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
-----一个政治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开端的沉痛思考
演讲人：朱云汉 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
主持人：胡鞍钢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国情研究中心主任
评论人：崔之元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主办：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
时间：2006年2月23日（周四）晚19:30---21:30
地点：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一层报告厅
胡鞍钢：朱云汉教授是美国明尼苏达大学政治学博士（1987），曾任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客座副教授，现任（台湾）中央研究院政治学所特聘研究员、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国际政治经济学、东亚政治经济、民主化与社会科学方法论，曾三次获得台湾科学委员会研究杰出奖，以及担任（台北）中国政治学会理事长、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的执行长。目前还担任 JournalofDemocracy,InternationalStudiesQuarterly,PacificAffairs,ChinaReview,JournalofContemporaryChina,JournalofEastAsianStudies等重要国际学术期刊的编辑委员会，以及“亚洲民主动态调查”国际学术合作项目的负责人。大家欢迎朱教授。
（鼓掌）
朱云汉：谢谢鞍钢的溢美之词！今天我演讲的大标题是对民主与市场的反思，副标题是一个政治学者在二十一世纪开端的沉痛思考。我想把这个场景带到这个世纪的开端。大家可能都有点记忆，在1999年年尾到2000年年尾这一整年时间，全世界人类都在迎接两个重要的历史新阶段：一个是二十一世纪，一个是新千禧年。我还记得在最接近国际日期变更线、南太平洋很多岛屿的地方，来自全世界各地的人们通过架设望远镜、照相机来迎接新世纪第一道阳光。在那个始点上，似乎人类都有一个共同的期望、共同的感受：地球是一个大的群体，生活在同一个历史的尺度与架构之下。大多数的人们对于新世纪充满着乐观的憧憬，期望这个新的世纪是一个更和平的、更富足的、更公正的世纪，是一个合作互助、永续发展、良好治理世纪。在千禧年前夕，全世界100多个国家的元首聚集在联合国总部宣告《新千禧年宣言》（Millennium Declaration）：We, heads of State and Government, have gathered at United Nations Headquarters in New York from 6 to 8 September 2000, at the dawn of a new millennium, to reaffirm our faith in the Organization and its Charter as indispensable foundations of a more peaceful, prosperous and just world.
同样，也包括西方的知识分子，也对未来高度期待。这种乐观是建立在20世纪最后四分之一世纪所发生的剧烈的、席卷全球的社会、经济与政治变化。可以说， 这个变化的主轴是民主化与市场化。西方一些志得意满的知识分子预言人类走向历史演进的终点，也是文明的极致-----即人类最后的、最高的社会体制，不存在超越这种体制的其它可能性，而没有走到这种体制的社会也要不可避免向它靠拢与接近。[Francis Fukuyama（福山）: “Liberal democracy may constitute the end point of mankind’s ideological evolution and the final form of human government.” --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在这种视野框架之下，西方知识分子有这样一种假设：民主可以带来和平，民主可以带来良治；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可以带来持续发展与共同富裕；人类社会可以享受美国盛世下的太平 (Pax Americana)，全世界也会心平气和地接纳美国的领导，因为美国是打造世界经济自由化与民主化秩序的龙头。
这可能是一个美国盛世下的太平。这也是反映西方主流思想的乐观面象。当然，大家知道，后来的发展与当时的预期是非常不同的。中间发生了911事件。整体而言，我觉得在这个过程中，很多国家尤其新兴民主国家出现陷入困境、乱象重生，甚至出现很严峻的治理危机；市场万能、万灵的神话已开始在消退。在中东欧，经过十多年的改革之后，很多前共党又以左翼或社会劳工党名义重新执政来试图修正前段时间全面私有化的改革。此外，拉丁美洲的走向也特别值得关注。整体来讲，经济全球化遭遇强烈的反对声浪，更不用说WTO每年的部长会议，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团体都要到WTO部长会议争取发言权，表达他们的不满。更突出的是美国盛世下的天下不太平。
