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老舍大家会自然的想到两个称谓：语言大师和幽默大师。而这两者是不可分的。老舍的幽默在语言里，老舍的语言里有幽默。没有了幽默的语言，肯定不是老舍先生的语言，对于任何作家来说语言都是第一位的。老舍的幽默是与生俱来的吗？与他同时代的作家相比，老舍的幽默有怎样的持质，我们今天如何理解老舍的幽默，老舍的幽默过时了吗？今天的我们懂什么是真正的幽默吗？现在请孔先生为我们讲老舍的幽默。大家欢迎。
各位朋友大家好，到此刻为止我一直有点纳闷。为什么请我来讲这个题目，为什么请我来讲老舍的幽默，因为历年以来凡是向我约稿的报刊单位，大约十个里有六七个叫我写幽默文章，您给我来篇幽默的吧，我们特喜欢您的幽默文章。大家知道有一个词叫命题作文，但很少有人听过命风格作文，已经规定了你写文章的风格。我想这有一定原因的，社会上许多人认为我属于幽默这个家族的，可是这对我个人的感觉并不十分舒适。就好像有一个人在街上吃了两回包子，让人看见了，于是，以后人们就把他叫做吃包子专家，“哎，我们那儿又蒸了锅包子，您来尝尝吧！”每次都是这样，天长日久，他好像就不太好意思吃别的了，吃别的就叫不务正业，就叫对不起观众，对不起读者。我本人也有这种深深被冤枉的感觉。
同时，我也用这种感觉体会今天我们要讲的老舍先生，刚才傅光明先生讲了，一提起老舍就是幽默大师，但是我想幽默这个东西它能不能独立？幽默这个东西把一个人概括后，对于这个人在一定意义上比较之外，事后也造成了一定的误解、误读，使他本人感到一点点冤枉。所以有一次我在愤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叫《我不幽默》，里面历数了种种我不幽默的事例，有理有据。文章发表之后，广大读者说“哎呀，这篇文章写的真幽默。”我知道有许多千古冤案是永远也翻不过来的，所以还不如不翻的好。
回到幽默这两个字上，幽默是千百年来人们想探讨清楚的，因为它每天都发生在我们生活中。它不是文学家的专利，每个单位，每个小区都有幽默的人，有很多次谈话包含幽默的因素，人们就会说“他说话很幽默”。有很多很多人在探讨，但越是这样日常的东西越探讨不清。我们可以把很复杂的问题搞清，我们可以搞清楚什么是洲际导弹，可以让杨立伟上天，这些问题是小菜儿，很容易就解决了。看上去困难的并不困难，可日常生活中的问题却很难解决，你让专家学者讨论什么是“桌子”，讨论一万年也说不清楚，他有一万多个定义。幽默也是这样，说了很多本书。所以我想，我们不是去抠它的定义，去给幽默下个概念化的定义，用它去套哪个是。
我向在座的各位做两个小调查，第一个问题，各位是否读过老舍先生的文字作品，读过的请举手。好，大多数都读过。第二个问题，各位是否认为老舍是幽默的，认为老舍幽默的请举手。这个问题举手的人就比较少了。说明幽默不是靠下定义解决的，你必须从它的文字里感觉到了幽默。有的幽默是一下子感觉到的，有的幽默不是一下子感觉到的。比如说我们在电视里看一个小品，看赵本山的小品。其实我们在看之前就怀着一种看幽默的心态去等着那个幽默出现，果然那个幽默如期出现了，我们给它鼓掌，也留下一个幽默的印象。其实赵本山也决不是幽默，幽默背后有别的东西。老舍可能也是这样，我们读老舍的时候，可能没有去想它幽默不幽默，而是在阅读的过程中自然地去同情、去思索以下这些人物的命运。
好，刚才有许多先生朋友读了老舍的文学，但不一定感受到了老舍文字的幽默，那么我想，用事实说话是最有力的，我阅读几段老舍先生的文字。我选了一篇长篇小说叫《离婚》，《离婚》的第一结，有点长，我把它读一下。《离婚》的主人公叫张大哥，小说的开头就这样写到：
“张大哥是一切人的大哥。你总以为他的父亲也得管他叫大哥，他的‘大哥’味儿就这么足。
张大哥一生所要完成的神圣使命：作媒人和反对离婚。在他的眼中，凡为姑娘者必有个相当的丈夫，凡为小伙子者必有个合适的夫人。这相当的人物都在哪里呢？张大哥的全身整个儿是显微镜兼天平。在显微镜下发现了一位姑娘，脸上有几个麻子；他立刻就会在人海之中找到一位男人，说话有点结巴，或是眼睛有点近视。在天平上，麻子与近视眼恰好两相抵销，上等婚姻。近视眼容易忽略了麻子，而麻小姐当然不肯催促丈夫去配眼镜，马上进行双方——假如有必要——交换相片，只许成功，不准失败。
