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主题：中国法学向何处去
主讲人：邓正来（吉林大学西方法哲学研究所所长，西南政法大学名誉教授，浙江大学法学院名誉教授，创办并主编《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和《中国书评》。）
时间：2006年11月12日（周日）下午2：30
地址：北京大学资源宾馆三层1308室 书社
下面是讲座录音的文字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
欢迎大家来到参加今天下午的讲座，我们有幸请到了吉林大学法学院教授、西方法哲学研究所的所长邓正来老师，邓老师在国内的学术界、理论界有相当的影响和声誉。我刚才看了一下今天参加讲座的朋友签到的名册，有不少高校的朋友、还有一些媒体和研究机构的朋友，首先欢迎大家的参与。
我们都知道，历史走到今天，中国的法学在取得了较大成就的同时也暴露出不少的问题，那么中国法学究竟向何处去，我们有请邓老师以此为题来开始今天的演讲。
邓正来:
非常荣幸能到这么一个场合来做一个交流。我不知道是什么，因为我网络知识很差，所以不知道它是什么。直到上周我去吉大上课，有人想请我去另外一个城市演讲时，我说不行，我已经约好了要去作演讲，他们说邓先生连这么一个左派大本营也敢去。我说我为什么不敢去，他说因为你是一个搞自由主义研究的人。大家知道哈耶克著作的翻译和引进的工作主要是我做的，我用8年时间研究这么一个人，翻译了 220万字，他的所有著作，也包括研究他的二手文件全部都看过。我这么一个人怎么敢跑到左派大本营去？于是我赶紧按小范给我的网址www.wyzxwyzx.com上网去看，我一看知道了，原来是怎么一个东西。[听众笑]于是乎我说我感到很荣幸。
其实我讲的不应该叫《中国法学向何处去》，严格意义上讲应该是《中国学术向何处去》，我只是把法学作为一个个案来作一个分析，到底是不是可以再重新看中国向何处去，那是一个更新层次的东西，要做另外的研究。从学术层面的意义上我做了这么一件事情。2005年《中国政法大学学报》约我写一篇论文，当时我没听说过那个学报，我说我没空，但是主编三次请我，我看他很真诚，我就问他你到底想做学问还是不想做学问，他说我保证把这个刊物做成学术刊物，我说那好我尝试着给你一篇文章，我说你敢不敢放，他问什么意思，我说文章很长，他说保证能放。这个学报一年六期，连载了四期，每期4万多字。这篇文章写完就18万字，商务印书馆在06年1月就把它印成书，7月就重印，这本书的名字就叫《中国法学向何处去》，到今天为止这本书的书评已经不下一百篇了，很多学术刊物都开了专栏来讨论，批评的也好，赞扬的也好，各种各样的声音都有。
我今天就讲一下这个研究的背景，文章里不太表现出来的背后的东西，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研究。我想时间足够的话讲5部分，时间不够讲4部分。第一部分讲限定，第二部分讲这个研究的基本思想，第三部分讲这个研究出场的背景，第四部分讲作为历史条件的中国，如果时间足够就讲进一步进行这个研究的困难。
（一）基本限定
首先讲限定。
第一个限定是，我所研究的是一个时代，从1978年一直到现在，从文本开始到2004年，实际上到今天已经可以通行适用了。什么叫时代？时代在学术意义上讲是最高的褒奖。我们知道自然法学派时代，我们知道理性时代，我们知道非理性时代，这个“时代”在学术意义上讲是非常高的褒奖。就是在这30年当中，中国法学界各方人士的努力，做出了很大的贡献，从无到有。大家要注意，这个工作是从无到有，不是什么深度推进的，但是我想说明的是无论这个时代多么伟大，也无论这个时代有多大的贡献，它都不构成我们继续思想的理由，不构成阻止我们进一步思想的理由，也同样不构成阻止我们反思和批判它的理由。这是第一个限定。
