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石讲座：毛主席和中国及世界的未来——与年轻一代交流
9月9日是伟大领袖毛泽东主席逝世30周年，在这值得纪念的日子里，为了更好地了解和认识毛泽东一生的实践，以及他留下的丰富的思想遗产在当今的影响和意义，请来了毛泽东思想研究者老石先生和著名学者祝东力先生，和青年朋友们进行交流。
老石首先做主要发言。他指出，好象一提毛主席，那些对毛持有异议的人就认为是在怀旧，是想回到过去，然而说这些话的人，他们也写了大量的文章在谈论过去。其实，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研究者都是站在当代的立场来认识历史的，同时往往我们谈论历史都是面向未来的，是要以史为鉴的，这都是常识性的东西，所以，尽管今天的话题是谈毛主席和中国与世界的未来，但不可能离开今天我们所处的现实，也不可能对毛主席的丰功伟绩完全回避。他说，在“人性”问题上他与资产阶级学者的不同之处就是认为，除了他们所承认的人的动物性（甚至说兽性）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标志，那就是乌托邦性。人类总是要为某种未来、某种可能、某种理想去奋斗，而且把一代又一代人的奋斗努力积累下来，并为后人留下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就此而言，今后能够为中国做出贡献的也将是年轻的一代，因此，他希望今天提出的一些的问题能够引起年轻一代的重视，并且对未来的理解能够比老一代人更好一些，这也是老一代人的殷切希望。
老石认为，谈未来不可能不立足于今天的现实，谈毛主席与未来的关系也必须首先面对或正视毛主席在今天（中国与世界）的影响。在这个方面，有一点感觉可能是共同的，那就是：这么多年来，一方面在官方的正式文件以及主流的报刊中，“毛主席”、“毛泽东思想”等诸如此类的字眼，我们见到的是越来越少了，但另一方面，在网上则掀起了一轮又一轮的“毛泽东”热，而且是一轮比一轮更热。110周年的纪念活动比100周年的时更热，规模更大，同时还出现了另外一个特点：纪念活动的民间化。如果说在100周年时，更多的是官方不得不做的一些纪念活动的话，那么到了110周年纪念日时，民间的纪念活动就远远超过了官方。这一现象，连对毛主席有不同看法的人也注意到了。而在纪念110周年之后直至今天，这股热潮久久不退，并且持续高涨。联系到今年，有两个特殊日子，一个是毛主席逝世30周年，一个是文革四十周年。文革更离不开毛主席的话题，不管是左翼在很多方面寄予未来的希望，是从这里研究的，或者是右翼对毛主席的批判或者咒骂，更多地也是从这里出发的，文化大革命更多地集中了对毛主席看法上的立场的分歧或者说热点。
老石接着谈到文革研究方面的一些问题。首先，在对待文革问题以及毛泽东热上，有两种不同的态度：一种是官方的。1996年文革30周年的时候，香港中文大学学者刘青峰出了一本书《文化大革命：史实与研究》，搜集了国内国外关于文革研究的很多文章，他在前言中提及了这种研究的区别，认为文革30周年之时，国外研究沸沸扬扬，很热闹，但国内却冷冷清清，文革资料被禁止查阅。国内一位文革史专家——也是个自由派的代表人物——曾经讲过，文革30周年，北京图书馆（现在的国图）的一位负责人——此人在文革曾极力鼓吹“血统论”——做了一件重要的事：烧毁文革资料，同时地方图书馆（比如河南、湖南）也接到上级通知，要求烧毁文革资料。而今年40周年之际，一开始我们就看到了文化部长的表态，他说，不管对文革持什么样的态度，我们都不搞纪念活动。尽管这样，在网上几乎每一天都有关于文革的文章，不管是批判的，总结的，还是肯定的。并且有些东西是禁止不了，比如学者（对文革否定）的活动。徐友渔等人曾在密云召开学术研讨会，搞了个纪要，官方也没怎么干涉，包括今年第一次有内地学者到海外参加的各种纪念活动和学术交流活动。
其次，老石指出，从整个文革研究来看，有一个感觉就是，否定文革的右翼比肯定文革的左翼要更加重视文革研究，但是从否定或批判文革的文章中，也普遍看不到什么新东西。在右翼问题上，还有一个例子，国外有一个右翼的重要阵地——《当代中国研究》杂志，这个刊物由美国政府资助，在哥伦比亚大学出版，在它上面几乎看不到一篇左翼的文章，其编委会中尽管有个别学者有左翼色彩，比如王绍光，但其余的都是著名的右翼。就是这样一本刊物，去年的第四季度冬季号就出版了纪念文革40周年的专栏，今年的春季号到夏季号连续有纪念文革的专栏和关于文革的文章。由此可见，在某种程度上，反对文革的右翼是很重视文革话题的。总的来说，官方的大报一片沉寂，其他地方则热闹非凡，这就好象一个是冰面，一个则是冰下面的激流汹涌，对文革（研究）的热度和深度都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平，特别是左翼，今年出现了一些有新意的文章，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因为多少年来，左翼在这个问题上的努力是比不上右翼的。除此之外，还出现了一点突破，那就是年轻人对文革研究开始产生兴趣和关注，这对年轻左翼和年轻右翼来说都一样。
