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警惕学术专业化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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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弘 熊涛
大师们曾经是大学校园里最亮丽的风景线，他们的背影和传说永远地留在了人们的记忆和怀念里。大学里还能否出现特立独行、学问与情趣兼备的大师？
人文与社会科学的专业化分工潮流是否合理？8月5日，北大中文系教授陈平原在三联书店以《现代中国的文人学者》为题，缅怀了前辈大师们的风采，论述了知识分工带来的现代学者缺乏情趣与独立个性的问题。
陈平原在读博时有幸与老师们“聊天”成材，他感慨现在的专业化体制已经培养不出学识与才情兼备的大师型学者了。实习生熊涛摄
●陈平原
1954年生，文学博士，现为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千古文人侠客梦》、《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中国散文小说史》、《触摸历史与进入五四》、《大学何为》等。
■演讲摘录
人文学和社会科学的个性与共性
上世纪90年代初我一个很熟悉的朋友做社会学研究，我们有一场争论。他说你们做文学、做思想的就几个人，鲁迅、沈从文，有什么好说的。这些人的论文有多大的代表性？
鲁迅在中国有多大的代表性，我相信没有一个人能回答。接下来他问我，你这个问题即使讲清楚了又有什么用？能上升为规律吗？我想没有人能够回答这个问题。当时我气不过，因为他说你们做文学的讲的都是没有普遍性的、不能往前推演的那种论题，我跟他讨论说，其实做社会学、经济学的，有模式、有模型、有统计，表面上很客观，其实也是根据研究者的需要而设计出来的框架。
当时我刚好听到一个笑话，有一个人说他做了统计，中国留学到美国的女孩子有一半嫁给她们的导师。根据他的抽样调查，他们学校总共有两个女生是从中国来的，其中一个嫁了。这个说法从理论上没有问题，统计没有问题，结论也很对，但是我说你的统计没有任何意义。
问题并没有解决，起码让我认识到一个问题，其实不同的学科，尤其是人文学和社会科学，它们除了理论设计、工作模型、操作方法不一样以外，还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如何看待个体的人？不是五千万，不是一亿，而是一个人，对这些个体的人他们的吃喝拉撒，他们的喜怒哀乐，他们的学习、思考、表达等等值不值得你专门做研究，人文学告诉你很重要，但社会学告诉你这不太重要，因为个别的人对于整个模型来说是没有什么意义的。
文和学的分开
晚清专业化成为主流，文和学彻底分家，这是我关注的问题。也就是说传统中国文人，有人专攻文章，有人专攻学问，但是文和学之间有某种联系，这一点其实一直没有分开。
中国历史上很多大文人有学问，科学家也会写文章，但是晚清以后随着西方的制度进来以后，我们的专业分工越来越明晰，以后我们会越来越偏于或文或学，文、学之间彻底分开。最后一代保留文和学兼修的比如梁启超这些人，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进大学的基本上就是文、学分开了，到今天我们基本上也是分开的。
当然你可以说人可以全才，可文可学，有的人学问好，有的人文章好，没有什么问题，古代也是这样的。清代的诗人袁枚写信给他的朋友，说人一辈子最怕没有专长，很小的时候就立志将来进入文苑传，想进入文苑传的赶快主攻诗文，最怕你犹豫不定。建功立业必须这么做。
其实文和学的分开在古代有这个倾向，但不是特别明显，但到了现代以后这成为一个主流，到今天基本成为一个客观事实。当然，专业不一样，问题也不一样，问题有的明显有的不明显。专业不一样，你是做自然科学你不会写文章，没关系，你做原子弹研究，写诗写文对你来说根本没有意义；甚至你做社会科学研究，你做经济、法律等其他研究，做人口研究，你不会写文章问题也不大；但是做人文研究的，做文学、史学、哲学的，你不会写文章那太可怕了，我关注的是这一点。现在连人文学者也都不会写文章，那问题就大了。
