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与行动”——李昌平演讲实录
录音整理：刘艳艳
我是我们村子里第一个考出来的大学生，读大学的时候就与村子里一起读高中的学生联名找县政府、市政府、省政府。因为我们是老苏区，我们就到省扶贫办、老苏区办公室要钱，希望他们建学校、建医院，还有农田水利的一些配套设施。 1983 年毕业，那个时候有很多选择，特别是搞三梯队，那时候大学生是天子骄子，不像你们现在竞争那么激烈。我当时是学校团委的干部，也有很多好的去向。当时就想回到自己的公社，我觉得我有责任回去，去改变那里的面貌。学校的老师、以至于家里的亲人都说，你自己想清楚，这个地方不多你一个，也不少你一个。当时想的很清楚，就是要回去。那个时候有救世主的情结，那个时候的教育也是理想主义的教育，个人的命运与国家的命运、民族的命运，与父老乡亲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这样就回去了。
回到县上时，我们学校的一个领导正好调到我们县里当县长，他就让我留到他身边，在县委办公室，我在县委办公室上了两天班，我就跟他说我要回到公社去。县委领导说，你在领导身边工作一段时间再回去，我说还是下去以后再来吧。这样，我就把行李一带，还是回到公社去了。
到公社就当了团委副书记（相当于现在的乡），投入到当时正在搞的农田水利建设。我是大学生嘛，虽然职务不是很高，但公社里的社长、书记还是很重视。加上我学农业机械，他们很在乎，我也是初出茅庐不怕虎。当时渔民转向养鱼、种地，那个时候我就带着老百姓去挖鱼池，在宅基地修路。老百姓很喜欢我，干部也觉得这个小伙子思路很清晰，也敢于去承担一些事情。市里、省里都是我去。见了人，大一点的就喊爷爷、小的就喊叔叔、和父母差不多的就喊伯伯，大家都很喜欢我。那个时候给我们家乡很多支持，以后又修了医院、公路、大桥、电影院，每个村子都建了泵站，基本上基础设施有了很大的改善。 1985 年，我就是那里的乡党委书记了。
1987 年，我再次去华农读书， 1989 年毕业又回到公社去。那段时间，我们家乡有很大的变化，也为老百姓做了一些事情，老百姓对我的感情也比较深。当我再去华农读书的时候，有几千人来送行。所以，个人很有成就感，与群众关系也很好。后来我再去其他乡工作，由于农民的负担一天比一天重，干部一天比一天多， 1985 年当乡党委书记的时候只有 9 个干部，以后是要管 100 多个干部。 1985 年，我 23 岁，我觉得我很有管理天才。但是到了 30 多岁的时候再当党委书记，我觉得我管不了人了，想做什么事情都做不了，不想做的事情天天要去做。干群的关系越来越差，内心有很多冲突。那个时候，我的情绪也越来越坏。不想做的事情要去做是一件很糟糕的事情。我在我们县里当过四个乡的党委书记，每在一个乡，我都希望把这个乡做好，刚刚做的好一点的时候，组织又要求换到另外一个乡去。我去的地方都是乱糟糟的，欠很多债的，那个时候我比较年轻。一个地方整好了又要换一个地方。
一直到 2000 年时，我就发现，在这种大的环境下，个人的努力是及其有限的，必须要去改变一个大的环境。农民种地年年亏本，可农民是很勤劳的，很勤奋的，在这种情况下，那个地方的经济怎么发展起来，干群关系怎么改善呢？特别是农民每年出去打工挣回来的钱还要交税。你们都是来自云南、贵州、广西这些地方的，所以你们感受不到中部地区农民的负担，种一亩地要交 300 多块钱。我的父母亲七十多岁了，已经丧失了劳动力，不种地还要交人头费 350 块钱。有这么重的负担！ 80 年代，乡财税所是 2 个人，到了 90 年代后期，乡镇的财税所都是几十人，甚至 100 多人。我们洪城镇洪城乡 （音） 是 140 多人，当官的人越来越多，由老百姓来养活。这个局面没有办法。
