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慧丽讲座简讯：我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何慧丽女士是中国农业大学的年轻教师，北京大学的在读博士研究生。本来，留洋、晋升职称、向上走，顺理成章，一条光明大道就在眼前，可是她怎么会跑到贫穷落后的河南省兰考县搞什么乡村建设实验呢？不少人对于她的举动感到不可理解。听了2004年9月19日她在书吧的演讲，人们明白了她的选择的意义，也对她所从事的事业和她本人的人格充满了敬意。
何老师到兰考搞乡村建设实验，有其必然，也有其偶然。她自己讲，1997年她进入中国农业大学任教，担任“农村社会学”的讲授任务。在教学和研究中，她深切地感受到，这些来自西方的理论远远地脱离我国的实际，因为她自己就是来自农村的，这种感受十分明显。她开始犹豫了，选择从书本到书本的学院教学，从理论到理论的学院研究，她也能在主流学术道路上走下去，发表论文，评职称，名利都有；可是，这些东西对于中国的实际没有多少真正的积极作用，甚至有不少危害；选择从中国本土的实际出发，讲授“农村社会学”，那可是要冒风险的，这是需要创新的，更是需要勇气的，不容易为主流所认可。经过抉择，决定选择后者，走温铁军倡导的“用脚做学问”的治学道路。这样，她有幸遇到学校与河南省开封市搞“市校共建”，她参加了，经过争取，有了“河南省兰考县挂职副县长”的身份。本来，开封市的思路要求老师有项目，给予老师的主要任务就是招商引资。可是，何老师没有这些东西，她的思路不同，她要尝试另外一条思路，这就开始了她在兰考的乡村建设实验。
何老师坦率地向大家介绍，她开展乡村建设实验的基本理念是接受了以曹锦清、温铁军、贺雪峰、韩德强等为代表的“国情共识派”的结论，认为中国是一个人口极多、资源极少的发展中大国，效仿西方的市场化基础上的工业化道路无法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迄今为止，我国的主流学者还在反复强调这条道路，而对于这条工业化道路过程中形成的巨大张力缺乏足够的认识，这张力的具体表现就是三态灾难：“社会态”的灾难即贫富两极分化，“生态”灾难即环境生态恶化，“心态”的灾难即人与人之间的基本信任感丧失。何老师讲，当下我们需要打破三个神话：第一，要打破权力的神话，不能认为政策和制度是万能的，只要政策和制度一改，就万事大吉了；第二，要打破市场的神话，不能认为市场是万能的，市场能自动解决一切问题；第三，要打破“工业化阶段”的神话，不能认为我们遇到的“三农”问题只是工业化进程中的阵痛，跨过这个阶段就好了。破除了这三个神话，她就开始探索新的道路，尝试新乡村建设实验了。何老师说，她不是“愤青派”，也不是“赞同现代化派”，也不是革命派，而是改良派，从事渐进地改良。她说，她清醒地认识到她从事的改良工作不能根除“三农”问题，但是能够缓解“三农”问题，能够让农民群众获得一种做人的尊严和幸福。
何老师讲，要搞好新乡村建设，需要强势集团做出让步。第一，免去农业税，而不是税费改革；第二，将工业化过程中征用土地的收益还给农民，建立土地基金，以给无地农民提供社会保障；第三，裁撤1000万县以下农村基层干部，从根本上减轻苛捐杂税的困扰。此外，还要注重发挥农村中的草根精英的作用，使之成为农村自组织的核心，为农民利益服务，带领农民群众建立各种类型的农村自治合作组织，使农业生产资料的供应，农副产品的销售、加工、运输，农村金融的收益能够留在农村，造福农民。
到目前为止，何老师在河南省兰考县做的乡村建设实验已经取得了初步成效。她为大家介绍了三个案例。第一个是在一个村庄建立起了全县一流的腰鼓队。第二个是在一个村庄建立了一个老年人协会。第三个是在一个村庄建立起了合作社。这三个案例给人们很大的启发。
何老师刚到兰考时，一个村支书主动找何老师要求到他们村搞项目，何老师答应了。村支书要的项目是要钱，因循“招商引资”的思路。何老师的项目却是要在村里建立一个腰鼓队。何老师的理论是，乡村建设须从文化建设入手，这个既是起点，其实也是最终的归宿，就是要建立一套新的价值系统，一套新的文化系统，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在实施过程中，村支书尽力而为，结果却令人失望。村支书在村广播喇叭里连续宣传了三天，征集报名参加腰鼓队。可是最后，只有两个妇女到村支书家里报名，而且询问是否有报酬。何老师看到基层干部对群众的号召力和动员力远远超出了自己的估计，迫不得已，她得想办法利用参与一些乡村建设会议的机会把支书和村里的经济能人带出来开会，在长见识之余加强思想建设和工作能力的培训。经过一番努力，她找到了毛泽东时代遗留下来的文艺宣传积极分子，就是两个退休老教师，将她们动员起来后，又通过她们才动员了五六位妇女参加进来。这样，她又借助外力，引进外部资源，找大学生来一起联欢，渲染气氛，找教练来培训。慢慢地，总算有了起色，参加腰鼓队的人数多了起来，村民也不再嘲笑了，反而欣赏起来了。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一位城市退休的老工程师，也是毛泽东时代培养起来的积极分子，十分乐于帮助她们，担任该村腰鼓队的教练。这位老工程师技术过硬，态度认真，品质极好，善于同群众打成一片，发扬雷锋精神，每天下午2：00准时赶到该村，而且从不喝该村一口水，不吃一顿饭，不拿一分钱。他的这种精神也鼓舞着腰鼓队的队员认真刻苦地学习，积极进取。工夫不负有心人，最终这个腰鼓队声势壮大了，周围各村有什么重大事情她们都要出面表演，成为很有影响的群众文化团体了。
