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庆东：理性看待大众文化（一）
主题： 理性看待大众文化
主讲人： 孔庆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时间： 11月19日（周日）下午2：30
地点： 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里参加今天下午的讲座。非常荣幸，请到了北大“醉侠”孔庆东老师，孔老师是第三次作客我们，前两次，一次在清华大学西门外，孔老师跟我们一起谈论九三年与革命问题。第二次在我们的原发地，北航西门外的一个地方，谈金庸的武侠小说。今天是第三次，是在我们搬迁到北大资源宾馆三层以后现在这个地方，很荣幸多次邀请到孔老师。今天孔老师来跟我们谈论“理性看待大众文化”问题，下面我们就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孔老师开始。{掌声}
孔庆东：好像来的都是年轻的朋友，都是同学，感觉就像在北大某个教室上课一样。不过我想，今天呢，不上课了，跟大家闲聊几句。刚才主持人说到我前两次来（www.wyzxsx.com），那两次在胡说八道的内容，都在网上，在我的书里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其实也都是醉翁之意不在酒，都是在谈别的东西。我最近是太忙了，我知道这个地方的重要性，在当今中国，不仅是在中国，在当今世界上的重要性。大家看看那个电子杂志，看看几年来所举办的各种活动，大概就能明白它的意义所在。它实在是我们中国当下的一根最敏感的神经之一。它关注的都是这个民族，这个人类的走向问题。我很惭愧一直没有安排出时间来到这里来，离北大越近的地方，反而来得越少。大概又一年多没来过。本来定了这个月初，后来一直拖到今天。秋冬之际，我也是非常忙，今天呢，我也是还要出差。所以我只能简单跟大家交流一下，谈一点我的思考，然后希望能够跟大家交流一下。
这个环境比较好，可能大家比较遭罪，比较委屈，但是我比较喜欢这种近距离的接触。我上个礼拜在北大上课的时候我还在北大讲，我不喜欢学生坐得一排一排规规矩矩的这种教室。这种教室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们古人是不这么上课的。我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学生一排排坐？然后前面搞一个独裁者在那里讲，这种形式就是监狱的形式。就是把大家都当成工具，一堂课一堂课地灌输下来，奴才一个个就培养出来了。大家到了各地都是一样的，不论干什么工作都一样的，更不用说今天连工作都很难找。今天是一个想做奴才而不得的时代。（众笑）大家到处拿着个人简历，打的好好的，不就是想作一个奴才吗？人家还不挑你，说不干，说你这不合格。我曾在北大开的几次会上，我都建议，我说我们北大现在有了一点点钱，要盖楼，我建议要盖一种新的教室，这个教室不是一排一排的椅子，前面一个讲台，一个黑板，不是这样。我说能不能椅子是圆的，或者连圆的都不是，随便，屋里乱七八糟摆一些椅子，或者有一些椅子是转圈的，转椅，你爱哪个方向就向哪个方向。老师不是要固定坐在一个位置。大家就进来坐在这里，忽然有个人说话了，哦，那是老师啊！我觉得这是比较好的。
我说这个开头地意思是，我想谈谈我最近思考的一个问题，我想今天谈一个大众社会的问题。我也没有过多地结论，我只是来思考，把我的思考说一下，希望能和大家有所交流，便于大家来提出问题。
我们现在呢，是号称进入了一个大众时代，进入了一个大众社会。我呢，也有很多工作也涉及到这个问题。我从十多年前开始研究通俗文学、大众文学，那么很多人就说，你为什么研究通俗文学啊？你为什么研究武侠小说啊？你为什么研究金庸啊？有种种种种的猜测，那个猜测我们不去说它。我也不好意思说，我在从事一项伟大的工作，你们都不理解我，人是不能这样说的。人呢，总是要把自己放的低调一点。你为什么研究金庸啊？我说我无聊啊，我品德低下。我认为研究不了高深的东西，你只能这么回答。
但是呢，这十几年来从具体的工作入手，我看到不仅仅是我一个人，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大众文化的问题。现在关于大众文化的书，我们也出版了很多，也翻译了很多。那么我一直有一个观点，那么我们中国落后，到底落后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中国不落后在高端，不落后在尖端，我们也不落后在低端，我们就落后在中间层面，中间这一层是落后的。我们在自然科学的尖端，我们在世界上是能够排在前列的。这个世界上没有几个国家能把人弄到太空去，我们中国能。我们能把一个个人弄上去，我们弄上去男的了，下面准备弄上去女的。这个我相信，中国这个能力是很强的。我们在人文社科领域也都很尖端。尖端的东西我们不知道，我们大家不了解，但实际上我们走的很远。不要说现在，差不多一百年前我们就出了鲁迅。鲁迅这样的人，一百来年，世界没几个。美国你别看他牛，他拿不出一个像鲁迅这样的重量级人物，他没有。他借助他的经济、军事实力，尽力的倾销他的文化，把他的文化放大一百倍给人看。放大一百倍之后还是没有鲁迅这样级别的人物。
所以说我们尖端是一点不落后的，低端我们也一更不落后。好多人老是上外国学什么东西，学习什么性解放啊，什么吸毒啊，什么黑社会啊，那些还要向美国学吗？中国第一。中国人坏起来也是天下第一的。中国人吃喝玩乐，什么腐败啊，阴谋诡计啊，这都不需要向美国学习，随便在我们犄角旮旯挖一勺就够了。所以说中国高低都是很厉害的。
