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
主题：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之一〉
主讲人：杨帆
时间：2006年1月3日下午3：00
地点：北大资源宾馆三楼
主办：北京书社
根据录音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参加这次讲座。这次我们邀请著名的非主流经济学家杨帆老师，给我们讲一下马克思主义政治学与西方经济学的关系。前一段，杨帆老师先后回顾了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关系，正面肯定了中国经济学家在80年代改革开放历史进程中的积极作用。今天，他将会谈到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历史进程的关系。另外，杨帆老师还将对05年7月份刘国光讲话这个重大事件表明自己的看法，也将介绍该事件之后我国的思想理论界斗争的情况，最后可能还会谈到对06年我国改革开放前景的分析。下面我们就欢迎杨帆老师给我们做主题报告。
杨帆：感谢大家能在新年期间关心理论问题，我有连续发言，我们非主流直到现在才真正有比较大的发言权，因为主流派经济学家不出来发言了。 但是，某些传统马克思主义者又出来争夺话语权，我们还是非主流。
非主流经济学家理论方面在2005年8月28日集体出面支持郎咸平质疑国企改革中的瓜分，这是标志性事件。长期盘踞理论界的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是极右思潮，代表权力资本化的利益，受到了重创，丧失了社会公信力和话语权，他们无论说什么，都会被网上舆论轰掉，所以就只能什么都不说。
这次理论斗争意义重大，不仅是揭露了瓜分阴谋，而且奠定了理论斗争的正确格局，就是以“中左”思想为主导，联合中右和老左派，共同揭露极右思潮企图通过权力瓜分来扭曲改革的阴谋。理念正确，抓住主要矛盾，又能够团结大多数，当然还有中央最高领导和社会舆论的条件，才能够取得这样空前的理论胜利，扭转了理论界长期以来被极右派一家独霸的格局。
但理论界马上出现复杂形势。 在这次理论斗争胜利以后，网上舆论一边倒是正常的，但那些曾经把主流派经济学家捧上了天的媒体，也蜂拥而上，有意把“主流”隐去，否定甚至丑化全部中国经济学家，说什么“集体失语”等等，其实我们从来就没有失过语， 现在尤其不会失语。好象我们非主流就不是经济学家，好象从来就没有人批判过主流.不排除有少数人借机会误导舆论，抢夺话语霸权，他们所批判的不是主流经济学家其中一小部分瓜分派，而是起哄，把全体经济学家一起搞臭，赶下历史舞台。极右的瓜分派是非常聪明的，他们知道，老左派的“极左”即使跳得欢，也不是他们的对手，他们真正的对手是“中左主导下的人民大众联盟”。 他们现在以极左为假象敌，把目前争论歪曲成“改革和反改革”的争论，等到风头过去，那些媒体又会把极右的主流派经济学家捧回来，照旧压制和否定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和其他领域里面的“中左和中右”。
在“左翼”理论阵营里也出现复杂情况，想借机会直接争夺话语霸权。刘国光和丁学良一左一右， 否定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言论非常激烈。 我和王小东首先在博克网反击一下丁学良，这个人很有学问，观点中间偏左，但在学术标准问题上，我们和他有重大分歧。去年郎咸平也有同样的问题，就是在中国宣传中左思想的同时，不断强化西方学术标准，攻击中国的经济学家不好好做学问，就知道下海赚钱，按照西方标准没有五个合格的经济学家。他们有两重性，一方面反对极右观点，一方面强加更加西化的标准。 还有人发表刺激言论，说中国经济学家有谁敢站出来对丁学良说“不”，敢于面对人民大众解释“经济学家这些年究竟干了些什么”？ 这个人表面批判全部经济学家，实际是继续压制非主流，他曾经写文章说非主流目的是抢夺话语霸权。实际上他说错了，我们自认为非主流，就是不争夺话语霸权。现在真正出来与主流派抢夺话语霸权的是谁？是一小部分依靠官方直接支持的“传统马克思主义者”。