自然张大哥的天平不能就这么简单。年龄，长相，家道，性格，八字，也都须细细测量过的；终身大事岂可马马虎虎！因此，亲友间有不经张大哥为媒而结婚者，他只派张大嫂去道喜，他自己决不去参观婚礼——看着伤心。这决不是出于嫉妒，而是善意的觉得这样的结婚，即使过得去，也不是上等婚姻；在张大哥的天平上是没有半点将就凑合的。”
后面一段：
“介绍婚姻是创造，消灭离婚是艺术批评。张大哥虽然没这么明说，可是确有这番意思。媒人的天平不准是离婚的主因，所以打算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必须从新用他的天平估量一回，细细加以分析，然后设法把双方重量不等之处加上些砝码，便能一天云雾散，没事一大堆，家庭免于离散，律师只得干瞪眼——张大哥的朋友中没有挂律师牌子的。只有创造家配批评艺术，只有真正的媒人会消灭离婚。张大哥往往是打倒原来的媒人，进而为要到法厅去的夫妇的调停者；及至言归于好之后，夫妻便否认第一次的介绍人，而以张大哥为地道的大媒，一辈子感谢不尽。这样，他由批评者的地位仍回到创造家的宝座上去。
大叔和大哥最适宜作媒人。张大哥与媒人是同一意义。“张大哥来了，”这一声出去，无论在哪个家庭里，姑娘们便红着脸躲到僻静地方去听自己的心跳。没儿没女的家庭——除了有丧事——见不着他的足迹。他来过一次，而在十天之内没有再来，那一家里必会有一半个枕头被哭湿了的。他的势力是操纵着人们的心灵。就是家中有四五十岁老姑娘的也欢迎他来，即使婚事无望，可是每来一次，总有人把已发灰的生命略加上些玫瑰色儿。”
这是他的长篇小说的开头的这样一节，同时我们也可以体会，老舍是这样推出一个他笔下的人物的。
我再读一个短篇中的一小段。有一个短篇小说叫《一天》，《一天》讲主人公“我”忙忙碌碌，一天都被别人侵占的这个过程。好不容易熬到晚上了。
“晚饭后，吃了两个梨，为是有助于消化，好早些动手写文章。
刚吃完梨，老牛同着新近结婚的夫人来了。
老牛的好处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他能不管你多么忙，也不管你的脸长到什么尺寸，他要是谈起来，便把时间观念完全忘掉。不过，今天是和新妇同来，我想他决不会坐那么大的工夫。
牛夫人的好处，恰巧和老牛一样，是天生来的没心没肺。我在八点半的时候就看明白了：大概这二位是在我这里度蜜月。我的方法都使尽了：看我的稿纸，打个假造的哈欠，造谣言说要去看朋友，叫老田上钟弦，问他们什么时候安寝，顺手看看手表……老牛和牛夫人决定赛开了谁是更没心没肺。十点了，两位连半点要走的意思都没有。”
一个很烦人的生活细节，被老舍写的意趣盎然。当事人很烦，可读者读起来很有趣，觉得并不烦。
我再读一段大家都熟悉的话剧茶馆中的一段台词，是《茶馆》第二幕，算命的唐铁嘴跑到王利发的茶馆里来喝茶，这样一段。唐铁嘴说：“王掌柜！我来给你道喜！
王利发（还生着气）哟！唐先生？我可不再白送茶喝！（打量，有了笑容）你混的不错呀！穿上绸子啦！
唐铁嘴比从前好了一点！我感谢这个年月！
王利发这个年月还值得感谢！听着有点不搭调！
唐铁嘴年头越乱，我的生意越好这年月，谁活着谁死都碰运气，怎能不多算算命、相相面呢？你说对不对？
王利发Yes，（原注：“Yes”即“对”的意思。）也有这么一说！
唐铁嘴听说后面改了公寓，租给我一间屋子，好不好？
王利发唐先生，你那点嗜好，在我这儿恐怕……
唐铁嘴我已经不吃大烟了！
王利发真的？你可真要发财了！
唐铁嘴我改抽“白面儿”啦。（指墙上的香烟广告）你看，哈德门烟是又长又松，（掏出烟来表演）一顿就空出一大块，正好放“白面儿”。大英帝国的烟，日本的“白面儿”，两个强国侍侯着我一个人，这点福气还小吗？