下面，我先交待一下我的一个基本观察：“民主”与“市场”这两个几乎被很多政治领袖与知识分子定义为架构二十一世纪人类社会生活的两大支柱遭遇美式资本主义的侵蚀与美国民主政治退化的感染。美国过去二十多年来打造的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让资本在全球范围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两者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近几年，在美国社会，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主导地位的新保守主义，试图将围绕全球资本主义逻辑运作的民主与市场的宰制结构巩固并永久化。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民主向资本家利益严重倾斜，并导致国家机构经社职能减缩与维护公共福祉能力退化。不仅如此，全球资本主义宰制下的市场体制对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带来严重的破坏、巨大的风险。事实上，我们已经生活在这个风险之中。当美国式民主被普遍模仿时，当民主被树立为唯一选项时（“the only game in town”），民主产生乱世的机会更大，也更难产生自我矫正的改革动能，人民只能逆来顺受民主包装下的恶质政治，因为似乎民主无可替代。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与市场之实际运作不但未能达到人民之期许；两者反而可能成为二十一世纪世界秩序动荡的来源。
许多第三波民主国家，从东欧到拉美，许多民选政治人物为拉选票，挑动选民的情绪，掩饰执政的缺失，刻意操弄认同，宗教与族群议题，制造仇恨，两极对立与社会裂解，甚至引发种族暴动与内战。而且在许多新兴民主国家，争夺执政地位与维护党派利益压倒一切，宪法的权威遭到践踏，选举过程遭到扭曲，司法不能解决沦为政治斗争工具，政权变成职位分赃体系，贪污腐化横行。此外，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后殖民社会），相比西方国家，这些国家的体制原本就发育不全，党派间的恶性竞争就更加削弱国家机构的治理机能、独立性与公平性，剥夺了人民享有良好治理的可能性。民选政治人物的决策倾向短其回报，为了眼前的利益交换与可分配资源极大化而向未来透支，经常导致财政结构恶化或外债高筑的结果。在许多转型社会，民主化与市场化的同步推进更带来严重的国有资产被掠夺与社会分配两极化问题。
这些民选政府领导人收刮的财富与他们这些国家的长期贫困构成“民主”最大的讽刺。举例来说，1997年以后印度尼西亚乡下百姓最常问的问题：那个叫“民主”的玩意何时会结束？阿根廷的“民主”出现财政崩溃、国家破产、至今无法脱离以债养债的困境。而在洛杉矶、旧金山、纽约、迈阿密和休斯敦成为众多拉丁美洲权贵子弟的汇聚地，纽约中央公园旁和迈阿密海滩边动辄五千万人民币豪宅里，住户邻居们讲的都是西班牙文。这些都是拉丁美洲成群轮番执政政客的亲属。
此外，在东亚民主化相对成功的台湾与南韩，民众对于民主的实施经验有所保留，民主的实践经验也带来社会群体的很多疑惑。根据《东亚民主动态调查》2003年的资料，南韩只有49%的公民相信“民主是最好的体制”，有33%的人认为“在有些情况下威权体制比较好”，还有17%的人“不在乎民主不民主”。台湾的民众只有42%相信“民主最好”，有24%认为“威权有时比较好”，还有25%的“民众不在乎民主或不民主”。
当然，九十年代的民主化是随着市场体制改革来推动的。经济与政治是自由秩序的两个面像。在经济层面，也出现了很多令人值得反省的现象。俄罗斯的“市场改革”在九十年代导致：少数人鲸吞全民资产，进行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财富从新分配，超过四千亿美金的资金逃出国外。这些大亨用更廉价的价格把财富卖给外国企业，现金则透过地下管道拼命移往海外。在英国，不少上亿美金的豪宅，甚至连英国的职业足球队也被俄罗斯大亨买走。这些逃亡海外的资金是全体俄罗斯人民几十年来辛勤劳动的结果，俄罗斯的“市场改革”把俄罗斯打回到几乎比第三世界国家还落后的状态。由于医疗体系崩解，俄罗斯中年人大量失业以及酗酒，男人的平均寿命剧降十岁（仿佛二次世界大战的水平）。在拉丁美洲国家，由于接受华盛顿共识，贫富差距在经济增长与经济开放过程中不断恶化，阶级流动性下降，立足点越来越不平等。资本国际化使得资本可以自由流动到任何一个税率最低的地方，让资本家不再需要迁就其它阶级的政治要求，获得了前所未有的优势地位。由于全球化给弱势群体带来巨大的经济风险，这五年来大部分拉丁美洲国家开始反思自由主义神话，并改变自己的政策走向。从2000年开始，全球化的共同富裕神话破灭，左翼政府纷纷上台，开始积极抵制美国主导的美洲自由市场协议。在亚洲，绝大多数经历过金融风暴的国家都无法驾驭热钱的流窜以及热钱搅动所引发的泡沫经济、汇率震荡与金融风暴。而美国却反对加强管制热钱也反对亚洲国家另行设置亚洲货币基金。