经济学主流派的确不敢回应丁学良，因为他们没有他正统，或者还抱一线希望，说不定丁学良哪天透露一下那五个符合西方标准的真正经济学家，也许有他在内呢？ 他们自命为西方正统在中国耀武扬威，实际上西方几年一换马， 现在又出来一个更正统的，他们就十分尴尬了。
我们从来就是本土派，丁学良和郎咸平这种人也没有把我们放在眼里，他们的标准是在哈佛大学留过学，在国际刊物发表文章，而我们的标准是中国改革开放和发展的实践。我们批判中国经济学主流派，是因为他们的思想和理论指导中国实践造成了恶果，而不是因为他们没有在美国留过学。实际上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学者，都是为了在中国参加改革开放实践，在80年代放弃了出国学习的机会。
希望各位提高辨别能力，坚持实践标准。不要以为谁支持你了，谁跟你说的一样，就跟你是哥们了。根本是立规则的斗争，立规则的斗争比观点争论更为重要。 我们绝对不能让步。
传媒的商业化炒作也非常恶劣。把自己喜欢的人评为什么“风云人物”，把自己不喜欢的人在镜头上加以丑化，或者加以封杀。 这是那些媒体大款们自己策划的，是他们帮助那些瓜分派掌握话语权。他们操纵民意，误导民意甚至强奸民意的程度比专制体制的舆论控制一点也不差，手段更高明，也更加卑鄙。 这也是改革开放的成果，从美国人那里学来的一套意识形态战。还有那些搞培训的，高价聘请外国，港台的专家搞培训。不是说不应该请他们讲，而是价格太高，完全违反“低成本高收益”的经济学原则。 我有一个朋友组织国际培训班的现在也明白了，要打“国际”旗号，请外国专家，因为中国人认外国人。 但是，真正讲课受欢迎的，还是你杨帆这样的，信息量比他们大10倍，花费比他们小10倍，这效率岂不是比他们高100倍了？ 我说，你还没有算思想和对中国人民的感情，这是无价的。（笑）
我们先反驳丁学良，提出中国社会科学，特别是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学术应更加强调实践标准。因为中国处于一个历史大变动时期，改革开放30年，建国崛起60年，文化到谷底再崛起百年历史，实践标准非常强，我们没有欧洲和美国人那份闲心和财富，去探索月亮和人类奥秘。 中国人口多，所有问题都是世界规模的问题，我们把中国问题解决好，就是为全人类做贡献。 因此中国学术应该为中国现代化实践服务，以此为标准。别以为没有人敢顶丁学良，不要提身份，不要拿学历压人，有什么道理你可以说什么道理。他批评大陆学者不好好做学问，就知道赚钱。你香港学者拿我们100倍工资，拿财政钱铁饭碗，而大陆学者大部分经济困难，在非常艰苦的条件下坚持研究，在全世界学者里可算得比贫下中农还贫困。极少数人勾结大款是应该揭露的，大多数下海赚钱是正常的，这才是市场经济。
中国人特别大的毛病就是崇洋媚外。如果谈美国问题，我没有资格谈，恐怕也轮不到丁学良谈，我们谈中国问题就是说中国话，在中国长期实践的人才有最大发言权。首先我们不吃丁学良的这一套，我们替中国所有经济学家和学者争位置。
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有重大错误，但他们毕竟是在实践中和中国改革开放一起渡过30年。主流经济学家的贡献和他们的失败，和中国改革开放密切相关。今天就是谈中国改革开放，只不过从理论斗争角度谈。
第二次，我和高粱在博克网谈前15年，中国经济学家在改革开放中的贡献。今天等于是顺着这个往下讲，回顾历史这一段。 必须说明，80年代没有什么“主流经济学家”，如果有，当时主流就是计划经济经济学家，改革开放派经济学家包括我在内，都是非主流。 在整体社会科学中间，经济学家也不是显学， 当时的风云人物是哲学家，政治学家，历史学家，甚至文学家。刘心武一篇散文《班主任》轰动全国，后来还有琼瑶的小说热，你们看看，现在还有人看小说吗？（笑）所以，我们肯定80年代中国经济学家的历史贡献，不是肯定现在的经济学主流派，尽管他们可能是同一些人，但在80年代他们不是主流，等到90年代成为主流以后，马上就开始犯错误，极个别人勾结利益集团，通过媒体炒作，成为瓜分派的代言人。
10年以来，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用尽各种手段剥夺我们的发言权，说我们不是经济学家，是“新左派”等等。我也早说不想当经济学家。 现在社会上骂经济学家也没有我的份儿（笑）。