何老师的另一个实验就是在一个村庄搞起了老年人协会。何老师讲，这个老人协会的创办她本人没有发挥多少作用，不象第一个腰鼓队那么费劲。为什么呢？因为一开始她在这个村就发现了一位“毛式”老人，就是在毛泽东时代当了20多年的老支书赵大娘。赵大娘的儿子在外当老板，很有钱，可是赵大娘进城后感到十分不平等，为什么城市老人可以在公园享乐，而农村老人却只能各自守在自家门口等死，她很想让农村的老人也过上好日子。平时，她经常把儿子给自己的钱用来买些吃的小礼品，送给村里鳏寡孤独的老人，有很好的口碑。遇到何老师后，她跟何老师提出搞老年人协会的想法，何老师十分赞赏并表示大力支持。就这样，赵大娘在何老师的支持下开始积极发动群众，还组织了正式的选举，产生了理事会。何老师感叹赵大娘的菩萨心肠和工作效率、号召力和组织动员力，这跟那个村支书形成了鲜明对比。赵大娘拿着理事会名单找何老师时，何老师感到十分惊讶，没有通知我参加会议就产生了理事会。赵大娘将理事会成员介绍给何老师，何老师对两个人不满意，认为她们年龄都不到50岁，一个40多，一个30多。赵大娘说，40多岁的是村支书老婆，把她拉进来有利于争取到村支书的支持；30多岁的是个热心人，老人协会很多跑腿的事情可以由她来做，可以缓解老人的不少麻烦。听了赵大娘的解释，何老师非常钦佩赵大娘的政治智慧。何老师后来曾经给这些老人送过食品和衣物，现在还帮助她们推销她们手工制作的工艺品，获得一点金钱收入，能够给这些老人们带来莫大的快乐，她们感受到了她们的力量和价值，她们还有活头，活着还有用。
何老师最近的一个得意之作就是在借用河北乡建学院的农村合作社培训资源和当前的大学生支农支教资源，在一个村庄搞起了一个经济发展合作社。要建设新农村，必须走合作道路，农民只有团结起来才有力量，只有合作化道路才能给他们带来出路。首先，何老师推动宣传合作文化，提出“改变自我，做家乡主人；团结起来，建设新乡村”的口号和“在合作中谋求发展，在发展中改变自我”的口号。其次，何老师将村支书和村里的经济能人带出来参加有关“三农”研讨的会议，并将一些外省的有经验的合作社社长们请来进行交流，帮助他们开阔视野，鼓舞士气。再次，发挥大学生的积极作用，介绍大学生支农社团在该村建立信息站，动员大学生参与新乡村建设，起到传播文化、渲染气氛的积极作用，当然大学生在实际中坚定地走当年毛泽东领导的“红军路线”，坚持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何老师看到这是当今唯一还可以走“红军路线”的可靠力量了。最后，何老师发掘了当地县乡干部中一些愿意为农民做些实事的人，发挥好他们的作用，给农民群众的创造提供一个良好的外部空间，不设置障碍，而是帮助克服困难。最终，温铁军先生造访兰考时，县委书记陪同考察合作社，并在揭牌仪式上表态大力支持合作社的发展，表示合作社的事各部门只能配合不能起干扰作用。
何老师最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认为应当发挥好几个方面的作用，坚持几个基本原则。第一，要注重外在力量或资源对内在活跃分子的激发过程，要认识到组织外出培训和深入发动的重要性。第二，要注重大学生资源的运用。让大学生参与新乡村建设，既是教育锻炼他们，也是帮助农民造势和能够坚持走“红军路线”的最佳队伍。第三，要注重农民的自我交流和自我培训的重要性，包括外地农民与本村农民；本村农民与本县之内的农民；本村农民精英或积极分子们与本村农民的带动。还包括一起出去培训；村积极分子的互动及与村民的互动；培训时的互动；把全县的乡村建设的力量团结整合起来，互相借鉴，共促发展。第四，要注重两个整体性发展，一是合作团结的文化和组织的同步发展；一是文艺活动与经济合作组织的同步发展，相互烘托。第五，要注重村、乡、县、市纵向资源的整合利用，包括政策资源、扶贫资源、政府中想干事的人；县委党校、市委党校资源等。第六，要注重发挥毛泽东时代的遗产的作用，包括“毛式”老人和“红军路线”等。
何老师的演讲激动人心，令人向往。这不仅只是何老师的演讲富有情感，更重要的是何老师在用自己的实践来做演讲，她探索的新路给人以希望。“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另一条道路是可能的。”何老师已经起步了，许许多多像何老师这样的人如果也起步，那么中国的希望就越来越大了。这正是我们所召唤和期盼的，相信也是很多朋友所期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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