那么说你中国这么厉害怎么还是不行呢？人家现在还是不承认你是强国，承认你是大国，不承认你是强国，你不强在哪儿呢？不强在中间这一层，被叫做大众这一层。我们有杨利伟上天，但大多数人不知道杨利伟是怎么上天的，包括我也不知道。就是我们科学知识其实很差，大众的科学知识其实很差。鲁迅是怎么回事呢，我们在上学的时候学了鲁迅这个伟大的名字，鲁迅到底有哪些思想，鲁迅到底是个什么人，其实我们不知道，我们考试以后就忘了。所以大多数人对鲁迅没有什么亲切感，觉得鲁迅是一个冷冰冰的战士。我们一方面在奥运会上拿了那么多金牌，但是我们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怎么样呢？包括我这样的人，还短身体好的人。这是耻辱，就是说我们整个民族的身体状况是很差的。我们现在这个体育锻炼就完全为了奥运会拿金牌，你看北大那体育场都不让随便进了，踢球要花钱，这是什么世道啊？（众笑）我小的时候随便踢球啊，看谁家玻璃不顺眼，“梆”一脚踢过去了。现在哪有随便给你踢球打球的地方？你到哪块去玩儿，那要交钱。你这跟奥运会没有关系。所以这个时候又让我们想起毛主席的话，“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发展体育运动的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毛主席从来没有说过“发展体育运动，多拿金牌银牌”， 没有说过。金牌银牌是什么东西？宁可一枚金牌不得，而要人民身体好一点，少看点病。
我们中间这个层次在各个领域都是落后的。所大众文化这个问题在中国尤其显得重要，，突出，比世界各国都要重要。中央讲建设和谐社会，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大众这个层面上。关键和谐不和谐，是看大众和谐不和谐。说到这里呢，我就想首先我们要解决一个问题：什么是大众？这是我在考虑的问题。什么是大众？我们今天说的“大众”这个词，只要拿到学术界，马上就有学者推出各种各样的定义、概念，他说大众是这个，他说大众是那个。什么事情只要到了学术界，就永远说不清。学术它有一个自我的隐秘的宗旨——就是学术要保持自己的神秘性，因为这是它赖以生存一个重要前提。用古人的话说叫做“国之利器不可示人”，不能随便告诉你，告诉你了我怎么吃法啊？这是学者们都心照不宣的一个潜规则。我这样说不是说学者们没学问，他有学问，但是这个学问，他不能轻易告诉别人。有一部分呢，是告诉了你，你也不懂；但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是非常简单的道理，这些简单的道理就是学者们惴惴不安的：坏了，这事很简单啊！稍微一暗示，他们就明白了，这怎么办呢？学者们眉头一皱，计上心来，把它说复杂了，一个简单的事情，非要拼命的把它说得复杂，随便的一杯茶，他可以写一千本书来论述，绝对可以写出一千本书，能够培养一万个博士——茶博士，能够培养出来一万个。这样就有了一个存在的合理性了。我们一个庞大的学者集团，年年向国家弄那么多钱，那么他们向国家生产了什么东西呢？而且其实越是这么搞的，越没有什么实质地东西。而真正有学问的学者呢，就比如说我们这一带，就在这个院子里，在旁边住着，中关村一带，大概有十万颗中国的高级头颅。这些人，他们在研究真正有学问的东西，却往往得不到国家的资助，因为决定资助哪个项目，这个决定权它不在学者手里，它在一些不懂行的一些外行手里，所以我们这个学术就搞得很有意思，非常有趣的一个东西。
所以大众这个问题，你不要到学术界去也就不要拿到学术里去讨论。我可以去，因为我要去和他们战斗，搞清他们的武器。你不用去。那么我们可以从否定的角度去看大众社会。很多人一听大众社会就说好啊。每个时代都推出一批新的概念，新的词汇。20世纪以来呢，大家都认为新东西就是好的。不知何时起，新就成了一个褒义词。大家要有种警惕，啊。一些被我们看作褒义的东西不一定就是好的，不是古来就有的。在古代，老，旧才是褒义词，自从有了“新青年”以来，新就成了褒义词，新青年，新小说，新诗。新的变成好的了。我们需要警惕。比如现在 “大众社会”这个词一出来，新的，大家很容易认为是好的了。
更有一种思维，认为大众社会就是民主社会，这个尤其需要警惕。我们一百年来都在呼吁这个民族，从同盟会到国民党到共产党，几代共产党，没有一代革命者，领导人，统治者不重视民主，不呼吁民主。即使做得很专制。即使蒋介石做得的很专制，被叫做“独夫民贼”，他主观上也要民主。只不过认为火候不到，他也好似要搞民主的。每一个新时代的到来都给我们带来一个民主的希望。所以你看不清当前问题时，就要往上一个时代去看，现实的答案就藏在历史的字里行间。
我们现在认为大众社会是一个民主社会，还是被概念所愚弄，觉得大众就代表大多数。我们可以去想想文革，文革是一个民主社会吗？文革中的悲剧是怎么产生的？今天关于怎么看文革，成了我们社会思想斗争的一个分水岭。我们由二十多年前党的一个决议全盘否定文革，把文革说得一团漆黑没有一点好处。凡是对历史进行不公正评价的都要遭到反驳，于是终于在社会矛盾激烈的时候人民勇敢的站出来，为文革翻案，为文革说好话。一个极端必然导致另一个极端，就有一些人要说文革是全面的好，把文革说得非常伟大。但是我们客观的讲，文革时候肯定是有很多坏事的，有很多悲剧的，这是事实，任何一个时代都有悲剧。文革的时候很多人就认为是一个民主社会到来啊！
我们今天很多人在反对文革的时候，他用来反对文革的思维恰恰就是文革思维。比如有的人说你孔庆东是文革过来的人，所以你的历史是不纯洁的，你的思想是不纯洁的，你是专制教育下长大的，意思就是你有原罪。他的说法好像是很公正很时尚的，我们是阳光下长大的啊，我们是民主社会长大的啊，我们是读着English长大的啊，所以我们是很纯洁的细胞啊，你文革过来的你不干净啊，所以我们要反对文革。你看上去他好像能自圆其说，可是你看看文革的时候，文革的时候人恰恰是这么说的，他的这种论断，这种思维方式，这种逻辑，恰恰是文革逻辑。文革的时候是怎么说的呢？文革时说你小子是旧社会过来的啊！你生在万恶的旧社会啊，你不纯洁啊！你根儿上就不对啊，我们是生在阳光下，长在红旗下的人，我们是纯洁的啊！文革中那些很幼稚的红卫兵就是这样讲的。所以两个时代是惊人的相似。再往前倒，民国的时候人也是这么说的，你小子是从清朝过来的啊，我们是辛亥革命之后出生的啊，所以你是有罪的啊。历史有时候是很悲哀的，历史经常被我们发现没有进步，没有改动，而且可能是越来越愚昧。刚刚过去的一个时代就被人们忘记了。