以上的民主化与市场化困境虽然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原因，但都有一个重要的感染源，就是美国。因为这个当前民主病情的主要感染源是世界上最老牌的民主国家之一、世界上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世界上许多新兴民主视为标竿的国家、塑造全球主流意识型态的唯一霸权、判定其它国家政体正当性的最高裁判、自命为传播民主推销民主的急先锋、掩护劣质民主的头号化妆师。
下面我们追溯一下美国民主退化的历史。虽然这个过程非常复杂，但是我们我们可以对此做一个简单的总结：美国的民主遭遇市场原教主义与基督教原教主义的双重侵蚀。特别是美国共和党使得这两种意识形态推动的激进变革导致严重价值冲突与政治对立。价值冲突让堕胎问题、同性恋等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冲突越激烈，竞争手段日趋下流，选举程序受到操弄，选举结果争议不断。此外，在美国的政治运作过程中，政客高度依赖所谓的‘政治顾问’，这批谋士最擅长的是抹黑对手，操弄选民的情绪，散布假信息，遥控媒体，政治包装与形象打造。例如，最近媒体揭露的布什政府顾问卡尔罗夫。这些政治人物不去思考国家的前途与未来，不是去服务于公众利益，而是去寻找最专业的政治顾问，因为这些顾问可以点石成金。不光如此，近年来美国的政治顾问更向各国输出他们的“点石成金”。 过去，虽然美国总统有相当大的任免权，但是还是要重视任免官员的背景与资历。这几年来，情况发生很大变化：党派忠诚成为无限上纲，是非与能力标准退位，酬庸政治（spoil)与裙带政治(crony politics)大行其道。比如，最近由Katrina天然灾害而辞职的美国联邦政府救灾总署署长竟然是由一个完全没有能力的、Oklahoma州阿拉伯马赛马协会的会长Brown，这竟然是此人唯一的行政经历。又例如一个华尔街日报报导医疗产业版的主编竟然被任命为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FDA）局长。
我们还发现：美国所宣扬的人权与自由在911之后发生严重倒退。过去，美国的法院一直是保护人权、保护弱势的。但是，近年来共和党任命很多强烈保守意识形态的人担任美国联邦法官，美国联邦法院的判决完全走相反方向。保守意识形态的法官盘踞联邦法院体系，对于言论自由的范围进行压缩。前段时间，美国几个大报的记者透露政府几个密件，被美国法院以国家安全的名义交代记者的消息来源，否则记者要去坐牢。这种判例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根本不可能想象，否则不可能出现水门事件这类的事情。而反恐战争却变形为打造美国式警察国家“American Police State” ：国土安全部对于电话与邮件进行全面监控，制造不安全；可以不经法院审讯对可疑人士进行盘查与拘禁；在全球各地设置秘密监狱。
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著名政治理论家Sheldon S. Wolin指出的，某种类型的法西斯主义正在取代我们原来熟悉的民主。[“A kind of Fascism is replacing our democracy,”]
美国民主倒退的更深层次原因，是因为美国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用一句话来概括，就是：多元政治步入历史，金权政治登上舞台。代表企业利益的利益集团在美国社会里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社会地位，而缺乏抗衡企业政治影响力的其它社会力量。首先，美国劳工加入工会的比例原来就不高，最近二十年更不断下降，从1983年的20.1%下滑至2004年12.5%。近年来，最大的企业雇主例如Wal Mart都在打压工会的发展。其次，代表企业的游说组织资金惊人的丰沛（2004年企业游说组织的预算是二十一亿美金），广告收入驯服了电子传媒，支持共和党的商业集团透过兼并收购了绝大部份的地方电台与报纸。‘六人帮’（Gang of Six: National Association of Manufacturers，Business Roundtable，National Federation of Independence Business，National Restaurant Association，National Association of Wholesalers-Distributors ，U.S. Chamber of Commerce）主导操控了美国国会立法议程。这个权力集团连手动员选票与政治资金将民主党参院领袖Tom Daschle拉下马来。‘六人帮’还是布什政府一兆三千五百亿减税方案的主要推手。
美国的这场保守主义革命，时从里根开始掀起的，他的政府启动一场敌视“政府”、丑化“国家”、神“公司”、崇拜“市场”的激进革命。在九十年代兴起的新保守主义，更将这场革命带向极致。“新保守主义革命”是自由市场原教派，新保守主义推动的政策加速了自由市场机制中的“弱肉强食”、“劫贫济富”的倾向。过去二十年，虽然美国经济继续增长；但是美国百分之九十七新增加的所得，却都落在前百分之二十高所得的那一层。2002年美国最富的百分之一家庭，即享有全美财富的百分之三十九。美国最底层百分之四十的家庭只拥有全国财富的0.2％。小布什任内美国贫穷人口增加了百分之十七。美国的医疗支出在国民所得毛额14％，为全世界最高，但却有将近四千七百万的国民（约占人口的16％）仍没有任何医疗保障。在此同时，美国政府的财政税基严重流失，税负集中在中产阶级，财政结构急速败坏。
