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巨变时代的来临
在20世纪80年代开始盛行的新自由主义思想指导下，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推动了全球经济整合的加速发展，并让跨国资本的渗透力量首次覆盖全球，导致经济权力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以及各国内部贫富分配极度不均。
近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全球化运动风起云涌，西方国家的反主流政治风暴此起彼伏，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正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危机来自于三方面：
首先，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的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在失去生产与贸易、科技创新和意识型态领域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安全与军事，以及金融与货币领域霸权。
其次，现有美国主导国际秩序正遭遇空前的合法性危机，面临内外夹攻的困局：一方面西方社会涌现右翼排外民粹主义与左翼反全球化运动，肢解对经济自由化的社会共识，以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难以为继;另一方面，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发展势头强劲，正成为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非西方国家会以更大的力度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与可持续的国际经济秩序，带动全球秩序重构的新期待。
最后，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美国加速转向专断的单边主义与保护主义，抛弃维护国际秩序责任，拒绝履行国际条约义务，并逐步升级与中俄的战略对抗，不惜让现有多边体制陷入瘫痪。
美国国际领导威信的殒落，以及西方社会政治体制普遍出现衰败迹象，意味着西方中心世界加速没落。在此新旧秩序交替的历史关键时刻，中国正被快速变化的形势推近世界历史舞台的中心，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正为全球化注入新的动力，将以更积极进取的态度推进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当前，中国需要审慎应对美国冷战思维重现与新一轮战略围堵。中美战略对抗形势可能日益险恶，中国应牢牢把握对历史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基本判断。
我们的基本判断是：
一，全球政治经济大格局变化正从西方中心世界秩序过渡到以非西方世界为主体的新秩序轨道上;
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模式已经难以为继，需要新兴市场国家为世界经济注入新动力与活力。同时，西方全球治理机制明显不足，需要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改革，有效回应当前各类全球议题挑战。中国推进全球化路径与游戏规则的修正，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倡议人类命运共同体，最终得到广大非西方世界愈来愈积极的支持。欧亚大陆更紧密的经济整合也可以给陷入停滞的欧洲带来经济生机。
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磨合过渡期，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难以避免。中国决策者要争取营造最好的结果，但也要做最坏的打算。
美国对华战略全面转型
美国感到霸权地位遭遇空前挑战，激发对华战略调整
1.美国政府正式将中国视为国际体系中的头号竞争对手。
特朗普政府在近期相继发布的《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中重新定位了中美关系。此前的奥巴马政府也把中国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但执行的是长期以来美国两党都奉行的建设性交往政策，当时中美在许多全球和区域性议题上都有合作而把中国定位为战略合作伙伴。特朗普政府则明确把中国和俄罗斯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对美威胁程度仅次于伊朗和朝鲜;将中、俄称作“改变现状的国家”，在价值观和利益上与美国对立。