但经济学主流派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突然就丧失了话语权。我和高粱这些长期被人家看不起的人，也不得不作为经济学家登台，我们的确不够那些哈拂大学毕业生看一眼的， 但我们50年以来从参加文革到反思文革，从参加改革开放到反思改革开放，几乎没有一天，没有一夜，没有一顿饭不在思索中国现代化问题，这已经成为我们终身奋斗的事业，难道就因为我们不是哈佛大学留学，就没有发言权吗？
这些仗势欺人的人主流济学家应好好反省，自己风光时候何曾把别人放在眼里，他们随便可以以“没有学问”，“不理性”去封任何人的嘴，他们有没有想到，有一天历史和人民会突然封住你的嘴？ 现在我们出来客观评价经济学家，说明我们胸怀坦荡，不记私仇，对历史负责，历史是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全场笑）
中国思想和社会思潮，从1955年以后一步步向左，一个是计划经济，一个是毛泽东本人的文革思想，越来越左，一直走到1975年，20年左到头了，就必然调整。
1971年林彪事件，中国就开始出现泛自由主义思潮，大家开始怀疑极左派，江青等人一直在压制，社会越来越否定他们。大量知识青年到工人农民中生活，看到了实际情况，理想主义受到了沉重打击，陷入绝望。林彪事件后怀疑主义出现了。怀疑传统社会主义，对毛泽东晚年的思想逐步否定。1975年是标志性的，邓小平复出扭转了中国的20年左倾，开始向右方向的调整，干了一年就被撤职，邓小平成为反左的大英雄，1976年左倾统治开始失控，小道消息满天飞。我们年轻时经过这一段，和现在情况很像，现在是反对极右，那时反对极左，报纸不说真话，也没有网络，大家的不满只能靠小道消息。
有些人权高位重的时候得意忘形，总爱和外国记者谈生平。江青和外国记者谈了自己的私生活，出了书叫《红都女皇》，受到毛泽东的批评，社会广泛传播，上边竟然布置追查“政治谣言”。结果基层单位拒绝执行，发展为1976年天安门事件，宣布了极左的失败。但真正到政治思想上全面清算极左，又经过4年艰苦斗争。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在政治上全面胜利。至于思想斗争，又反复了几次，左派批判异化，反对精神污染，反对自由化，但群众不拥护他们，而支持邓小平，全社会和中央心连心，建立了良性互动，有改革共识，现在回忆起来生活和思想都非常艰苦，却是振奋人心。
以后改革顺利推进一直到1988年。不能说经济学家和改革开放没有关系，关系非常大。决策者也是要看书的，也是有理念的。1988年改革重挫，是由于经验不足。改革派在1988年抢购风受挫之后就乱了阵脚，导致1989年政治风波，后来左派回潮三年。这一段我今天不讲，因为我不太熟悉文献。这三年实际上邓小平丧失了话语权，左派说你搞改革开放，结果搞出社会动乱出来了，需要反对和平演变。 那三年被左派彻底掌握话语权。我是属于改革开放派的，刚从天津开发区回到北京，到中央政府做官，左派的东西我从来不看，他们办了几个杂志越搞越左。我有几个自由派朋友特害怕，经常找我，说什么左派回潮了，改革开放被否定了，左派又写东西批判邓小平了。我说没关系，只是说说而已。我搞经济的，没感觉什么压力。
当时左派成为了主流。 中左刚刚出现，成不了主流。比如我建议不要搞反和平演变宣传，大家不愿听，效果不好，可以做国情教育，北京团市委采纳了，在北京天津青年报，登载国情文章，我替他们写了十版。 对学生进行国情教育，就是说改革开放不能脱离国情，效果很好，青年们很接受。
再有人说马克思主义恐怕在中国要被边缘化，出现信仰真空，需要用民族主义来填补。但占主导的仍然是传统马克思主义，这些人是计划经济下做官的人，基本上代表计划经济官僚思想，这是老左派的实质。1989年以后三年在中国成为绝对主导，结果怎么样？失败的很快。他们三年也没有什么理论的发展创造，就是批判改革开放搞资本主义，基本否定邓小平。1992年邓小平南巡，彻底打掉这次左派回潮。 这三年崛起和失败的教训，值得认真反思。后来老左派思潮真正变成非主流，就有进步了，一系列万言书，开始面向社会实际揭露矛盾，作为非主流是有意义的。