再举个例子说明美国的贫富差距扩大的现象。1990年，纽约市曼哈顿所得顶层百分之二十的人平均收入是底层百分之二十的32倍，$174,486与$5,435之别. 2004年，顶层的所得增长到底层的52倍，变为 $365,826 与 $7,047。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何美国人对于全球极度贫富不均问题麻木不仁。
美国这个最强大的国家被新保守主义挟持时，对全世界也就很难太平。911这场空前的恐怖主义攻击事件给了新保守主义分子执行酝酿已久的“中东战略版图该着计划”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如惊弓之鸟的美国民众愿意接受新保守主义阵营所开列的任何国家安全处方，该处方的核心主张就是先发制人、变更政权、以及“民主帝国主义”愿景。通过伪造情报与蓄意欺骗编构战争的合理性，美国--这个只有短短两三百年历史的国家，发动了对伊拉克—这个有着几千年古老文明的国家--的战争。美国的“民主”没有让任何决策者因为他们蓄意蒙骗国会与选民而负起政治责任。显然，由这样一个超强的“民主”主宰世界秩序是令人非常担忧的。
当然，美国盛世不太平的最大隐忧在于：布什的单边主义已经让多边冲突管理机制形同瘫痪、并严重削弱联合国机能；布什的先发制人、更换政权的安全战略让战祸绵延中东与东亚；美国国防部正权力研发核子武器，准备打破传统战争与核子战争的界线，将军备竞赛延伸到外层空间，并纵容日本军国主义复苏；美国的贸易赤字、联邦赤字以及家庭负债已经成为全球经济的不定时炸弹。此外，美国盛世不太平的最大隐忧还在于：美国在经济自由化、全球化旗帜下所建构的全球资本主义对社会、民主、文化与环境构成的巨大威胁。
就环境威胁而言，Katrina就是一个警讯：全球暖化问题已经开始让人类面临越来越频繁的巨大天灾。我们释放二氧化碳的速率已经是海洋和陆地吸收速率的三倍。气候学家声称，到二十一世纪中叶，全球暖化的效应已开始反噬。按照这样的速率，全世界的森林与渔业资源将会以更快的速度耗竭。人口数量、经济增长和环境问题将会是未来历史学家审视我们这个时代的重点。[Scientific America(sepetember 2005)]而面对如此严重的环境威胁，与能源产业利益紧密挂钩的布什政府，仍肆意妄为地压制联邦科研机构的科学家发布全球暖化问题的科学证据，拒绝签署京都议定书，并放宽机动车耗油、能源开发等环保标准。
就社会与民主的威胁而言，全球资本主义让人类社会面临前所未有的经济风险，主要经济体系必须将经济活动维持在过渡消费与信用扩张的亢奋状态才能避免世界经济衰退与金融体系的核溶解。信用一旦紧缩，全世界的金融市场就会出现巨大的振荡。全球金融市场变成了无法驾驭的超级赌场，国家、社区、家庭的经济命脉都变成极少数的跨国银行、投资机构、对冲基金堵桌上的筹码。全球资本主义正让人类社会经历着前所未有的贫富差距、加速所有国家内部的财富重分配，加剧市场经济对弱势团体的排出作用、撕裂社会内部的凝聚力。在绝大多数国家，全球化一步步掏空“国家机构”，让国家层次的民主政体成为低能的空架子。大多数国家的政府不得不在高度束缚之下寻找自己的公共政策。全球资本主义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精英取得控制国家、支配社会的无比权力。
在纷繁复杂的资本主义世界中，资本主义存在很多悖论：对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股东而言，激励技术创新与扩散，对加速破坏地球环境而言，对掠夺第三世界资源、掠夺弱势团体而言，资本主义或许是最有效率的制度。同时，资本主义也可能是最浪费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鼓励贪婪、奖励自私、崇尚占有性而言的个人主义而言，刺激无止境的物质欲望、刺激没有必要的需求、诱导追求人为建构的虚幻价值而言。资本主义让财富集中于仅仅为满足少数人物质需求的生产活动，而任由第三世界多数人无法尽其力、用其物，并将地球上有限的资源不断的转换成无法再利用的废物。从地球的资源有效利用而言，资本主义可能是最浪费的制度。让我们不禁想起甘地的名言：
“There's enough on this planet for everyone's needs but not for everyone's greed.” ---- Mahatma Gandhi
市场原教主义者通常宣称：市场经济能有效保障个人自由，而最好的市场经济是彻底私有化，充分尊重个人自由选择、独立自主运作、自我调节的市场机制。民主与资本主义体制（号称自由市场）相辅相成。个别的经济行动者与个别的选民是理性的，最知道自己的利益所在。
但是事实上，健康的市场经济必须仰赖有效的平衡，节制与监理；缺乏有效管理与民主监督的自由市场对人类社会可以产生巨大破坏，反而让多数人失去真正的自由与自主。全球化的资本主义颠覆了国家层级的民主体制的基本目的与职能，多数民主政体成为经济巨人阴影下的政治侏儒。消费者或选民的情感、信息与价值都是可以被操弄的，而且是经常不断的被精致的宰制机制所俘虏。这让我们开始反思新保守主义所宣扬的价值观念：每个个人是真正独立，真正理性的吗？