我们知道，唐铁嘴这个人是一个被讽刺的对象，是一个没有羞耻之心，没有道德感，没有民族正义感的一个人。但是老舍把他的话用一种非常幽默的语言给写出来，我们看这一段，其实就是一段抽离出来的一段相声。拿出来就是一段相声或小品，完全可以单独表演。
老舍在小说里在话剧里都有幽默的语言，跟在其他文体里一样，比如在散文里，他写一个朋友叫何容，有一篇文章叫《何容》，何许人也？他说这个何容和太太一起出门：“他，真的，不让何太太扛伞。真的，他也不能给她扛伞。他不佩服打老婆的人，加倍的不佩服打完老婆而出来给她提小伞的人，后者不光明磊落。”
他写一个小猫，他说这个小猫“在纸上踩印几朵小梅花。它还会丰富多腔地叫唤，长短不同，粗细各异，变化多端，力避单调。在不叫的时候，它还会咕噜咕噜地给自己解闷。”
他讽刺国民党在重庆时的苟安政策，说：“是啊，一个人去吃大菜去玩麻雀，也不一定就不为伤兵难民捐钱”。
我们听到这里，已能感觉到老舍幽默的风格，就是有一种稳定的风格又有多元化的趋向。如果我们听了上面的文字，从小说，长篇的，短篇的，到话剧，到散文，当然还有其他的。老舍是没有一种文体他没写过，几乎各种曲艺形式：鼓书、鼓词、快板、相声，老舍是二十世纪中国文坛的全能冠军。在各种文体中，老舍都有这样一种幽默的风格在体现。也正因为如此，人们说老舍是语言大师是幽默大师。而且他这种幽默不是一般的幽默，是很有品位的。你读了听了看了之后不见得会哈哈大笑。一件东西一演出来，一读出来就让大家哈哈大笑的，还不见得是幽默。幽默所唤起的是中等程度的笑。不一定是哈哈大笑。哈哈大笑是马戏团小丑突然从马背上掉下来再翻一个跟斗，那可能是哈哈大笑，但那不是幽默。
下面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老舍幽默的作品。首先老舍被称为幽默大师和他走上文坛所采取的方式是有关的。因为他一开始写的就是幽默文学。老舍在20年代时，本来在中国教育界工作。后来去英国伦敦东方学院教汉语。在那儿利用业余时间写了他的第一篇小说《老张的哲学》，这是他的处女作。写完没事儿，投寄给《小说月报》。带着一种玩的心态，一种文学青年的心态，没想到就发表了。
《老张的哲学》用这种幽默的风格来批判中国的教育和社会上一些黑暗、腐败的现象。接下来《老张的哲学》发表后，他又写了一本叫《赵子曰》。《赵子曰》名字就是幽默的，说有一个人姓赵叫赵子曰，本来这就是幽默的。《赵子曰》的幽默比《老张的哲学》情况稍好一点，但仍然存在油滑和贫嘴的问题。它的重要思想是批判盲目接受新思潮的一些浅薄的青年人的问题。
我们能想到的五四新青年都是每天喊“还我青岛”、“还我山东”、“爱国”这一类正面青年，其实在当时广大老百姓看来，他们看这些大学生，这些新青年，未必像我们这么看。或者说，前面这种青年可能是少数。许多人看来，大多数人是拿着自己父母的钱用来糟蹋，不好好上学，闹学潮，甚至闹学潮也是假的。比如说，他写赵子曰这样的人，每天消费。背着冰鞋到什刹海，不为溜冰，只为看看女学生。这是老舍从一个非常独特的角度来观察这些非常浅薄的新人物。
第三部作品是评价比较高的，从写到现在已经搬上荧屏，是陈道明演的《二马》。是把幽默与严肃结合比较恰当的一部作品。《二马》的中心内容是反思中国和英国的国民性。他是写在英国伦敦的马氏父子两人。通过他们在伦敦与英国人的生活交往来看西方民族不同点，既对中国的国民性有批判，但采用的风格依然是幽默。比如他写英国的一个牧师，他在中国呆了多年，说这位牧师是一位非常虔诚的基督教徒。他深夜时含着眼泪祷告上帝：“上帝呀，快叫中国变成俺们英国的殖民地吧”。用这样一种方式写这样一位牧师，表面上是幽默的，其实非常深刻。
老舍曾经入过教，关于他与基督教的关系是另外一个很深入的话题，也是值得研究的。他到底对基督教是一个什么态度，这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老舍结束了在伦敦的工作，他就回中国来，在回中国来的时候，不是直接回来，而是在新加坡呆了一段。在新加坡的时候，他对新加坡的生活和青年有了观察，他写了一篇小说叫《小坡的生日》，以往不太受重视，以为它是儿童文学。近年来，对这篇作品的认识有所提高。