而说到国外对中国问题研究的看法，在国外，不管左翼、中派、右翼，无论在中国问题上立场有多不同，但都一致认为，要研究中国问题（尤其是研究当代中国问题），必须以文革为切入点。因为文革之前，很多资料是禁止接触的，文革以后进行拨乱反正，恢复了正统秩序，很多东西也看不到了，也只有在文革期间，红卫兵的造反活动把很多东西都掀了个底朝天，很多重要的、机密的资料都被公布出来，这是中国历史上政治最透明的时期，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从未有一个时期象文革时期这样，老百姓对政治的了解这么多。就此而言，在这个问题上，国外以文革研究作为切入口是正确的，这一时期的第一手资料的确比较多。
老石进一步谈到包括文革研究在内的毛泽东热所带来的反应，那就是它引起了很多人的警惕。首先是官方对此的关注，他们开始搜集国内外文革40周年纪念活动的资料，另一方面，则是一些著名人士公开表示对此的忧虑，例如主流经济学家茅以轼着文：“如果按人数来说，恐怕怀念毛泽东是当前的主流，那是一个非常有破坏力的思想，是和谐思想的对立面。”前年，新保守主义理论家萧功秦也当演讲者面说，“中国不可避免地要出现一场原教旨主义的革命，因为中国人没有其他的思想资源，只有毛泽东那一套东西”，还认为，中国社会的各种矛盾必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爆发出来，而这将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场劫难。也正是从这点出发，他甚至赞同促进今天的统治秩序更强有力一些，表达类似观点的还有王力雄等人，这些看法都是很有代表性的。从这里回到今天的主题，这些人的看法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关心的是毛泽东与未来的关系，而不是与过去的关系。老石说，另外一个反映毛主席对今天社会影响的方面，则是毛主席的象征意识在民间、在大众日常生活中的渗透，比如毛泽东画像作为保平安的符号在公车与私车上的普遍出现，有比如老百姓习惯于用“毛主席”来指代过去时代中弥足珍贵的东西。因此，毛泽东在中国民间社会的影响力是任何人、任何宗教无可比拟的，这一点只有那些闭着眼睛说瞎话的人才会看不到。
至于说到另外一个重大的问题，即毛主席对未来世界的影响，首先可以从毛去世时外国的悼念活动中略见一斑：当时世界上的国家大约有120个，但是作为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或他们派出的代表到大使馆亲自悼念毛主席的就有105个国家；除中国以外，世界有2/3的国家举行了各种各样的群众大会，包括欧洲发达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有官方参加的，也有群众自发组织的，人类迄今为止的历史上没有一个伟人去世时能象毛主席这样激发起了世界这么大规模的反响；在毛主席去世当天（9月9日），联合国不需要请示任何人就立即降了半旗以示哀悼，这是唯一的一次例外，因为联合国在任何一个会员国的政府首脑或国家元首去世时都会降半旗，但一般都在第三天，而且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瓦尔德海姆亲自率领安理会15国外交官员一起到中国大使馆进行悼念，这种规格也是历史上少有的。在邓小平逝世后，联合国专门大会上给他的最高评价是“他使中国人民富裕起来了”，而在毛逝世时对他的评价都是放在世界历史和人类历史的高度，从他对未来世界的影响出发的，例如把他誉为“人类思想的一盏明灯”，“现在还难以预言他的行动对人类的未来将产生的后果。”（希腊总理），“他的思想是决定今后所有人类社会的行事的指南。”（澳大利亚工党领袖）。在当今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依然有许多方面是与毛主席相关的，比如委内瑞拉的毛派总统查韦斯、由毛派领导的为今天世界所瞩目的尼泊尔解放战争、希腊的“毛泽东情结“等等。但也应该看到，最近这二十多年来，中国本土的“去毛化”趋势对国外也是有所影响。由于这种影响，再加上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例如世界范围内新保守主义的泛滥，毛主席对目前世界的潜在影响还难以产生一种改变世界格局的力量，同时也应该客观地估量到，另外一些长期活动的左翼的组织在世界上的影响甚至超过毛派的影响。