2000 年春节的时候，我初四去上班，去访问农户，就看到农村里有很多悲惨的景象，加上平时的一些思考，所以就给总理写一封信，反映农民怎么苦，农村怎么穷，农业面临什么样的危险，这封信很快得到了总理、胡主席、温家宝副总理、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很重视，后来就派人到农村暗访。暗访的人回去后认为我反应的情况在全国也很典型，很有代表性，所以国家领导人也很重视，又再次做出批示，让各个省、市的领导，以及各个部委都要看这封信，研究当前农村中形成的问题。从那个时候开始，就形成了全党、全国都关注三农问题的一个大的气候。最近两年，中央的农村工作方针是正确的，政策也逐步对农民有一些倾斜，所以农村的情况有一些好转。
当时批示以后，湖北省的省委书记、省长就要我在的棋盘乡做改革试点。几个月以后，他们说改革成功了，当时要把我调到另外一个市里当副市长之类的职务。组织上找我谈话的第一句就是为了监利县的稳定，希望我顾全大局，服从组织安排，到另外一个地方当更高一点的职务。我听了第一句“为了稳定”之后，那就是说我是一个不稳定的因素嘛。加上他们说改革已经取得了成功，要全省推广经验。但是农村积重难返，怎么几个月就能改好，这与我想象中的改革，与我自己的想法有很大的差距。我们是党员，组织上要把你调走，我们必须要服从。这个时候，我就提出来，我还要在这个地方工作十天，十天之后你们安排人来接我的手，我自己也不要组织安排了，我到南边去打工。
9 月 16 号我递了辞职申请， 9 月 18 号我就离开了那个地方，去广东打工。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吧，从大学毕业到公社里去，从给总理写信，又去打工。
在广东呆了一年，在深圳一家台资的农业性企业打了半年工。蓝天股份的基地就在原来我老家，洪湖赤卫队在的那个地方。我们过去也熟悉，他们去台资企业找我，让我去接手珠海蓝田公司，做老总。这是一个很大的农产品企业，专门给香港和澳门供应农产品。我就很快去了珠海。当时我改名叫李生安，因为（用原来的名字有）很多麻烦，找我的人也挺多，我也不想别人知道我的行踪。因为在企业里做事就要一心一意地工作，我希望将前面的事情告一段落，从新开始。但是后来湖北荆州的一些领导发现我工作的地方。在珠海蓝田工作几个月后，荆州的领导就给蓝田老总打招呼。老总就说，人家已经知道你在这里工作，很不满。虽然他没有说让我离开，但我还是一个很敏感的人，因为上市公司也需要当地政府的支持。以后蓝田公司跨掉了，也是有多种原因，因为他的经营靠当地政府给一些特殊政策才能支持。
广州的疯狂英语注册的是恩正企业，我（离开蓝田后）在里面工作了三个月，写了我的第一本书《我向总理说实话》。
当时为什么写这本书呢？我给总理写了信，总理很重视，中央也很重视，也做了一些改革，一直到了企业他们（湖北地方政府）都还不放过我。我就发现农村问题要形成一种社会的气候，光靠一个领导批示还解决不了问题。所以我想把我从给总理写信，到我离开湖北，再到我离开蓝田公司，我要把这个故事讲出来。我离开（湖北）后，我老家又接着死了几个农民，农民的状况丝毫没有得到好转。我应该写出来，应该引起社会的共鸣，应该借这个事情推动中国农村、农民、农业问题的解决。我用了一个月的时间就把初稿写出来了，讲自己的故事写得快。
2001年9月我到北京来出版这本书，出书很困难，找不到出版社。在一个饭局上遇到了温铁军先生。他说，昌平，你就留到北京工作吧，我说好啊。于是我来到了《中国改革》杂志社，做记者编辑。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
这本书出来后在社会上反响很大，北京高层的领导，退休的老干部还有好多机构都是整打整打地买。2002年两代会，我的书就摆到会场上卖。各个省讨论问题都买这本书。这本书出来为解决农村问题创造了一个很好的氛围。也为我今后在《中国改革》的工作奠定了基础。一个乡干部，还可以写点东西。杂志特别设立了一个《中国改革农村版》，我做了农村版的主编。在北京呆了两年，接触了很多搞农村问题的大腕，也接触了上访的很多农民和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学生老师。北京高校也去过很多次，和一些学生农村社团也建立了广泛的往来，也组织过福特资助的全国大学生暑假寒假到农村调查的课题，给一些好的学生给予奖励。