邓小平南巡之后，中国开始新的自由主义高潮。邓小平说左倾是主要危险，这句话被右派利用了，应该说左是一个时期的主要危险。当时确实是左倾回潮没有成功，自由主义在中国还有发展的余地。 1975－1995年，理论界是泛自由主义的整体思潮，是以中右为主导，战胜极左的历史。
1995年后自由主义在发展过程中出现严重偏差。
第一个变化是自由主义在90年代初期，抛开马克思主义外衣。前20年自由主义和传统马克思主义斗争，基本上在马克思主义内部进行。 中国几乎没有人懂得西方的东西，主要理论家都是学马克思主义的，其中的自由主义者以马克思否定列宁斯大林，然后说老年马克思不如年轻马克思，是人道主义者。90年代从外国留学的人开始回来，许多书翻译过来了，为了理论的彻底，就不用马克思主义符号。他们抛掉马克思主义外衣，采取独立的话语系统，奉哈耶克为精神领袖。经济学则以西方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代替马克思政治经济学。
第二，政治自由主义的堕落。自由主义分为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政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在中国发展独立的自由主义理论，鼓吹民主自由，在一般理论意义上也是有贡献的。 其左翼是反对权力资本瓜分的。但其右翼在中国问题的定位，一开始就有重大偏差。
--------庸俗的历史进化论， 文化一元论， 普适价值论，西方中心论；对美国完全的盲目崇拜。 进一步鼓吹文化买办化； 主张以西方学术标准控制中国的学术界；
-------鼓吹历史虚无主义，鼓吹革命无用论，造反无理论，共产主义传入中国错误论，甚至说历史上没有中国，说中国是依靠亡国和卖国才得以延续下来的。
-------以反对民粹主义为口号，实际是反对民生主义，他们对中国人民大众一直采取鄙视，无视，漠视和仇视的态度。在他们的话语中，动辄“暴民政治”，“贱民社会”，“愚昧无知”，“仇富心态”。他们把历史上所有人民起义都描写为“乱臣贼子，流氓无产者，市井无赖，异端邪教”。 自由主义的南方鼻祖把持《南方周末》， 控制公共知识分子评选，培养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有计划地围剿“新左派”。 他们策划的电影《走向共和》， 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播放，把孙中山表演成沿街化缘的小丑， 而慈禧李鸿章袁世凯则是忧国忧民，身不由己，有说不尽的苦衷。如此下去下一个也是最后一个翻案的，就将是汪精卫了。
-------反对民族主义，完全没有国家利益的观念。极个别人完全否定国家的合法性， 完整性，甚至支持台湾独立， 主张国家分裂， 鼓吹对日关系新思维，忘掉历史恩怨等等。
------政治自由主义进一步堕落，是在近三年与经济自由主义里面的“瓜分派”同流合污，为他们提供思想历史文化背景。 本来以“自由”为宗旨的大部分自由主义者是非常反对腐败和权力资本化的，这是政治自由主义的“中左翼”。大约在2002年左右，其右翼逐渐上升，在理论上通过两点，打通了与“瓜分派”的理论桥梁。
--------背弃民主。 这是中国一部分自由主义者最为可耻的地方。 反对专制，主张民主，本来是自由主义的专利，他们信奉自由主义的基本理由就是：只有自由主义以个人为基本出发点，才提供了彻底反对专制主义的哲学。 其他任何集体性的主义，如家族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爱国主义，都会导致专制主义。 他们曾经为台湾选举而流泪，为美国的“民主和平论和人权高于主权论”而鼓吹。他们认为只有民选的政府才有合法性， 所以在“民主化”以前是绝口不提国家利益的。
