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下）
主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主讲人：邓正来（吉林大学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时间：2006年11月12日（周日）下午2：30
地址：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我们必须去考虑自己的，为什么我说我看了以后我说好，为什么好？它就是可以让不同的声音出来，凭什么只有一种声音，为什么其他声音就不能出来？有声音出来不一定对，也不一定是真理，但是你得让人家说话，你连话都不让人说。就是说每个人都要有对未来、对中国的想象。我们中国，学术界也好，我们从来不想世界问题，我们给这个世界作出了无数的贡献，五千年的文明啊，集权专制了多少年啊，人口规模啊，经济规模啊，以后可能还会更厉害，等等方面都作了贡献，唯独一样东西不作贡献，在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上，我们说至少到今天为止，我们所有研究文献都不被人引证。我们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非常遗憾的是发展理论，这么强大的发展理论没有一个中国人的声音，令人惊讶，都不知道干了什么，我们老在想那些技术层面的东西，我们忽略的问题是什么？我们的未来是要靠理想图景来支撑的，而这个理想图景不仅仅是简单的九百多万平方公里，是人类世界中的中国应当担起的责任。所以如果没有这样一个理想图景的提出，你告诉我（经济）翻两番，是理想图景吗？你翻十番你能保证你的生活是善的吗？翻两番非洲国家都能做到，只要任何一个贫困国家都要翻两番，凭什么不能翻两番？但那不是理想图景，那不是一种善的生活，它不能替代理想图景的作用。他们说我们现在是在发展过程当中，你不要给我们弄这些东西，我们得富起来再想这些问题。我们是13亿人，不是13亿的一大堆肉。[笑，鼓掌]
你想想看，你不要以为明天就是未来，我活着剩下的时间就是未来？不是的。因为你的未来已经被规定了，你还有什么未来？这是今天中国人命运最关键之所在，学术界你不去关心这些问题你去关心什么？不去思考这样的问题你还有什么未来？20世纪30年代卡尔·斯密斯，马克斯·韦伯这些大牌学者，他们在想我们是不是德国人，亨廷顿这种人在想“我们是谁”（Who Are We ?），我们到底是不是美国人。中国人却没关系的，中国人非常简单，我就那么举个例子，每个人都说自己是个中国人，我能不能这么说，我父亲和我母亲偶然的一次相遇恋爱，偶然的一次交配，把我生下来，于是我出生在一块被叫做中国的土地上，操着一口被叫做中国话的语言，于是乎我根本就是中国人了。我说你怎么不叫一头公猪一头母猪，交配完了生下一窝猪仔，那叫中国猪？人是有文化身份的，是有political acknowledge（政治认同）的。这个文化身份是什么，政治认同是什么？我们在这个世界结构这个大背景下，从来不去关心这问题。当然我们不能阻止每个人考虑的方向，但是有一条，我是感到整个中国学术界遗憾的是，这个层面上、这个维度上不去关心。你再怎么发展，把大楼盖到天破，是你的吗？是你的吗？我们一定要真正地负责任做一个真正的中国人。
（五）进一步研究的困难
其实这就是我所讲的关于研究的问题。但研究当中有一个比较大的困难，进一步推进有一个大的困难，这个困难来源于什么呢？最重要的来源于知识利益集团化。我作的这项研究很多年轻人都在参与，写了很多文章，去年（05年）在《光明日报》发的文章就是认为去年中国法学发展的主流声音就是反思和批判，形成了一大股浪潮，到处都在讨论，开会没有不说的。但是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由于我们是对过去的整个研究的取向的基本性、最基本的批判和反思，它不是简单的说这个对那个对，不是说你自由主义这个问题那个问题了。不是这样的问题，我唯一要的是我们自己的东西。在这个意义上讲会遇到什么问题呢？