彰显开放时代的公民品格
营建和谐社会的心灵家园
探寻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
市民论坛
“市民论坛”是《市民》杂志社与北京文化传播公司联合发起的人文社科论坛，秉承《市民》杂志“彰显开放时代的公民品格，营建和谐社会的心灵家园”的理念，评说家事、国事、天下大事，探寻中国人安身立命之道，与全球公民社会共同成长。
《市民》杂志创刊于2004年，系中国最优秀的人文图书出版机构之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主管主办、广东人文学会协办的综合文化类期刊。而是最活跃的思想发源地。2006年8月，《市民》和联合发起创办“市民论坛”。
“市民论坛”是一个开放的论坛，欢迎读者的参与。我们热切希望和朋友们一起——关注人文修养，富于公益心，努力追求个人的人格完善与社会的公平进步，对社区、国家、世界的进步与改良，具有持之以恒的信心和热情。
我们希望“市民论坛”能达到这样的高度——陶冶西东、融铸今古、平章时事、不卑不亢、不激不随、深邃于思、敏捷于行、果敢于言——彰显开放时代的公民品格，营建和谐社会的心灵家园。
“市民论坛”第一期
主题：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
主讲：祝东力 《文艺理论与批评》原副主编
时间：2006年8月12日下午3：00到5：00
地点：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1号（北京硅谷电脑城对面，北四环西路海淀桥北100米路东）北大资源宾馆1308室 北京书吧
联系电话：010-62760856
网站：http://www.wyzxsx.com
电邮：[email protected]
内容简介：
长期以来，人们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区别就是生产资料所有制，生产资料公有就是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就属于资本主义，但对于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关注得比较少；同样，对公民社会一词的理解，一般人会认为应当是建立在私有产权确立的基础上，和传统的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社会主义社会是否应当有公民社会？公民社会遇到社会主义是否会水土不服？请大家来聆听祝东力老师的演讲。
以下内容根据速记稿整理，已经主讲人审阅
主持人：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是和《市民》杂志共同举办的“市民论坛”的第一场，今天的主题是“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我们请的是中国艺术研究院的祝东力老师。下面我们先请《市民》杂志驻北京记者黎光寿给大家介绍一下论坛的情况。
黎光寿：大家好，我叫黎光寿，《市民》杂志驻北京记者。因为我们和之间有共同的追求，一直想做一些事情，想来想去，最后决定做这个论坛。这个论坛是什么呢？在北京有很多论坛，像什么“中国经济五十人论坛”或者类似的论坛，其实都非常多。但是很多论坛都非常高端，咱们老百姓也没有资格参与，我们也听不懂，也不让我们进，所以我们想开一个大家都能参与的一个论坛，讨论一些和大家利益相关的话题，这个论坛来源于生活也高于生活。
为什么叫“市民论坛”呢？一方面我们的杂志就叫《市民》，另一方面是我们现在正处在一个市民社会的前夜，我们的前面，已经可以看到市民社会的曙光。我们杂志的“市民”，实际上还有另外一层意思，就是“市场经济下的公民”，我们愿意通过这本杂志，推动和促进中国公民社会的发展。
公民社会是什么呢？其实这是一个众说纷纭的话题，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10个人到一起，就有10种观点。中国是社会主义的国家，和公民社会似乎就是一对矛盾，但始终是要统一起来的，所以就有了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的问题。如何适应？如何相得益彰？我们就请了祝东力老师来讲这个话题，现在有请祝老师。
祝东力：大家好，我很高兴跟大家做这次交流。社会主义与公民社会或者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个话题还很少有人系统的来谈。这个很正常，因为如果大家接触过公民社会或者市民社会这个话题的话，就会知道实际上市民社会、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或者说整个这套话语，本来就是针对着社会主义国家而来的。它实际上是一个资产阶级启蒙运动，要用市场、资本，用资产阶级国家来代替社会主义国家的这么一个全球性运动的一部分。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是带有对立冲突性质的，所以这个话题很少有人从正面触及。我今天和大家一起尝试着来谈论这个问题――社会主义和公民社会是不是有内在的正面的关系？