美国对中国态度的转变，丝毫不让人意外。美国习惯于一超独霸的体系，但近年来中国的理论、道路、制度与文化自信，宏大的“一带一路”倡议，以及在G20架构下的积极作为，完全超出美国朝野的预想，他们第一次强烈感到其霸主地位受到挑战。而美国国家利益的核心就是维护其全球霸主地位，维护由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并从中获益，绝不允许任何可能凌驾自己之上的挑战者出现。
当前，重新思考对中战略已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民主党过去一直主张与中国开展建设性交往，其假设是：中国会被吸纳进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当中国融入后，美国就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让中国在政治、经济、社会结构上逐渐向西方发展模式靠拢。然而，这个发展趋势并未如他们所愿。
2017年2月，美知名中国问题专家夏伟(OrvilleSchell)与谢淑丽(Susan Shirk)召集跨党派中国专家小组撰写的《美国对华政策：给新政府的建议》明确指出，中美关系正处于“惊险的十字路口”，过去的很多假设已与客观事实的发展脱节。报告建议下一任政府更果决而有力地回应中国对美国价值观与经济利益的负面作用，凡是不符合或挑战美国主导的秩序、价值观的行为都必须有所回应。
最近，美前资深外交官坎贝尔(Kurt M.Campbell)和拉特纳(Ely Ratner)在《外交政策》杂志发表的《评估中国:北京是怎样让美国期望落空?》中指出：过去美国主张交往政策的决策者一直都怀抱一种不切实际的假设，以为通过交往政策，美国可以影响中国的发展道路，可以将中国吸纳进西方主导的国际秩序。这个天真的假设已经破灭。
美国发起了新一轮的战略对抗，特朗普政府对中国的惩罚性贸易措施不断加码，试图全力阻挠“中国制造2025”计划，针对萌芽阶段的中国高科技产业采取精准式打击，并对潜在行业对手例如华为、中兴通讯等进行封锁。
尽管中美之间贸易大战一触即发，但中国仍可以沉着从容的应对。当前特朗普政府的战略转向未必能持久，因为美国此举将严重破坏全球高科技行业的生态结构，最终会削弱全球产业链对美国高科技供应体的依赖，逼使对手强化自主研发能力与开发多方面供应来源，使美国长期垄断的核心领域面临更多的竞争者。
美国精英感受到中国对美国核心利益的“威胁”，很大程度上不是基于客观事实，而是心理不适应与意识型态框架塑造。就中美战略竞争的本质而言，中国并没有正面挑战美国国际地位的战略意图，中国谋求的是与美国和平共处，全面经济交往，以及协同其他国家共同应对当前人类社会面对的各项挑战与难题，中国与美国之间不存在无法化解的地缘政治利益冲突，更没有称霸的野心。
当前国际体系的利益格局已经多元化、复杂化、网络化，关键的行动主体既包括各国政府，也包括国际组织、跨国企业，以及不同层次的全球化参与者，特朗普的国家安全团队仍用传统冷战零和游戏思维来处理国际关系，早已与现实脱节。全球相互依存格局下，绝大多数国家都不希望中美之间出现激烈战略对抗，危害和平发展与国际合作的前景及新冷战再现。因此，美国很难整合国内外全面围堵中国，对中国发起一场新冷战。
加之，在过去三十年的高速全球化过程中，美国与中国的经济依存关系已经构成盘根错节的利益连体，美国如果真要动手拆解这个结构，将给自己以及世界经济带来灾难性后果。
2.中国要有战略定力，认清并把握好历史大趋势。
所谓“树欲静而风不止”，树大自然招风，在美国对华战略转向的新形势之下，中国要非常审慎、冷静地应对美国的敌意和对抗性的态度。习近平主席曾在一篇重要讲话里引述古言“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中国要把握好历史发展的大趋势，以及中国战略抉择的大判断。
第一、全球政治经济格局已经发生根本性变化，世界秩序正从西方中心过渡到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轨道上，这个进程始于上个世纪最后30年，2008-2009年又迈入一个关键历史转折点，成为带动全球秩序转变的最重要的推动力。此前，世界已在中高速增长的轨道上运行了多年。尤其在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美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扮演了世界经济增长的火车头的角色。以中国和印度为主的新兴市场国家在世界经济中的作用越来越大。
第二、美国新自由主义主导的全球治理机制已滞后于全球化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无法有效应对非西方世界全面崛起的大格局变化。新兴市场国家参与的全球治理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第三、在新旧秩序及模式并存的过渡期里，局部震荡与战略摩擦在所难免。转型或许会持续较长时间。