文革应该说他有一个非常伟大的、了不起的初衷。文革的初衷，今天恐怕很多人终于可以理解了。理解真理，理解历史，听学者是没有用的，有的时候光看书是不够的，必须现实提供了足够的、丰富的条件。只有中国到了今天这个真正民不聊生的时候，人们才重新意识到文革的伟大。（掌声）昨天在我的博客上有一个混账说，他在朝鲜生活过，知道朝鲜民不聊生的情况。我在博客上没有时间和他纠缠，我只说了一句，你懂得什么叫民不聊生？活在当下的中国还指责别的国家民不聊生，无耻！（掌声）你到全国各地去走一走，中国的老百姓还怎么活？中国有很多人活得很好，中国有几千万人都活得非常好，这个我承认。几千万人在中国占百分之多少？几千万这个数字只能拿到国外去吓唬鬼子。我如果告诉你中国有十亿人没法活，鬼子还不震惊死啊！我在韩国生活的时候，曾经跟他们讲过一次小的战斗，他们说死了多少人，我说死了大概一万多人。哇！韩国人说这了不得啊，死了一万多人，他们已经无法想象一万多人死了是什么场面。我就忽然感到两国人民对数字的感觉是天壤之别。我说可能是我比较残忍，中国人觉得死一万多人没有什么感觉，我说我们两千多年前就活埋过四十万人（笑声）。长平之战嘛，长平之战就坑杀四十万人。所以说今天中国死一万多人中国人真的没什么感觉了。这时候我觉得有点惭愧，可能是我心灵不够善良。他们也说是啊，中国人对数字的感觉和我们完全不一样。我说我们经常有死亡几十万人的战争。这样的战役是很多的。
就是对这个数字的感觉，那么中国现在到底有多少人活得很不愉快？多少人活得不爽？多少人在委屈中活着？那么我想如果说委屈活得不爽的话，绝大多数人活得都委屈，包括有钱人、有权人，因为这个游戏规则使人不爽。你有了钱也不是通过正当途径而有的钱，本来就使你高兴不起来，然后因为你这个钱的来源不正当，所以你还要受到别的力量的控制和操纵，所以中国有钱人也活得不愉快。工、农、兵、学、商可能活得都不愉快，真的愉快的人是很少的。然后不愉快我们还要装的很愉快，怕出事啊。所以行行业业都团结起来，莫逆于心，大家每天就故意的互相煽动，咱们老百姓今个儿真高兴啊，真啊真高兴（笑声）。所以我如果不是一个文化工，我是决不看春节晚会的。我非常了解人民群众为什么反感春节晚会。他说你为什么看，我说我没办法，我是吃这碗饭的，我看了要写文章批评他（笑声）。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啊。大家知道我做这个工作我是很难受的，我看的时候心里真的很恶心，特别是开头那几个节目，粉饰太平那几个节目，实在是太恶心了！也许就在这个春节晚会开幕之前几分钟这个国家还在砸死人，矿井下砸死人，派出所里捆打死人，还在发生着，但是只要春节晚会一开始，哇，一群傻孩子放出来，就说这国家怎么怎么好。这真是有时候令人发指，只能不去想。你不用到西部去，就在东部的一些山区，一些偏远的地方，北京，你到那门头沟去看看，你就知道中国人是怎么样的民不聊生，什么叫民不聊生才知道。聊，是依靠的意思。民不聊生，就是活着没什么依靠，没有任何安全感。
你以为你在北京大学旁边听课你很幸福吗？你走出资源宾馆，随便路上过来一个什么人把你打死，可能就白打死了。然后如果被媒体发现了，媒体还要说你不懂法制，为什么不拿起法律的武器保卫自己呢？就是这样。不要说你，我也一样。我出去了随便被人打死了，都很难摆平这件事。你没有一个安全感，你不知道去依靠什么，我们大家曾经依靠的那个东西被人家打碎了。被人家打碎了以后每人拿一块儿拿家里去了。拿到大块儿的那个人他很高兴，但最后他发现他也高兴不起来了，因为他自己也失去安全感了。当今中国一个亿万富翁就有安全感吗？一样没有，不然为什么他们要千方百计地把钱转移到国外呢？是因为大家都没有安全感。
所以就有些人说，一定要再来一次文革。而且就理解了当时为什么要有文革，文革不是谁能够发动的，你给我发动一个看看。你不用发动文革，你就发动一帮人到北大办公楼前坐着，我给你一个小时时间，你发动十个人。如果没有十个人心里有这种欲望，你是很难发动的。个人很难发动起来，人只能火上浇油，你不能凭空的去搞一个，那是搞不起来的。文革之前中国只不过是出现了一点这样的趋势，如果跟今天比，文革之前的形势那算什么，那还算腐败吗？不算腐败，只不过刚刚有一点不公正。一些曾经的革命者，认为革命胜利了，他们就要骑在人民头上作威作福了，老子今天终于可以吃红烧肉了。其实也没干什么事，一个人打了天下，他想多享受一点老百姓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就是理论和现实脱节了。我们上学都自己走着去，他们家的孩子用公家的车送去。也不过就是发生了一些类似的情况。
那么人民，还有一些真诚的共产党，他认识到这个趋势不对，这个趋势是危险的，而且旁边已经有一个覆辙就是苏联。苏联后来的跨掉，在六十年代就冒出了端倪，在六十年代，苏联共产党就脱离了人民，就开始腐败。所以中国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的危险性，所以可以说文革有一个伟大的初衷，它是要想彻底的解决一下中国的问题，革命的问题，最高目的是解决人性的问题。人为什么非要这么自私呢？人不自私行不行？人可不可以通过不自私的道路同样达到现代化？人一定要你撕我咬的在这现代化道路上匍匐前行吗？能不能团结一致，用《龙江颂》的精神实现现代化？我近两期的博客都是借《龙江颂》在谈一个问题，《龙江颂》的精神它为什么这么了不起？在今天简直听来是一个遥远的神话：大旱之年，谁都想让自己的田地里有水，可就这么一点水，这个村子有几百亩高产田，但是山后另一片地区有九万亩水稻田，让这个水通过自己的田地，淹掉自己的高产田，救活山后九万亩粮田。今天哪个村子能做到？因为我们今天的体制不允许你做到，今天的体制就不让你做到，我们今天何况去说，我在我的博客里说，今天不要说让水，就是让你争水，都没几条臭水沟可争了，水全都污染了。所以现在这个中国是危机四伏，文化危机、粮食危机、石油危机、水危机，……没有水啦，他还争什么。怎么没有水？首先是从否定龙江精神，否定雷锋精神、否定焦裕禄精神开始的。所以眼看着这么一个辉煌的大厦一片片瓦一片片瓦的崩溃下来，今天把雷锋拿下来，明天把刘胡兰拿下来，等等。那么我一次谈刘胡兰的时候，还有人说，刘胡兰为什么（这个这个）成了烈士啊，说（这个这个）因为她年纪小，（这个这个）敌人拿枪一吓唬她就说不出来了，所以（这个）敌人认为她宁死不屈就把她给杀了。