两年后出了我的第二本书《我向百姓说实话》，这是我对农村问题的一些思考。第一本书讲了一个故事，第二本是我的思考，希望我的一些思考对搞三农问题研究的人有一些帮助，他们往往从理论的层面思考问题，而我长期在农村呆了十几年，可能我是另外一个视角，尽管可能我的东西是片面的，但可能对他们能有一点帮助。我希望搞农村问题研究不是空对空，首先要对农村有一个了解，要把很多东西变成一个可操作的政策拿出来。如果总是空对空，我觉得找不到解决农村问题的办法。
第二本书出版之后，我就辞去了《中国改革》杂志社的职务，来到了香港乐施会，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西南西北做扶贫，每年在国内有几千万元的扶贫资金要用下去。我来到这个机构，这又是我人生的一次转折。我为什么要选择一个民间机构去工作呢？当时也有很多选择。政府找我，我也可以回去。当然我在媒体里做的也不错。也可以去企业，我去浙江采访的时候和一些商会政府有过接触，一些企业要我留下来，基本年薪20万，做的好年底再给钱。但是我觉得，我的长项不在那些，不在媒体，不在做官，也不在做企业。我还发现我有管理的天才，再不好的团队到了我这里两三个月，就搞的非常团结、非常有朝气、有活力。这可能是我的天赋，从小就有，我从小就是村里的孩子王，谁都听我指挥。我也不是很想去指挥人，但所有人都听我指挥。我参加工作之后，和我工作的人都觉得轻松愉快效率高。多糟的团队，我负责两三个月后就各干各的，效率很高。但我的兴奋点不在那些地方。人还是与自己早期形成的，为农民做点什么事情，与国家、与民族、与自己内心关注的那些人的命运结合在一起，和农民在一起，回到我很熟悉的那个社会里的时候，感觉心里很踏实，觉得自己有意义，精神上很快乐。如果和企业老板呆久了，总觉得不愉快。和当官的一起，吃饭的时候，他要做上席，我要坐下席，或者相反。你的职务大，你动筷子别人才能动筷子。你喝一小口，别人要喝一大杯，我总是很不习惯，心理很不舒服。
我在想，中国未来的社会，民间组织会有一个大发展。中国的民间组织都带有官方的背景，国际NGO组织到国内来，以及中国越来越开放，改革越来越深化，中国要建成一个宪政的、民主的公民社会，首先要有民间组织的存在，民间组织很发达才行，没有民间组织的发展，中国不可能建成公民社会。所以我想，一方面我可以接近群众，多了解农村的一些情况，第二，到民间组织里工作，我要了解规范的民间组织是怎样运作的，希望有一天在中国民间组织的发展的过程中我能做点贡献。所以我选择了香港乐施会来工作。
应该说，我一生中这么转来转去，在政府、企业、媒体、民间组织里边都工作过，经历下来，我感觉如果与我的初衷相比，当一个好官，为农民做点事情，尽管这种想法当时思想比较封建，或者有救世主的想法，从这个意义上去看，我早期在官场上走的比较顺利。到了乡党委书记之后，再往上升也有很多机会，我在不到三十岁就有机会当副县长，但每到那个坎上的时候总会遇到一些事情，升不上去。我觉得在这方面我是很失败的，我拿着政府的钱办我私人的事情的时候，总是觉得办不好。为别人办事的时候我总觉得我很会办。我手下培养出过很多干部，他们现在职务有的是县长，有的职务比县长更大，他们的进步比我都快。他们来请教我怎么去做的时候，一二三四，指出来，很快就成功了，但做自己的事情总做不好。所以，在这个领域里我是失败的。
但是我在乡党委书记职位上那么多年，我一直在想我应该为老百姓做些什么事情，包括现在一直走下来，现在又走到大山里去了，又和老百姓走到一起来了。我发现从这个意义上讲，又算是迷途知返。做领导的时候，做过很多坏事，很多违心的事情，尽管自己主观上不想这样去做，但人最终没有办法还是这样做了。我现在到一个民间机构乐施会来工作，我觉得好像我现在是典型的三个代表。我们用的钱是香港一般的富人捐来得，他们是先进生产力，那我做事情就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现在为老百姓、为穷人、为农民做事情，代表着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我们（乐施会）提倡的是民主，提出以人为本很多年了，比共产党提的早，要注重环保、要关注弱势、要助人自助、要富强，要广泛地参与，这是和谐的科学发展观，也代表着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好像与我早期学校里接受的党的教育是一致的，好像我又走回来了。
