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温李约瑟难题，再解答案
6月24日下午，田辰山博士在做了一场题为“重温李约瑟难题，再解答案”的讲座。主要内容如下：
李约瑟难题一直是一个热门话题，包括两个问题：为什么中国近代没有产生科技革命？为什么中国在古代取得了科技的辉煌？第二个问题是在前一个问题获得解答的基础上的，事实上是第一个问题而非第二个问题在中国成了热门话题，对第二个问题的不涉及，认为是中国人不如西方人，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科学思维的观点，或者说是一种心理预设造成了这种现象。
认为，中国人不如西方人着一看法，从中央电视台1988年播出的《河殇》就表现出来，因为它认为，以黄河为象征的古老的内陆型中华文明已经失去活力，必须虚心地向先进的海洋型西方文明学习，才能再创辉煌。提到，2003年9月，杨振宁在人民大会堂的发言认为：中国传统思想阻碍近代科技发展，如《易经》和中国语言本身不是科学的语言等。中国的现行话语体系中带有严重的欧洲中心主义，以欧洲文明为中心，与欧洲以外的其他文明形成一种二元对立，即他们是先进的、文明的和民主的，而我们则是落后的、愚昧的和不民主的。希望改变这种看法。
从七个需要回答的问题入手试着再解答一下李约瑟难题。
一、是目的还是手段？
科技是手段，本质上是一种概念思考工具。“科学”的标准解释是：“去认知”；包括事实、定理和理论在内的知识体系。科学的目的是通过观察，认识世界、找到“真理”。科学不涉及价值观。科学史大量证据表明：标准解释未包括科学实质，即科学为政治工具。在中世纪，知识是危险、不可广泛传播的。科学与天主教有联系；地心说与日心说很大程度是政治之争。十七世纪科学不是被政府便是被教会控制。
二、中国文化与西方科技：“A决定B” 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阻碍现代科技发展”
是建立在“A决定B”
简单逻辑上的说法，事实上是“中国思想”和“科技”范畴相去甚远。并不存在“A决定B”的简单逻辑。
三、西方的现代性是什么？
准确来说是西方科技的近现代性，英文“modern”指近代，谈现代性必然牵涉启蒙运动这一转折点，启蒙是现代化的起点。启蒙运动是挑战神话与万物有灵，向宿命抗争依靠科学和理性获得自由的运动，是以科学的世界观挑战宗教观，获得一种理性的解释，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但另一方面，从“自由”命题走向“个人主义”命题，达到了一种“按照自己意志或欲望行动”的放纵。启蒙运动的辩证在于由于自由的内涵已被改变，科学目的的内涵亦被改变。科学不再为获得从宿命论下的自由寻求知识，而是变成为实现个人利益，满足个人欲望的服务工具。随着科学、理性主义、推理、实证主义、追求经验事实等等都开始服务于个人利益和个人欲望，这些概念本身也变成具有宿命论同等的魔力地位，保佑个人成功。个人利益和欲望现在拥有了过去上帝的位置。上帝则被降为附属的手段地位，成为追求个人利益和欲望合法的辩护士。
四、什么是“科学思维和方法”？
科学其实是狭义方式思维，是在一定的具体的范畴里的过程。
科学工作基本的方法模式是从观察开始：观察、采集研究对象的事实，其活动、状况以及相关条件或联系；对观察、采集事实进行解读；作为目的解释观察、采集事实的原因，也即进行假设；假如某种概括性解释（或假设）成立，它须有预见性，也即，根据这一假设，某种具体结果可以通过推理得出；根据假设，进行“实验前”结果预测，然后进行实验；如果实验结果与预测相同，则接受假设成立，假设成为定理。如果实验失败，则或对假设进行修正或给予否定。
上面概括六个步骤，从一到三（即从观察、采集事实到进行假设）属于归纳法范畴，即从具体到一般。四到六（假设的预见到根据实验结果对其接受或否定）属于推演法范畴，即从一般到具体。任何科学程序都包含两种方法，而不只是其中一种，二者是分不开的。从哲学知识上说，所谓辩证方法，正是强调这两种方法的联系性与不可分割性
科学不发现绝对真理。
科学哲学揭示，科学的设想是发现永恒、普遍、绝对真理。然而迄今为止，一切科学知识都受到怀疑（如批判相对主义），任何知识都需批判地评价和测试来决定它们反映真实世界的程度。 科学并非已找到了真理，或说已达到目标。一切科学都是假设，有待新发现进行修正。
五、 中国有“科学思维”吗？科学思维具狭义性、单一性；中国思维具博大性、多重性。
科学方法是研究狭义、单一问题的具体操作设计与执行。
中国思想围绕宇宙和谐，博揽一切思维方法和实践途径。
第一，中国思想不假设超绝本体，即不追究确定性、本质性、绝对性和决定性。 西方通过这种方法找的是本体和由它决定的法则或规律，中国思想在这里则是事物内在的联系。
