会批判贴上“左”的标签。然而这种策略只是用来汇集各种社会力量，扩大已经势弱的左翼声势而已。这次学生声援巴勒斯坦继承了“占领”模式，强调“占领”本身与诉求一样重要，占领是运动和实践的重要组成，既团结社会力量，又创造声势、扩大影响。老“新左派”一厢情愿地将其说成是声援第三世界、反资本主义的革命，也确有少数激进学生欢呼哈马斯的胜利，或从约旦河到地中海打败犹太人。但主流学生和教师既不站在以色列一边，也不支持哈马斯，而是无差别地同情受害者，反对系统性暴力，谴责强权对百姓的加害。这种普遍人道的立场淡化了地缘博弈的维度，也忽略了左与右的意识形态两分。
最好的注脚是犹太大屠杀电影《利益区域》（二〇二三年）导演格雷泽在奥斯卡颁奖仪式上的讲话，他将此片献给二〇二三年十月恐袭中受难的以色列人，和此后因以色列报复而死难的巴勒斯坦人。他说犹太人的身份不应被大屠杀的历史所绑架，犹太人与巴勒斯坦人一样都是生命。遭纳粹屠杀不应占据道德制高点，有优于他人的生命价值。犹太学生、教授，以及美国犹太组织在抗议中呼吁：以色列政府不要借大屠杀历史或保卫犹太人生存的名义，对巴勒斯坦实施暴行，以政府的行为不代表全体犹太人。既同情以色列人，又支持巴勒斯坦人，算不算骑墙派？同时，极端右翼政客如特朗普在纽约庭审之后，发言力挺以色列政府，但平时又常冒出反犹言论，赞赏纳粹的反犹种族主义。这种矛盾立场与学生们的立场如何对照？
05
如固守传统的地缘观念，坚持对标代表国家的政府或权力机构，那么就只能在哈马斯或以色列政府之间选边站队。中国舆论分为支持巴勒斯坦的官媒立场，与支持以色列的部分自媒体立场。官方立场始终如一，从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巴以冲突爆发，绵延至今从未改变。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中国支持巴勒斯坦人民武装抵抗西方资本主义的殖民统治，实现第三世界解放。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后，以色列与中国缓和，关系日益加深。以色列为报答二战中上海庇护犹太人难民，在科技、经贸领域与中国全方位合作，同时要求中方改变巴勒斯坦立场，但中方始终如一地站在巴勒斯坦的一边。
国内自媒体在二〇二三年十月的恐袭之后，出现一波前所未有的舆论热炒。其实，巴以冲突占据官媒的国际新闻长达半个多世纪之久，国人对加沙地带、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等词烂熟于胸，却没有多少人想弄清楚来龙去脉。但这一次却大动肝火，认真争论起孰是孰非来。支持巴勒斯坦的自媒体有随官方立场的，也有与西方左翼同调的，既坚守人道主义，也隐含“后殖民”的线索。而支持以色列的自媒体与西方右翼或海外华媒相近，斥责哈马斯恐怖主义是痛恨西方民主制度，疯狂袭击无辜百姓，必须予以武力清除。这种立场实际上是延续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柏林墙的自由主义，经历几十年的沉淀，已经落入西方社会右翼保守的思想光谱之中。
国内网络舆情严重分歧，双方各执一词，恶语相向。同时各请专家助威，引经据典，从古罗马、中世纪，到十九世纪，直至两次世界大战，试图从历史中寻找自己认同一方使用暴力的正当性。要么说巴勒斯坦不得已武力自卫，要么称以色列反恐才能免遭再次种族灭绝。这种视角产生视差，会误读美国校园的抗议。其实，哈马斯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它只是加沙地带的实际控制者。国际社会只承认法塔赫领导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或称巴自治政府），并将哈马斯列入恐怖组织。而有合法地位的法塔赫也只控制约旦河西岸，软弱腐败，同样代表不了巴勒斯坦人。内塔尼亚胡上台以来实行激进的对巴政策，越来越失去以色列人心，特拉维夫和其他以色列城市不断爆发抗议，要求谈判解决人质危机，反对清除哈马斯的军事行动。在加沙和拉法的暴行，也不能代表以色列人的意愿。美国大学生则既不认同哈马斯，也不支持以政府，他们抗议的是为实现所谓远大的目标而对百姓实施的系统性暴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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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以色列，很多艺术家、知识分子不认同强硬政客武力保全犹太人的生存空间，而具有强烈的自我批判和反思意识，从不把恐怖主义的责任推给巴勒斯人。他们通过创作批评以色列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几部以色列电影让我非常震撼，如《和巴什尔跳华尔兹》（二〇〇八年）《柠檬树》（二〇〇八年）和《泡沫》（二〇〇六年）等。《泡沫》是部同性题材的电影，讲一位刚退役的以色列人青年在巴勒斯坦检查哨卡巧遇一巴勒斯坦青年。他们在特拉维夫工作并相爱，舒适的现代都市夜生活，时髦的酒吧，惬意的消费文化烘托这对同性恋青年的浪漫。