第二个限定。在中国法学的这30年当中，我认为有4个理论模式可以代表中国整个法学的趋向的。第一个模式是权利本位论。吉林大学党委书记张文显先生，我的好哥们，我在他手下工作，是他把我请去的。第一个理论模式就是他的，我批判的第一个就是他。权利本位论，从权利到义务，这是第一个模式。第二个模式是法条主义，搞部门法的，大家都知道《物权法》、《刑法》，搞这些法律，这些人，法条主义。以为法条就是重要的。第三个理论模式是北大的朱苏力先生的，本土资源论。第四个理论模式是梁治平先生的法律文化论。这是4个理论模式。一定会有人说邓先生，还有很多各种各样的理论模式，学术研究不是论功行赏，不是排名次排座位，不是点人头。你知道文艺复兴时期有多少大师吗？你知道自然法学派时期有多少大师吗？你也就是数出来格劳秀斯、霍布斯、洛克，你还能数出还有其他人吗？你数不出来了，但是无数这样的人都在里面，你不能论功行赏啊。咱们不能开花名册。他们是主流，能够反映中国整个三十年法学的趋势。这是第二个限定。
第三个限定，我的研究方式是批判的。为什么要采取批判，这里要讲两点。
第一点，我们学习也好，研究也好，我们到底是在搞什么？一定要搞清楚，我们是在从事知识研究，我们不是在搞真理研究。真理是上帝的事，别冒充上帝，任何人如果讲的是“真理”，你一定在心里记住，他不是无知就是狂妄。你是个人，人是个什么东西？最基本的构成性限度就是你的理性是有限度的。所以所有的人，无论是研究也好，讲授也好，你一定要记住，它是有限度的，你做的是知识研究。什么叫知识研究？知识的最大内在规定性是什么？就是它的限度，限度意味着什么？限度意味着批判的可能性，意味着批判的必然性，否则就没有学术传统可言。你一个人真理讲完了，要我们思考什么？我们不思想了，你就想完了算，没有人做得到。学术传统是由此而建构起来的，在每一个批判当中建立起来的。柏拉图伟大，照样要批判他，亚利斯多德就要批判他。你亚利斯多德伟大，终究也是要淹没掉，谁研究你开发你你照样淹没掉。你康德伟大，不仅要搞出新康德主义，还有其他主义，照样批判你。你功利主义如此之伟大，照样把你颠覆掉。马克思伟大吧，马克思伟大但是也不要搞错，马克思伟大但他搞的也不是真理。同样的所有人都不是真理，谁把它搞成真理，背后一定有其他东西，不是其他就是他对他所研究的东西不太了解。这个一定要搞清楚，否则我就不批判了。因此我觉得我是在做知识研究，我要批判。同样我的研究也是对别人开放的，也是可以被批判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学术界存在的方式，学术界存在的方式就两条最基本的。其一，当下的人对此前思想者的思想进行批判。做不到这一点就根本谈不上学术传统的建立，你看中国法学这三十年，包括此前，你去看有多少是对此前思想者的批判，少之又少，都是你好我好。更重要的存在方式和条件是什么，是同时代的人对同时代的人的思想理论进行批判，中国也没有的，是不可以批判的，每个人都说哎呀你这个写得很好，要不就骂这么臭的水平。你说有学术界吗？没界，是一伙人，说的不好听是一拨人在那混，他不知道学术批判是一个非常正常的事情，他会把你视作眼中钉。左派批判一下右派，右派不得了，跳起来了。右派批判左派，左派也不得了，跳起来了。中国原来搞的新左派和新自由主义的论战，我就不参加，两派都是我的朋友，他们都说邓先生你应该出来说话，我说我不出来说话，我的理由是你们从来没有在中国的问题上交锋，你们都是在概念上讨论问题，下面我会涉及到这个问题。这是我做的三个基本的限定。
（二）研究的基本思想
第二个我想讲一下我这个研究的基础思想。我这个研究的基本问题是什么，源出于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我出生在上海，我14岁当童工，然后文化大革命三线建设到了四川，开后门保证我不去上山下乡，混入工人阶级领导队伍，开后门进去了。那时候真是人没有机床高，我做了8年的车工，每天早去帮师傅擦干净车床，然后把茶沏好，他来了给他点烟，然后跟着偷学技术，等他走了我再把机床擦干净。一年以后我学基础，我就可以操作了，慢慢上手，当时我有一个困惑，我小学的教育告诉我什么，你们这拨人太幸福了，生长在红旗下，生活在蜜水中，唯独只有在那万恶的旧社会，小孩子瘦得皮包骨，天不亮就去给挺着大肚子的资本家打工，天黑了不能回家，我就想怎么我也当起童工来了，那个时候我不懂，这个困惑一直留存在心里面。后来慢慢地读书读得越来越多，就把它变成一个理论的问题。这个理论的问题是什么？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谁有这么大的资格，可以把我安排在这样的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生活？我们可以把它一般化，谁有这么大的权力和资格把我们13亿人安排在这样的一种性质的社会秩序当中生活？我们还可以进一步追问，谁给了我们13亿人权利，谁给了我们合法性去给后边13亿人甚至更多人安排这样一种性质的社会生活的秩序？这个问题理论上讲就是一个社会秩序的建构及其正当性的问题。在这种源出于骨子里、小孩子时期的这么一种奇怪的困惑。这个问题显然就涉及到我一直强调的理想图景（ideal picture）的问题，讨论的是这么一个基本的问题。