就是这样的一群民主人士们， 近年以来却高唱“自由高于民主”， 提出没有人民民主权利的“宪政论”， 以形式自由掩盖实质自由，以寡头民主（实际是寡头联合专制）取消人民民主权利。 这种转变不仅无理，而且无耻。这是因为他们发现，既得利益面临人民反对，国际霸权激起民族主义，人民民主对他们不利，他们要求的是国家机器为他们服务，包括为他们镇压人民。 为否定自己一贯坚持的民主，绞尽脑汁发明许多谬论否定一人一票。他们说现在不能搞投票，甚至不能搞民意测验，因为一党专制，舆论控制和长期教育，已经把人民训练成为同一种思想， 投票也是投毛泽东的票。 实际上，20年以来的教育，媒体和社会思潮，基本是已经是自由主义者在控制，政府新闻控制表面严格，实际上失控甚至有意识宣传自由主义思想。 至少在网上是有相当言论自由的，人民群众特别是年轻一代， 思想几乎完全世俗化了，那里有什么“共产主义”的影子？ 这种情况下如果多数人投票拥护毛泽东，反对腐败，反对改革中间越来越严重的问题，根本就不是什么政府“洗脑”的结果了，而是大多数人根据自己的亲身体会，作出的理性的自由选择。
-------彻底否定毛泽东。 把毛泽东时期定位为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现在无论出现什么问题，也比毛泽东时期要好，借此否认改革开放中间的问题。
-------理论斗争方面的诡计。虽然他们极力批判极左的阶级斗争论，反对把学术问题政治化，两极化。但是他们自己也采取了同样的手段，这就是刻意制造“自由主义与新左派”之争。 其典型代表作是马立诚90年代初期的《交锋》，我在1995年左右最后一次见到他，对他说，把80年代思想理论斗争的焦点概括为“改革与反改革”，大致是可以的，但是不能简单推到90年代。他当然不会听我的。 第二次大规模围剿“新左派”，是在2002-----2004年， 就是16大以后一段，大家要反思SARS， 以后要进一步反思改革的时候， 从上边突然有这样的话语：“听说现在出了新左派，要给文化革命翻案，他们是不是美国特务啊？”我明显感觉许多媒体都有意不登我们的文章。 2003年我去山西开会，晚上记者们在一起聊天，一个年轻记者对我说：“杨老师我们都知道您，但不能登您的文章， 有人说您是新左派。” 大概许多传言就是通过这样的圈子出去了。 再举一个例子就是2004年8。28会议，我们支持郎咸平那次， 搜弧网刊登了郎咸平的发言，却不刊登我们“非主流”的发言，甚至不想提供我们的发言记录。会上，一个上海《外滩画报》的记者，有意挑衅地问郎咸平：你是不是要与新左派结盟？ 郎咸平赶紧和我们划清界限，再三说和我们不是一伙的。 如果没有长时期的妖魔化，怎么会有这样的情况？ 我认为这是有一小撮人精心策划的，上次我点了两个地方：一是《南方周末》的策划者， 他们是有意为政治自由主义“造就”领袖人物的。 二是北京那一小撮策划每年年度经济人物的， 前几年本来大家推举张卫星，就是他们私下换上了张维迎。 2005年底又是他们安排张维迎和龙永图作为专家发奖。------这难道是“市场经济”，“大众推选”的吗？
市场经济也是需要代言人的，那就是借助市场机制制造各种垄断的人。
2004年以后，由于“主流经济学家”成臭狗屎， 社会舆论已经接受了“主流与非主流”的提法， 再也没有人提什么“自由主义与新左派”的对立了，因此他们又提出一个新的两极化名词“改革与反改革”。----这也是阶级斗争思维。 我们大家想想，为什么毛泽东热复兴，不仅是老百姓需要他的思想，就连反对他的人也偷偷地使用他的东西，真是历史的讽刺呀！
20世纪90年代自由主义理论独立在中国发展，从思想理论的多元化方面来说，也是一件好事情。 我也曾经与他们多次对话，但是，他们把自由主义这样在中国定位，就影响了自由主义者的社会声誉。这些人并不能客观地研究学问，在他们灵魂深处，有对国家和民族非常大的历史偏见和非理性，这与他们自己的经历是分不开的。 在中国人民坚决抵抗权力资本瓜分的严重时刻， 自由主义主义右翼居然站在专制，腐败，买办一方，这就使自由主义陷入分崩离析。可以说，自由主义在中国发展的第二阶段，即抛弃马克思主义概念独立发展， 是失败的。
如果自由主义仍旧有生命力， 只有依靠新的一代没有历史偏见的人，接受民主主义，民生主义和爱国主义以后才行。期望自由主义左翼和中间派，能够与寡头主义和买办主义划清局限，才能真正扩大影响。
第三，经济自由主义大肆泛滥，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他们有国际势力支持，国内利益集团需要，有官方大力扶植和破格提拔，很快就树立了西方经济学的话语霸权，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场内骚动）