又一次恐怖袭击。以色列国防军深入巴勒斯坦进行报复，一间一间房子搜查，枪杀街上的百姓。巴勒斯坦青年的妹妹在反恐行动中被流弹射杀，全家陷入极度的悲哀之中。恐怖极端分子趁人之危，动员巴勒斯坦青年打圣战，去当人肉炸弹，夺回失去的家园。而以色列青年正到处寻找消失多日的恋人，巴勒斯坦青年潜入特拉维夫，在街上与以色列青年巧遇。从眼神里，以色列青年明白恋人回来不为了重逢，而是实施恐怖袭击的。他义无反顾拥抱恋人，一声爆炸，两人倒在血泊之中。电影是政治寓言，也是巴、以生活的真实写照。巴勒斯坦人早与以色列人在日常生活中水乳交融，只有少数极端分子蛊惑恐怖主义，以色列政府的鹰派则对其疯狂报复。双方言之凿凿为己辩护，一方援引被占领领土和流离失所的历史，另一方声称遭受纳粹屠犹后必须为民族生存而战。暴力循环，无休无止，百姓的生活被彻底毁掉。
美国政府全力支持以色列，阿拉伯国家则站在巴勒斯坦一边，东、西两大集团发誓要打垮对方，逼城下之盟，才算彻底解决问题。从以色列一九四八年第一次中东战争打败阿拉伯联盟，第二次中东战争埃及险胜，第三次中东战争摧毁埃及空军，挫败阿拉伯的军事能力，之后继续打第四、第五次中东战争，至今日冲突也未结束。七十五年的历史证明，优胜劣汰的丛林法则无效。学生们喊出：“只有解放巴勒斯坦人，才能解放以色列人。”这不是浪漫情怀，也非缺乏对国际政治本质的认知，而是直指巴、以冲突的现实。在以色列生活的阿拉伯人，即使有以色列国籍，也是二等公民。在约旦河西岸、加沙和拉法居住的巴勒斯坦人，虽有巴勒斯坦国之名也无其实，生活在以色列的完全控制之下，被高墙隔离，无旅行和迁移的自由，工作与发展的机会被剥夺，每天在绝望中挣扎，这便是滋生恐怖主义的温床。无论两国论还是一国论，解决冲突最重要的是以色列放弃种族隔离政策，南非白人政府就是前车之鉴。
以色列应学习美、加、澳大利亚等移民国家，尽量给不同族群以平等的机会，真诚接受阿拉伯人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平等相待，让不同族群发挥最大潜能建设这片土地，这才是通向和平之路。只有巴勒斯坦人得到解放，以色列人才能享受安全与繁荣。这是为什么美国学生既不支持反恐，也不声援第三世界革命，而要求停火、谈判、释放人质、人道救助水深火热中的无辜百姓。其实六十年代学运里也曾有一部分学生不同意挺进华盛顿，在首都抗议以图改变美国的越南政策。这部分学生在洛杉矶实践嬉皮的生活方式，他们的哲学是，只有改变日常生活方式和文化价值观，才能彻底改变政治与法律。解读二十一世纪的社会运动，或许应该在这条线索上寻找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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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是个战争、革命、地缘博弈、社会制度大对决的世纪，塑造了几代人的思想与世界观。二十世纪最后十年，冷战落幕，东、西方渐渐融合，社会制度相互渗透，全球化加速，资本全球配置，从此，“东与西”“资与社”的两极思维失效了。网络通讯渗透到二十一世纪的日常生活，社交媒体让公共舆论的门槛消失了，普罗大众登上了曾属于文化精英的舆论舞台。大众消费文化左右了舆论的导向，亚文化、身份和性别意识成为思想和哲学领域的主导。
相比争霸世界的大战略与改天换地的新观念，人们更倾向于所谓的“附近性”，即经验可触及的真情实感。人们对远方有强烈的共情，而非胸怀世界的远见卓识。这在二十世纪被讥为“小资产阶级的感伤”，却在二十一世纪一次次爆发的声势浩大的社会运动中，被振聋发聩地呼喊出来。学者仍希望在思想经典里搜寻，以解释当下的思路，年轻人则在社交媒体上号召集合，无预警、无筹划地抗议。教授们相约出面保护学生，而抗议却已经偃旗息鼓。
巨大的代沟，让上一代人有深深的无力感。这个动荡的世界越来越难以理解，不可捉摸了。但如果挣脱二十世纪大观念的牵绊，脱离思维定式的惯性，或可发现理解当下世界的通道不在深奥、艰涩、叠床架屋的理论体系里，我们罔顾的常识、情感、自然和伦理，才是人类赖以延续的最重要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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