任何学术研究都需要有假设，我这里有两个基本的假设。
第一个假设就是任何法律和研究它的法律知识都具有建构性，而不像人们所说的法律是滞后的，保证人们利益的，不是这么简单的，大家可以去看看，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先有了，然后资产阶级开始制定法律来捍卫这个利益，根本不是这样的。十三世纪开始，西方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已经开始游动了，但是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什么？是制度性的安排和倾向已经出现了。如果没有这样的制度性的安排和倾向的出现，这些经济因素是出不来的。当投机倒把在我们的制度安排和倾向中是坏的时候，你想它能猖獗吗？它能盛行吗？不太可能。所以这种制度安排的建构性的力量非常强大。还有一种是什么？图景。学术研究严格来讲是提供图景的，至少有一大部分是提供图景的，还有一部分是描述的。我自己觉得图景的建构性力量大在什么地方？我经历过文革，从70年到78年我是当工人，我告诉你，我是很幸福的，除了我父亲被斗等个别事件令我不愉快，我一直是很幸福的。有好吃的反正大家都喜欢我，给我吃特辣的，我每天工作很好，从来不早退迟到，很愉快。突然76年文化大革命结束，77年慢慢意识到我是不幸的，究竟是什么样的力量，能使你在经验上感觉到一直是幸福的东西突然使你感觉到你是不幸的。突然发现什么？图景。哦，人是应该有人格的，人是应该有自由的，人应该是这样那样的，它给了你一套图景。你看图景的力量有多大？它能够把你的经验本身都否定掉。这个假设一定要注意到，它（法律）不像人们说的是被动的，被物质性事物支配的，不是那么简单。这是第一个假设。
第二个假设是，任何法律、制度性的安排和法学知识都不具有普遍适应性。不可能有普适的，如果有，请给我讲是德国的普适还是美国的普适。普适的话你把它全部抄了，你为什么做不到？地方性知识、文化就是不一样。最近有一个案子，叫彭水诗案，在一个小县城（重庆彭水），一个叫秦中飞的人的编了顺口溜发短信骂县领导，传出去以后公安局以诽谤为由把他抓起来，结果外面的舆论媒体、网络一炒，马上就把他放了。我们当时讨论这个问题，我就讲，我看到所有的舆论都在欢呼，为网络的胜利，为媒体的成功监督而欢呼，把人放了还道了歉赔了钱，都在欢呼我们对权力的监督成功了，但是谁也没有再关注过秦中飞的命运。秦中飞的老婆说要跟他离婚，秦中飞的朋友同学要结婚不会给他发请帖了，所有人都觉得他是一个特别糟糕的人，他本人也觉得自己是个特别糟糕的人，这辈子再也不敢干这样的事情了，这说明什么？一个被假设为普遍适用的制度，权力制约制度，为什么到了一个小城里运作不起来了？这就是地方性知识的力量，它是一个“熟人社会”，熟人社会对地方性的秩序有一种支撑，它会告诉你一个制度不是那么简单就可以拿进来用的。所以任何法律制度安排，任何法学知识都有特定时空性。这就是我做的两个假设。特定时空性这一条，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中国学术界尤其是搞政治哲学的，他们关心的都是“平等政治”。我们都知道16、17世纪，西方人从上帝的笼罩下走出来，每个人都成了“大写的人”，有理性，人和人之间都发生了平等关系，于是乎才为民主提供了可行性。但是中国学术界不知道这个事情，实际上同样是在西方，在18世纪中期以后出现了一股非常强大的力量，就是“差异政治”，不是平等政治而是差异政治。什么叫差异政治？差异政治说ok我们是平等的，但一定记住我们是有差异的，不仅要知道我们是平等的，同时也要尊重我们是不同的（这个事实）。差异政治背后根源的假设是什么呢？是说人都有一种本征性地追求的理想，就是我是邓正来，我的言行举止是这样的，这样才像邓正来，那样就不像我。每个人对自己都有一个本征性的追求，这就会给自己搞一个理想，都会觉得我今天做事情做得不太好，不太像我，我怎么会干这个事，很遗憾，那件事干得很好，很像我，很得意。实际上这种个人的本征性的追求，差异政治，不仅是在个人层面，泰曼讲它是个人层面的，严格来讲我认为是可以到社群、群体甚至文明（这样的层面）都可以，这是我们要引起我们高度重视的。