我八十年代参加工作的时候，我很愉快，现在我也很愉快，虽然我不富有。记得我去广东打工的时候，我所有的积蓄加起来不到五万元，工作十几年的、家人的积蓄。一段时间后，就没钱了。八十年代没钱的时候，我很快乐，现在也没钱，我也觉得很快乐。我感觉我挣钱最多的时候或者我手上掌握的钱最多的时候，往往是我不快乐的时候。我手上没有多少钱，不愁吃、不愁穿、生活基本保证，能够做事情的时候，按自己所愿为老百姓做事情的时候还是最快乐的时候。
九十年代的时候，人很烦躁。八十年代，人很年轻，遇到困难总想挑战，总想办法克服，这种精神又回来了。现在到山里面，有很多的矛盾、很多的问题，但是也有信心去克服。在克服的过程中，很有成功感。这些年的扶贫对我影响很大，对什么叫贫困有了自己的想法。与过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过去我们认为贫穷总是因为农民收入低，思想不解放，落后愚昧，总是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我过去写书的时候也有意无意地把贫困的责任推给贫困的人，可是最近两年我发现了完全不是这样的，贫困的原因是多方面，与生活在北京、上海、广州、深圳的人有关系，与掌握权力的人有关系，主要的原因不是贫困本身，是社会制度、是掌握权力的人、是主流社会的问题。
打个比方，贵州的石门坎在一百年前比现在发达，人们生活的比现在幸福，同学们打石门坎三个字上面（网上）有很多的信息。一百年前的石门坎是苗族文化的中心，教育中心、科技推广的中心、体育中心，每年都要举办体育运动会，1932年有参加运动会的2万人。抗战时期还是避难所，有医院、有学校、足球场、游泳池、有试验基地、纺织加工的设备改良、麻风病院。这些都是谁做的？当时有一批致力于帮助民族地区发展文化经济的人，那儿培养过三个博士，几个硕士和八十多个本科大学生，他们毕业后又回到石门坎办学校、办教育、办卫生事业，创造了苗族的文字，翻译了圣经，把圣经传到了云南、贵州、湖南的苗族地区。通过苗文又把烹饪技术传到这些地方去，今天的石门坎，游泳池还有一点印记，但一点水也没有，风吹的沙把游泳池都填起来了。足球场连影子也看不到。那里孩子们上不了学，男女上学比例是3：1。人均收入不到700元。那个地方（资源）很富有，有铅矿、锡矿、煤矿。每天运出的矿物有40万元的价值，而开矿的财政收入（每年）却不到50万元。开矿损坏的路要去修，需要100多万元。资源开发了，当地的老百姓有什么好处？矿工每天的收入是8元，那些矿还是有毒的，一个人只能工作三个月。为了得到钱，就要去矿上打工。那里GDP算人均1万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但是实际人均收入不到700元，并且环境破坏了，身体也坏了，公路也损坏了。发展给当地的老百姓带来什么好处？显然是我们制度设计有问题。
再说教育，你们都是来自贫困地区，父母培养出一个高中生不容易，前些年要负很多债。我在云南遇到一个高中生打工，他是少数民族，父母为他上高中负了2万元债，他用十几年打工的收入去还债，现在还差2000多元，他现在已经30多岁了。他说大约需要两到三年才能还清所有的债，然后回去结婚生孩子，那时候他大概要接近40岁了。如果他不回去，城里也不要他了，四十岁的人在城里很难找工作。我们看一下这个人的命运，教育改变了他什么样的命运？西部地区的穷人用那么多钱培养了一个人才，而这个人二十岁到四十岁的黄金时间给了城里人，给了发达地区，到了四十岁以后，他老了，城里人不要他了，他又回到了乡下，把养老的包袱又甩给了农村。那我们的教育是什么？教育是一台抽水机啊！把最穷地区的资源转移到发达的地方来，培养的人才不是为农村培养的，是为城里人，为发达的地方培养的。