整体来讲，我对过去二十多年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非常忧虑。无节制的全球资本主义，尤其是无节制的跨国金融活动曾经在一次世界大战前夕来到高峰，其结果是以世界经济大萧条与二次世界大战悲剧落幕。1911年，宣统年间满清政府还在纽约、伦敦、苏伊士等世界各地发行“湖广铁路”的债券，我们可以想象在当时，虽然信息技术不发达，但金融全球化已经非常发达。卡尔波兰尼曾资本主义下过这样一个结语：“The self-regulating free market utopia could not endure without destroying the human and natural substance of society, without destroying mankind and turning his environment into a desert". --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1958
二战后西方国家记取教训，对于国际贸易（比如：农产品等）与跨国金融活动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来驾驭市场对于社会秩序的破坏力量，建构一种John Ruggie所称的”镶嵌式经济自由主义体制」(embedded liberalism)。但八十年代以后，历史记忆淡忘，自由市场神话再度抬头，在华尔街利益集团的驱使下，美国政府与国际货币基金打造“华盛顿共识”。
我们所有发展中国家都面对这些严峻的课题。历史关头，我们何去何从呢？如何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控制其两极分化倾向，并妥善利用其积极性，作为建构市场与民主、社会、文化、环境共生规则的重要手段？如何建构维护经济弱势团体权益的政治组织与意识形态，让广大人民可以真正利用民主参予与监督机制维护其生存与发展的权利，并让社会各阶级与集团间维持权力平衡？如何提升国家机构的各项重要治理能力：管理市场秩序，监理公司治理，保障公民的社会经济权利，进行财政移转与二次分配，内部监控防止违法滥权，确立官僚体系维护公共福祉的价值导向？
虽然欧洲国家（比如：瑞典、法国等）有些不错的经验可以学习，但是现在欧陆国家原有的调和阶级矛盾与节制资本主义的核心价值与重要制度安排，包括民主社会主义，福利国家，法团组织（统合主义），共识型民主等，在美国式资本主义的竞争压力下欲振乏力。这意味着任何国家要凭一己之力响应这样的严峻课题并不容易。此外，容易被美国与跨国企业操弄与支配的中小型国家很难自主选择社会发展模式。中小型新兴民主国家更容易掉落“分而治之”的陷阱。因此，只有达到一定经济规模或掌控战略性资源（例如石油）、并具备较高政治统合能力的国家才有机会走自己的道路，并扶助其它国家摆脱外部制约。像中国，印度这样人口众多资源有限的国家，也只能根据自己的国情与历史条件走自己的道路。中国不可能选择美国式资本主义，否则“和谐社会”与“和平崛起”两者都会落空。
中国的知识分子要能穿透眼前浮云的遮蔽，要能进行自主性，创造性，批判性的思考，探索中国的社会发展模式。第三世界有自主选择条件的大国（尤其是BRIC，指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必须要紧密合作与协调，相互砥砺与借镜，并加强与西欧国家的战略对话与合作，以节制美国对于世界秩序与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力量。在促进第三世界大国合作上中国责无旁贷。应对发展中国家面临的严峻课题，驾驭全球资本主义，必须在全球层次建立民主治理机制，让所有利害与共的群体都有机会参与全球事物的管理、才能彻底控制资本主义的风险与破坏性、才能有效驾驭全球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倾向，才能全面建构市场与社会、文化、环境共生的规则。
也只有用全球范围的民主管理机制才能改造当前全球权力运作场域的不合理宰制关系:让主导信息、知识、意识形态生产的机构响应人类社会最大数人的生存发展需求。让全球资本主义体制内权力行使主体 ─ 跨国媒体集团、信息科技王国、华尔街投资银行、避险基金、信用评等机构、大学与智库、大会计公司、国际货币基金、美国联邦储备理事会 ─ 受到民主监督。[2]
我的报告就到这里。（鼓掌）
胡鞍钢：非常感谢朱教授做的一个多小时的报告。我是1991去的美国，他是1987年去美国的。看来，朱教授比我对美国的认识比我更深刻、更全面。更重要的是具有前瞻性。当然，朱教授刚才讲的代表了台湾学者对美国的认识。将来我们有机会，我们也应该谈谈大陆的学者对美国的认识。从盲目崇拜到现在有一些自信心与自主性的重新思考。所以我觉得朱教授的报告非常有意义，我们在座的大多数都还没有去过美国呢。所以说，这是我们转了一圈回来了。下面我们请崔老师对朱教授的报告做一个评论。当然，大家也知道崔老师去美国的时间也不短，对美国也比较熟悉。实际上，崔老师也有很多自己的思考。好，下面我们欢迎。（鼓掌）