第三个，我根据上面的基本假设和问题，对中国的法学或者中国的学术作出什么样的批判？我的批判在这里不能展开，因为写了那么多字嘛，大家可以去看。[书店进了我的书没有？（还没有。）那你们的工作做得不好，应该先让读者了解我的书。]我批判中国的四个法学模式是不一样的，但是不要紧，你们的观点不同甚至相反，但是有一点，不管你们意识到还是没意识到，都是以现代化范式为前设。那么现代化范式最基本的问题是什么呢？是两条。
第一是时间上的唯一性，就是只有从过去、现在到未来这个向度，它不可能倒过来从未来看过去，它也不可能从今天去看过去。这个尺度就是个“进步”的尺度，今天永远比过去进步，未来肯定比今天更好，不可能逆转。（有人）说中国人过去没有民法，中国人重情轻民，没有民法，且不要说这个中国法学就不懂，它拿西方的鬼子那套东西，说鬼子有民法，有民法典，你看从古罗马时代他们就搞民法典，啊怎么怎么的，中国没有民法典，是重情轻民。中国人不过日子吗？中国人结不结婚？中国人有没有遗产？中国人要不要交易、买东西？所有的事情发生中国人是一点规则都没有的吗？这些东西一定是有规则的，只是中国人没有把这套规则叫做民法而已。（可是）它说中国人就重情轻民。这个还不重要，它说你这个是不道德的，是万恶的。这个时间的唯一性上不加上道德和价值判断还不要紧，一加上完了。中国过去的女性穿小脚鞋它说这个是不道德的。凭什么？你去问当时人她们感觉很愉快的，还比谁的脚小呢，你怎么就知道她不愉快呢？这个就非常恶劣，所有的一切就只有未来是好的，这是最恐怖的一条。它这个进步的维度是有目的性的，这个目的是哪里？西方。这个是非常恐怖的事，只有那个标杆、那个尺度才是我们的方向，那个才叫现代化，否定完了。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兑现的方式的唯一性。就是兑现西方的那个现代化，你也得按照西方人的那个方式去展开。你不可能的，不能有其他。先搞市场经济，搞上市场经济以后，利益分裂，集团出现，全后开始搞权力分立，司法要独立等等，然后搞多党制什么的，就是模仿着西方来，西方如果说那样做它就会说那样做。
这是现代化的两个最核心的东西，首先是在时间上的唯一性，然后是兑现方式的唯一性。它这个现代化就导致两个基本的取向性的结果。
第一个结果就是不经思考不经反思，不加批判地把大量的西方的理想图景移植进来。它不仅是把它移植进来，它还误以为就是中国的理想图景。我给你们举个例子。我是03年进入学术体制的，我不参加体制内的会的，我04年是第一次参加中国法学界的一个会，我想去看看他们是怎么开会的，也是好朋友推我去，他们说要开三天会，讨论宪政、人权、法制。不得了，在一个五星级的山庄里，上百个教授，所谓知名教授们，弄了很多学生来听，叫我给他们大会做一个学术的总结。我就很认真地听了，好好学，记笔记，认真听了三天。结果我总结讲了四十分钟，讲了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什么叫一个成功的学术会议。[听众笑。]连成功的学术会议都不知道你瞎开什么开？但是这个和我们今天的主题没有关系，我就不讲了。第二个问题，我说你们都是从不同的角度来谈宪政、人权、法制，声音都不一样，但是我听到你们一个共同的声音，这个共同的声音我觉得不仅是让我觉得惊讶，而且我觉得非常恐怖。这声音是什么呢？没有一个人、没有一种观点是质疑宪政、人权和法制的，没有的，都不要说批判。我说我很奇怪，我一天研究西学，我看的那些大师的著作里面每个人都是在批判的，不像我们的。我很奇怪，为什么别人经验性的制度安排，就是明显不是真理性的东西，是要不断试错、不断调整、整不断批判的，怎么到了我们这里，经过什么力量就变成了我们未来的图景？这个地方的意义在哪里？恐怖到什么地步？意味着我们这么些人是没有未来的，中国是没有未来的。你的未来在此前就已经被西方人全部所规定了。