我们今天就是理解不了人性的高贵的一面，高尚的一面。就是只要一个人成了英雄，就一定要用卑劣的动机去解释他，就是这个时代不能理解人性任何高贵的一面。一个人平时都是凡人是庸人，可是在关键时刻，总有那么一部分人，可能是少数，他会焕发出高贵的一面来，这有什么不能理解的呢。但是我们今天恰恰就是不能理解，是一个不宽容的时代。谁说今天是宽容的时代？今天是非常专制的时代，专制得你必须用卑劣的动机去理解一切人的言行。你不论做什么事情，都要说你一定有一个个人动机，而且他是恶性循环——既然这样说了，大家就觉得算了，何必做好事呢，做好事大家都不理解我，都说我有动机，那于是大家就成倍的去做坏事。的确，做好事太难了，一个好事往往有一个很好的初衷，但是过程中就会发生混乱，文革恰恰就是这样。文革有一个了不起的初衷，有一个伟大的目的。但是这个东西一起来它就要触动成千上万人的利益，很多人去革别人的命的时候是朝气蓬勃的，但是革命革到自己头上怎么办？革命者里边是分很多很多层次的。有的革命者，像澎湃这样的革命者是烧了自己家的房子去参加革命的，因为他家是地主；还有的革命者就是像阿Q一样的革命者，他从革命的第一天起想的就是抢人家的东西。鲁迅先生说的非常清楚了，把这个秀才娘子的宁式床抬到自己的土谷祠里边，（是吧，）谁家的老婆长什么样都想好了。革命者之间的层次是天差地别，革命好不容易胜利了，阿Q肯定是要做老爷的，阿Q要做钱老太爷，这是他的梦。
那么，现在如果要再来一次革命，就是说一次真正的革命到来。这个真正的革命，我党的大部分同志是不理解的。在毛泽东看来，取得全国政权，建立新中国，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是他在七届二中全会上谆谆教导全党的，但有很多人都认为老毛这是谦虚，认为这是他的一个随便的比喻，不重视这句话，觉得意思就是谦虚谨慎呗，以后小心谨慎，好好的维护新政权呗。他并不能从本意上理解毛泽东思想。毛泽东这句话不是比喻，他就是真的，取得全国政权不过是换了一个政权换了一套国家机器而已，人没有变啊。50年的人和49年的人有什么变化吗？50年的人和48年的人没有什么变化，人还是那个人，一个人如果是自私自利的，他还是自私自利的，他没有什么变化。取得全国政权只是革命获得了一个平台。以前是要革命不行，日本鬼子来侵略，蒋介石把国家搞得一团糟，民不聊生。我们现在一说就是什么60年自然灾害饿死多少人，蒋介石那个时候，年年饿死那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蒋介石那时候哪年不饿死人啊？蒋介石怎么成了伟大的人物了呢？真是奇怪得很，共产党那时候救活了这么多人怎么不提呀？是吧，你看看49年多少人口，你看看79年多少人口，就知道了，这人口怎么出来的？蒋介石那时候年年生育率那么高，怎么老是四亿人口啊？那等于生一个死一个，所以人口是不增加的。所以夺取全国政权只是获得革命的一个条件，真正的革命没有开始。革命是革自己的命，是儒家所讲的“修、齐、治、平”，人要修身，刘少奇写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国共产党的一系列思想，我们仅仅把它放在马克思主义这条发展线上看是不够的，它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一个最好的继承。你看马克思列宁什么时候讲过个人的修养？马克思什么时候告诉过我们面对敌人的屠刀宁死不屈？没有！可是你看成千成万的革命先烈他为什么就宁死不屈？江姐、许云峰，他们的举动是谁教给他们的？刘胡兰、董存瑞，他们的行为是谁教给他们的？是马克思吗？不是，他们没有读过马克思，他们可能都刚刚扫了盲，什么都读不懂。他们怎么有这种烈举的呢？是谁给他们的？当然是孔子、孟子。中国共产党最好的继承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他们想的是舍生取义，只不过今天的这个义是共产主义信念，是救国救人民，为了这个就值得去死。这跟马克思没多大关系，马克思是描绘未来世界的一个美好图景。所以这个人性差别这么大，夺取全国政权之后要有一个条件来建设人性，改造民族灵魂。这就是我的专业，中国现代文学的一个历史使命，很多人不明白我们搞文学是干什么的，以为我们就是搞风花雪月。那恰恰不是中文系干的事，那都是一些其他专业的一些文学爱好者干的事。你如果认为中文系是研究文学的就错了，我们中文系大多数不搞所谓文学，中文系的人搞的都是天下大事、国家大事。这是中文系的一个潜规则吧。所以如果有一些可爱的同学考研究生面试的时候，说我喜欢徐志摩，我马上说肯定不录取你啦，因为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中文系。
可是呢，这样一个改造民族灵魂，改造人性，光有一个政权是不够的，夺取了政权了又掌握了政权的这些人的素质是有极大的问题的，素质是不够的。而且建国之后，你以为建国之后就是新社会了吗？它只是新政权的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的意识没有什么变化，人还是自私自利的人。这个翻身的贫农分到了土地他就想当地主，有机会他就剥削那些竞争失败的人。所以五十年代好不容易取得了短暂的和谐社会，然后在残酷的市场经济竞争中一些失败者又要给人家去打工，在这个背景下才有了合作化运动。旧中国经济为什么不强盛？就是因为社会分配不公。国家的力量从哪里来？从纳税人那里来，对吧。所以必须纳税人富强，国家才能富强。可是旧社会是怎么样呢？把千千万万应该纳税的杨白劳剥削得一干二净，他无税可纳；那应该是黄世仁纳税吧，黄世仁勾结了官府不纳税。所以国家是没有钱的。国家有什么钱？国家好不容易弄到一点钱，又被“四大家族”贪污了去，所以这个国家她才积贫积弱。共产党为什么能取得政权？他抓住了大众社会最核心的问题，解决杨白劳与黄世仁的关系。解决了黄世仁与杨白劳的关系国家就富强了。黄世仁这样的人就要枪毙，杨白劳这样的人让他有生产自救能力，他就有纳税能力。他有纳税能力，劳动能力，而且他生的儿子可以参军保卫这个国家政权，这个国家就会强大。抗美援朝战场上那些战士哪里来的？还不就是千千万万个杨白劳的儿子？他们为什么愿意参军？保卫自己的土地么，很容易，很简单的道理。