78年以后大约有4拨人，一拨人出国（精英），一拨人下海了，一拨人进入政府体制，还有一拨人留在高校搞研究。搞研究的这拨人也很难说是这拨精英中最好的精英，但是留下来了，这帮人靠着时间混，现在不是主编就是校长院长，都是一官半职了，是主力。这个批判最要命的是使在位的这些人赖以成立的合法性给摧毁了，说他们这样是有问题的，而且是很大的问题。这个在知识利益被集团化以后，可能会遇到非常大的阻力。而这个阻力既不是来源于左，也不是来源于右，尽管它可能以左或者右由来反对，主要是来源于他们本身的知识和权力本身的一体化过程，这是研究进一步推进的非常大的困难，这个反思的困难不亚于左和右的较量，甚至会更加危险，而它包括左和右都要批判。因为他们会说邓先生你带领学生全部都读经典著作，一句一句读，那你怎么还在批判西方？西方的思想和中国任何先哲的思想都可以研究，记住了，他们是我们的资源，但决不是我们的根据。我们做知识研究的人必须遵循两个假设，我们至少要假设我们的前辈和同龄人至少不比我们笨，还有一个假设就是说我们的前辈和同龄人至少和我们一样聪明。这样你就会去尊重他们，去研究他们，去批判他们，但他们决不能成为你的根据，而你思想的根据应该活脱脱的是当下的中国的。我想我主要就讲这些吧，我希望和大家交流。谢谢大家！
听众一:邓先生你好，我是一名普通的律师，我参加研讨会有一个传统，就是批评学者。今天下午我应该去河北研究一个案件，我看到你的讲座我就来了，我甚至退掉了我的车票。鉴于你讲得很好，我就不批评你了。[邓：你这个让我感觉到我有点不对了。]我想说我的一个看法。我看到这个题目是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其实我们也可以考虑中国法制向何处去。我们法律工这个群体应该给我们的制度创新提供法律方面的规则、制度和文化，为什么这么做呢？因为你只有制度创新才能有更多的声音合法地顺畅地表达出来，比如你刚才讲到没有人来谈中国发展的路径的问题，也没有人引用，昨天晚上我和64分子，在天安门前绝食的四个学者之一的周舵先生讨论这个问题，他觉得讨论一个渐进民主的构建合理性的问题，但是他的研究成果显然不能在主流媒体上出现，你也能看到，只有形成制度创新，只有真正让这个制度保障人民幸福和社会公正，那么这一制度才是善的，也才能达到我们刚才所说的法学研究实践所要达到的目的，所以我想请你来评价一下我提出的这个观点。
邓：非常感谢。但是没有受到批评还是有点遗憾。制度创新问题实际上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但我始终有一个看法，如果你不知道目的地，甚至不知道这个目的地的性质，你走路也好，你去创新也好，你会出问题的。但是在学术研究上有一个很大的困难就是，你有什么样的足够的理性可以支撑你预先发现一个目的，而你不会出偏差。这是需要研究的。我的意思是说，制度创新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我们要知道无数制度都是打着制度创新的旗号出现的，结果恰恰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它是非常复杂的，会产生非常多的“未意图的结果”（unintend result），在你创造这个制度的时候你根本没想到，比如说你发展物理学搞出了核弹，你知道现在研究到了什么地步，现在炮筒都可以打了，这是你原本没有想到的。制度创新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制度创新同样也是要受制约的。我的意思是说我们可能是要在双向维度上考虑的,就是在理想图景的维度和制度创新这个过程当中互动。
听众二：我经常批评我们的法学家，既没有理论创新的智慧，又没有面对现实的勇气。正是因为这样，所以大家都在搞概念之争，没有面对中国的现实，他们不敢反思，不敢直面惨淡的人生。正是因为不敢所以才无法为我们提供制度创新的规则、制度和文化嘛。