崔之元：首先非常感谢朱云汉教授给我们做一个非常精彩的报告。这星期一我和他一起上《比较政治》课，我就感到他知识非常丰富渊博。朱云汉教授不仅对西方的经济政治制度非常熟悉，而且对台湾的经济政治制度也非常熟悉，并参与了台湾民主化的很多实践。朱教授不仅是台湾政治学会的会长，在政治理论、民主化方面很有成绩，而且是美国很著名的专门研究民主转型的杂志《Journal of Democracy》可能在亚洲地区唯一的国际编委。朱教授参加了台湾民主化的很多实践，与国民党的马英九主席也非常熟悉。
刚才朱教授的报告，蕴含着这样一层意思。他提醒我们注意思考民主的理念与实践的落差。他讲了“美国民主的退化”，实际上朱教授是肯定“民主”的理想的，但是现在美国民主是退化的。朱教授讲我们要让民主成为广大普通人民真正参与的民主，而不能沦为利益集团的工具。我向简单地展开一下民主的理念问题。民主的理念是什么？大家可能都知道现代民主理论的创始人鲁索，在《社会契约论》中提出：如果没有民主，实际上就不可能有自由。这是鲁索与霍布斯的主要区别。霍布斯认为：自由是指法律之内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但是鲁索认为：法律之内有自由是不够的，因为法律有可能是一部恶法，比如“六人帮”制定的恶法；当你在服从法律时，就像服从你自己的意志一样才叫自由。怎么才能叫相对于法律本身有自由呢？鲁索认为，只有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法律的制定，才能叫民主。我觉得这个理念非常好、非常重要，这个理念也是我们人类的一个重大成果，它构成了现代国家合法性的来源。大家可以看，几乎所有国家，包括专制国家，都称自己是民主政体，包括希特勒也说自己是民主政体。朱教授提醒我们注意要思考现实的民主制度安排与民主理念的落差。
实践中，我们可以总结出至少三点“悖论”（朱教授的语言叫做“吊诡”）。第一，民主的空间悖论，即民主的空间共同体边界问题。比如，现在台湾有人说台湾要通过全民公决决定台湾是否独立。但是，我们大陆说要包括大陆的全中国人共同公决才能决定台湾是否独立。民的边界在哪里？第二，民主可能乱世。比如，南斯拉夫的解体。当时，南斯拉夫的三个加盟共和国的经济社会政策并没有太多差异，基本上都采纳“华盛顿共识”的政策建议。他们在全民公决决定波黑是否独立的时候，唯一能诉诸的不是经济社会政策的不同，而是种族问题，最后造成种族清洗。类似于今天的台湾，民进党原来的很多社会政策与国民党不同。但今天全球化背景下，现在台湾也在争论种族问题----是本省人还是外省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波黑的种族清洗发生是民主空间悖论没有实质发展的一个恶性结果。第二,是民主的时间悖论。这是指民主的理想在时间当中的悖论。美国《独立宣言》起草人杰弗狲曾经很严肃地提出每隔19年，就要重新写一次《宪法》。因为根据卢所的民主理想（只有以某种形式参与了法律的制定，才能叫民主。），新一代人没有参加《宪法》的制定。今年是文化大革命40周年。毛泽东曾经说文化大革命每七、八年再来一次。因为毛泽东认为年轻一代人没有参加过革命，只有参加过新的锻炼，才能继续革命。虽然杰弗狲修改《宪法》的提议没有真正实行，但是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探索，解决民主的时间悖论。时间悖论的具体例子，就是朱教授刚才说的，美国现在民主退化，公共电视台被利益集团俘获。我们要在实践中不断地创新与改革，接近民主的理想。现在在拉丁美洲国家，委内瑞拉的查维斯总统，尽管美国中央情报局一直暗杀它，本国大资本家也反对他。但他发动穷人都来投票，用全民公决的办法解决了民主的空间悖论，真正接近民主的理想。那这个民主怎么来保证呢？这个问题很重要。实际上在美国，各界总统大选的投票率很低，85%左右的人都不参加大选投票。投票率低的原因很复杂。历史上，美国曾经有很高的投票率。在美国进步运动时代，两个党可以推选同一个总统候选人。但是，二战以后美国法律规定：两个党不能推选同一个总统候选人。力量较小的第三党也就不能影响大选结果了。而且美国没有全国层次的全民公决。我们正处于改革的关键时刻。联系我们现在笼统的讨论：是支持改革还是反对改革。这种思维方法就过于简单化。我们要思考民主的理念与现实的落差、市场的理念与具体市场安排的落差，把我们当前的讨论推向深入。谢谢！（鼓掌）
胡鞍钢：请朱教授对崔老师评论做一个简要响应。马上进入提问阶段。
朱云汉：好，也不算响应，我再做一点补充。我觉得今天民主的理想在实践中最大的一个矛盾是我们其实非常需要一个更大空间范围的民主体制。因为现在全世界人类高度依赖，很多全球性议题不是一个国家能够解决的。而且我们现在有许多全球性行动者，比如：微软公司、大会计公司、全球性信弄评定机构、沃尔玛等等。它们可以穿越很多国界，站在优势地位，单独与各国政府打交道。理想中看，其实，国家层次的民主已经不能适应人类发展的需要，急需要在全球层次建立新的民主机制。联合国现在仍然是装饰性的机构。而且联合国会员国代表人口极为悬殊。中国与印度，这两个占世界人口22亿人口的国家、南太平洋2万人口的国家土瓦鲁在联合国同样是一国一票。一国一票是一种扭曲的机制。我们需要在国家以上层次建构一些民主的机制，才能去有效处理今天我们今天很多不平衡的问题。
胡鞍钢：现在我们提问开始。
提问1：我是经管学院经济系学生张哲，我们是要打造好的民主还是坏的民主，还是我们中国要不要民主？我们特别担心的问题是因噎废食，因为我们看到历史中短期民主的衰退而遮挡住我们对普世价值的追求。我想知道老师对中国未来改革的看法。