我在云南、贵州做扶贫的时候，经常有人给我们讲故事。在少数民族地区，给50元他们就打酒喝了。我到了澜沧地区观察，一山过了又一山，一山比一山高，人和牲畜住在一起非常普遍，茅草房很多，很贫困。给50元，他们会用20元打酒喝，生着火烤东西吃，杀头猪，边唱边跳边喝酒。纳户族喝醉酒后的表达是最幸福的，平时话很少，他压抑着很多东西。喝酒后敢于把内心的东西表达出来，喝醉后睡在火塘边，旁边睡着狗。醉酒的幸福是很幸福的。我回来后想，我们发了工资，也会请几个朋友去唱去跳，我们也是幸福的。在大山里面，即使有500元，也不能把500块钱变成资本，养一头猪要三年才能长到100多斤，养羊羊牛不是卖，都是用来积肥的。我们都难以理解，是因为那个地方没有市场的概念，没有投资的概念，所以有了钱去买酒喝，去享受幸福。我想我到了那个地方能干些什么呢？我追求幸福的方式是什么？我们把价值观确定了，哪是幸福的，哪是不幸福的？哪是对的，哪是不对的？我回到昆明后，和朋友说，不能这样说，这是不对的，他们都是人，他们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我觉得我们主流社会的人应该有责任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这些制度的设计，我们自己认为正确的一些东西到底是不是正确的？
比如，我们国家的扶贫资金每年是大约400亿元左右，公布的扶贫人口是2600万，人均1000多元。我们在贫困地区什么时候看到人均1000多元呢？我们在石门坎扶贫时，曾经用不到7万元，修了26公里3～5米宽的山路，老百姓自己修，我们给补贴，但是政府去修10万元1公里，去招标，怎样去招标呢？你们两个人有三五十块钱，就是有钱人，请乡长吃饭，饭一吃，酒一喝，工程就是你们两个人的，你们去承包，顶多1公里1万元，你们可以挣9万元。包括云南现在的安居工程，消灭茅草房，一家一户补4000元。国家补给的。怎么补呢？把浙江的一个朋友找到那个地方去，办一个水泥瓦厂，4000元买这个瓦，不是要买，而是配好了。25元一块瓦，六十平方米的房子，如果不下雨是3吨半，下雨的话是4吨多。重要的是当地的青瓦4.5元，买四块同样大的青瓦，它的价值就是一片水泥瓦。为什么老百姓没有选择的权利？我看过安居工程的钢门钢窗，都是把用过的废弃东西刷点漆，焊一下，就卖给农民，一个钢窗比铝合金的价格还贵。4000元是国家补的，你只能要这个。由于水泥瓦很重，刮瓦需要很高的梁柱，刮瓦条要用松木，树当地没有，即使有也很贵。当地的扶贫政策就有问题，老百姓还要贴9000元，如果把自己的废料用上，要贴8000元左右。老百姓要高利贷，还要把自己的耕牛卖掉，房子建起来了，农民变得更贫困，但是如果农民不做，明年4000元就不给了。逼得老百姓只好去卖耕牛，耕牛对于老百姓是很重要的。所以政策的设计是有问题的。
再比方说，我们城里人都会说，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们浪费了十年的青春。这句话是有潜台词的，我们的父母亲都是农民，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生活，如果你的十年是浪费青春，那我们祖祖辈辈是不是都浪费了呢？潜台词就是农民根本就不是人。这是中国文化潜在的东西，都是以城里人的主流社会为中心的，整个资源的支配都是中心人群来支配的，都是向城里集中的，整个价值都是以城里人、主流社会的人为中心的。城里人到农村当农民就是浪费，而他们辛辛苦苦地勤劳一辈子就不叫浪费，那是应该的。城里的人才是人，乡下人都是垃圾人。很多人认为我这个话是错误的，那是因为我们骨子里就是这些东西。
走近这些地方以后，得到许多书本上得不到的东西。不走近，就不知道我们错在哪里。那些中缅边境的拉祜族、佤族、傈僳族， 90 年代初还是原始森林，还是游牧生活以打猎为主，到现在是农耕民族，好不容易有了梯田，但是中央文件一下，要退耕还林，补五到八年的粮食，由一个游牧民族到农耕民族多难啊，造梯田多难啊，好不容易能吃饭了，你一句话，五到八年以后吃什么？原始森林是国家的，你要砍就砍了，不给任何的补偿，五到八年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打猎了，退回到游牧民族呢？那是不可以的。这样的政策，这一句话，主流社会的人一说，就是天经地义的，这公平吗？这不公平。