邓：你对中国法学界做了这么一个判断，说中国法学界既没有理论创新的智慧，又没有直面现实的勇气。这是一个判断，我且不说这个判断准确与否。但是我个人认为可能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提一个问题，是什么样的学术体制使得这样的研究也可以使他们很好地活着。当然如果你的判断如果是正确的话，我不需要勇气和智慧，我照样是教授照样是博导，这个时候你不能简单讲个人没有勇气和智慧，很可能是学术激励体制使得我们的倾向就这样没问题。所以我觉得更要检讨的是背后的东西。
听众三：邓老师，关于你的文本我有一些问题。第一个就是你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有些前提和预设，就是中国法学现在面临着一种现代化范式的危机，而这种危机是总体性的，你凭什么会有这种危机是总体性的判断？我提这个问题的理由在于我看到你的文本选择了四大学派，它们是中国法学这二十几年里主流的或者说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学派，但是你为什么作这样的选择？为什么是选择这四个学派，而不是选择其他我们看起来可能更有影响的学派，比如说你也承认程序论，还有像贺卫方老师他们做的一些研究也很有价值。为什么不选择他们的？这当然不是一个论功行赏的问题，我希望你能说得更详细一些。另外比如说你在选择梁治平老师的一个理论的时候，是把它界分在三个题域当中的，那么你为什么把它的后两个题域抽开了，是因为这两个题域在你看来没有什么实质的影响吗？另外苏力老师的本土资源论，你认为他是把本土资源看出是法律的一员，把国家法和民法界分开了，但实际上朱苏力老师还有很多观点，就是把国家法在实践层面上的制度创新也视为一种本土资源，比如说他非常注重政党制度对司法实践的影响，他这方面的研究在你的文本中都没有出现。你会不会像你批评的一些学者那样经过切割和剪裁来选取能够佐证你的观点的材料？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为什么你的判断是中国法学面临的是一个总体性的危机？
第二个问题是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在你看来，像解放前在西藏地区有一些农奴制度，其实像流亡国外的达赖喇嘛他也主张说，为什么你们认为农奴就觉得他们自己不幸福呢，他们认为他们为佛祖献身过农奴那样的生活就是一种幸福，而中国共产党却要去改造它。那么在你看来这种农奴制的改造是否是必要的？这是我的第二个问题。
邓：非常感谢这两个提得很好的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隐含了批评，但是批评有好有坏。
第一个问题，中国法学为什么（我认为）存在总体性危机。其实他是把问题具体化了。我曾经在主编《中国社会科学期刊》的时候，广州有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给我寄来一篇稿子，他说他穷尽了三年的时间就写成了这样一篇文章，想请邓先生给他在《中国社会科学期刊》上发表。他说此前有一位历史学者说过五四时期影响最大的有138本杂志，这138本杂志的思想支配了五四时期的思潮，他说错了，这个人研究错了，因为是139本，我发掘了另外一本。我就写信问他，我说你真是工作很辛苦啊，然后问你想告诉我什么，是说你发现这一本而推翻他的结论吗，还是说就支持他的结论，138和139区别到底在哪里？
贺卫方的研究的影响是更少了，而且他是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主张的，我对他的文本是非常熟悉的，他们都是很好的学者，但是这是我必须说明的。那么苏力的这个问题，有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一个学者有很多观点。坦率地讲我所批评的这几个人在中国法学界都是研究得比较好的人，但是好不是不可以批评，他的观点是非常散乱的，有时候甚至是没有逻辑的，写文学作品一样地跳，有这样的一个倾向。所以你不要拿一些个别结论、观点出来说话，要紧的是去看他的整个倾向是不是受现代化范式支配的。你比如说他说所有的民间习惯法最后都要被统合到国家法里面去，而这个国家法是什么呢？就是说今天的经济的政治的发展的结果的法律的制度安排，这是个唯物论的东西。而且法律是受支配的东西，你法学家不是搞法学研究的，法律发展成什么样就是怎么样的，不需要这么多法学家，你把它整个逻辑看清楚了就是这么一个逻辑。你也可以说他不是这个逻辑，你给出一个法学不是滞后的，是法制决定了经济发展的，决定了这个政治框架的，（如果）你给出这样的论述，（那么）我觉得这个批判很好，很有效。