我讲一个个案给你们听，这是让我非常痛心的，这是右派和左派尤其是左派要检讨的。1997年香港回归，你们可以去做个案研究，香港回归，一国两制，你去检索，1997年7月1号回归，你去检索那前三年的文献，不得了！从邓小平确定下来一国两制后，多少（文献）？疯了！全是那些论证的、注释的，文章多得不得了。你看香港回归以后你再去做一个三年的研究，这些同样的核心刊物还有没有（相关的文献）？没了！为什么？任务完成了！拍马屁干完了，吹捧完了！这个不重要，你拍马屁是政治逻辑，我们都懂，这是允许的。当然了在这个层面是可以讲的，因为它就是要命令的嘛，你底下完不成你提拔不上去啊。问题是你盯着一个什么东西啊？你看不到一国两制有可能是在政治哲学上中国人作出的伟大贡献。他们不但从民主国家的民主主权一体化起，货币币值一体化起，所有东西都打掉了，除了军队。没有人去研究的，他没有，他不知道这个有可能是他的未来，甚至是人类的未来。他不管，没人再去研究了。这个是一个结果。
第二个结果是什么呢？正是把西方理想途径移植进来以后必然导致忽略中国本身。把中国本身给忽略了，大家一定要记住，大家今天再去网上。我建议你们去把那些学术性的文章，经济学的也好，社会学的也好，法学也好，只要是谈我国怎么样，论中国什么的，你把那两个字统统替换掉成美国、法国、菲律宾，同样可以用的，那是真的中国问题吗？中国在这里变成了形容词，他们实质上根本就不是关心中国的。
我下面马上举一个理论的例子给你们听，这个例子是什么？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1994年公布的，非常巧，我平时也不关心这些法，我也不懂。我做了一个调查，我那时候连上网都不会，我让我的学生去查1994年以后，即《消费者权益保护法》颁布以后中国法学的刊物上有多少篇论文是研究这个东西的。正好核心刊物的确立是1994年，很巧，检索了九年到2003年，结果你都不敢相信，只有三十来篇是讨论这个东西的，就是涉及到消费。 其中七八篇没干系的，拉动什么农村、城市消费，这个两码事，不着边际，再有七八篇是说欧盟是怎么回事，越南的消费是怎么回事，也没关系。另两类有关系了，一类是说到底是属于经济法还是民法的？这跟中国人有关了！让我很惊讶，他们到底相关在哪里，跟谁有关了？是跟这些搞研究的人有关，说这碗饭该给谁吃？是给经济法教研室吃呢，还是给民法教研室吃？这碗饭一吃不得了，硕士生名额、博士生名额，经费、项目费全部来了，打得不亦乐乎。你说他这是和消费者有关系的吗？没有。最后一类是绝对有关系了，王海打假现象？这个和中国人绝对有关系，王海也是日常生活中的人物，有关系，但那个就是中国吗？请问王海为什么从来不去农村打假？从来只在能够有高额偿付能力和绝对有信誉偿付能力的大超市、大企业去打。意味着什么？不仅意味着中国法学研究的严重地都市化现象，同样的中国法律的严重都市化现象，县级以下有没有消协机构？没有！有都是假的，乡里设的都是假的。没有的。你去看中央电视台每年报315，它有没有报农村的？全是都市里的。我们的法学文章写得好，说以后要严格控制产品、货品、食品上架制度，检查什么的，农村有上架吗？它有超市没有？小学校前面放个摊，拿矿泉水瓶子，不知道洗过没有，色素水、红糖水往里一倒，糖精一放，可口可乐！没钱的孩子还好，有五毛钱的孩子倒了霉。你去农村的医疗卫生去看看，他们用的什么药？什么医疗设备？有人关心过他们没有？我们的法学研究真的关心过那九亿多农民吗？他们通过什么东西来掩盖他们的不关心？（他们）说法律上讲的消费者是个抽象概念，中国只要有消费能力的人都是消费者，他能起诉吗？你的整个制度是配套的吗？是支持的吗？法学研究你去关心过这个吗？什么IT，英语那么好，我都不知道IT什么意思，农民能知道吗？这是一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中国的学术研究到了什么地步？环保，诸位都知道，环保是什么，你去看检索文章，环保就是喂环保好，就是要有责任观念啊，环保以后大家和谐啊什么。都是这套东西，不知道哪里来的？环保这个现象，他们不研究的，为什么这么多人前赴后继那么勇敢的去环保？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他为什么坚持环保？面对如此强大的国家机器他也要干这个环保？为什么？背后有一种正义观在支持他们，我们国家现在搞《环保法》，它是不知道正义观的，我这个讲出来是有知识产权的。这个背后的正义观是“多代人的正义观”（the justice of generations），什么意思呢？你当下的这代人的生活善恶，你说了不算。你甭以为你很善，没有！你把树砍了，你把臭氧层破坏了，你以为你很善？没有！你不善得很！你的善由谁来评判？