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系列之四
香港大学甘阳教授主讲“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
“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系列之四，于 5月12日晚上在公共管理学院一楼报告厅举行，香港大学亚洲中心研究员甘阳教授主讲“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本次论坛由清华大学公管学崔之元教授主持，北京大学法学院院长朱苏力教授，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读书”主编汪晖教授做了精彩的评论。
崔之元教授在开场白中，介绍了北京共识系列的前三讲，即2005年3月15日雷默先生（Jashua Cooper Ramo）主讲“北京共识的下一步”，2005年3月17日斯蒂格利茨先生（Joseph E. Stiglitz）主讲“后华盛顿共识的共识”，2005年3月30日胡鞍钢教授主讲“莫斯科共识－华盛顿共识－后华盛顿共识与中国之路”。甘阳教授介绍到，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将与清华大学合作举办一个关于“北京共识”的国际会议。甘阳教授笑称：自己不大擅长做演讲，但因为将来的合作事宜被套牢了，再加上和崔之元教授是很多年的朋友，要和清华合作，要做一点贡献，所以这次到清华大学来讲。台下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再次欢迎甘阳先生的到来。
甘阳教授从“三种传统的融会与中华文明的复兴”这个演讲题目说起，这源于2004年底《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一个采访，认为中国现在可以看到有三种传统： 一个传统是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对于市场经济的信念和对于自由的追求，一个传统是毛泽东时代形成的平等与参与的传统，另外一个传统是儒家传统，简单讲就是注重人情和乡情，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可以看到。在所有的谈论中，我们似乎会看到，三种传统在排斥和冲突之中，比如在朗咸平的事件当中有很深的体现。而中华文明未来的形态，很可能是三种传统在相互冲突之间的磨合与交融。
甘阳教授是“文化中国与世界丛书” 总编，在思想界一直是非常活跃的领军人物，今晚的讲座充分体现了他学贯中西的风格和对中国的人文关怀。甘阳教授从晚清讲起，说，今年是废除科举的100年，100年前中国的社会是崩溃的，中国是在全面性瓦解的基础上重构，如今我们仍然在解决晚清时的问题，虽然情况不一样，Ramo提出的北京共识，是如何看中国的问题，西方在不断地想，不断认识中国，其实我们自己也不懂中国。
甘阳教授本科在北大读的是现代外国哲学研究，在美国十年也基本上是研究西方，认为从西方的角度看中国很不好懂。甘阳教授认为自己并不懂中国，正如黑格尔所说，熟知就难以真正了解。在苏联、南斯拉夫和中国改革的比较中，甘阳教授认为关于中国成功的原因，没有看到很满意的解释。同时指出，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虽然有些观念很根深蒂固有些很流行，虽然我们很熟悉中国，但我们要重新认识中国。
第一点我们需要从中国历史，世界文明历史角度了解中国，中国文明是最外在的，是和西方最相异的。可以举出很多非西方的古老文明，比如说埃及，比如说印度，比如说波斯，他们都是从上古时代，很早就和西方文明糅合在一起。举这些例子，说明中国从很长时间以来，是一个西方很难了解的文明，是完全外在的。18世纪以后，伏尔泰、黑格尔关于中国文明在世界文明的脉络分析，主要是西方中心论的视角，我们需要有一种比较新的眼光来看，我们有必要了解中国原先是自成一体的，相比而言西方也是自成一体的，这两大文明会有一个交合，真正的交合。
甘阳教授说，现在有人用毛泽东时代来否定中国的改革，但中国改革的成就是历史性的成就。很多人在强调改革成果的时候，有对毛泽东时代的全面否定，认为这样才能认识改革。按照常理，中国的改革是进行不下去的，甘阳教授推荐美国学者谢苏立（音）的《中国经济改革的政治逻辑》。谢苏立从1980年到1990年每年到中国实地考察，对中国的分析入木三分。苏联的改革符合西方的逻辑，但却如此的不成功。大跃进和文革，毛泽东一贯的破坏，但毛泽东时代的政治逻辑和邓小平的改革整个政治思路是一脉相承的。我们要关注改革的延续性，改革25年的成就和毛泽东时代是要联系起来的，费孝通的《江村经济》，当时的中国没有电、水、交通，而在80年代实现了，是毛泽东时代奠定了基础。
甘阳教授认为，中国改革的经济起飞和海外华人投资关系很大，而海外华人投资，是老祖宗的传统，和儒家文化分不开。而印度的情况就很不一样，印度通过印度卡、双重国籍等制度安排吸引海外印度人投资。
甘阳教授总结，传统的中国文明是有很强的凝聚力，并强调，即使是在八十年代，他仍然起着非常大的作用，而我们往往以为25年的成就是完全孤立的，好像突然有一个什么。我们重新去看我们的中国时，可能发现对中国了解，都还是刚刚开始，我们要重新去了解，包括这25年的改革为什么有这么大的成就，包括和毛泽东时代的联系，和整个文化传统的联系，我觉得21世纪最大的问题是要重新去认识，也包括和西方的比较，这才能真正的了解我们中国！
朱苏立教授说，在90年代，我们这一代人都有雄心大志，甘阳先生注重思想方面，自由派知识分子，如张维迎，打算做儒家思想的经济学分析，认为儒家思想是最伟大的制度创造，包括林毅夫。我们对自己的文化否认太多，一方面希望超越自己，另一方面，不理解自己。朱苏立教授认为费孝通先生最伟大的《乡土中国》，很多国内人评论说《江村经济》是他最好的作品，因为英国人说《江村经济》好，符合结构功能主义。费孝通不是用儒家在解释，是用社会科学方法在解释。应该把西方的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传统纳入进来，有容乃大，了解中国，可能需要新的思维方式，新的范式。学者的贡献是理论上的解说，雄辩，有说服力。
汪晖教授是“明德论坛－北京共识”系列的三期嘉宾，汪晖教授回顾Ramo讲北京共识，指出不迷信西方科学，不是说不学习。汪晖教授认为甘阳教授的演讲，是上下五千年，纵横五万里。中国的确有找自信的问题，章太炎先生提到的，如何理解中国，这种理解和康有为先生的理解是不同的。左翼葛兰西认为，理论有两种，其中一种是日常的生活实践，实践的理论性比自觉的理论性更强；对社会实践的思考，不是否定实践，而实践中理论的先进性不上升是很危险的，离开具体的实践的过程，首先要了解实践的主体，重新寻找主体性的问题，自信的问题。朱苏立提到费孝通的研究，完全按照西方的社会科学的方法，中国和西方都解释不了：要把智慧的视野和知识的视野结合起来。智慧的视野也就是反思现实的力量，困难也给我们提供了契机，给我们留下新的创造性。
甘阳教授在最后补充到，研究中国和西方不会对立，而需要更广泛更深入。是否中国的2005年就是要参考西方的2005年？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南北战争后1870年到 1930年左右，对我们现在的改革有很多参考价值。我们对于西方的了解和参考，是要从我们的问题角度出发，否则有僵局，会很被动。甘阳先生简要评价了2003年北大改革。
来自剑桥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的学生就开放和内敛的关系、人文学科和社会学科的分析、个体自由、三个传统的主次、自信等问题和几位学者进行交流，甘阳教授、朱苏立教授和汪晖教授的回答给了大家很多思想方法上的启示，本次论坛将近十点才结束，会后许多学生围着几个学者继续进行交流。
共2800字
（公共管理学院 苏延芳 撰稿 崔之元 审核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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