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
1998年北京大学百年校庆，我写过一篇文章《即将消逝的风景》，这篇文章在大学生中流传比较广，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学校老师的，大学生是如何看待值得他们鉴赏品味的学者的？我文章里面说到除了上课以外，还有一种办法，“从夫子游”。
古代从某某夫子游，不是读书，不是考试，很大程度上是跟你朝夕相处。我进北大的时候，刚好那一届北大开始招博士生，中文系只有两个博士生。我只是负责跟各个老师聊天，系里除了我的导师王瑶先生，还有四个老师，四个老师各有不同的专长。我的导师告诉我你有空就找他们聊天，因为当时中国的博士制度刚刚建立，还不知道怎么教博士生，中文系老师大体上都没有博士学位，所以他说我也不知道怎么办，你们来聊天吧。所以我的任务就是不断地跟这几位老先生聊天，聊了这么几年就算毕业了。我那篇文章里有一段比较形象，说我的导师整天抽烟，我喝茶他抽烟，这样过了三年的时间我被熏陶出来了。那时候制度不完整，所以有比较大的自由度。
其实像北大校园里好就好在有一批这样的老先生值得你聊天，值得你鉴赏，值得你品味。有一年中秋节，我们和导师到未名湖边，有人念起了卞之琳的《断章》：“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人在楼上看你。明月装饰了你的窗子，你装饰了别人的梦。”大学校园里面，包括我所熟悉的北京大学校园里面，这些老先生们成为最为亮丽的风景，可是随着这些老先生逐渐去世，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可以看了。我进来的时候还有王力等先生在，等到我成为老教授的时候差不多没了，我们学校文化大革命中间没有留下学生。老一辈的学者除了学问以外，他们的个性、他们的气质、他们的才情是学生们阅读、欣赏的对象。这些人过去了，校园里再也没有这样的人了，未名湖边再没有这样的风景了，我说没有他们，未名湖肯定会显得寂寞多了。
我们这一代还能成为风景吗？
江山代有才人出，我们这些人也会逐渐变成老教授。
所谓学术上青黄不接大概属于危言耸听，学问会不断地往前推进，可是就读书还是读人而言，我们这一代教授还能不能成为校园里面的风景，我不敢说。这有几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制度的问题。我进北大的时候，校园里面有好多七八十岁的老先生在散步。今天北大校园里没有多少老先生了，老先生全住到校园外，越住越远。即将成为老先生的人，按照规定63岁退休，校园里面没有63岁以上的人，那是很可怕的现象，都是年轻人的校园不是一个特别美好的校园。也许这种制度性的设置，使得校园里没有老人了。
我最近看报纸上说娱乐圈二十多岁已经老得不像样了，学术界五六十岁还是年轻的学者。我的一个朋友比我大15岁，我们共同写文章发表，人家称他年轻学者，他说我都快60了，哪还是年轻学者。在人文学里面，60岁绝对不是一个即将退休的状态，精神上不是那样的。相对来说，自然科学到了60岁再往下发展很难了，那时候主要的任务是当伯乐。人文学者到60岁以后才是经验最丰富而且能够出大成果的时候。
第二个原因是师生关系，正因为我们住得很远，老师进课堂匆匆讲完就走，你也匆匆我也匆匆，我们只是教书、讲课、改作业、给分数，而没有更多地跟学生接触，尤其是本科生没有更多机会跟著名的学者面对面交流，面对面谈那些跟专业没有关系的话。我上文学课只跟你谈文学，别的我不管，只有同代人可以对话，没有上下两代人的对话。我觉得我们这代人的成长跟当年我进大学的时候校园有一大批七八十岁的老先生有直接关系，所有的遗传大部分是隔代遗传，我和我的父亲有代沟，我和我的爷爷很好对话，因为我们没有利害关系，所有学术界的对话跟你最接近的这两代人矛盾最大。
最后一个问题，我辈学人。我们经过文化大革命，在为人处世方面不是很张狂；老一辈的先生特立独行，你会发现学问是一回事，做人或者说为人处世是一回事。80岁先生的著作我们读起来很有趣，反而是60岁的人多多少少受束缚。专业上我们不担心，我们总会做得越来越好，作为大学教授，他除了专业做得好，还要课讲得好，还要值得老学者们欣赏。