大众社会是我们今天提出的一个概念，但是建设大众社会的这个实践早就开始了，而且早就有成功的范例。如果这个人民他没有得到很好的动员，他就不爱这个国家。中国这个传统文化啊，它是不太重视国家这个概念的，我们古代的圣贤不太重视国家，我们古代圣贤鼓励人直接面对宇宙，个体就是直接与宇宙对话，人生于天地之间——我们一说就是人生于天地之间，从来没说人生于朝廷之下，圣贤是不讲这一套的。所以中国人呢不太容易爱国，从孙中山到蒋介石到毛泽东到邓小平，几代领导人努力要做的一个事就是让人民爱这个国，对这个国家有感情。可是人民要爱国对这个国家有感情，中国人都是实利主义的，他首先要求国家给我做点事，他先看这个国家对我有什么好处，然后我才爱你。否则的话那个爱国都是一个口号，都是停留在一个口号上。你看五十年代这个国家给人民做了事，人民就爱国了。爱国抗美援朝之后，东亚到现在五十年的和平，这个国家经济一下就有起色了。我们现在老说58年大跃进等等等等，你看到58年跟49年比一下这个国家强大了多少。我们现在一说大跃进就是大炼钢铁，乱七八糟的东西，又什么小钢炉啊，什么大食堂啊，想的全是那些负面的。你有没有看看经济统计数字，有没有看看1958年我们的钢产量真的有多少——去掉那些吹牛的，剩下的有多少，你就知道1958年的大跃进取得了多么辉煌的成就！这成就里当然有吹牛，去掉了吹牛的部分，仍然了不起。你看看那个样板戏《海港》，《海港》里的马洪亮唱的：“看码头，好气派，机械列队江边排；大吊车，真厉害，成吨的钢铁它轻轻一抓就起来。”这是小钢炉能炼出来的吗？这不是小钢炉能炼出来的，这是我们国家的大企业、大工业，你看看我们国家那时候的万吨轮，装载着成千上万吨的货物去北欧，去非洲。《海港》这部戏的主要矛盾就是一艘去北欧的货轮，是为我们国家赚取外汇的，和一艘支援非洲人民的小麦，这两艘船的矛盾。谁说我们不改革开放？那个时候就是跟北欧做生意，赚外汇呢！只不过我们觉得支援非洲革命更重要，阶级敌人在这里面混进了玻璃纤维，我们要把它查出来。它讲的就是这么一个问题。
可是这个经济形势，经过三年自然灾害，从62年开始好转之后，62年中央确定了 “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八字方针，连年农业大丰收，工业产值使劲往上蹿。我们现在知道改革开放，经济增长，数字很快，改革开放成就很大，数字确实增长很快，但是我们不要以为以前就增长很慢，以前增长得更快！我们从49年的时候，连制造肥皂都很困难的一个国家，到了人造卫星上天，这才用几年时间？这就十几年的工夫啊！那个时候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都是以10%以上的数字在往上蹿，这不得了！何况我还没有记人口的增长，那人口是撒着欢儿的增长！人口得这么算，你光看人口增长，绝对数字还不够，你还得考虑到人均寿命，由四亿五千万人口，平均寿命三、四十岁，到增长到七八亿人口，人均寿命六十多岁，这是多么了不起啊！这是人间奇迹！自古没有的人间奇迹！
可是生活刚一好，也就是六十年代生活刚一好，马上就出现要两极分化的趋势——马上就要出现。而且这些官僚衙门，就开始——用当时的话说，叫“镇压群众”，不许群众提意见，开始打人、捆人、抓人，这些事情比较多，当时积累了相当程度的矛盾。国内矛盾比较严重，加上国际矛盾，就是中苏关系破裂，中国当时实际上是把所有的智慧都发挥出来，才能在这个“地球村”上巧妙地保持平衡。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应付内外的压力，重新获得和谐，这是文革发生的一个背景。
可是文革这么大的运动一起来，各种力量它都要加入进来，就像我们后来改革开放的时候，你说我们谁是反改革的？没有。大家都是赞同改革的，文革的时候也一样，你说谁是反文革的，大家都是革命派，都把对方打成保守派，都说自己是革命派，每人拿一本红宝书，都能找着毛主席语录。毛主席语录就像古人引用诗经一样，谁都能找着词句。曾经有那么几个月的时间呢，全国流行说任何话之前，先说一段语录，引用一段语录。姜昆有个相声，叫《如此照相》，讽刺这个现象，其实这个现象并不是文革时期的普遍现象，就是有那么一段儿 ，很短的时间，在一些大城市流行，在一些单位流行，所以它很有意思。据说有一个连队，年终总结，连长总结的时候念一段，指导员总结的时候念一段，伙食长总结的时候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嗨！又亏了！’”。指导员说：“你胡说八道！毛主席什么时候说过这句话！”他说：“请翻开毛选第二页。”一翻开毛选一看，哎，真有！毛主席在《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中说“那些小商人、小商人一到年终总结的时候都说‘嗨！又亏了！’”毛主席还真有这句话，每个人都能找到依据。我们通过这样的笑话就知道，一个严肃的运动，它在发展变化的过程中，它会变味儿，它会变质，它会被解构，被调侃，最后它会偏离它原来的初衷。
文革在一起来之后，各方面的力量都加入进来，所以说文革是有一个鱼目混杂，泥沙俱下的过程。它虽然有一个高瞻远瞩的、伟大的开端，但它有一泥沙俱下、鱼目混杂的过程，这个过程今天不好研究，没有办法客观的研究，因为我们今天不是一个客观的时代，我们今天的话语权掌握在文革的敌人手里，我们今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于对文革的否定。我们这几代领导人，他们的政权的合法性都来自于对文革的否定，即使他心里认为文革是对的，他也不敢说，在知识界也完全是这样。在知识界，在文化界，反对文革的人控制了主要的话语权。你比如说，我在此时此地讲的这些话都不能发表在主流媒体上，如果哪家主流媒体敢发表我今天说的话，他就是不想吃这碗饭了，那就是“老子豁出去了，我就把孔庆东的话发表！”，他就是不敢。所以我们今天对文革，没有办法在主流媒体上，去客观的去评价，我们想的很多事都是稀里糊涂地说的。没有人去研究武斗是谁搞的？武斗是谁挑动的？是毛吗?是周吗？是江青吗？是林彪吗？到底是谁搞的武斗？毛泽东明明说要文斗，不要武斗。武斗者的武器是从哪里来的？当有些红卫兵去部队抢解放军的武器的时候，解放军的武器是那么好抢的？你到部队说，把解放军给缴械了，把一个团队的解放军的武器拿走，解放军还不给你呢！你有什么办法？是谁命令解放军把武器给他们的？就好像当年说“九•一八”的时候张学良不抵抗，是谁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这些问题都不能研究，甚至都不好暗示，都不好去说，反正我们现在就是，朦朦胧胧的，反正是很混乱，混乱之后就会导致后面的结局。我也没有想清楚，我只能说文革有一个慷慨悲凉的结局。