首先说一下定义，一般讲公民社会、公民社会是什么意思？一般的学者是这样定义的，说公民社会就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合。
这里有几个关键点，第一点是公民社会存在在国家体制、国家体制之外。
第二点它是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请大家注意，这个定义没有提资本和市场，它只是提到了公民社会区别于国家，区别于政府。公民社会、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一个外来词，英文是civil society，这个“civil society”有三种通常的译法，第一个是咱们大陆一直以来翻译的，叫做市民社会，比如说翻译黑格尔的著作，翻译马克思的著作都是译成市民社会。但是台湾一直译成民间社会。还有后来的第三种用法，就是咱们今天说的这个公民社会。市民社会、公民社会和民间社会都是对同一个英文词的翻译，它的意思原本是一样的。
这个“civil society”最早是从拉丁文来的，罗马的哲学家西塞罗最早使用了这个概念。西塞罗在公元1世纪用这个概念是指一种区别于部落和乡村的城市文明共同体。其实当时西赛罗指的就是罗马的公民，罗马的公民社会。大家都知道，“civil”本来是内部的意思。在当时它指的就是罗马城内的人，区别于罗马城外的人。城里的人和城外的人是不一样的，城外的人是野蛮人，城内的人是罗马人，是罗马公民，所以他们构成了一个文明共同体。“civil”的“内”的含义其实到现在的英文里还一直保留，比如说美国的南北战争是美国的一场内战，就叫civil war。另外刚才讲罗马城里人和城外人的区别，也是一个文明和野蛮的区别，所以“civil”也是“civilization”即文明这个英文词的词根。刚才讲罗马城内“civil”这个词，也相当于先秦时候的“国”字的概念，就是国人和野人之间的区别。“国”这个方框圈起来就是一个文明共同体的概念。
在近代，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起源于中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我们知道在公元4、5世纪的时候，欧洲有一次蛮族的大入侵。蛮族反复的长时间的攻击罗马帝国，最后导致罗马帝国崩溃。罗马帝国崩溃之后就进入了一个长达近千年的欧洲中世纪社会。但在中世纪后期，经过几百年的经济复苏，城市经济、商品经济又开始繁荣，在11世纪晚期和12世纪的时候，欧洲出现了很多自治城市。所谓自治城市就是一些商人和工匠的行会，他们用金钱向封建领主或者国王赎买到自己的自治权利。一个自治的城市在法律上自己可以另搞一套，这样它就脱离了中世纪欧洲的封建体制。
到15世纪，欧洲的自治城市总数达5千多个，但是每个城市的规模都很小。市民这个概念最初是出现在1007年的一份特许状上，当时市民的概念包括商人、工匠、学徒、律师、自由民以及逃亡的农奴。我们都知道“市民”还有一个译法叫“布尔乔亚”（burgeois），这个“布尔乔亚”也是资产阶级的意思。“布尔乔亚”的“burg”的原意是山的意思。中世纪的市民是怎么起源的呢？刚开始在中世纪的欧洲有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这些王公贵族都是在一块地方的一个高地上先修建一个城堡，这是一个军事堡垒、一个要塞，是用来自保的，因为中世纪初期欧洲还比较混乱，蛮族彼此之间打来打去。所以首先他要有一个城堡。这个布尔乔亚的“burg”就是山坡或者城堡的意思，现在欧洲一些城市的名字还保留着这个痕迹，比如说圣彼得堡、爱丁堡、纽伦堡等等，有很多城市名字后面带这个词根。后来在这个城堡周围陆陆续续聚集了一些商贩、工匠和逃亡的农奴，他们到城堡附近，在城堡的外围定居，做生意，打工。为城堡的领主服务，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新的移民群体。“布尔乔亚”原来的意思就是居住在城外的人。渐渐的在这个城堡之外又形成了新的城区，在新城之外又形成新的城墙。所以，以原来的王公贵族为中心扩展出了一个新的市民阶层，这个“布尔乔亚”的词就包含了一个市民如何起源的过程。
我们回过头来接着讲市民社会。到了14世纪的时候欧洲也使用市民社会这个词，它的含义是不同于野蛮人，是和前城市文化相区别的城市商业文明。等到17世纪，按照思想史的脉络，英国思想家洛克在他的《政府论》里边，又提到了这个概念，他认为社会先于国家存在，他把社会和国家做了一个区分。到19世纪黑格尔《法哲学原理》里面，他很系统的提出了近代的市民社会理论，他认为绝对精神在社会伦理的发展阶段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家庭，第三个层次是国家，中间这个层次就是市民社会。黑格尔认为，市民社会是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一个社会关系的总和，在市民社会每个人都追求他自身的个人的目的。其实这个相当于亚当•斯密说的那个“经济人”的状态，就是每个人在市民社会里都追逐个人利益。所以黑格尔说，市民社会意味着“伦理的丧失”，就是说那里是没有道德的。在家庭阶段是有道德的，因为大家是为了一个共同体而存在。在国家这个层面也是有道德的，大家都为了国家的目的而存在。