小梁（梁治平）的研究，它是分成三个阶段。我为什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一般中国学术界读书都不认真，大而化之，一把抓，不仔细分析的。梁治平的研究真正有影响的就是当时他在《读书》上发的文章，就是那个时期。这些研究我都是完全了解的，包括他怎么转化我都知道的，比如说做法律史解释的时候，你们知道他那本书叫《法律文化解释》，最后的一百页是谁做的？是我做的，是我翻译的。所以我说把它扯开，影响大是说这个理论影响大，而不是后来的解释，解释没什么大的影响，《清代习惯法》和《社会与国家》就更没有什么影响。这个我们要分清楚。因为我们是考虑整个中国法学占有影响的理论模式，而不是说随便一个人他做了一辈子，后来他写得一塌糊涂的东西你也算他有影响。费孝通也就是解放前写的东西，你不能说费先生一生的学术都很有影响，这不是做学问的人讲的话，你可以爱费先生，但是你做学问不能采取这种态度。学问是解放前的，学术研究就是学术研究，对文本，不能都归到他名下去，这不是做研究的方式。这是回答第一个问题。因此我根据你刚才提的问题，没有对中国法学是不是总体性危机提出过其他的个案。
第二个讲到改造农奴制的必要性。西藏问题，他问我是不是有必要……[听众三：我觉得很有必要。]我不太懂为什么提到西藏农奴制上面去，我想你的意思一定是说他们很幸福，于是乎就产生了一个他们的幸福本身是不是一个理想图景的问题。[听众三：没有说他们很幸福，达赖喇嘛说他们很幸福。]这个是事实之辩了，咱们不搞事实之辩。他的问题我想推出一个有理论意义的问题，我想是这样，如果我们今天都是幸福的，你还跟我讲什么理想图景啊？说我们没有未来，不是乱搞嘛。就是说，我们感觉的幸福本身能不能成为理想图景本身？应该有理论意义的是这个问题。我们都过得很好，你搞什么左派之争叫我们回到文革去，你搞什么改革开放，不是瞎搞嘛。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但是从理论上来讲的话，理想图景在某种意义上讲一定是脱离现实的，它决不可能是对现实的完全反映，如果是的话那所有存在都是合理的。理想图景都是特定时空的，我讲我的研究是特定时空的，因此你不可能拿西方的理想主义来糊弄我，你给不出一个普遍的东西。普遍价值我可以承认，但我是在弱的意义上承认的。什么是弱的意义上承认？比如说人权价值，我当然承认它是普遍价值，但我是在弱的意义上承认的，它一定在这个时空当中具有它自己的位置序列，它一定是这样的。但是第二个问题我不明白你的理论意图是什么。
听众四：邓先生你好，你这个讲座从内容到标题都特别吸引人。我其实在半年以前在湖南听过你的一次类似的讲座，我想观点很多都很相近，我想提个建议性的问题，我觉得你的讲座这么多时间以来，没有很大的进步，因为观点相近。但是我听了两次以后，第二次听的感受有所不同，我觉得你的很多想法是有突破性的见解，具有跨时代的新知吧。
我提的问题就是，你讲的这个世界图景，我想不但是法学这一块，就像你所讲的是以法学为例讲中国学术向何处去。但我觉得这个问题既然不是局限在这一块，它是和经济，比如说还有伦理学和其他都相关，那你以后研究是不是应该侧重从另外的角度去评估中国学术向何处去。以哲学为例，我觉得是这方面没有突破，导致这个问题说起来不那么有一个体系。