老石又强调指出，在毛主席对未来影响的所有因素中，最关键的因素是中国。老石认为，除了人们今天谈论最多的这个“向钱看“的现实的中国外，还有两个潜在的中国，一个是处于全球化影响之下并且影响越来越大的中国，在这点上还要特别注意到以英美新保守主义思潮为代表的国际利益集团对中国可能的影响；另一个是受到毛泽东主义极大影响的民间的、与全球化相对抗的中国。从表面上看，受全球化影响的中国的优势和毛泽东主义影响之下的中国的劣势是相当明显的，但是最终哪个中国会占上风，谁都难以对此下最后的结论，包括那些反毛的右翼学者。可以预测，中国有两个前景：第一个前景（与上述第一个潜在的中国联系在一起）是南斯拉夫化，西方对此的感觉是很明确的：一个统一的、强大的、有12亿人口的中国，其本身的存在对保持一个有利于列强利益的世界格局来说是一种威胁，一个挑战，道理很简单：整个西方的文明史就是一部殖民史，对世界的殖民驱使着西方经济、政治等一切方面的发展和强大，他们当然会担心一个变得强大的中国会不会对世界已有的利益格局，从军事力量上，包括从意识形态上构成严峻的挑战。西方永远都不会信任中国，除了它是由共产党领导外，更重要的原因在于这块土壤是毛泽东主义最大的土壤。促使中国“南斯拉夫化”是典型的西方意识下的一个共识，而对于前面所提到的那一立场思想家们来说，这也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知道，他们根本改变不了民众（对毛的热爱），他们不寄希望于改造中国人的思维、思想来构建他们所设想的未来，他们更加担心的是民众的政治参与。中国的右翼并不喜欢颜色革命，因为中国和中亚、东欧国家不一样，后者没有毛泽东主义在民众中间那么强大的影响，对他们影响更大的意识形态是东正教、基督教或伊斯兰教，而在中国，只有一个上帝能够把民众的力量凝聚起来，那就是毛主席，因此，不管什么人，打什么旗号来发动颜色革命，只要民众也走上街头，广泛参与了政治斗争，那么要不了几天，什么颜色都会变成鲜红鲜红的颜色。在当今中国民众的各种社会斗争中，也普遍都以毛主席作为旗帜。因此，右翼是不愿意看到中国民众的政治参与的，他们情愿寄希望于国际势力压力下发生的演变。无论权贵、大资本家还是右翼知识分子，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作好了投靠的准备，一个汉奸遍地的前景是可能存在的，对此不能不警惕。
第二个前景是，别无出路的中国社会在民众强有力的推动下，重新整合，重新凝聚，并且能够接受美国的挑战，再一次影响全世界的左翼力量和进步力量，在东西方文化和政治中平等交流的情况下，结束一个应该结束的西方化的时代，走出人类发展的困境。
那么能不能争取到第二种前景呢？老石认为，关键在于如何认识毛主席给我们留下的遗产。二、三十年来，有些东西在毛主席留下的遗产基础上是有所发展的，与此同时我们也丢掉了不少优秀的东西，但总的来说，在今天政治、经济、文化的各个方面，我们依然吃着毛主席留下的老本，在未来国内、国际的风云变幻中，也可能还要依靠某些老本。右翼清醒地认识到，“毛的成功不只是政治或军事上的成功，更重要的是文化上的成功，而这文化上的成功是因为毛泽东是中国文化之子，必有事无二出的语言能力，他用这种能力改造了中国人的思维，打造了今日中国的意识形态文化，至今还影响着整整几代中国人。”这是右翼对我们民众思想悲观绝望的根本原因，也是左翼重要的优势所在。就像西方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对民众意识所产生的影响，中国革命、毛泽东主义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就是造就了一种独特的民众革命语言——“毛语”。老石认为，现代中国有三种话语：第一种是“毛语”，它的使用者一是官方的语言，一是老百姓的政治社会语言；第二种是学术性语言，包括海外归国学者使用的语言和古汉语，这种语言使用的范围只限于学术界；第三种是港澳舶来语。在今天，大众谈论政治、思想或社会时，所使用的语言都是毛语，这是中国的右翼最感吃亏的地方。