怎么啦？ 你们不相信新自由主义者是官方有意培养的吗？ 你们真的以为他们就是从“市场竞争”里面杀出来的？我告诉你们官方是怎么破格提拔他们的。 比如1994年我刚到中国社会科学院，就有条文下来，说要培养“跨世纪的学术带头人”， 年龄卡在 1954年生人，谁设计的政策？真是坏透了，专门就是要卡掉参加过文化革命，插过队的这一代。 殊不知，这样的经历对于搞社会科学是极为宝贵的。现在中国又学西方强调案例和实践了，其实毛泽东不是早就说了吗，社会就是一个大课堂，现在你再怎么下乡调查，也不如当年安家落户，当时就是以为一辈子回不来了，全家老小送到火车站那个哭啊。现在下放锻炼多是笑着去的，因为回来就准备提拔。 或者拿了什么美国基金下去调查，为的是写论文，现在国际上这东西又时髦了，外国人不爱看抄袭他们学问的那些东西，而是喜欢看中国社会的实际问题。 好象那个电影《红高粱》给外国人演“当年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怎么在高粱地里”差不多，即使你能够了解农民，或者真心反映农民疾苦，也无法和当年上山下乡比啊！ 那是触及了灵魂而且一去就是五六年，七八年，然后是理想的破灭与重生，好象郭沫若写的《凤凰蘖磐》，刻骨铭心啊！ 这样长期的生活，大多数当时的知识青年都已经被磨灭了，现在下岗的也是他们。只有极少数功力极强的，才能够存活而且作为一种“磨练”，好象毛泽东让我们上十年少林寺。这可是信仰的磨练。（全场笑）所以我说，中国的危机是有可能被提前认识并且克服的，就是因为我们这一代插过队的人，现在正在全面登上历史最高舞台，我们可是自己杀出来的，不是什么人捧起来的。 现在又说什么“造就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我看不用造就了，我们就是毛泽东当年用１０年的社会实践造就出来的，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爱国主义，掌握了毛泽东思想的理论家和实践者。 （热烈鼓掌）
可以看出，９０年代初期就官方政策就开始有意识地压制我们这一代人。表面上说是因为我们没有学历，不会外语，不能和国际接轨，却完全不考虑社会科学发展要与中国老百姓接轨，与改革开放实践接轨，这和中国改革的出现的偏差完全是同步的，有内在的必然联系。
无独有偶，我在１９９０年出版了第一本书就是《共和国第三代》，在香港和国内有很大反响，现在成了绝版。大家看吴敬链，历以宁的东西看了１５年，腻了没有？他们老了。实际他们真正有创造力的时期是在８０年代末期，５０多岁，以后就是吃老本了。现在５０多岁的人可是我们了，而且我们经历了文化革命和改革开放的全过程，真正的争论已在我们这一代人之中展开了。
可以看出，当时官方这样破格提拔的结果不好，“造就”了一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如社会科学院破格提拔樊纲，江小娟这些人，是从助理研究员，到副教授，正教授，博士导师，连升三级。 ９０年代末又一次破格提拔，就是看你对于“三个代表”的态度，甚至上层领导人看上一篇文章，就直接破格提拔他们为教授，这样的事情大概出在党校系统。郑必坚，李君如，他们是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的，那就是“三个代表”。社会科学院不是扩大马列研究院吗？我看他们也不必急于排挤我们“经济学非主流”，中央党校和他们会有一争，争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解释权。
我们要继续反思改革。刚才说到的江小娟，她和林毅夫应邀请去科技部战略规划会上做“指导性发言”，林毅夫就是说他的“比较优势，否定计划经济的赶超战略”，江小娟拿社科院几十万课题费，干了什么？ 她去外资企业调查，说他们已经开始向中国转移先进技术了，科技要素已经不是垄断的，而是流动的，我们可以依靠跨国公司技术转移。完全不提国家安全，不提自主创新，在大会上就引起科技部专家强烈反对。科技部研究室开了一次“新自由主义与中国科技发展研讨会”， 我们也向中央和社会科学院的院长陈奎元提出意见。但一点也没有影响江小娟的升迁，中央委员没选上，到国务院办公室去当副主任了。江小娟后来在《管理世界》正式发表了她的研究报告，用大量篇幅谈国家安全――这究竟是认错呢？ 还是掩盖呢？