文革当然是有成就的，有非常了不起的成就，文革的时候一方面进行着那么深刻的思想斗争连同改造，同时经济上取得了那么惊人的成就！文革除了66年、67年、68年经济受到影响之外，从69年开始，经济增长速度仍然是很快，甚至达到10%以上，你看看七十年代人们的衣食住行，和六十年代完全不一样，我们国家每过十年，这人民生活水平就上了一个很大的台阶。七十年代的时候，少数城市家庭有了电视，黑白电视，特别是林彪事件之后，人们每天都是在用当时能够获得的物质手段去享受，比如说我所在的城市—我是在哈尔滨长大的，有人说我们是十年浩劫，我就不同意了，我们七十年代的时候就不是浩劫，起码70年以后人们过的是非常幸福的生活，男人成天考虑的就是怎么打家具、打沙发，女人没事就织毛衣，女人天天织毛衣，互相交流各种花样，上七针，下八针，都是这样的，而且那时人民没有任何压力，没有下岗啊、医疗啊、住房啊，什么压力都没有，一天就是家常里短，可以说过的比较庸俗，上级让开什么会就开什么会，让批判谁就批判谁，打倒邓小平就打倒邓小平，打倒“四人帮”就打倒“四人帮”，人民就是这样的。
所以说文革的结局离它的初衷是比较远的，大家解决了很多问题，它使中国人民终于意识到自己是人民，自己是有力量的。如果是1949年，毛泽东站在天安门上喊了一嗓子：“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你光站起来不行，1949年中国人民，你要说站起来也可以说是站起来了，大家是踉踉跄跄的站起来了，肚子里发虚，腰也挺不直，一身的病，就像老舍写的《龙须沟》里的那些中国人民。经过了文革，人们终于感到，我是有力量的，你党委书记我可以揍你，你厂长我可以踹你，人民是有力量的。我们今天给我给文革定的一个罪名是踢开党委闹革命，这是文革的罪名之一，但是我们冷静的想想，党委怎么就不能踢开？为什么党委不能踢开？你党委是个好党委，我们就拥护你；如果党委不好呢？问题是很多的。今天中国为什么存在着强大的反腐败力量？这个力量是从哪里来的？这又使我们想起了文革，苏联为什么会垮掉？苏联，今天的俄罗斯为什么没有一股强大的反腐败力量，任凭金融寡头操纵？那里才真正是民不聊生，为什么？就因为他没有过文革，他不曾有过这样一场普遍的、人民思想解放运动，他的人民没有被从思想上武装起来，他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被少数学者们垄断着，在大学里研究着，跟人民离的很远。文革是自上而下的进行了一场思想普及运动，尽管这场运动它会走样，人民水平比较低，各种各样的理解。各种各样的理解不要紧，他最后总有一些收获。总的收获就是，我虽然是一个老百姓，我也有说话的权利，你镇压我的时候，我说不了话我就忍着，只要我能够有机会，我就出来说几句。这就是力量！真正有了当家作主的力量！
所以我们混乱不可，看文革都是一团漆黑，抛开那些悲剧、阴暗面，哪个时代没有阴暗面？哪个时代都有。你说一个时代有非正常死亡，任何时代都有非正常死亡。如果你统计一下改革开放以来的非正常死亡，你敢说少于文革？你敢说二十一世纪的非正常死亡就少于前几年？你敢说时代越来越好吗？你不敢说。我们现在抛弃了辩证法，抛弃了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不能用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的观点来看待这个世界，所以最后就是“胡子眉毛一把抓”，最后就变得没有是非。
可是呢，文革这样的状态，我们说今天终于可以看清，它不是一个民主的理想社会。文革中，“民主”这个词它出现频率很高，说那种大民主，但是它毕竟是一个混乱的局面，是乱世，文革那种民主不是我们想要的。刷一面墙大字报，揭露一个人的罪恶，然后大家就相信了，就把这个人揪出来，可能揪对了，但也揪错了很多人，有很多人受冤枉，受委屈，有的人自杀了。那么我们所要的民主显然不是这样的，那么我们很多人认为今天这样好象是所谓的民主，那么在我看来，今天显然也不是。看看今天这个所谓的信息时代，跟那个文革时期的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何其相似！看历史，看时代发展，一定要看到它惊人相似的一面，任何人上演过的事情，它还要再上演。要看新生事物，一定要找到它的前身，它是谁变的？你要找到它是谁变的，永远不要相信一个东西是开天辟地是新出来的，阳光下是没有新事物的，比如说中国自去年以来这个博客发展比较蓬勃，很多人在探讨什么是博客？好像认为这是一个破天荒的事情。“博客”这个东西，它很像大字报，它不像大字报吗？大字报好像是自由的，谁都可以贴，不加任何限制，都可以贴。但怎么有的人贴完就没事，有的人贴完就被抓起来了？跟博客是一样的，有的人让你开，有的人不让你开，有的给你删掉了。
今天其实我们遇到了又一次“群众运动”。所以我说怎么对待大众社会的来临，要不喜不惧，不要过分高兴，以为这就是民主社会了。“文革”的时候，有些激进派就非常高兴，以为经过几年“文革”，以为中国人就变得特别好了，变得特别纯洁了，对革命抱有太多幻想热情的人往往最早激情就熄灭了。所以鲁迅先生说：“‘极左’最容易变成‘极右’”。人不要“极左”，也不要“极右”。“文革”的时候那种愉快的心情，就像抗日战争刚开始的“速胜论”一样，认为日本是小国，我们是大国，很快就可以把他们打败，通过几个“百团大战”，几个台儿庄，就把敌人给打败了，这是不可能的。今天同样要警惕，以为我们是在走向民主，我们不能走向民主的重要原因，就是我们以为自己在走向民主。苏联垮掉之前，有多少次苏联领导人都宣布他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但是中国作为旁边人，就看的很清楚，明明你这个社会越来越腐败，共产党越来越脱离人民，他的共产党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共产主义社会了”。列宁说共产主义社会就是“电气化加上土豆烧牛肉”，他们说你看现在我们电气化了，家里边也用上吸尘器了，可以经常吃土豆烧牛肉了，他认为就是共产主义社会了，结果没想到恰恰是垮台的前期。我们今天一样要警惕。