从西赛罗到黑格尔，可以看出市民社会这个概念是发生了两次区分，第一次是和野蛮部族进行区分，就是罗马城里的文明共同体与罗马城外的蛮族做了一个区分。黑格尔是把市民社会与国家政权做了一个明确的区分。从市民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形成和成长的过程来看，它是伴随着近代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而来的，或者说就是伴随着原有的欧洲中世纪的第一等级、第二等级，也就是伴随着教士和贵族之外的第三等级，也就是商贩、工匠和农民，伴随着第三等级的成长而出现的社会现象。就它的实质来讲，是在资本的增殖和扩张过程中形成的。我们知道一个社会有两个力量中心：一个是权力，这个权力往往表现为国家行政权力，还有一个就是资本、金钱、财富，这是一个社会的两大力量中心。这是我们下面会不断涉及到的两个概念，就是权力和资本。
刚才主要是谈了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的概念和它的起源，以及它在历史上的演变。下面讨论一下当代市民社会理论的问题，我打算对当代市民社会理论做一个批评。
中国现在有很多研究市民社会理论的人，按照他们的一个通行的说法，市民社会的理念盛行的直接原因是东欧和前苏联集权式国家的转型。也就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现象。80年代东欧苏联也开始改革，原来的全能型国家、官僚型国家开始松动，在转型过程中，出现了市民社会的现象和理论。原来苏联和东欧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确有非常大的问题，其中之一就是一个全能型的国家，一个官僚机器的国家，掩盖、抑制了社会，社会长期缺少一种自下而上的主动性、能动性和创造性。所以，前苏联、东欧发展到后来就表现为一种停滞、僵化，最终衰落，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国家和社会之间没有形成一个良性的互动，而是以全能型的国家、官僚机器的国家来抑制了社会的首创精神。
市民社会理论在中国是90年代初出现的。这和中国80年代后期的城市改革和1989年的事件是直接相关的。90年代初，在国际上对中国市民社会的话题也非常关注。比如1991年在欧洲和美国召开了三次关于中国市民社会或者东亚市民社会的学术会议。92年也是这样，连续召开关于中国市民社会的学术会议。刚才说了，这是中国80年代后期城市改革，特别是1989年事件的一个直接产物。1989年事件，在他们看来，就是说从市民社会理论的角度看，是一个斯大林主义式的官僚型国家和社会的一个冲突。所以从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的提出和盛行来看，它直接的社会背景是非常清楚的，而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所针对的就是中国的国家体制和政府权力。
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大家都知道，从秦汉以来就形成了一个大一统的中央集权的国家，这个国家非常强大，能够垄断社会所有的政治权力、大部分的经济资源和意识形态话语。这个国家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能够整合全社会的资源来达成一个重要的目标。比如说在古代中国有两大目标一个是治理自然灾害，比如说水灾，还一个是抵御北方蛮族南下的入侵。我们看中国地图和亚洲地图就非常清楚，中国北方是没有小国家的。因为中国北方的北亚和和西北方的中亚，都正好是游牧民族，是欧亚大陆范围内游牧民族聚居的一个非常广阔的地方。游牧民族的生存环境非常恶劣，所以他们不断要南下要到中原这个水土气侯非常优良的地方来。这就造成一个结果，在中国的北方是不可能有小国生存的，如果有小国存在的话它必然会被蛮族吃掉。在北方，小国或者成长为一个大国，或者被吃掉，只有这两种可能。所以中国秦始皇的统一是一个非常大的功绩，在匈奴充分强大起来之前统一了中国。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假如中国没有统一，一直保留在春秋时期几十个小国林立的状态下，在匈奴强大和南下的时候，这几十个小国就会很容易的一个一个被吃掉。所以中国的中央集权式的大一统国家，它的历史功绩应该是被充分肯定的。