中国为首的新兴市场国家已成为世界经济的骨干
中国很多重要经济指标已赶上美国
根据许多国际组织与智库的分析报告，近年来中国在很多重要经济指标上与美国并驾齐驱。包括：对外贸易规模、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规模、国际旅游支出、国内零售消费总量、新能源投资规模、跨国电子商务、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等。中国依靠自身的国内需求拉动了世界经济的消费总量。这对中国的贸易伙伴们有非常大的吸引力，也是强化国家间经济合作与交往的根本动力。
在科技研发成果与科研预算方面，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的统计表明，随着科研团队的扩充以及预算的增加，在科学与工程论文发表数量上，中国已超过美国;虽然美国在论文被引用量上仍维持领先，但中国已呈追赶之势。美国在专利、知识产权收入和创新技术的风险投资等方面依然领跑全球。
中国在绿色能源领域快速跃升为全球的领军者。根据能源经济与金融分析院(Institutefor Energy Economics and Financial Analysis)的一份最新报告，中国在风能、太阳能、水力发电及其他可再生能源领域已经在全球居于首位，中国的投资规模已超过欧盟与美国的总和。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力推展绿色能源，已经投入的项目的规模超过320亿美元。
在绿色金融领域，中国也走在世界前缘，2016年共新发行了362亿美元的绿色债券，占当年全球发行量的39%。最近，中央结算公司发布2017年中国债券绿色市场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中国债券市场上发行贴标绿色债券2486亿元，占全球份额22%。中国已经是全球最大绿色债券市场，在过去两年，中国的发行债券规模占全球份额的30%。此外，中国也被认为是绿色经济相关领域的全球创新引领者，包括发展绿色运输工具、污染防治、节能建筑、智能型都市、资源回收与生态保护。
中国带动第三世界国家经济发展的作用明显超越美国
2015年，中国已经成为全球92个国家的第一大出口市场以及第一大进口来源国，而美国只有57个。近几年，中国对欠发达国家的援助规模加大，把各种不同形式的援助加总，总量可能已经超过美国。尤为重要的是，中国协助发展中国家克服基础设施瓶颈的努力非常显著。比如，依托中非合作论坛架构实施的“非洲信息高速公路计划”，中国电信集团带领中国设备厂商兴建覆盖非洲大陆“八横八纵”宽带骨干光线网络，投入约150亿美元，8年修建长度达15万公里，穿越48个国家与82个城市,预计2023年完成。这对于非洲大陆具有跨时代的意义。西方国家从未设想能启动这样一种跨世纪的，而且是贯穿整个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
麦肯锡顾问公司最近发布了一份关于“中国在非洲企业的经济带动作用”的评估报告，它们在非洲8个大的经济体里，针对抽样的1000家中国企业做了深度调查。目前非洲至少有10000家中国企业，其中90%是民营企业。抽样调查的这1000家企业给当地创造了30万个工作岗位，其中89%的员工都是当地人，超过三分之二企业都对当地员工进行培训以提升其专业技能。报告估计，中国企业给非洲地区创造的就业机会超过200万个。
制订国际经济合作游戏规则的主角将由G7转到E7
根据普华永道的预测，到2030年，中国的GDP(以市场汇率计算)将超过美国，未来(2050年)全世界经济的主角将不再是传统的七大大经济体(G7)，而是七大新兴市场国家(E7)，即中国、印度、俄罗斯、印度尼西亚、土耳其、墨西哥、巴西。2017年由中国主办的金砖国家峰会是一个新起点——通过邀请墨西哥等国的元首或政府代表参加，金砖国家峰会从一个封闭的五国协商机制，逐渐扩大成为非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高层协商平台。如果用购买力等值衡量，1995年E7的经济规模是G7的一半，2015和G7的经济规模已经相当。据估算，到2040年，E7的经济总量将是G7的两倍，成为全球经济的骨干与带动增长的火车头，而到2050年，现在的G7只剩下美国与日本。
世界经济将要经历一个巨大的变化，所有西方所主导的多边体制都要进行调整，包括决策机制、责任分担等等，将更大程度反应新兴市场国家和更广大国家的需求。
战后美国建构的国际秩序面临空前的裂解危机
西方主导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合法性、包容性、可持续性早已存在严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权力基础全面动摇，美国正快速失去在生产、贸易、科技创新、意识型态等领域里的支配地位，勉强维持军事与安全、金融与货币等领域的霸权;(2)自由贸易的社会支持基础崩解，近年来在西方内部涌现的右翼排外民粹主义和左翼反全球化运动，不断肢解社会的共识;(3)面对非西方国家呼唤全球新秩序，要求全球治理改革，追求更公平、包容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呼声，西方国家显得十分无力，回应缓慢且不足。