后面的一代甚至数代人来评判你。这是多代人的正义观，同时我们知道，我们现在也讲人权了。我们的人权第一条叫什么？叫“生存权”，很多人研究，厉害！白皮书哗哗出，人权，生存权。他也不知道为什么有那么多人前赴后继就是要干那些假冒伪劣产品。他们用经济学分析说这是利润最大化啊怎么怎么，风险小了，成本低了，可以赚很多的钱，真的吗？我们去看看很多人是因为这个吗？不是的，也是有一种正义观。你别把它看坏了，你凭什么就先给他带一个道德的帽子。背后有一种正义观在支持他，这种正义观是什么？“一代人的正义观”（the justice of A generation）。这种一代人的正义观意味着什么？我的生活的善恶是有我说了算。我们看美国的西部片，在那个拓荒的时候，向西部开发，跨枪。一口井，只能来三个人，来二十个人怎么办？看谁枪掏得快，叭！干掉十七个，就是这里的，就是这么简单的，你不要以为这种正义观有问题。中国的法学学术界、伦理学界看不到这背后的两种正义观且可以原谅，但它更看不到中国这么一个13亿的国家严重转型的期间，这两种正义观是同时实行的。你叫这个农民怎么办？我到底是要生存，还是你的环保？我要一代人正义还是多代人正义？你作为政治决断者你要决断呐！我们不想这些问题，我们不研究这些问题，他在研究什么中国问题？他表面上在研究中国的消费、中国的环保、中国的人权，是吗？这是中国的问题吗?概念问题，拿到哪儿去都能用。这是我对他们最基本、最核心的批判。
（三）研究出场的背景
然后我讲一下我这个研究出场的背景，主要有两个。
刚才我开始讲了，实际上题目更准确应该是中国学术向何处去，但是主要是拿法学做个案。我实际上对整个中国严格来讲从80年代以来都批判，以后我会陆续把它写出来。第一个背景是结构性的，中国实际上很早就和跟西方、跟其他文明有交道了，但是真正整体上的结构性的当然还是在1840年以后。但是大家注意，中国从1840年后进入世界，但是并没有进入世界结构，你到了世界里面去，但你没有进入世界结构。这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在场，但你不是游戏中人，你是游戏的局外人。我们每个人都当过小朋友，我们在孩提时代都跟小朋友玩过游戏。我不知道你们接触过什么样的游戏？我经历过，当时我们放学以后写作业，写完作业大家就一起去玩。但是一个男孩子一个女孩子老不带我玩，不知道什么原因，就让站在那边看着他们。这女的老当大夫，男的老当病人。他们没近来时女的当警察男的当小偷。我们就拼命想参与，我是进了这个人数，但是我是局外人。我就跟她说，你老当医生没意思，为什么呢？她老看不好，他老生病，你换我行不行？我也来当病人，他今天好了，今天我生病，你看好了，也有一点成功嘛。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就愿意当这样的大夫，让那个男的回答，我就愿意当这样的病人。什么意思呢？我们进入了世界，没有进入世界结构之中，意味着什么？你是这场世界游戏的局外人。局外人的意义在哪里？在你无论对这个游戏规则的正当性，发言还是不发言是没有意义的。你不要说今天我跟它交往，明天跟它交往，没有意义的，没人理你，这是游戏局外人。但是到78年以后，这个局面开始发生改变了，慢慢开始进入结构，最厉害的是从WTO开始，完全进入结构，以什么换回来什么呢？交出去什么换回什么呢？交出的是我们严格遵守既有的这套游戏规则，换回来的是在以后修正这个游戏规则甚至否弃这个游戏规则的某种资格和可能性。但是中国一进入世界结构以后马上发现两个问题。我们进入世界结构是以主权平等者进入的，我们到今天还在大讲主权平等，很重要，但仅此不够的。
我们突然发现有两样事情是主权平等原则解决不了问题的，第一是在这个游戏当中有中心，还有边缘。它不管你平不平等，你跟他说哥们今天你当中心，明天我当中心，你到边缘呆一会儿，没人理你。中心国假如说是美国，你跟他说我跟你主权平等，交涉交涉，你去边缘呆一会儿，我来当这个中心行不行？没人理睬你。这个政经结构不按你的意志转移。它是一个结构，你突然发现主权平等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第二个，我们在获得了修改规则的资格以后，我们提不出任何理想图景来。我们关门可以说的，比如说八荣八耻，什么和谐社会，三个代表，都可以谈的，应该谈。但是我想问的是，你这个能够到世界舞台上去说吗？你能讲吗？什么意思呢？我们有了资格，但是我们是靠主权平等的，我们和你平等，我们也来说，不行的，你不能乱说，你不能乱讲。你有一套真正的善的理想途径？有没有？于是乎，我们在结构这个层面上发现，无论我们是进去也好，在外面也好，这两个问题是我们回避不了的。仅仅凭靠主权平等在今天的结构游戏里面是解决不了问题的，仅此是不够的。因此我就提出来，要由主权的中国向主体性的中国迈进。