邓：Ok，非常谢谢你。其实你不是赞扬而是批评。我是这样想的，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讲突破也好，讲什么也好，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一个人的学术研究的生涯当中，如果有一点点东西，就哪怕是提出一个小问题，不得了了，太难了。但是刚才你讲的那个问题我是可以做到的，我想中国的哲学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很容易做到，这只是一个抽象的问题、一般化的问题，这个不是什么突破。要紧的是，学术研究不是看你给出了多少结论和多少答案，因为我们都知道，根据任何一个前提可以得出无数的结论来。比如说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观，把它作为前提你可以得出无数的结论。你把那些结论全部否定掉了，你的前提动吗？前提不动的。高水平的研究不会去针对结论的，你要打的什么？是前提。你说法律学术不是建构的，法律知识和法律制度都是普适的，你把我这个摧毁了你厉害了。这个还不厉害，我还有假设呢，前提的背后还有一个基本的前设，就是说法律制度和法学这样一类东西被人建构出来的东西，真是对人的生活有行动力量的，那你凭什么说，自生自发可能吗？人能有多大的理性，能够使他的理性超出于生成理性的条件以外，对这些条件进行批判和反思？可不可能？这是很大的挑战，因此问题的提出实际上要比给出结论重要得多，休谟提出一个问题，导致他身后所有的哲学家都要穷其他们一生必须回答这个问题。我就想干一件事，我提出的问题，你赞同也好，反对也好，对不起，以后你想做中国研究，你回避不了这个问题。
听众四：谢谢。
听众五：邓先生你好。我本身是做教育研究的，我在网上看到你不少你关于在吉大教育的尝试，还有你的文章，我非常有兴趣。我想问你认为中国教育本身有哪些大的缺失，有哪些是最主要的？
邓：这个问题是我一直特别关心的，总想写一个东西，但是总觉得没有特别多的时间。我在教育界有很多朋友，专门搞理论教育和理论研究的，我也读过很多关于这方面的书，因为我有女儿以后我就特别关心这个问题。但是我曾经尝试过，我女儿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让她休学。我女儿是个特别优秀的孩子，肯定在体制内他们的评价系统里边也是最好的学生，在外边她的性格各方面最好的学生，反正是非常好的一个孩子。但是到三年级的时候我就让她休学了，休学了回家，我就跟她讲：“你这样学下去，我觉得会出问题的。”她一直很紧张，在她上学以前我就跟她说老师讲的不一定都对。我在写我女儿的故事没有写完，有一个故事，我准备写在入学前我对她的教育，从她会说话我就告诉她，没有人是正确的，连爸爸都经常要犯错误的，只有上帝不会犯错误。后来她看了圣经，她说爸爸你错了，诺亚方舟的故事说明上帝也会犯错误，否则就不会有诺亚方舟这个故事。后来她读书我就跟她老师也会犯错误，老师讲的都不一定正确，你一定要自己想。她有一次考试拿了98分，她说：“哎呀爸爸，那两分就是因为你。”我说你考试差两分怎么会是因为我呢？她说：“就是你告诉我，老师不一定对，要自己想。我一想就想错了。”后来我想这个东西要跟她解释一下。我经常跟她散步，后来我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我跟她说：“你看，我告诉你的是什么呢？这条道路是向前的，但同时向后，还可以向左，也可能向右。你们老师告诉你这条路只能向前。你犯的错误是应该向前的时候你向左，所以我没有错，还是你错了。”她说：“对，我搞错方向了。”
那么这个例子说明什么？她休学一年之后，我在家里教她读书，读诗书，看她自己有兴趣看的书，有时候我会安排一些书给她看，特别愉快。到了一年以后，我受不了了。我是愉快得受不了，她是愉快的想继续享受。后来我跟她讲：“不行，你必须回去了。”她说：“我很愉快，你也很愉快，为什么要回去？”我说：“因为你在家里学不到坏。你有很多好朋友来看你，哥哥姐姐弟弟妹妹都会陪你玩，但是在家，在这样的环境里，你不知道什么叫坏，你不知道什么叫猫腻，你不知道什么叫做个局，你都不懂，所有社会性的东西你都不懂，都是掩饰，因为家里来的都是客人都是朋友。我没有办法，我必须把你送回去。”她说：“这倒是真的。”[听众笑]