２００６年初全国科技大会终于正式承认了“自主创新”的基本国策，还不就是因为用市场换不来外国核心技术吗？对错分明了又怎么样？那些人摇身一变，还是在台上当“主流”。林毅夫还提拔到全国工商联当副主席，用他那一套比较利益理论，岂不是要毁掉我们的民营企业吗？ 所以刘国光提出“领导权”问题，是非常正确的，许多关键部门地区是被新自由主义掌握了。
政治路线有误，必然影响组织路线，和思想路线。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以来，西方经济学越位，在中国不仅成为科学， 而且填补了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以后留下的意识形态真空，2000年深圳特区报大字标题报道了我的看法：“经济学不幸成神学”。
（笑）
作为中国特色的新自由主义，中国主流派经济学家中间最典型的代表人物，比国际同行更加嚣张。他们积极鼓吹以下主张：
-------盲目服从西方全球化的话语霸权，否认劳动力自由流动；假设没有国家利益，盲目鼓吹自由贸易和静态比较利益；反对国家产业政策，鼓吹中国做全球加工厂，依靠国际跨国公司技术； 进一步主张与国际霸权妥协， 不考虑国家安全利益；
-------假设没有权力体系，或者默认权力体系的腐败，主张以腐败作为改革的润滑剂；
------鼓吹私有产权万能论，进一步主张以权力体系瓜分国有资产；
------用市场万能论为两极分化辩护，把中央关注民生的方针贬低为民粹主义； 主张使用国家机器镇压群众反抗；
------为正在形成的“精英联盟” 提供理论，主张“赦免原罪”，为他们的丑恶辩护。
-------从2000年十六大前后，正式的权力资本理论正面出笼，就是以张五常为代表的，公开主张“把国有资产分配给有权力的人”，主张公开的以权力系统的瓜分，这是极其恶毒的，是直接针对我们社会主义“公天下”的基本合法性的。这些人从骨子里的痛恨共产党的，但是能够违心地主张由共产党干部系统公开侵吞国有资产，他们主张“先有私有财产才能有民主自由”，那么公有财产怎样才能变成私有呢？他们的办法起先是偷，腐败，后来发现不仅太慢，而且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没有合法性，因此采取“次优”， 主张按照权力系统前面公开地瓜分国有资产，以迅速形成中国的私人垄断寡头。 以后就是通过颜色革命，再来揭发这一场血腥的权力瓜分，最终搞垮共产党和国家。这的确是一场阴谋，大家不要太天真了。
这些为权力垄断买办资本服务的理论，“极右”的程度， 其代表人物嚣张的程度，历史罕见，世界罕见。 而且越来越嚣张，许多人高官厚禄，腐化堕落，拥有巨额财产，成为特权阶层一分子。他们掌握许多关键岗位，能够影响决策，操纵媒体。把改革的问题归咎于他们，一点也不冤枉。
政治自由主义与经济自由主义开始并不一致，政治自由主义者反对腐败，主张民主。以后其右翼与经济自由主义接近。经济自由主义发展成为新自由主义，进一步发展成为一个权力资本瓜分派。 我们和他们之间关于改革的反思不反思的问题，实际上已经涉及中国社会的性质和前途，国家的分裂与统一，改革为什么人等重大问题，大家代表不同的利益，已经图穷匕首见，没有必要掩盖了，也不必再去用什么理论模型，理性讨论，温和对话来掩盖实质的对立。我们需要是揭露实质问题，把它讨论清楚。你不和我讨论，我还有网络，而且我们知道， 关注我们观点的，决不止网上老百姓，许多人现在不说话，关键时刻会大批站出来支持我们。（鼓掌）。
现在的形势和１９８９年相似，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大家本是同路人，大约１５年左右就要分裂一次，纠正一次方向，进行一次调整。 西方国家是四年一次竞选，等于全民一次公共政策大辩论，政党８年一换马，是一次大政策大调整。 中国１５年一次社会大辩论，30年的政策来一次大调整，难道有什么不正常的吗？ 六四的分裂在于政治与民主问题，这次就集中在经济问题上，看我们敢不敢，能不能从经济角度打破统治我们１５年的“改革开放不可反思“的禁区！（全场热烈鼓掌）
经济自由主义的表现形式是西方经济学，新古典主义和新制度学派这两支进入中国，描述市场经济比较清楚，有一定科学性，而且比较完善，搞了很多年，有不断创新的机制，可不断改变前提并发展，这方面的确比较成熟。搞市场经济需要引进西方经济学，在经济运作层面说它是主流，是可以的。