第二个背景是思想性的背景，1840年以后我们被打败了，中国思想界就开始思想，忙，什么都思想。就想如何和其他的国家平起平坐，或者超过其他国家。但唯独一样东西他们不思想，他们思想一切，但唯独对思想根据本身不思想。思想需要根据的，他们对那个思想根据本身是不思想的，这个思想根据是什么？这就是在我看来就是当下的中国。没有人对当下的中国做负责任的研究。于是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最基本的场面，很多学者，拿着鬼子的思想跟中国祖先的思想干，跟中国的新传统干？毛泽东啊等等，在干。打得不亦乐乎。另一拨人，拿着中国祖先的思想拿着中国新传统的思想跟鬼子干。忙得不得了，打得热火朝天。你再一看，你问他们人呢？他们是不存在的，他们是帮着打战。这个问题不解决，也就说如果我们不对当下中国作认真负责任的研究，肯定会有人说了，邓先生我们在底下做了很多实证研究，我们下去做，甭跟我说那个话，如果你跟我讲这个话，你看到的那些东西就是真实，就跟随农民来说，要你干什么。你一定要看到这个现象背后的结构，是什么东西在支配他？是什么使这些现象成为这种现象？这就是我讲的。不要以为纯理论是没有用的，纯理论没有在当下去批评警察欺负老百姓，它是可能看到了背后，背后就是权力机器怎么能够没有限制。是什么使这个现象出现？是因为公共权力没被监督没被限制。所以我们眼下有一个倾向，我知道学术界研究中的一股倾向，那个没用啊，你到张村李村马上就不一样，我可以给你无数例外，你说不清楚的。这个要重视起来，最重要的是对当下的中国负责。
（四）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中国
然后讲一下作为历史性条件的中国。今天的中国最大的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中国不再是孤立的地理上的中国。但是我们现在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孤立的、有一个严格的政治边界下进行的研究。实际上中国已经是在这个世界结构之中了，中国至少受到了这样三个世界的支配。西方世界，非常简单，他们的发展是通过自然时间为尺度展开的，用今天的术语来说，发展阶段，第二阶段发达阶段，再一个阶段，“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全球化，他们把第三阶段叫做“第二现代世界”，或者叫“后工业化史观”，但是叫“风险社会”更有理论依据。这三个阶段的发展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他们在每一个阶段的发展过程中是没有示范（no model）的，全部都是他们所作所为，他们不但被历史建构着，他们同样是在建构着历史，他们在塑造着model，完了以后他们有没有未来了，这未来不知道的。
这是他们最重要的特点，但中国不一样，尤其进入世界结构以后中国不一样，中国是同时面临着在发展中阶段、发达阶段和第二现代世界。发展中就不要说了，我们大家都知道。工业化也不要讲了，我们中国有很多产业，都已经非常工业化了，完全是够达到发达水平的，但不是全部，也同时在饱尝着这种恶果。更要命的是第二现代世界、风险社会也进来了。风险社会意味着什么？在现代以前风险是可以被确定的，专家可以告诉你喝了这东西是要死人的，现代风险社会不知道的。松花江污染案，为什么政府干部要被撤销，它甚至能够影响政治制度的安排，影响一个政治系统的任命，谁都不知道它会导致什么样的结果。但是专家说话没用啦，专家说不会有问题，老百姓说有问题，谣传、流传、传说，社会理想而不是技术理性（technical ration）起作用，风险社会就是这样，臭氧层破坏有什么结果？谁都说不清楚。为什么所有的政府要限制克隆（clone），为什么反对这个？专家说实际上这个不可怕的，但谁都不敢弄。为什么不敢弄？你没法用你的科学理性来预测，所以它甚至决定很多种安排。所以中国在这么一个阶段的同时要把西方的自然时间的展开变成一个共时性的实践，所以中国实际上非常复杂的（complicated）。你看中国的农村，过去的贫富是什么概念？我们家隔壁家老母猪争气，今年生了好几个猪崽，他们家厉害，我们家老母猪今年不争气，生了俩。隔壁家的母鸡下蛋下得猛，下了一百多只，我们家老母鸡不行，下了二三十只就不下了。这叫贫富。现在电视夸拉一下进去，接通电，他就知道什么叫奔驰，什么叫Adidas，什么叫饮料，什么叫卖当劳，它是这个，贫富的概念都不一样了。