以皇权为中心的官僚集团垄断政治权力、大部分的经济剩余和意识形态话语，作为一个历史形态，这应该得到正面的评价。也正是因为这种中国官僚集团的强大的行政能力，才造就了中国作为古代农耕文明时代的发达国家这样一个历史地位。和中国古代历史形成对照的是欧洲中世纪，欧洲中世纪的政治权力跟中国古代完全相反。它是一个政治权力在大大小小的王公贵族和教会之间层层分割的一种政治权力状态。所以在这个意义上，统治阶级力量是相对比较小的，因为它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剩余都是被分割的状态，所以一个资产阶级，一个市民阶级才能够在层层分割的支离破碎的欧洲政治经济版图上成长起来。在中国这样一个大一统的官僚统治的巨型国家，资产阶级是没有多少成长空间的。
所以这也是刚才讲的自治城市和市民社会成长的一个空间，在中世纪欧洲的确是存在这样一个客观的社会条件，这个社会条件在中国古代是不大有的。到了中国近代，原来大一统的国家面临一个巨大的危机。欧洲在工业革命之后获得了巨大的物质力量，形成一个近代欧洲文明，西方列强航海而来，打到了中国。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好是清朝建国将近200年，正是已经走下坡路的时候了，中国帝国的黄昏遇到了欧洲近代工业文明的黎明，两相比较中国是相对比较衰弱的状态。所以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败了，中国很快陷入四分五裂的状态。新中国的建立，重建了中央集权国家，这有非常大的优势，就是原来邓小平讲的，社会主义优越性就是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这也是中国传统中央集权国家的一个优势，比如说修长城和大运河，这两个可以说是造福于中国千年以上的巨型工程，只有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体制下才能完成。
新中国重建了中央集权国家，它在毛泽东时代的27年执行了三大任务：
第一个就是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就是从日本经过南朝鲜到台湾再到菲律宾到东南亚这个新月型的包围圈，这是从49年以后就形成的，是对中国的战略包围和封锁。新中国重建中央集权国家后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要打破这个战略包围，因为这是威胁到新中国生存和中华民族生存的战略包围圈。这是第一个任务。
第二个任务就是快速工业化，这是从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以来几代中国人的梦想，也是中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一个起码的一个物质基础。
第三个任务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
我们今天可以比较客观的来评价一下这三大任务的完成情况。
第一个任务完成的非常成功，在1971年中国重返联合国，1972年尼克松访华。这标志着美国和中国在20多年的较量之后，美国承认失败了。美国承认了新中国的合法性，把中国重新接纳到以美国为主的国际社会，这是从70年代初开始的，这个前提是中国打破了美国的战略封锁、战略包围。所以第一个任务完成的非常成功。
第二个也基本成功，中国在70年代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独立和完整的现代工业体系，并且拿出了“两弹一星”这样在当时也是世界上非常尖端的高科技产品、国防工业产品。
第三个任务就是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这是不太成功的。毛泽东一直想走一条区别于苏联社会主义的中国社会主义的道路，57年的提出“双百”方针，大鸣大放，一直到66年发动文化大革命，他都想走这样一条道路，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都是想探索这样一条道路。但这是在三大任务当中最不成功的一个，所以今天对毛泽东的批评和诋毁主要集中在第三个方面，对中国社会主义探索诋毁最厉害的当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的批判。
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怎么样摆好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民主的关系，无产阶级专政是国家政权、国家机器，和它相配套的应该有一个社会主义民主，而这个社会主义民主就包含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这样一个概念在里面。文化大革命是一次重要的尝试，但是文化大革命客观的讲很不成功。仅仅指出一点就以可以说明问题，文化大革命的大民主最后是以军管、军训收场的，而军队是国家机器的一个最核心的部分，最坚硬的部分，它和大民主应该是对立的两极，结果，大民主是以军管军训来收场的。一直到文革后期有一首很流行的歌，第一句就是“七亿人民七亿兵”，当时中国还是一个巨型的军事化管理的国家，这个和毛泽东发动文革时候最初设想的目标是相去甚远的。所以中国的政治改革包括文化大革命这样的政治改革往往进入这样一个恶性的循环，放乱收死——就是一放就乱，一乱就收，一收就死，经济领域也有相似的表现，都是一个恶性循环。这里顺便谈一下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文化大革命，我们首先注意到它的政治债务，我们讲遗产，也要讲债务。文化大革命的确是有债务的，就是它透支了革命的理想，滥用了革命的名义，造成了对整个社会很大的伤害。