因此，教育这方面我比较感觉到什么东西呢？开放性。开放性是一个很根本的问题。我们的教育严格来讲其实是不开放的。你不要说给你教室开放，给你讨论开放，我就问你，你们敢不敢在课堂上批评你的老师？你除非不想毕业。你敢不敢写一篇文章把你老师批一把，发到杂志上？不行，不让发，而且你还要出大问题。我的课堂里就是一定可以的，我说你们其他老师不敢批你就批我。因为知识就是给批判的，凭什么不可以批判？但在这个意义上讲我们的开放绝对是不够的，对知识本身的开放性是不够的，对知识的生产方式、再生产的方式本身也是不开放的。
所以我对教育的根本性的看法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人，我们的学生，他们在学校期间，尤其是大学生，包括研究生、博士生，他们不再简单的是把9年、10年放在了高校，他们是把最美好的青春和生命放在了高校。他们是人，他们是有脑子的人。如何来认识这个问题？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看到的是这个问题，现在我们不是。我们现在教材、图书馆、计算机很多，这不叫开放，实质性的开放你敢不敢？如果你搞教育，你敢不敢开一堂课，让学生在课堂底下批评，给他10分钟时间评价你的表现，你敢不敢？这是马上可以兑现的，你马上会表现得非常狭隘。我总是跟学生讲，记住了，好的批评是免费服务，坏的批评也是免费服务，free charge。人家用人家的时间和生命来看你的作品，凭什么？你有什么了不起的？人家看了给你提意见，你没想到的地方帮助你，你好像还觉得人家不尊重你了。苏力昨天在吉林大学，昨天晚上我跟他坐同一趟车回北京。昨天晚上我们一起吃饭，他跟我讲：“老邓，昨天下午的演讲学生提问了，学生提到邓老师，批评你了，你怎么看？”我说你怎么回答呢？他说他回答两点：第一点，我觉得被邓先生批评是光荣的。因为你要批评他是你看得起他。我说你这个很聪明，我为什么不选择张三李四王五就选择你？他们代表不了中国法学啊。第二点，邓先生讲理想图景，我其实也是有的，我的理想图景也是有的，我的没有他的高尚，我的理想图景就是爸爸妈妈想着小孩上大学，他说这是他的理想图景。他就回答了这两点。所以说要看他敢不敢接受批判，这个很重要。
听众六：邓先生你好，实际上对您的很多东西我是一直在看，包括早年您的求学和流亡北京的，后来到吉林大学，我觉得也是一个学者一脉相承的东西。但是实际上我今天不是要在这里和大家一样来赞扬你一下，我实际上觉得，包括你到吉林大学，包括你在做学问，你陷入了一个学者的偏执，说得好听一点可能是陷入了一种理想主义情结。包括你讲中国法学合围，包括对范式的批判，我简单谈一下我的看法。其实我觉得我们在研究法学合围或者经济学合围或者哲学合围的情况下，其实都是在建立无数的范式来探讨这个问题，也就说我们如果占有的范式资料更充分、更有把握的话，那么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分析或剖析会更全面。实际上来说，包括你从前面引用苏力还是梁治平这些学者来看，其实你说把他们归纳到了一个你认为的范式里面去。实际上来说，在中国的法学界实际上形成了一个精英集团，也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包括西方有一种……当初上海有一个学者叫曹锦清，他写了一本书提出什么庙堂理论、广场理论描述知识分子。我觉得其实中国的法学界更多的可能不是一种利益相纠结的东西，因为我们更多的时候……包括上半年、前一段的时候包括张维迎等学者，提出经济学家都是利益集团的代言人，我觉得这里面固然有着个因素，但是更多的我们应该反思，其实背后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们这些经济学家法学家实际上是以社会的精英自诩，但是他们实际上没有切入到生活真正的层面，作为吉林大学的首席教授，你对西方带来的宗教，或者中国本土的宗教对中国民间文化的影响你有没有深刻的研究，再看中国的农民问题，除了农民工社会流动带来的变化，我们中国学者到底有多少研究，有谁能对中国当下做出具体的发言？有没有这样的人？实际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今天站在台面上来演讲的人是无法对这些问题作出回答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些学者顺应着这种利益集团以及利益集团背后的政治格局，被排斥了。