西方国家内部出现了许多令外界和自己吃惊的政治风暴，有人称之为“黑天鹅”现象，即主流政治人物纷纷被反主流、反自由经济秩序、反区域整合的力量击败或削弱。英国的脱欧公投，意大利的五星级运动崛起，德国的“另类选择党”动摇默克尔总理的多数联盟，都是这股反全球化潮流的最佳写照。
特朗普变局带来新的危机
特朗普的异军突起更是让原已动荡的政治结构重组过程出现更大波折。他主张美国优先、美国利益最大，将所有国际领导责任、政治信用、价值理念原则等都视作美国的包袱，皆可抛弃;对于既定的国际承诺、多边体制与外交政策框架，皆可放弃或修改;对推进民主化、经济自由化与全球化的长期目标，则毫不留恋;美国原有的国际经济交往规则皆可重新设定，既有的经济协议则可重启谈判。
特朗普政府的许多举动与美国一直想要扮演的全球领导者的角色格格不入，包括美国宣布退出《巴黎气候变化协定》，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全球移民协定》，并威胁随时准备退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减少对联合国各个专业机构的预算承诺，将美国一手创建的世界贸易组织(WTO)称作“灾难”并威胁不受制于其裁决。特朗普政府准备无视任何它认为有意侵犯美国主权的WTO裁决。其恶劣影响之一就是，2017年底在阿根廷举行的WTO部长级会议在对全球贸易没有任何实质共识的情况下落幕，惨交白卷。WTO协商体制已经完全失去功能，陷入瘫痪，完全无力纾解中美之间可能爆发的大规模贸易冲突。这些迹象都显示，美国主导的国际秩序已经摇摇欲坠。
面对自由国际秩序的裂解，美国主流外交精英担忧“世界正迈向金德尔伯格陷阱”。哈佛大学著名政治经济学教授约瑟夫•奈提出，当下炒得很热的“修昔底德陷阱”可能是个伪命题，因为这种历史悲剧重演的可能性太低。真正需要更严肃面对的是“金德尔伯格陷阱”，即当美国抛弃国际公共产品提供者的角色，而中国又没有能力和意愿来填补这个真空时，世界经济可能会出现国际公共产品供给严重短缺的危机。
依照已故美国经济学会会长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hegemonic stability)理论，在缺乏世界政府的情况下，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运行需要一个强有力的领导者或领导集团，提供必要的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公共产品包括两个范畴：一是经济交换与合作的基础条件，即和平的国际秩序、跨境产权保护、开放的贸易体系、海上自由航行、通用的交易货币、稳定的汇率、交易规则标准化等，只有具备了这些条件，跨国贸易和投资才能实现。否则，这一体系将极难保持稳定，贸易战和货币战也就难以避免，并进而走入一种恶性循环。二是世界经济的危机管理机制，即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在出现危机时扮演两个角色——当经济出现巨大周期波动或金融危机，第一，经济出现严重紧缩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购买者，它不但不会闭关自守，还会进一步开放市场，并且用财政刺激等多种手段维持旺盛的需求和购买力;第二，在资本市场陷入恐慌时，这个国家是最后的信用担保者，可以实时为世界金融体系注入流动性，防止其陷入流动性陷阱，只有唯一的超级大国或紧密团结的少数核心大国才能扮演这样的角色，其他经济体都只能搭便车。
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模式不可持续
“镶嵌自由主义”有效维护了二战后头三十年的自由国际秩序。金德尔伯格的“霸权稳定论”逻辑，确实可以用于解释二战结束后的30年美国在国际秩序重建上发挥的关键作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美国为主导，构建了战后国际秩序以及相应的多边体系。在美国的引导下，国际社会逐渐形成共识：一方面建构以开放、合作、互惠为原则的国际经济秩序，为贸易自由化逐步建立规范，提供以美元为定锚的稳定汇率，并设置IMF与世界银行等机构，协助发展中国家因应国际收支失衡问题及满足发展融资需求;另一方面，西方国家国内普遍设置相应的机制来调和资本主义破坏力量和社会保障需求之间的矛盾。这些与自由国际经济秩序相配套的机制包括：反周期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推行社会保障体系、福利国家体制、累进课税、财政移转性支付等政策，其中特别关键的是严格限制跨国资本流动和跨国劳动力流动，维持阶级之间的权力平衡，资本家必须在国内寻求与劳工阶级和中产阶级的政治妥协。这种体系被称为“镶嵌自由主义”(embeddedliberalism)，即不是完全放任市场主导的自由主义。