所以，我们不去那些地方，你就想不到我们自己的政策不公平。城里的一只狗、一只猫受伤了，城里人还会献爱心，把它收养起来医治，表示一种文明、进步。但是，我们是否考虑到那些属于弱势的人，甚至我们对狗对猫的爱心超过对那些人。我们没有意识到。
所以我把这些故事讲给同学们，你们就要大学毕业了，你们接受的是主流教育，虽然我们来自山里，来自贫困的地方，但如果我们接受的教育是那样一套东西，我们往往会失去自己，我们自己融入到城市，接受了城市中心人群的那套东西，自觉不自觉地就忽视、漠视生我们养我们的地方，你不是主观的，你并不想这么做，但你接受的教育是这样的。
在北京很多高校的大学生总是向美国看齐的，总是要出国。石门坎在一百年前为什么那么繁荣？是因为他们培 养的 博士、硕士、本科生最后都回到了石门坎，他们回去办医院、办教育、办科技实验站、去改良品种、推广改良的设备，所以才有一百年前繁荣的石门坎。那时，从英国寄信去，只要写中国石门坎几个字就可以收得到。如果我们接受教育，把穷人的资源向城里抽、把人才往城里抽、往美国抽，总是向那边看，而不向身后看，不向我们出生的地方看，我觉得我们就会有更多的石门坎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不是越来越繁荣，而是在现代化的过程中更加凋敝、越来越衰败。
李鹏总理曾经讲过，我们决不把贫困带入 21 世纪，现在已经是 21 世纪的第 5 年了，我们还有很大的贫困面。去年在西安的扶贫会议上， 回良玉 副总理说，我们要在 2010 年消灭贫困，我觉得这是宏伟的规划、了不起的，但是我觉得我们的价值观，如果我们的教育、主流人设计的政策不改变，不要说 2010 年， 2100 年也消灭不了贫困。如果做的不好，只会使更多的地方在现代化的过程中增加贫困。现代化的速度越快，那些落后地区的资源转移的越快。
我们有几十个贫困点，我去调查，现在是到了结婚年龄的，十个男孩追一个女孩。拉祜族的不知道自己的父亲是谁，他们的社会群落就是以婚姻为纽带的，如果没有婚姻，村子就不存在了，为什么那些地方会是这样呢？我们这个社会制度设计有没有问题呢？如果这样下去，我们给再多的钱去做扶贫，也解决不了这些问题。这是新的贫困问题。如果按国际社会标准人均 1 美元来计算，中国在 1 美元以下的人还有 2.5 亿人。所以，未来社会需要很多的人去农村去，我们现在每年农业大学的学生能回到农村去当技术员的几乎没有，在我们扶贫的点上，玉米的产量只有 200 斤，养猪养两年能养到 150 斤，还有的要养 3 年，鸡的死亡率 90 ％左右，牲畜的死亡率 50 ％左右，在家里生孩子的在大山里还非常普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我也不希望所有的人都回去，现在大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面，你的教育成本收不回来。大的环境不改变，你回到山里，虽然起作用，但作用也是有限的。就像我大学毕业回到村子里一样，需要社会的共识，去面对我们国家存在这么大的贫困问题。
提问与交流：
学 生：您经过了那么多的挫折和转折，对中国官场有很深的了解，如果让您重新回到乡镇干部的角色，您会走怎样的路，是随波逐流，还是走自己的路？
李昌平：我经常去贫困地区，我前天和澜沧县委书记聊天的时候，我说如果我的孩子上大学了，我先让他回到你这个地方当几年党委书记。我在农村里这么多年，我走过的路可能是澜沧这些地方乡镇干部要走过的，他们存在很多问题要改革。也有这种冲动，我要去乡镇为老百姓服务。过去还有做官的想法，但现在这种触动已经不大了。我再去做的话，肯定是根据当地的情况为老百姓做更多的事情。现在的信息、朋友、资源都比过去多一些，但是一个乡的作用很小，更重要的问题是制度层面，怎样把更多的资源转移到乡村社会。中国的资源配置首先是政治制度，是由政治资源来配置其他资源的。正像三农问题，这么多年的呼吁，社会的共识，形成中央的正式决策，取消、减免农业税、免费教育、合作医疗，农村的建设，实际上是把各种资源向农村转移。在转移的过程中，除了给钱以外，还要有大量的年轻人转移到中西部地区去，应该给他们解决好生产生活的条件。……