朱云汉：很好！我对你刚才这个提法非常熟悉。在理论上来讲，确实，当下的问题需要更完整、更全面的民主来矫正。但是，我要提醒的是，局部均衡不等于实现一般均衡。很多国家要非常警惕民主化的策略与过程。不是引进多党制、选举就可以轻易实现民主的理念。这是个非常天真的想法。很多国家一旦迈出第一步、第二步，步上歧途的话，很可能掉到陷阱里很难自拔。现在中国在讨论中国会不会拉美化的问题。现在，拉美的知识分子在思维上很困惑，一方面他们知道目前的制度出现严重问题，但又无法超越现有的民主与市场框架。一旦权力结构已经僵化了，制度安排已经排除了很多内在变革的可能性。任何国家都要去深度思考，学习历史。我们看西方西方制度的演进，其实民主有很多基础性制度安排，是长时间演变的结果。当然，很多东西要齐头并进，并不是几个简单的选项安排。很不幸，过去很多西方人权团体公式化、形式化将民主介绍给其它国家。出现问题时，他们说：不要不要担心，你已经在民主的轨道上，你要有耐性，事情会慢慢改善进步的。其实，这些国家已经在一个非常危险的轨道上，陷入一个很长时间的治理危机。直至矛盾累积到治理危机的临界点，出现非常剧烈的群众运动、激进的变革，它才会换轨。这个成本会非常之高。我基本同意你要建立一个好的民主的大前提，但是这个民主具体安排如何实现，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工程。包括新闻自由。其实，新闻自由在资本主义时代很不容易维护。因为新闻媒体一旦开放，就会被世界那几个大的媒体集团所控制。很多东欧国家的媒体集团，现在都是外国人在控制。所以，这些严肃的问题都不能抽象的思考，我们要注意局部均衡与一般均衡的区别。
提问2：我是人文学院学生，哪些条件是世界层次的民主所必要的？靠近民主理想的？
朱云汉：这个问题很大。当然，中国可以参与现有机制，也可以另起炉灶。从参与现有机制的角度，中国可以引入一些新的机制，让这种机制兼顾到大多数人的利益。现在全世界的机制都在围绕西方国家的利益制定。比如：IMF，IMF总裁是由美国人与欧洲人轮流坐庄的。从另起炉灶的角度，发展中的大国可以提出自己的主张。这种主张也可以牵动既有的结构。当然，这些发展中的大国想在国际上有所作为，也必须先在国内实现好的治理，比如：以人为本、可持续发展等等。
提问3：美国人要把中国整合成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现在还存在中国、印度、巴西、俄罗斯这样的大国自主发展的可能性吗？
朱云汉：很好！当然，这些发展中国家不能不去与这些核心国家打交道。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是这些新兴国家参与国际事务的唯一方式。在现有国际权力结构里面，兴起中的国家有很多修正的空间。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假定俄罗斯、伊朗与委内瑞拉等产油国明天决定改用欧元，而不是继续用美元，来作为它们这些国家石油出口的结算货币。这样将会对美元本位产生极大的震撼。各国中央银行的外汇储备货币将会出现新的排列组合。因为各国外汇储备很大部分用于各国能源进口。日本中央银行可能马上就会把美元的外汇储备份额从85%降到55%。我认为出现这种情况是不是不可能。尤其有一天很多国家产生对美元的信心危机时，一揽子货币组合的外汇储备将会改变整个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这种可能性不仅存在，而且就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已经出现了。中国已经在不知不觉地改变了很多世界经济游戏规则。比如说，过去二十年、特别是过去十年，由于中国与印度经济增长产生的巨大需求，使得很多靠基本金属的原材料出口国家的原材料价格发生上涨，这些国家与OECD国家的贸易条件就发生了改变。反过来说，中国制造业的生产力扩充也使得我们只要25美元就可以
买到一台DVD。二十年前，第三世界国家需要出口多少吨香蕉才能买到一台DVD。其实，中国已经在改变世界经济的游戏规则，改变着我们的贸易条件。不要低估中国的实力！
提问4：朱教授，我是中国传媒大学新闻系的学生赵静。我想问一个共产主义相关问题。您认为中国应该走共产主义的道路吗？天下太平还有多久的要走？民主一定带来乱世吗？
朱云汉：你这个问题答案很清楚。当然，民主不必然带来乱世。现实观察中，很多国家没有健全的民主机制，再加上很多资本主义逻辑使得社会中的权力关系在发生扭曲。现在美国的主要电子媒体，采取一种技术性中立，不得罪任何一个社会群体。
显然，我认为共产主义是一个乌托邦。但是我要特别提醒，如果中国的很多人，特别是精英分子向往的是一种美国式资本主义、完全股东利益极大化的资本主义、尤其是近十几年新保守主义打造的资本主义的话，那么在我看来，中国的前景会非常悲哀，整个人类的前景也会变得非常暗淡。如果中国13亿人中有2亿人追求美国一样的物质消费，地球将会加速毁灭。中国在追求小康社会时，要自己琢磨什么是合理的物质生活水平，而不是根据好莱坞的电影去肆意想象。否则，农村的土地都会变成富人的别墅。
至于中国走什么路，是在座各位的责任。我们要去思考、去探讨。我印象中前段时间香港大学的甘阳也在这里做了个演讲。他提出中国的发展要将社会主义、自由主义与保守主义三种传统相互结合。这里，保守主义是指我们既有的历史与文化传统。究竟这三者哪一个应该摆在第一位，谁为主谁为从，我对这个问题也还没有答案，把问题留给大家继续思考。
提问5：我是清华大学热能系学生，中国农村能从欧盟的民主改革中吸取什么经验？