我在文革后期上小学的时候，就已经觉得当时“革命”这个概念在民间在一定范围内就是一个被嘲笑的概念，这和文革初期是非常不一样的。文革透支的革命的理想、革命的概念，以至于到了80年代，一直到今天，革命在很多场合都是负面的、被嘲笑被诋毁的一个概念，而“革命”从辛亥五四以来就是一个非常正面的概念，因为文革的失败、文革的挫折，所以“革命”这个概念走向了反面。这是文革的债务，我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正视文革的债务这个方面。但另一方面文革确实有它的遗产。就是在文革期间，毛泽东系统的响亮的提出了党内走资派的问题，提出了中国的修正主义和中国的资本主义复辟的问题。所以在社会主义国家只有在中国，因为曾经普及过这样的概念和学说，到了家喻户晓、深入人心的程度，所以一旦中国出现类似现象的时候，大家会一下子回到这个概念。所以中国的人民、中国的社会对私有化就会非常警惕。他们有非常强大的理论武器，而其他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人民和社会未必有这样的理论武器。所以中国的私有化进程一再被阻击，这和文革的遗产是相关的，是文革留下的一个正面影响，这个影响还会继续发挥作用。
上面讲到新中国的三大任务之一，探索社会主义道路不成功，最大的一次尝试是文化大革命，讲到文化大革命的政治债务和政治遗产。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大家对这种巨型国家和国家行政权力都有了一种警惕，甚至是恐惧，这是80年代以来的一个主流思潮。中国的市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也是在这个思潮环境下成长起来的。
现在中国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主要是自由派学者在谈论，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有一个特点，它基本上是二分法，就是把国家和社会进行区分，回避了资本对社会公众的压迫和强制，这是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现象。自由派总是反对强制，但这个强制仅仅是指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即国家的强制，政府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而不去谈或者是回避资本的强制，市场的强制，金钱的强制。自由派的市民社会概念和理论其实质就是用市民社会这样一个貌似代表全民利益的概念去削弱社会主义国家，同时为资本做掩护。这是一个自由派常用的战术和策略。和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相联系，自由派在理论上有一个陷阱，就是刚才谈到的他们只反对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就是国家的强制、政府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这也是所有启蒙运动、启蒙主义的一个特点，或者说是启蒙主义的一个理论陷阱，他们只反对一种特定类型的强制，对其他类型的强制他们似乎并不反对。
前一段吴敬琏发表一篇文章，谈到中国贫富分化的原因是腐败和垄断，这在网上引起非常大的争议，有非常多的人批评他。这是非常典型的自由派的理论，因为他所说的腐败和垄断指的都是中国国家权力的腐败和国有企业的垄断。但其实稍加留意我们就知道，贫富分化的原因主要不是腐败和垄断，因为在没有腐败和垄断存在的地方一样有贫富两级分化。比如说血汗工厂，这个现象完全可以和腐败和垄断没有关系，但因为资本和劳动力之间力量极不平衡，在一个资本比较稀缺、劳动力比较过剩的社会，劳动者的谈判能力是极低的，所以他的工资会非常低，劳动时间会非常长，贫富分化和市场、和私有制直接相关。
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北京某小区开电梯的电梯工都是农村来的女孩，她们平均每天的工作时间是10个半小时，一个月没有休息日，如果休息的话就没有工资。平均一天10个半小时，这是正常工作时间，还不算加班。她们一个月的工资是不到700块钱，不算加班的话大概是670块钱。而这在今天完全是正常的雇佣劳动，和吴敬琏说的腐败、垄断没有任何关系，它只是表现了资本和劳力之间的力量对比极不对称。所以劳动者在和电梯运营公司谈判的时候没有任何地位。而且，冬天电梯工穿的军大衣是要自己买的，这实际上是一个工作服，但是要自己买的，带的工作牌，上岗牌也要自己买，5块钱一个。吴敬琏的这种理论及其荒唐，这也是一般自由派的一个基本路数，他们只反对一种强制，就是国家的强制，政治的强制，权力的强制，而不反对市场的强制、资本的强制。