美国主导建立的战后秩序涉及很多领域，包括安全、维和、贸易、货币、金融、运输、通讯等等，甚至包括海洋、航空、外层空间等。其中最重要的贡献是：战争不再是通行的解决国家间争端的工具，国际法不承认以武力夺取领土的合法性;一旦出现这种情况，国际社会将集体予以抵制，联合国安理会也会出面干预。这一新秩序开启了人类近代史上最长的和平繁荣时期，尽管有美苏冷战与局部代理战争，但没有爆发全面性战争，美国也趁机极力向外推广其价值观和发展模式。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时任美国总统里根推动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模式，逐步侵蚀了社会阶级间的力量均衡，民粹主义和右翼极端反全球化也由此时开始逐渐累积力量。首先，过去30多年里，许多西方国家(也包括一些新兴市场国家)的政府都变成面对经济巨兽的政治侏儒，政府的经济与社会职能被架空，放任跨国企业在全球市场里的垄断行为，最终导致全球化利益与风险分配严重不均。几乎在所有国家内部，跨国资本取得绝对支配地位——压缩工会权力、放宽劳动条件，全面减税、厉行财政平衡，长期执行紧缩政策、倒逼社会福利体制逐步减缩等等。其次，金融市场本身变成创造巨额短期暴利的来源，大量资本被吸纳进虚拟经济，金融凌驾于实体经济之上;施行大幅度金融松绑，拆除金融防火墙，全面开放衍生性金融产品，最终导致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
跨国资本在全球化经济中的主导地位
过去30多年，美国根据新自由主义蓝图打造的国际经济秩序，让跨国资本在全球取得前所未有的主宰地位，民主与市场都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的俘虏。如果我们把国家也视为经济体，将所有国家的财政收入与全球大型企业的营收作为比较基础，全球前100大经济体只有30个是主权国家，其余都是跨国企业。全球营收最高的是沃尔玛，只有8个国家的财政收入超过它。作为一个经济实体，沃尔玛的规模远超过西班牙、韩国、澳大利亚。而在这些企业巨兽面前，绝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是侏儒，没有任何谈判筹码。资本主义全球化使得极少数跨国企业与最富裕阶层成为全球权力行使主体，他们排斥所有限制其行动自由与资本回报的全球治理或监管机制，他们有能力影响各国的法律、政策与国际规则。
在新自由主义指导下的全球化导致“寻租资本主义”(rentiercapitalism)愈演愈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的“2017年贸易与发展报告”，特别指出“寻租资本主义”对世界经济结构的扭曲作用。现代经济里典型的寻租就是企业藉助政治影响力来取得特殊竞争优势或巩固自己的独占或寡占地位，然后藉此压榨供货商、消费者或政府以获取超额利润。
UNCTAD这份报告首先指出，过去30年的全球化可以称之为“超级全球化(hyberglobalization)”，全球经济整合的深度与广度，在以史无前例的超级速度前进。超级全球化导致了产业结构的高度集中，也让极少数的享有垄断地位的超大型跨国企业囊括了愈来愈高的超额利润。根据UNCTAD的分析，在1995年，如果我们把全世界所有非金融业上市公司的市值从最大到最小进行排列，前100大的总市值是最后段两千家公司的31倍，而20年后这个倍数已经暴增到7100倍。在过去20年中，这100大企业的超额利润比例也不断攀升，跟它们同业平均获利率相比，在1995年它们的超额利润占利润的比例是16%，2015年则上升到40%。
这些超大型跨国企业之所以能急速扩张，又能享有惊人的获利能力，主要不是靠它们的创新或效率提升，而是它们可以藉助自己的政治影响力来扭曲法律、政策与市场监管体制，让自己透过收购专利与滥用专利诉讼来压制对手与阻挡潜在竞争者，可以在全球范围逃避课税，以及设法解除反托拉斯法的束缚，让自己可以通过并购而快速巩固市场垄断地位，并让自己暗中侵占消费者权益的商业模式规避消保法的管控，甚至还可要挟各国政府给予特殊优惠的财政补贴。在全球寻租资本主义盛行的时代，贫富两极化是必然的结果。
(朱云汉，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董事兼执行长，中信改革发展研究院海外顾问。本文是2018年4月1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中信大讲堂·中国道路”系列讲座《构建后西方时代世界秩序与中国全球担当》的演讲改编。来源：《经济导刊》6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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