对于知识分子来说，怎么样面对大众社会？我觉得就很像文革的时候知识分子怎样对待群众运动的冲击。比如说我们在网上，要么你就不发言，只要发言就会有对立面，有人爱你，有人恨你，你会有很大的压力。有的人是有水平的，大部分人没有水平，跟你胡搅蛮缠，这时候你的精神力量从哪里来？这个时候就想到毛泽东说的话。毛泽东讲，我们如何正确地对待群众运动？群众运动永远是泥沙俱下的。你不要崇拜群众，“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句话是总体上来说的，不是说每一个人的眼睛都是雪亮的，大多数群众的眼睛都是盲目的、盲人摸象的，你必须能够组合群众的目光才行。不能盲目地去崇拜群众，群众经常会冤枉你，群众经常被误导，群众有的时候是“愚众”，要勇敢地承认这些，然后你才能平和的对待群众运动。受了群众的委屈怎么办？你要想这是正常的，群众是永远委屈精英的。他即使说你好的时候，也是把你说得花儿一样说你特别好，其实你根本没那么好，群众是带感情色彩的，你对他好一点，他们就把你说得不得了。
其实“毛主席万岁”根本不是毛主席自己煽动的，是群众非要这么喊，没办法，你不让他们喊他们不过瘾，他们只有喊这个才行。给老毛没带来什么好处，带来的全是限制自由，老毛这个人就是想自由，但自由不了。他多次违反组织纪律。有一次在天津开完了小会，实在想吃“狗不理”包子，非得跟警卫员说“你就让我吃一个吧”，然后混进去坐在一块，包子还没端上来就被人认出来了，那人大喊“毛主席万岁”，然后“哗”，迅速的十几分钟，周围的街道都堵满了。天津卫戍区出动精兵强将，把老毛拽出来了，回到政治局受到严肃地批评，以后严禁他再有类似的举动。人民就愿意用这种方式表达，人民就是不理性的，人民表达爱和恨都是这样，所以不存在一个理想化的大众。我们看一下现在的台湾就知道了，看看阿扁啊，阿九啊，他们演的这个戏，这就是所谓的大众，所谓的民主，它很好玩，很好看，我们在海峡对岸隔岸观火，是目前最好的一部电视剧，收视率超过《暗算》，它是《明算》。台湾是这样，美国也是这样，不存在冷静的、客观的大众。
我们每个人既是大众的一员，又要想办法克服自己的大众身份，这是我们活在现代社会的一个悖论。一方面我们说老百姓、说大众的时候，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我们使着相同的洗发水、香皂，喝着一个牌子的咖啡，看着一样的书，穿着一样的牛仔裤，我们有很多一样的地方。但是同时你又想我们把自己从这个群体中拔出来，我怎么跟他们不一样？就是人啊，一方面要跟别人一样，一方面又想办法找到自己的优越感，找到自己优越的地方。你看人家上海人，上海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乡下人，这是很好的，他们有一个精神支柱，比如说他在北京的表哥来看他了，他就说：“我们家乡下来人了。”（笑）广东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北方人，一个湖南朋友去看他，就说：“我的北方朋友来看我了。”其实那朋友就在湖南。北京人更有意思，北京人认为所有的人都是老百姓（笑），你看那骑三轮车的两人聊天，“嗨，你跟老百姓一般见识干嘛呀？”（笑）他认为别人是老百姓。你看这个人啊，他能够本能地去找一种优越感，活在大众社会你要找到自己的优越感。这个优越感不是像我刚才举的例子是没有道理的，应该是有道理的，这个道理应该通过自我反思来达到。
这里我想说说几个伟人他们怎么看大众问题的。
第一个就是孔夫子。孔夫子怎么看大众问题，我想这个问题也是春秋战国时代诸子百家考虑的问题之一，就是每到时代混乱，需要转型，就出现一个怎么动员人口，怎么对待人口，怎么对待活着的同胞的问题。孔子对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孔子把人分为君子和小人，而且孔子说得很绝对：“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人是有两部分，一种是“上智”，上等的智慧者；一种是“下愚”，下等的、愚昧的人。孔子说“上智”和“下愚”是不移的，是永恒不变的。过去我们对孔子的这个言论呢，认为是反动的，大力批判。特别是我们新社会尊重劳动人民，尊重工农兵。你看孔老二多么反动啊，他把劳动人民都诬蔑为“下愚”，而且是永远不能翻身的“下愚”。我们“批林批孔”的时候，这是孔子的差不多排在前面的罪行之一，孔子除了“克己复礼”之外，这个罪名是很严重的，“上智与下愚不移”。由于我是劳动人民出身，虽然我是孔子的后代，但是出身比较贫寒，其实我对“批林批孔”是很矛盾的，一方面认为孔子说的很多话都是对的，但是同时对这句话是比较反感的。我当时反感孔子的有几句话，一个是这句话，还有一句是“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我觉得我班上的女同学是很好的，（笑）怎么成小人了？
对“上智与下愚不移”，那么我后来，慢慢的，也是近些年我重新思考，我想孔子不是那么简单的人，不像我们批判的，所讲的那么简单。那么我们今天看看，首先看看孔子说的这句话是不是实际情况。我们今天号称是一个普及知识、普及科学的时代，但是我发现不论你怎么启蒙，不论这个社会教育怎么发展，永远存在着知识落差和智慧落差，这个真是不变的，真是千古不变的，永远有成千上万的人，他是不可理喻的，他没有办法提高自己。再有呢，“水涨船高”。当所有人都具有了小学以上文凭的时候，只具有小学文凭的人就成了文盲；当所有的人都具有了初中以上文凭的时候，只具有初中文凭的人就成了文盲。大家可以整体向上移动，但是这个落差不变，永远存在我们跟华罗庚的差距，我们跟鲁迅的差距，这个是永远不变的，永远存在着“上智”和“下愚”，这真被孔子说对了。我们如果想改变它是没有办法的，只能自欺欺人，就是给所有人都发大学文凭，多办大学，扩招、再扩招，灌水、再灌水。我们可以跟世界吹牛，说我们一年培养了全世界最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现在博士生不够了，现在全要博士后了，赵本山同志就很不理解，你怎么落在后边呢，应该往前赶，（笑）争取当“博士前”，（笑）不能当“博士后”。这个调侃很有意思，也就是说这些东西都贬值了。当一个导师带50个博士后的时候，那博士后还是个人吗？跟“放羊”一样，那就是“放羊”、“养兔子”。我前些年写的一篇调侃的文章只是 说“现在研究生像兔子一样，一窝一窝的”，那时候其实我心里想的是硕士生，没想到现在博士后都是一窝一窝的，弄得国家赶紧颁布一个规定说博士后不是文凭，不是学历。说这些都没有用，所有东西都贬值了，所以现在的一个博士可能不如过去的一个本科生。你看看“文革”时候，还有“文革”以前，我们培养大学生是很少的，但是一个是一个，一个大学生就是一个专家。现在你敢说一个博士生是一个专家吗？不是。我们浪费了那么多的青春年华就为了要这张纸，有什么用啊？骗自己，骗父母，骗国家，骗女朋友，最后耽误的是大家的时间，没有什么用。