学 生：关于孩子教育（缺）
李昌平：娘俩经常闹矛盾，小孩子有点个性，经常一两个月不理她妈妈，我就打电话回去调解。孩子很听我的话，我跟她说什么，她说看你的面子吧。
去年暑假我把她带到贵州，和我还有我的同事生活了 15 天，我也没跟她说什么，她就每天看我工作，白天上班，晚上写东西。我计划每两年出一本书，所以就把平时的积累整理一下。她也看我挺辛苦。有一天她对我说：“爸爸，你能不能不这么辛苦？”我说，我没觉得辛苦啊，我觉得我很快乐，我现在能够把我的东西积累起来，把我的想法写出来，我觉得很幸福。我反问她是不是觉得读书很辛苦，她说是真的很辛苦。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俩想法不一样，我觉得这是很快乐的事，你觉得很辛苦。相反，我觉得去喝茶、吃饭、应酬很辛苦，她去了贵州有人找她玩，她觉得很幸福，这是我们的想法不一样嘛。
我说你认为辛苦，可能是因为你不爱学习，我觉得不幸苦，是因为这是我所追求的一个东西嘛。我们俩追求不一样。我就讲她和她妈妈的关系，由这个事情引开去。我说一个人活在这个世界上，如果总觉得烦恼、容不得别人，看不惯别人，那样的状态的话，应该说，不是别人的问题，是自己的问题。生活是自己的，享受幸福是你自己的权利，怎样生活也是人家的权利，你干吗要干涉别人的生活，为什么看不惯别人呢？往往有这种情绪，容不得别人，看别人不舒服，这种人往往是自私的人，是短视的人，是不可能有什么作为的人。为什么呢？因为你看的很近，你计较的事情很小，所以你的世界很小，你小时候你的世界有多小，长大后你的世界就有多小。你妈妈喜欢打麻将，她觉得很幸福，她觉得幸福你就让她幸福吧，只是让她不要打的太晚，那样对身体有坏处。如果她觉得很幸福，这就是她的权利。她对你的影响大不大呢？如果你老关注她打麻将，那对你的影响就很大，因为你要把大量的经历耗在这上面，她很幸福，你让她不幸福，最后是你不幸福，你没读好书。如果把眼光放远一点，你将来想干什么，你有很多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情要干，你就不会关注这个同学对我眼神是不是友好的，对我是不是有什么意见。如果你关注的是你今后的生活是什么，你有很多的路要走，有很多的事情要干，生活的这些小事可能会关注，即使关注以后，也只是关注一下子，很快就回到自己要做的事情上去。小人只会计较小事，大人就会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
回去后，去年下学期，她妈妈说孩子像变了一个人，关系处的很好，成绩由原来的二十几名考到了班上的第五名，（全班七十几个同学）我对她的要求也不高，我们对她的学习、生活关注也不多，她是我们家里最自由的一个人，但是她干涉别人很多。现在有了一些改进，我写了两本书，她也从来没有看到，她班上的很多同学都看过。我也从来不拿书回去，她妈妈就说她应该看，我说这是她自己的事情，她没有打算看，干吗一定要让她看呢，别人看是别人的事情。
我们每年回去看爷爷奶奶，她是回去最多的，她有堂兄妹，他们都不愿意去，他们的爸爸妈妈说，你们要不去，爷爷奶奶会生气的。往往都是她带头去。
家里如果要来当官的，她就钻到自己房间里去，如果是农民来了，她会给倒水或者切个水果，她这一点我非常满意，我就鼓励她。为什么关注那些人的时候要特别鼓励呢？我说有钱的有权的，关心他们的人太多了，那些和我们一样从农村出来的人，他们得到的关怀太少了，所以多给他们一些关怀嘛。
她送上飞机的时候，她说，爸爸，我就要做你们这样工作，太有意义了。我说那是你自己的事，你做什么都是你自己的事，我对你没有特别的要求，我这种方法对不对，我不知道，我只是希望你自己的事情自己做嘛。当我看到她哪一个方面真有问题的时候，当然我也会去想办法引导一下，我感觉她还是内心挺坚强的，挺快乐的一个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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