我对于西方经济学的批判，有三个方面。
第一， 是说它越位。
90年代中国有特殊背景，暂停社会政治改革，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压制其他学科，只对经济学单独放开。这政策造成西方经济学一进入中国就越位。西方经济学有科学性，我们要研究的是科学如果变成了神学，神学就是中国的新自由主义，两个不完全是一回事，西方经济学是研究市场经济的科学，但新自由主义是西方意识形态，不能说西方经济学就是意识形态，但西方经济学几条价值观念抽象出来滥用，提升到信仰层面，就演变成意识形态。90年代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中国处于信仰真空，这经济学原理就变成信仰体系。
比如说效率第一，在经济学里没有错，经济学主流就是研究稀缺资源优化配置。但效率第一能不能作为社会基本指导原则？ 难道养孩子也要效率第一吗？我有个朋友生出一个孩子智力欠缺，就只能养着这个傻孩子，而且更加关爱，看到她那样关爱的程度，我都十分感动。这是效率第一吗？效率第一是把傻孩子弄死，再生一个。如果效率第一，还养你父母干什么？到60岁就该死。
再比如“看不见的手”，假设理性人追求利益最大化，讲的是资本行为，不能用它作为世界观，成为人的道德修养，形成中国社会的道德司法政治准则，怎么可以？
经济学原则不应该调节经济以外的东西，但中国就这么做了，不允许其他学科发展。这几年社会学家出来了，就好一些。社会学基本取向是谈社会公平，可以平衡经济学。
再有一个是市场原教旨主义，任何问题都是市场不完善造成的，政府最好什么都别管。这是无政府主义。
新自由主义是从西方经济学演变过来的，二者有性质不同。新自由主义进一步演变成“权力资本瓜分派”，又是一个变化，外国新自由主义没有这么恶劣，不过就是华盛顿共识，英美逼日本搞股票房地产。中国化的新自由主义在中国变为权力资本瓜分，比外国新自由主义更恶劣。
西方经济学不等于新自由主义，新自由主义不等于权力资本瓜分。我们现在反对的，应该集中于最后一种。
我对西方经济学的第二个批判，是误用前提。我假定它的逻辑没有错，因为一套理论体系如果基本逻辑有错，那岂不是成了骗人术了？如果双方逻辑都没有错，那么为什么有这么的大的争论？合乎逻辑的是，假设前提不同。比如，比较利益和自由贸易，需要的前提就是没有国家利益或者国家力量对等。交易导致双赢，前提就是法制健全，交易双方力量对等，而不是什么私有制。还有一个更基本的前提，就是市场经济本质是均衡的，而这一点不仅马克思不承认，索罗斯也说市场经济特别是金融市场，其本质是不均衡的。还有假设均匀市场，没有垄断，市场机制能够自动调节，在中国都不存在。主流经济学家一再拿来鼓吹的所谓“库兹涅茨曲线”在中国不是失灵了吗？
关于西方经济学还有第三个层面，就是有些数学出身的人搞经济学，看出其逻辑矛盾，如陈平和余斌。正如那个经济学主流派的吹鼓手新望，在网上骂我一不懂外语二不懂数学，所以我的发言就是一不用外语，而不谈数学。不过我要告诉大家的是，那些真正懂数学的人是不骂我的，而且和我合作得很好，因为我有实感，可以互补和双赢。（笑）从数学上揭露西方经济学也是有意义的，可惜我不懂，无从评价。但是有人反过来说马克思主义就什么都可以解释，甚至不用发展，也太绝对了。如果这么说，那我告诉你，马克思主义也不用学了，毛主席语录可以解释所有问题。我们在文化革命期间就是这样解释着一切，而且天天背诵的就是三句话。这种态度如果说有道理，那么恰恰是把马克思主义当信仰，而不是当科学。
应该批判新自由主义，也应该澄清西方经济学在中国的应用条件，或者揭露其伪科学的成分，但所有这些都不能回避最核心的问题，２００６年必须完成对于改革扭曲的全面反思，揭露“系统的权力资本瓜分”，重新确立新的改革开放观。如果定位于批判西方经济学，打击面过宽了，反而忽视了主要的问题，有些老左派天天反对一般私有化，却不明确反对权力资本化，是和他们的极左观点分不开的。他们只反对资本不反对权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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