第二，中国思想是互系抽象思维。西方抽象逻辑和思辨是单向的、单层的、直线的、简单的、直接的；
中国思维是多向的、多重的、曲折的、复杂的、间接的。中国不但不排斥单向、单层、直线、简单、直接逻辑，而是将其包括之中。
第三，中国思想中归纳法推演法兼收并用，“天人一物” 是归纳法， “理一分殊”是推演法。只不过不是科学狭义、简单推演法，而是全息性、多重推演法。朱熹、王充、顾炎武、钱大晰等许多古代学者的考証和格物致知，都与西方科学假设、取证的类似程序和推演相符。
第四，中国思想包含多重逻辑（多重次序）性。科学思维与儒学比较，一个单一逻辑、单一顺序；一个多重逻辑、多层互系。中国秉持互系思维，至少是双重、双向。而西方思维只能算是将其肢解之后所截取的一段。中国思考属于大域境。如果将（儒家）科技思维作为焦距中心，单一逻辑和单一顺序是包含其中的。
第五，中国思想里互系性语言的准确性。
汉语语言阻碍科学思维说法很流行。杨振宁讲《易经》的阻碍时，把汉语单音结构的原因归咎于《易经》。
西语依靠单义准确性，汉语依靠互系准确性。汉语的功能正是载体传递全部信息所必须的。所以与西语本质概念性和单义性导致单息性比较，汉语为过程、全息语言。西方靠概念、单义、单息语言派生科学术语，儒学则是靠类比、互系、全息发展科学术语。这又是汉语的博大性；西方概念性、单义性、单息性不仅不受排斥，而且实在是类比、互系、全息某一点的呈现。西方人用惯自己语言，对汉语体验为模糊性，这不是汉语本身问题，而是主体认识原因。“模糊性”，其实正是融合性、全息性，一种不同于西语的准确性。
第六，中国思想是目的与手段统一。西方科技史显示，科学作为手段从古到今，从服务哲学、宗教到服务个人主义利益和欲望，目的在变化。目的的变化从反面看，则是手段大于目的。这使得导致西方产生出科学主义，是合乎逻辑的。
中国思想历来视目的为本，强调目的与手段统一。成语“南辕北辙”将中国态度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中国近代接受科学观，与西方科学主义不是一种含义。中国传统更将科学作为一种世界观。中国传统反对科技作为这种目的的手段，加剧自然与人类、人类与人类内部的紧张关系。 一句话，中国崇尚和促进这两种关系和谐的科技，不是相反。
六、古代中国为什么科技辉煌科技？
李约瑟认为：中国文明发现自然界知识比欧洲人有效率得多，而且是科技革命之前，已为人类福旨运用自然知识了十四个多世纪？
中国古代科技辉煌的原因 在于：儒家并非现在人们想象的那样，对科技抱的是鄙视态度，将其视为“奇技淫巧”；古代科技获得发展的原因与中央集权的体制相关（或曰并非封建独裁阻碍科技）；历史显示：儒家思想并非是科技发展的阻碍；传统意识形态并非不包括进步，并不构成近代自然科学发展的负面原因；以及地理、社会、经济条件和结构这些实在因素可能是获得对这个问题解释的主要方面。
中国古代科技的成就反映出其主要的目的是社会的需要，与天人合一宇宙观很有联系；郑和下西洋时中国实力远比西方强大，但没产生西方“发现新大陆”那种结果，这可以说与儒家思想追求和谐的理想有关。中国思想传统不存在类似启蒙运动后西方个人利益和欲望为终极目的倾向，更没有进而导致近代西方那种以无限制追求资本利润为目标的促动力。
七、什么是西方现代科技的动力？
取十九世纪为缩影，海德里克有个精辟概括：“在许许多多十九世纪重大事件中，两件给整个世界带来震动后果的，一个是工业技术的进步和强大，另一个是欧洲对非洲及大部亚洲的占领和剥削。”海德里克申明，他作的是要找出这两大事件的联系。他分析的例子之一，就是英国发明的炮舰，它完全是以打开中国大门为目的的。炮舰不仅是工具，而且是西方强大的象征。这是个典型科技进步与帝国主义野心相互促进的例子。
近代科技发展的特点是以个人利益和欲望为最终目的而开始的经济、政治、社会实践。科技运用于资本生产（被称为“工业革命”，但目的是减少劳力实现生产成本的机器化），运用于国外争夺原料和市场，运用于为此目的的领土扩张，运用于在世界称霸。如果说，十九世纪英国、法国、比利时、德国统治者在立法机构辩论的热点是关于对殖民地的需求和推行帝国主义成本，那么今天则是各种重大技术项目，象计算机、喷气式飞机、卫星和新式武器，都是只有政府才能够担负和积极领导的。这是科学技术不可避免地政治化的反映。
最后得出结论：中国科技的古代发展与近代未出现西方的科技，都与中国思维有关；中国思想传统的不存在类似西方启蒙运动候的个人利益和欲望为终极目的的倾向；这个缺乏既是促进中国古代科技发达的原因，也是造成近代不如西方科技的原因；同一原因造成相反的两种结果，是必然的历史的背反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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