还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个性社会学家最近在南京电视台做了一次节目，讲到婚姻恋爱这方面的话题，她的一个基本逻辑就是只要不伤害他人，一个人有自由支配自己身体和劳动的权利。比如说一夜情，这属于自由支配自己的身体。但是，一个人能不能自由的出卖自己的人体器官，一个人能不能自杀，有没有自杀的权利呢？李银河实际上反对的也只是行政强制。就是说你只要不直接的强迫一个人去干什么或者不干什么，只要不是直接强迫，一个人所做的事情只要不直接伤害他人的话，就是可以允许的。那么被贫困所压迫，被其他的比如说资本的力量、市场的力量所强制去卖淫，去出卖人体器官，被逼的走投无路去自杀的话，这在自由派的理论看来都是被允许的，实际上他们的理论真正推导出来的是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景象。所以对自由派理论的确是需要特别警惕，不仅仅要看他们说了什么，还要看他们没说什么，他们有意无意留下一个理论的空白，这个空白是要被一个非常残酷的社会景象去填充的。
回到自由派的市民社会。自由派对市民社会理论也是这样，它只反对国家的强制，强调市民社会是独立于国家，独立于政府系统，他们总是回避不谈，真正的一个公民社会也应该独立于资本，在反对政府的强制、国家的强制、权力的强制的同时，也反对资本的强制，反对市场的强制。这就是我们要提出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这样一个概念，它是需要两面作战的，反对两种强制。
传统社会主义，按照美国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大卫•科兹的定义，他说社会主义有三个要点：
第一是生产资料公有制。
第二是计划经济。生产资料公有制是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相对的，计划经济是和市场经济相对的。
第三个要点为使用而生产。这点非常重要的，为使用而生产，和它相对的是为利润而生产，所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都不是为使用而生产，而是为了利润，为了资本的增殖扩张而生产的，所以往往会偏离人类劳动最初的目的，而资本条件下的生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生产是为了利润，所以往往会造成过剩，造成大量的浪费，大量的产品堆积。
这是传统社会主义的一个定义。但是从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角度来看，传统社会主义的定义是不完善的。因为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以及为使用而生产，这三个要点的主体都可以是一个国家，是一个官僚群体，而不一定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不一定是全体人民。所以以往的社会主义，我们看到的现实中的社会主义，往往是国家社会主义，或者也可以说是一种官僚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也就是说，生产资料名义上是全民所有，但实际上真正掌握生产资料支配权的是一个官僚集团，是国家的管理层而不是人民。而在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探索当中，毛泽东一直考虑的问题是一个怎么样把国家社会主义变成人民社会主义这样一个历史任务。
在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毛泽东和他的一些秘书，系统的阅读苏联政治经济学，做了详细的批注和谈话，逐段逐段进行评论。其中有非常重要的一段论述。在《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里，有这样的一段：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谈到，1936年苏联宪法宣布了劳动者有劳动权利、休息权利、受教育权利、年老患病及丧失劳动能力时获得物质保证的权利，而且采取多种措施来保证这些权利。就是说，1936年的苏联宪法保证了苏联公民能够享有社会主义的社会经济权利，这里强调一下，是社会经济权利而不是社会政治权利，刚才说的劳动权、休息权、受教育权都是属于社会经济权利。