朱云汉：这几年来，我也去过广西、福建、浙江、河北等许多地方考察访问。当然，中国今天的政治代表机制，我认为是高度反映沿海与城市地区利益的。我知道现在农村的基层选举仍有很多问题。但是，我认为各种组织（比如农会）、农民利益代言人、意识形态等等都可以引导和帮助农民。当然有人说，共产党可以代表农民。但在实践中，还不一定如此。我想中国的民主改革也可以与经济改革一样做很多试验。比如在浙江的很多地级市就采取民意调查的方式，让民众对各部门负责人（局长等）的政绩进行评价，给出分数。民意差、评分最低的就要调整职务。这个例子就是一种机制。当然，还有很多其它机制可以试验，然后观摩、比较，再慎重地推广到全国。我想中国民主用这种策略，可能会走得更平顺一些。
胡鞍钢：由于时间关系，今天朱教授的报告就到此为止了。今天来了很多同学，看来朱教授的题目还是很有意义的。当然，他的还是比较简要的，很多问题没有展开了。今天朱教授的问题并没有确定的答案了，朱教授的报告也代表了台湾学者对民主与市场的一些反思，有助于我们对市场与民主的神话进行反思。去年6月，我也正好去台湾大学政治系访问，实地考察台湾的民主问题。将来我们有机会，也谈一谈大陆学者对这个问题的思考。朱教授把这个问题放在世界历史与各国比较的角度进行思考。他特别提到发展中国家不光市场不够发达，而且民主也不够发达。向市场与民主过渡的过程，要比我们的想象复杂得多。回头来看，朱教授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观点：中国在创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创新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方面责无旁贷。早在1982年，邓小平就在党的十二大上提出：中国照搬国外的模式、总是不成功的，要搞“中国式的社会主义”。我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另一个方面就是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制度。朱教授特别指出：中国之路应该是自主性、创造性与批判性的。我也非常同意。从中国角度看，中国发展之路一定是自主性的，与新加坡这样的小国不同。中国从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到现在的领导人都是强调自主决策与自主选择。中国发展之路也必然是创造性的。我们是在一个前所未有的世界环境下，进行了一场最大的市场试验与民主试验。虽然我们要学西方，但是最重要的是要创新。此外，从经济角度来看，中国之路应该是渐进的，也就是邓小平、陈云的“摸论”。陈运在1980年全国工作会议上讲“我们是一个大国，我们要摸着石头过河。”“摸论”本质上是降低风险、降低成本。因此中国创造出试点－－总结经验－－取得突破－－推广的模式。再者而言，因为中国本身存在很大的差异性，中国之路也是多种模式的。一个模式不行，我们要创造多种模式。多种模式本身是相互竞争、相互比较的，也可以解决我们认识上的不足。中国成功发展出自己的模式，不仅有利于中国，而且有助于许多非西方国家，来挑战唯一的美国模式。就像朱教授说的那样，美国模式不是完美无缺的，特别是近几年来新保守主义宰制下的美国模式。我们注意看看西方学者与媒体的文章，就知道小布什政府受到很多的攻击。今天朱教授的报告有利于我们树立自信心。我们要实事求是、解放思想，从西方的民主理论与模式中解放出来。崔老师在1994年就写过一篇《制度创新与第二次思想解放》的文章。这篇文章结合中国的实际，号召中国知识分子应该解放思想，不要迷信西方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回过头来看，我们发现：邓小平讲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本身就是中国的经验。实事求是源于班固的文章，毛泽东于1961年经济大失败时重申这一观点。当一个民族处于危机时，走出自己的道路就必须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今天我们对朱教授的报告意犹未尽。我们为能分享朱教授的经验与体会表示感谢！
（长时间鼓掌）
--------------------------------------------------------------------------------
[1] Sources:
1. Edward N. Wolff, 2004. “Changes in Household Wealth in the 1980s and 1990s in the U.S.” The Levy Economics Institute and New York University.
2. U.S. Census Bureau: "Income, Poverty, and 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4," Aug. 30, 2005
[2] Held David. Global Covenant: The Social Democratic Alternative to the Washington Consensus.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