今日中国学术界风气已经养成了，而且专业化已经成为主流了，我们都成为一个一个专家，我相信日后的读书人会永远地怀念像金克木先生这样博学深识有专家之学的杂家，以及他发表在《读书》杂志上的不伦不类的文章。
■陈平原谈前辈学人风采
自学成材的杂家金克木
金克木先生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读书》杂志发表文章最多、最能代表其风格的杂家型学者，并成为北大未名湖边最令人津津乐道的传说。
我认识金克木先生的时候他已经80多岁了，一个人在家里没事干，自己跟自己下棋，然后就是写文章。我们到金先生家里基本上是听他说话。到最后十年不断地听他说我不行了，要死了，过两天又有文章出来了。我对他的睿智、不拘一格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见什么人说什么话，我是学文学的他讲文学，别人来他谈考古，什么都乱谈，每件事他都说，而且大体上都能说到点子上，现在很难找到这种人。
金克木先生在北京大学当过图书管理员，他欣赏的著名学者来借书，他就把借书条抄下来，人家借完他跟着借，他相信这些人的眼界高，这样的读书经历，自然而然形成一套跟中文系、历史系都不一样的知识结构。他读书是靠自己摸索出来的一套路子。
风流潇洒的黄侃
逝世71年的国学大师黄侃文人侠士的性格才情至今仍在校园流传。
辛亥革命以后黄侃（字季刚）先生回到学校读书做学问，他有这样的诗句：“此日穷途士，当年游侠人”，今天表面上是读书人，在当年却是游侠之士。所有读过北大校史，或者是南京大学校史的，都知道黄侃先生的学问好，但是他上课三分之二的时间在骂人，剩下的三分之一在真正谈学问。
北京大学教授中轶事很多的就是黄侃先生，他的性格、才情更像是晋人——晋人的风流潇洒，对侠的想象。除了有名的骂人及喝酒，他还带着自己欣赏的学生到名胜古迹喝酒吟诗，这样的风流潇洒今天再也没有了。
当年在北京大学任教，1919年黄侃34岁，听到比他大两岁的刘师培说他没有传人，非常悲苦，黄侃就说我拜你为师，拜长他两岁、学问跟他一样好的刘师培为师。
■对话陈平原
人文学者的自我反省意识比较弱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了知识分工的问题，在现在的知识体系里面，这种分工是不可避免的。你怎么看待这种趋势？
陈平原：其实我们现在不太可能回到原来的状态。拿我自己来说，我也是有专业的，在肩负自己专业的状态下，保持比较宽广的兴趣，或者能够跨越这种专业的边界，做一些阅读、写作。但是，现在的情况是过于专业化，知识分子出了自己的专业，对别的东西一概不知，那也会有问题。尤其是人文社会科学的学者，对人类的命运、历史和社会都不关注，这是很可悲的。晚清以后，专业化是主要潮流。只是我们对这个主要潮流要保持警惕，还要努力有所超越。
新京报：这里有一个悖论。且不说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学者，即使是同为人文社会科学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领域的一些学者，他们对文学等学科都是很轻视的，你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陈平原：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很普遍，我在《大学的虚和实》这篇文章里面提到过，大家比较看重那些“实”的，比较轻视那些“虚”的。在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之间，讲精神、讲品格、讲境界……这些是“虚”
的，讲产值、讲实用性……这些是“实”的。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转折，就是从人文科学为中心转换到以社会科学为中心，但是，一些社会科学学者对这种状态缺乏警惕性，所以我认为，在意识到自己的学科和意义的同时，要理解它的边界和局限。这种自我反省的意识在人文学者里面比较弱，尤其是比较热的学科里面。其实，专业分工让我们对这个有不同的看法，不同的立足点和不同的研究事业，这样，能让这个世界更丰富多彩。