毛泽东在这段话的旁边做了一个批注，说：“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也就是说，政治权利要比社会经济权利更重要，这是毛泽东特别敏锐的捕捉到了苏联宪法和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一大问题。他接下来有一段论述，这段论述当年被邓力群记录下来，后来整理出来内部交流。毛主席当年是这么说的：这里讲到苏联劳动者享受的各种权利时，没有讲劳动者管理国家、管理军队、管理各种企业等等。实际上这是社会主义下劳动者最大的权利，最根本的权利，没有这种权利，劳动者的工作权、休息权、受教育权等等权利就没有保证。也就是说，社会主义公民的社会政治权利是他们的社会经济权利的一个根本保证，如果没有这种社会政治权利的话，如果劳动者没有能够以某种形式参与管理这个国家的话，那么他们原来享受到的社会经济权利也会一一丧失掉，我们都看到了在实际中发生的变化。
所以毛主席讲，最大的权利是管理国家。可以说，文化大革命就是毛泽东让劳动者起来行使参与管理国家的这样一种社会政治权利的一个巨大的尝试。否则的话社会主义仅仅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一种官僚社会主义，而不是人民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这个词非常有意思，它是“社会——主义”，不是“国家——主义”，不是“官僚——主义”，这个“主义”的主体是“社会”，在我看来，社会主义的“公民社会”这个才是社会主义的真正主体，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区别。
那么什么是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呢？我们可以给它下一个最粗略的定义，它就是指：持有社会主义理念、自愿组合、独立于政府系统、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的民间组织和民间关系的总和。它首先一定要有社会主义理念，而且它是自愿组合的，既独立于政府也独立于资本的逻辑。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存在可以分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在一个无产阶级国家，在无产阶级国家的架构下存在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是和无产阶级国家相配套的一个民间的状态。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在早期，曾经在中国有可能出现这么一个情况。当时出现了大民主的局面，出现了非常多的群众组织，这些群众组织都不是各级党政系统能够直接控制，直接指挥的，这个群众组织首先是有社会主义理念，是自愿组合，同时独立于党政系统，当然在当时条件下，更独立于资本的逻辑，不以营利为根本目的。但是当时出现了一个不好的情况，群众组织，社会主义的民间社会和社会主义党政部门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出现了对抗性的关系。
文革一开始大家都很熟悉了。刘、邓主持中央工作，派工作组，而且面对群众运动采取了镇压的态度。当时，王任重承认，刘少奇在文革开始时向他交代，说这一次还是和反右运动一样准备打30万到40万的右派。王任重在自己的日记里也这样说，这一次还是和反右运动一样，但是要吸取反右运动的教训，就是动手不要太早，应该让右派分子更充分的暴露出来。所以文革初期，党政系统，无产阶级的国家，它面对这样一个刚刚出现的社会主义民间社会，面对形形色色的群众组织造反运动——所谓造反并不是要推翻无产阶级专政，而只是起来给各级的党政领导提意见而已，但是面对这种群众组织，当时无产阶级国家采取了一个对抗性的措施就是采取镇压的态度。反过来群众组织在赢得了毛泽东和中央文革支持之后，他们采取的措施也是对抗性的，就是夺权。镇压和夺权导致当时无产阶级国家和社会主义民间社会或者当时叫组织群众之间出现了对抗性的矛盾。本来应该是良性互动的，彼此制衡的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变成一个恶性的关系了。所以文革很快面临搞不下去的局面。这次尝试是失败的。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除了在无产阶级国家这样一个架构条件下存在，还有一种情况，是在资产阶级国家架构下存在，在一个资产阶级国家的条件下也可以存在局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