所以有的学者觉得很空虚，很空洞，表面上我们觉得像巩献田、像王小东，表面看来是要做什么大事，但是他做的这个事情是游离于我们生活表面的，这也就导致了我们比方说你对市民社会的研究，那么是不是来自于西方的那种范式？如果说不是那么究竟从哪里来？如果不是顺应着西方的范式发展，那么这个既定的资源从哪里来？如果中国未来的市民社会或者说不存在这个市民社会，将来怎么发展？这不是一个单独的问题了，我觉得总体来说，法学也好，并不是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当下我们应该考虑的问题应该是，实质上最本质的意义上来说应该是我们怎样有一种机制，或者包括苏力老师或者包括您等等这样一批人，能应用你们的研究把一些来自民间的真正的学者，真正代表民间原生态的思想的，能代表他们声言这样一种思想，能够有一个很好的推介，那么中国可能在那个时候，对中国的问题现在和未来会有更深的了解。因为我觉得，从您的角度来说，您是研究法理的，可能更关注的是更宏大的问题，比如中国或者是世界未来的法学哪里去，未来的法学家何为？可能要提供一个未来社会进化的范式，那么说，我倒不赞同所有的学者都来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在法轮功的背后，有没有中国的法学家考虑一个宗教法的问题，我觉得很具体的东西完全可以切合在一块，比如说我们可以有一个更宏大的主题，可以去把它们纳为一体，当然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问题，然后我们可能有更多的人一点点推动中国的问题的解决，这个我觉得可能更有意义。因为我觉得现在这种大家都一起来宣扬主义，来宣扬旗帜可能不如原生态的思想的发掘来的重要。这是我的一点想法，您可以批评。
邓：最后那句话有点遗憾，前面我都感觉讲的挺好的，最后那句话似乎要把主义这个问题提出来讨论，我这里讲的不是主义的问题。我很赞同你的看法，但是我不赞同说我有学者的偏执。每个人都有一种身份的认定，如果现实层面的问题，中国今天的世风日下，就是每个人不遵守自己的本分。吃饭不像吃饭的，卖饭的不想卖饭的，老师不像老师，学生不像学生，当爹妈的不像爹妈，当小孩的不像小孩，没有了本分。我的本分是什么？我的本分就是个读书人，现在是个教书人，我就干两件事，读书和教书。因此没有偏执，没有什么理想主义，就是在这个本分上展开我自己的工作。这是我首先要回应的。
第二，你讲的整个学术界的取向，不是说谁都需要去研究这些东西，都去真正去做。这个是对的，我赞同，我的意思是这些问题我们回避不了，我们过去就是这么做过来，摸着石头过河，我们就是一步步摸，谁都是这么摸，当然假的摸，在图纸上的水里边摸，不是真正在水里边趟着摸的，研究也是这样的，这个问题很重要。但是我要提醒你一点，大家也可以参考的一点。不知道有没有去过社科院社会学所没有，如果你去问一下，他们在底下做了多少调查，去看他们问的问卷吧。你简直不敢相信，他们下去了多少次，调查了多少问题，尽管是社会学所，但是为什么最后都是没有用的，（全是）废纸。因为研究是一定会有前件的，就是你下去为什么问这个问题而不是那个问题，不是随便来的，不是跑下去跟他过日子你就能过出来的。那要你干什么？不是这样的，你去看看人类学家的研究，我前面讲的那个“地方性知识”的，他去爪哇岛去跟他们一起生活，你看怀特，《街角社会》的，美国社会学学会主席，他跟黑帮混，他不是当一个小黑帮，他是有他一套分析架构来的，我们可以批判他的分析架构不行，不能真实地反映社会，但是不是说你跑进社会本身就能发言，你可以发言，但不是学术的发言。这个一定要分清楚。你讲的这一条非常好，就是下去如何做中国的研究，现在我底下成立了两个读书小组，一个叫4W读书小组，一个叫中国研究小组，就是彻彻底底地在讨论现实问题，希望假以时日，能够有一点小的贡献拿出来给大家批评。