被称为“毛语”的现代话语在延安时候就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在49年后的革命历史运动中受到强有力的推动，更重要的是文革开始后，人人都使用这种语言，这种普及的程度在人类历史上可能都是仅见的，在已有的历史中，我们很难举出另外类似的亿万民众普遍使用一种政治语言来参与政治、社会活动的例子。现代西方语言都包含有强烈的殖民意识，或者政治意识，但毛语则具有更强烈的政治意识。从亚里士多德到新保守主义的列奥•施特劳斯，甚至宗教都是强调压迫的必然和合理性，反对底层民众的造反的，毛语的“造反有理”则提倡了大众革命意识。人类已有的文化（无论东西方）都贯穿着这样的意识：底层民众是卑贱的，是应该顺从的，毛语则体现了“人人都有做人的尊严”的平等观，一切（潜在的或有形的）等级观念、等级结构在文革的造反中都轰然倒塌了。人民群众对毛语的掌握和使用，是用“无知”的、但包含着真正实践精神的劳动者的文化来教育那些充满了腐朽意识的、“有知”的文化，它颠覆了对旧的偶像崇拜，破除了对权力和权威的敬畏和顶礼膜拜，培养了民众与工人阶级的反抗意识和平等意识，以及一流的政治素质。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人民在关心自己根本问题的政治意识上的素质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恐怕是我们今后应对国内国际政治风云的最重要的资源。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重新凝聚起全民族的力量，除此别无他径，也只有毛泽东主义，才能成为东西方各种文化都能接受的民众反抗压迫的有力武器。美国《时代》周刊在报道许多学者总结人类一千年历史时只引用了一句语录：“哪里有压迫那里就有反抗”，并且对毛主席这样评价道，“他对全世界造成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这就是未来的希望”。
最后，老石提请青年朋友们，“不能忘记为宣传毛泽东思想，为实践毛主席所指引的道路做出努力和牺牲的人”，以此结束了他的演讲。
在接下来的自由交流时间里，听众提出了“问题归根到底是文化问题还是制度问题”，“我国当前的争论是否还是问题与主义之争”，“如何比较黑格尔、马克思和毛泽东在历史上的地位”，“怎样让民众参与政治”，“文革失败的原因是什么”等诸多问题。北京大学一位年老的教师对今天的讲座内容提出了两点建议：首先，对文革进行的反思和研究，不应只束缚于对各种具体细节或局部问题，更应该对文革背后的指导思想“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进行全面和系统的探讨，但恰恰很少看到有人从这一角度提出问题；其次，在“毛泽东主义”和“毛泽东思想”的提法上，认为还是“毛泽东思想”的提法比较科学，因为，毛泽东的理论基本上还是跟马克思、列宁等属于同一理论体系的。
在本次沙龙活动的最后，由祝东力教授进行了总结发言。祝东力认为，“毛主席和中国及世界的未来”这一话题是非常切合我们当前的处境的，因为我们现在缺乏的是一个未来。理想就是对未来社会的规划和设想，理想即意味着未来。祝东力指出，20世纪以来的中国有两种理想，一种是从“五四”开始的革命的理想，它的目的是要全盘改造中国社会旧有的结构，建立一个新中国。这个理想从“五四”时代一直延续到文革时期，它在毛泽东这一代革命家的手中完成了，但又由于文革的失败而终结；另一个是启蒙的理想，它随着文革的流产而在民间知识份子当中产生，在80年代非常盛行，80年代的知识分子发动并主导着一个又一个的思想运动和文艺运动，他们的指向是建立一个他们心目当中的未来理想社会，这就是以英美为蓝本的，有多元政治和市场经济的资本主义社会，但这个理想在“八•九”的政治风波中被撞得头破血流。在90年代商品经济席卷中国的大潮中，这两个理想都风卷残云般地消失了，中国社会只剩下一个当下的状态：过去的记忆在淡化，未来的视野已消失，剩下的只是捞一些现实的实惠而已，这就是当今中国问题的一个总的根源，即缺乏未来。而老石在这里提供的是一个思想资源，就是我们在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重新去规划未来。祝东力表示，看到有很多的年轻人参加今天的活动感到很欣慰，这表明，年轻的一代对毛泽东和未来这样的话题是有兴趣甚至是有思考的，因此，他乐于预见，中国和世界是有希望的，是有未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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