新京报：你刚才说到的一些知识分子如胡适、蔡元培等人，他们不仅在文化界，在社会上影响也是比较大的。有些学者如茅海建等人只愿意专注于自己的研究而完全拒绝与外界的交流，你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平原：对具体的学者来说，我们要尊重他的选择。有的学者专业做得很好，但不善于表达，或者说不愿意把自己的专业成果大众化。但是，我不排除这一点——在自己的专业之外对公众发言，但是应该有所控制。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首先是要尊重学者的选择；其次是知识分子确实应该在专业之外与公众保持联系。我几年前就说过，学者既要做自己的专业，也要对公众发言，这既是一种学者的责任，也是传播自己观点的重要途径。
■他方观点
现在的学院很难容纳“金克木们”
丁东（学者）
大家对“学者”的定义比较明确，就是从事某一专业研究并有一定成就的人，大家对“文人”的意会指的是中国古代的文化人，精通琴棋书画，读书，写文章，比较有才情。这个概念比“作家”又要宽泛一些。陈平原讨论文人和学者之间的关系，比上世纪80年代王蒙说的“作家学者化”不是一回事。他把学者和文人两个概念提出来，要求学者有一些情趣，文人有比较好的学术训练，多一点专业知识。
他讲的金克木的情况很有意思。金克木死了多年，但像他这样的人现在还有。这些人的特点兴趣比较广泛，比较有才气，不怎么受学院派的学术规范的限制。金克木在那个时代学历不完整不影响他在北大当教授，但是，在现在的情况下，学院对类似他这样的人很难容纳。无论把这些人叫做文人或者有文人气的学者，他们都是最有文化活力的人。如果学院或研究机构能够对这些人包容或开放，那么对学术研究肯定是有好处的。
现在最大的毛病是单一和僵化
谢泳（学者）
陈平原先生是我近年接触的中年一代学者中，在读书方面最重趣味的一个，也是本身具有高学历而言谈文章中，最不把高学历当回事的学者。胡适是一路读上来的学者，在他那个年代，可以说要什么有什么，但胡适对没有学历的沈从文、梁漱溟、罗尔纲很尊敬。因为这是真读书人的感觉，只有半吊子学者和文人才用学历唬人。
学科不同于自然科学，出身固然非常重要，但关键是一个人对知识有没有强烈兴趣。
如果一个博士在拿到文凭后没有持续的读书习惯，或者没有读书的趣味，一般是没什么出息的。
中国大学，特别是名牌大学，现在最大的毛病是单一和僵化，在体制外不能有任何空间，所以越来越没有趣味。就以退休年龄来说，文史哲学者，过六十岁退休，这基本可以说是一个荒唐的政策，如果这个政策再执行二十年，中国的人文学科会更可怜。
■现场问答
问题1：
像王国维等大师们在中国是不是永远不会再出现了？
陈平原：我不这么认为，其实每个时代的专业有特殊性，就史学而言，其实很多人对王国维有很多的批评，只是现在我们把他作为一个符号，特别强调他在专业上的贡献，是很伟大的学者，但是你要说以后不可能再有，那这个世界太可怕了，我们做不到不等于后面的人做不到。
问题2：
您刚才说到金克木先生等等，他们都是自学成材，现在显然没有这样一套机制，从这方面来说对人才也是一种损失，您对这个问题有什么见解？
陈平原：现在注重文凭肯定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不知道在座有多少面临这个问题的，比如说博士毕业了找不到工作。现在不是我没有文凭的问题，而是一定要有名校的文凭，而且还要查三代。我们的学生去找工作，用人单位不是看你北大的文凭，还要看你的硕士文凭是哪里，你大学本科的文凭是哪里，更有甚者问你哪个中学毕业的，把竞争归到小学、中学是很不合理的。
对于学位过分推崇导致现在对一些特殊人才的压抑。
这位朋友说的没错，今天再有王国维这样的人进大学教书很难很难，我们很遗憾。我同意你的感慨，过分地强调资历是不对的。
【原载】 《新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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