听众七：我曾经是上海人，我去年在上海办了一个案子，全国第一个律师因为违反宪法而受到处罚。因为他在江苏省高级法院开庭的时候，公然声称中国共产党应该像中国国民党学习，早日开放党籍和报纸。最后他就离开了，他现在在加拿大。他们现在在海外骂共产党，猛烈地进行批判，我告诉他，温哥华是温带海洋气候，山清水秀，你对中国是不了解的，因为你在海外。海外那么多自由派整天在这儿骂，他们研究的很多都是伪命题，中国的社会现实他们没有真切的感受。那么我们国内的学者呢，像刚才这位先生讲的法轮功的问题，我们很多问题是避不开的。我去过一个企业调查，第三车间、第四车间、第五车间，全都信发法轮功，如果你全法办那就停产了。另外一个是家庭教会的问题，我最近办了一个案子，管理局的人特愚蠢，宗教事务方面既没有经验也很不自信，只好睁一支眼闭一只眼。我们学者很少有这样的，社科院一个朋友他在研究这个问题。我们发现我们的很多学者，还是存在一个问题，就是山头主义很厉害。从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个问题越多越好，大家可以互相包容，可以互相尊重一些。关键是什么？影响现在我们社会发展的很多紧迫的深层次问题，我们的学者不敢研究，还是存在一个不能够真正地面对我们社会现实的问题，我认为这是我们学者的一个毛病。
邓：有很多问题确实是很多学者不敢研究的，我觉得我们不能高调地要求他们。因为他们跟我们一样也是人，他们要生存，他们有家庭。但实际上我们内心要生出一种尊重来，就是我们内心对这些东西要有向往。这个东西不是喊出来的，我觉得是内心生出来的。有些人我知道的，其实我比你更了解一些，你刚才讲的这些人我都认识，他就是基督教徒，就是搞家庭教会的。这些东西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学者应该有一种内心的东西，他自己会觉得什么东西需要研究，我们不应该是高调的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没法做的。采取的最好的办法是底线的办法，就是让他尽学者的本分，去做学者应该做的事情。现在的问题是他没有做这些事情，他做得不是学术研究，就是剽窃、抄袭，搞那些东西。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可以慢慢来，一定会有这样的学者，我就知道好多学者在潜心做的，做得非常认真。慢慢看吧，有些东西也不能说。
听众八：邓老师我非常赞同你的观点，但是有一个小问题。您刚才讲到农民工到城市以后，中国文化会不会断掉。但是我想即使中国农民工都回到农村，中国文化就不会断掉吗？因为中国文化断不断掉我认为跟中国农民工没有太大关系，而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
邓：我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只是想说明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想说明在全球社会结构下的时候这个问题的复杂性，而不是想给你一个结论。但是这里边存在一个问题，我们知道其实真正的中国文化不是在都市中展开，比如说中国的都市会去过莫名其妙的西洋的情人节，圣诞节，你会收到莫名其妙的贺卡。只有在中国的农村会主要根据中国农村、中国的传统文化的方式进行节庆这方面的工作，而农民工实际上是农村的主力。他们就是老的和少的留在农村，这种传承不是非常好的，按照文化的传承来讲。文化很多是通过实践来示范的，是做出来的，不是说出来的，不是靠中国学者书本上研究能够研究的，文化一定不能脱离实践。中国学者能够干什么呢，当我们的文化被打压之后会有很多人会站出来说，不可以采取这些arbitrary（专断）的手段来做。比如说“五四”简单地把中国的文化断掉，简单地搞白话文，如果当时有学者出来阻碍，这个是学者可以做的事情，但是中国确实很复杂，中国文化尤其复杂。你的问题提得很好，但是我想告诉你我并不想得出这个结论，只是想说明问题的复杂性。
——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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