“上智与下愚是不移的”，该愚昧还是愚昧，该不懂还是不懂。但是它造成了新的一个危害，就是他明明不懂却以为自己懂了。人与人之间全都平等对话，这是错的，不同水平的人怎么能够平等对话？所以有位老师就写了一篇文章——不是像我说得那么明显，他表达了这种隐忧——他说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老师要跟学生平等对话，在老师眼里这学生可怜得很啊，什么都不懂，他却理直气壮地来跟你争论，你还要尊重他，要尊重他的人格。这是我们现在遇到的一个最大的矛盾，老师耐着性子跟你解答一个非常愚昧无聊的问题，最后受损害的是谁？是学生。因为你的心态不正，你不可能得到正确的知识。什么叫正确的知识？就是你认为自己是无知的，老老实实地以无知的面孔向老师诚诚恳恳地请教问题，像宋濂写的《送东阳马生序》里边讲的，学弟子对老师的态度，弟子对老师的态度就要非常恭敬，非常谦卑。我们经常说在韩国，在日本，在朝鲜，学生对老师是这样的态度，其实这就是我们古人的态度。比如说在朝鲜——有人说朝鲜是专制社会，我再给你补充一个例子，朝鲜是专制社会——在朝鲜，学生向老师提问，如果老师回答不上来，是学生的责任，你提的问题老师回答不上来，一定是你提的问题有问题，是你刁难老师。在韩国在日本没有这样的规定，但是这样的学生也是同样被人在心里认为是有问题的，你怎么能提出一个问题老师不能回答呢？你向一个数学老师问化学问题，他当然不能回答，那是你别有用心。老师是讲《四书》、《五经》的，你为什么不问《四书》、《五经》？就是说老师跟学生的态度问题。
孔子讲得好，“惟上智与下愚不移”，所以孔子讲，君子就是君子，小人就是小人。孔子这里讲的小人不是道德上的贬义，是说你的文化修养不够。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孔子说：“安。”去年北京高考作文题目叫“安”，人要“安”，社会要“安”， “安”就是安于我这个现状。现代化是反对“安”的，我们这个社会是不让人安定，只要你一“安”，就会说你安步当车，裹足不前，说你没出息，没有竞争能力，你就要被淘汰，现在就鼓励人们像疯狗一样往前跑。
古人讲你是什么人就是什么人，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你是国君就好好当国君，是臣子就好好当臣子，你是国君就好好当国君，是臣子就好好当臣子，是父亲就当父亲，是儿子就当儿子。我们现在是把所有的顺序都要打乱，儿子要跟父亲梗着脖子说话，要教训父亲；单位里跟领导可以随便拍肩膀。你到西方国家去，没有这种情况，没有人跟董事长，跟总经理随便拍肩膀。只有我们可以跟系主任、跟书记拍肩膀，好像很平等，过后他该收拾你还是收拾你。把这个秩序要搞乱，孔子讲，这个“安”它很好，“安”了之后，就是人要有自知之明。我是一个少尉，我怎么能跟上校平等呢？我这个上尉，我就老老实实见上校，我要鞠躬，我要敬礼，就完了。是吧，人不要僭越，那么这是孔子的一个态度，对待大众的态度。这个态度呢，我觉得从孔子的角度上讲，可以说是坦荡的，光明磊落的，但是如果这个时代要批判孔子，这也是他一个很确凿无疑的罪证，因为他公开的、开诚布公的讲，人与人之间就是有差距的。其实恩格斯也讲，人和人之间的差距要大于人和猴子的差距。人和人的差距比人和猴子的还要大，有两个人他们根本没法对话，你非得让他们平等，最后非出事不可。最后一定会出事的，不能平等就不让他平等才是合理的。要鉴别，我在这里不是宣扬人和人要不平等，人格上是平等的，但是要承认知识和能力上的不平等。你让人家残疾人跟正常人去市场经济上去竞争，表面上是让他们平等了，实际上你是害了那个残疾人。我们现在都是搞弄虚作假，“残疾人”不许管他叫“残疾人”，编很多好听的名目，你编来编去他不是还是残疾人吗？是吧？为什么不能实事求是地去照顾他们呢？你越是避讳那些词，越是增加他的心理负担。
那么下面我们看看鲁迅对待大众的态度，鲁迅对待大众的态度是有改变的，是有变化的，但是呢，他最为人们所熟知的一个态度就是“哀其不幸，怒气不争”，这是我们都知道的。我们过去在革命时代把鲁迅举的很高，但是我们谁都能意识到，鲁迅好像跟革命，跟我们讲的那个革命是有差距的，并不完全是同一条轨道上的。比如说我们过去的这个革命是把工农兵的地位抬得很高，把群众的地位抬得很高。可是你看鲁迅的文字，他经常攻击和批判的就是群众。我们说鲁迅是伟大的革命家，是伟大的战士，不假，但是我要告诉大家，鲁迅主要的力量不是批判统治者，鲁迅的主要力量—鲁迅他也骂过国民党，骂过北洋军阀，但不是占他文字的主要部分。所以今天很多人说，孔庆东你怎么不骂政府啊？你是不是怕政府啊，你怕死啊？我说我不怕死的时候你没看见过，我说我没事干嘛要骂政府呢，我为了显示我英雄就要骂政府啊！鲁迅的主要力量他不是骂政府，鲁迅的主要力量是骂两种人，一种是学者，一种是大众。骂政府其实很容易，就是逞血气之勇，算好了自己可以不被枪毙，啊，或者不想活了，算好了自己可以被枪毙。就是说这很容易的，你跑到大街上喊“打倒蒋介石”，这很容易，解决不了什么问题。最英雄的人，是敢跟群众作对，这才是最了不起的。因为群众这个力量是最大的，而且是盲动的，你敢得罪你们全楼的邻居吗？这才是需要勇气的，是不是？你骂一句温家宝其实没什么，其实没多大危险，你骂你身边那些普通的人，这才是危险的。所以我记得我上大学的时候，丁石孙当校长，丁校长说我最不敢得罪的是我的司机，他说的可是一句大实话，这司机可是不敢得罪的，那比李鹏还要厉害。所以这个怎么对待群众？鲁迅他就勇敢的对群众，他摆出一幅冷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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