当然，中国目前不属于第二种情况，因为现在宪法和党章还是社会主义性质的。所以中国并不能完全套用我刚才讲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第二种情况，但是另一方面的确有某些类似的地方。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一个基本任务，就是要保卫社会主义国家，因为现在社会主义国家面临资本、面临市场的严重侵蚀，以至于还是存在着发生颜色革命的危险。当然另外一方面，要完成这个任务它要付出一个代价，就是一般自由派所鼓吹的西方式的民主，在中国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看来，就应该缓行，因为那恰恰是颜色革命的一个保护动作。
目前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任务，就是抵制市场和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侵蚀和瓦解。刚才讲的在两种情况下存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的任务是不一样的。比如文化大革命时期，那个时候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义的主要任务应该是反官僚，反全能型的官僚机器的国家对社会的压制，对民间的主动性、创造性、能动性的压制。而在今天这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它的任务的侧重点应该是反对资本，反对资本、市场特别是国际资本对社会主义国家的颠覆。当然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变化过程中，但是它毕竟保留了社会主义的宪法和党章，它还有社会主义的成分。社会主义公民社会应该和政府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而不是像文革期间镇压和夺权这种对抗性的关系。同时，在今天它在市场也能够生存。它一方面反官僚机器，同时和政府有良性的互动；一方面反资本逻辑，同时也有能力在市场环境中发展。
其实在今天可以看到很多局部的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象，比如我们现在的，它就是一个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一个局部的现象，至少是一个雏形。还有毛泽东旗帜网站，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以一个虚拟的符号，以一个虚拟的网络空间为中心，从无形到有形，比如说可以在现实这个层面它可以交流一些有价值的社会科学书籍，社会主义左翼理论方面的书籍，可以组织讲座，可以组织消费合作社，扶持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像毛泽东旗帜网站它可以组织很多会议，可以发起民间的运动来抵制私有化的进程，毛泽东旗帜网站做了很多工作。现在中国社会主义公民社会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可以说有两个，一个是在经济上的独立生存问题，还一个是扩大基本队伍的问题。比如说我们可以量化的来讨论这个问题，在全中国13亿人口中，每万个人当中，有多少个有社会主义理念同时又有组织动员能力的社会活动家，或者说活动骨干？如果能够达到一定比例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主义的现状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据国家统计，中国现在县以上的民间社团大概有28万个，平均到每一万个人二点几。如果说每个社团有这么两三个以上的有活动能力的社会活动家和活动骨干的话，中国社会大概每万个人中在民间有5、6个以上社会活动家，如果这样的社会活动家是有社会主义理念的，也就是说中国现在每万个人中有一定数量的有社会主义理念的，同时有社会组织动员能力，那中国社会主义的局面就会有一个比较大的改观。
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概念和理论现在不成熟，因为市民社会、公民社会或者叫民间社会理论主要是自由派的理论资源。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怎么样把自由派的理论资源变成一个社会主义的理论资源。正如社会主义的社会形态是脱胎于资本主义社会形体，无产阶级是资产阶级的掘墓人，社会主义公民理论也可以这样理解，它可以脱胎于自由派的市民社会理论，但同时超越了扬弃了自由派的理论。现在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理论非常需要理论上的完善，特别是需要实践上的探索，我们期待着中国出现社会主义公民社会的现象。
我今天给大家的汇报就谈到这，下面希望跟大家做一个交流。
谢谢大家！
「 支持！」
WYZXWK.COM
您的打赏将用于网站日常运行与维护。
帮助我们办好网站，宣传红色文化！
欢迎扫描下方二维码，订阅网刊微信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