中国的事情复杂到什么地步呢？再举个现象，农民工进城，农民工七八千万在城市里面支撑中国所谓的劳动密集型的经济，于是乎，你看法学界、学术界在干什么，在喊要保障他们的权益，要给他们拿到工资过年回家。你说这个叫研究吗？这个根本就不叫研究，因为老百姓都这么想，你把东西给我，我回家过年，这还要你研究。[听众笑]不要你研究，你水平跟人家差不多，这个背后是什么。如果在世界结构下你就不会这么看了，如果你知道中国是在世界结构中的中国你就不会这么看了。这批人的年龄是多少？14到15岁之间，是农村的主力，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可能复苏的中国传统文化可能段掉，意味着他们真正地可能把中国农村抽空，完全在发展主义逻辑的意识形态下和都市化逻辑展开。出来打工赚到钱了，ok激励着再来吧，不断往外跑，农村还成什么农村？文化在整个世界结构中被抽空了，这问题它考虑过吗？它根本不考虑，它不知道。所以今天中国的问题不再像我们可以关着门讲，讲经济，什么GDP，我听了都觉得挺逗的，每年进步点七点八，不得了。美国人明天打个喷嚏你试试，它的经济打个喷嚏你再跟我说你点七点八，没有意义啦，讲那些东西你去唬孩子。边界早已被突破，你是完全在世界结构中展开的，是有示范的，为什么很多人亡着命去干很多事情？它就是有种示范的作用，所以中国的问题更加复杂，我们一定要认清这个问题，但遗憾的是什么？尤其是中国的学术界从来不关心中国的理想图景是什么，我在我的学术研究的书的最后写了一行字，我说谁也别问我邓先生中国的理想图景是什么，你的理想图景是什么，别问我，我说你要问我我就送你一句话，当我把你从狼口拯救出来以后，别逼着我重新把你送回虎口。
很多人都提这样的问题，邓先生你能不能给我们提个中国的理想图景，我说我为什么不回答，我说中国的应试教育也是导致这个结果。这个思维方式就是一加一等于几的思维方式，答案永远不在问者手里，问者永远没有答案的，答案永远在答者手里。考试，老师，这个题有多大的范围，有几个要点，答案就在老师手里，它没有正确的。我到吉林大学去上课，上了两天后我觉得挺奇怪，很有意思，根本就不是在上课。他们为了庆祝我去工作两年了，他们为了表示感谢，校长书记请我吃饭，我酒足饭后先提一个问题，为什么现在的老师要上课？哇，他们就说了一套，我说不对，我说哪天我带着你们去看，偷偷摸摸地不要通知，高水平的老师手背在后面，没有讲义地哇哇乱讲，水平差的放着一个讲义，忘掉了看一眼然后讲，水平更差的照着念，我说这是干嘛？还有点名制度，相应的配套惩罚措施都有的，就是为了使我们的学生变成一台一台水平参差不齐、质量高低不等的复印机，根本不动脑子的。一本讲义讲十年，点名制度是为了什么？是为了使下面的一届人听不到，我明年还可以照样讲，他还光荣呢，一个东西讲十年他说。你这叫什么水平？你这是不读书的水平，你把点名制度打开，第二年下一届的人听过的，他第二次会来吗？他不来啦！没人听了你才搞点名制度，目的是你当场别跑，其他人不准进，我第二年还得继续讲，他不要读书的，他以为这叫水平高。学生变成了什么呢？学生不要带脑子来了，学生非常聪明，你搞这招是吧，点完名我就开溜，十个人你记笔记，我们九个人玩，第二天你来，我记笔记，到最后大家拿着笔记抄，水平高的放到网上卖，考试之前谁要笔记，我有完全的笔记，录音还有。你是在让学生动脑子吗？我就问你一个问题，为什么你作为老师不先把你的讲义复印好先给学生，一个字都不差，为什么？我说你哪里是在教书。我们的学生都提了这样的问题，后来我就讲，中国法律的理想图景是我们每一个个人的问题，是我们每一个人都要有一个对善的生活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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