老舍用《小坡的生日》观察在全球化背景下民族与民族的关系。老舍在貌似儿童文学的作品里对此有所思考。我们只读他幽默这一点，我只读开头一段。他用一个小孩而不是大人的口气叙述作品。第一章叫《小坡和妹妹》，开头说：
“哥哥是父亲在大坡开国货店时生的，所以叫作大坡。小坡自己呢，是父亲的铺子移到小坡生的；他这个名字，虽没有哥哥的那个那么大方好听，可是一样的有来历，不发生什么疑问。
可是，生妹妹的时候，国货店仍然是开在小坡，为什么她不也叫小坡？或是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而偏偏的叫作仙坡呢？每逢叫妹妹的时候，便有点疑惑不清楚。据小坡在家庭与在学校左右邻近旅行的经验，和从各方面的探听，新加坡的街道确是没有叫仙坡的。
你说这可怎么办！这个问题和‘妹妹为什么一定是姑娘’一样的不能明白。哥哥为什么不是姑娘？妹妹为什么一定叫仙坡，而不叫小小坡或是二小坡等等？简直的别想，哎！一想便糊涂得要命！”
他能够这么准确地捉摸一个小孩子的心理，用小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个世界。我们知道有一种文学专门叫儿童文学，据说专给儿童写的。但大多数儿童文学是用大人的眼睛看孩子，以为孩子心里没什么问题，就像看电视上浅薄的儿童节目一样：“孩子们，叔叔给你们讲个故事”。其实孩子们不一定爱看这样的节目。他把孩子当傻瓜，把孩子当傻瓜的儿童节目和把老人当弱智的老年节目都是不受欢迎的。打开老年节目，开始就讲糖尿病，这节目没人爱看。这都是节目策划者不懂受众心理。
小孩子不能简单的说他们比我们差，只能说他与我们的世界不一样。他爸爸就没想过，女儿生了为什么叫仙坡。但是小坡想到了这是一个疑问。他就想到了，我们三个名字排列的不合逻辑。然后，用这样一个小孩子纯洁的眼睛去看新加坡五方八处各个民族为什么关系这么复杂：广东的孩子、福建的孩子、马来的孩子、印度的孩子，还有洋人的孩子，怎么处理这个关系。我们觉得长大以后要让孩子上大学，升官发财，但小坡的理想是长大想当门口的印度看门人。他觉得那个老印度非常威武高大，脸色黑里透红，头上缠个大包布，下面光着两只脚。他觉得这多好看。他的理想就是想当这个。这种幽默是透明的带着灵气的幽默。
这时老舍回到中国，一上岸就发现自己已经是名满天下的幽默大师了。所以老舍的文学经历是很奇特也很赚的。好像天上掉馅饼一样。他就是出国呆了几年，顺便写点小说，没想到回来后就已经成为文学大师了。各方面不断请他参加各种活动，向他约稿，也是从此开始了他亦喜亦忧——一方面成为作家了，是个好事，人们都很尊敬他；另一方面，就被规定为写幽默文章了。这也是老舍一块小小的心病。
不但写幽默文章，一开始在欢呼和表扬之后有了一些批评，特别是《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许多人说他是耍贫嘴，说这是北平人耍贫嘴，不是正宗的幽默。对《二马》的评价稍高。所以老舍以后做了许多思考，怎么既能发挥幽默，又能合乎批评家的口味。
其实从一个更大的视野来看，是老舍怎么和五四新文学磨合的过程。我们知道，我们今天所倡导的文学是从五四新文化来的，五四新文化出了一批人，他们批判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白话文的、欧式句法的、写现实的文学。当然他们内部也有矛盾，但合起来是一批人，不管是鲁迅呀、郭沫若呀、茅盾呀、郁达夫呀，这些人是一批人。老舍是一个外来者，老舍本来是一个基本群众、读者、玩票儿玩进来的。老舍与那些人八竿子也打不着。他不认识他们，他们也不会提拔老舍。老舍完全是个人投稿被看中，或带一点招安的意思。“嘿，他写的不错，把他招到我们队伍里来。能壮大我们的声势。”老舍是这样被招安到新文学队伍里来的。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这是新文学与老舍的双赢。”我们今天不是讲双赢吗？——一方面确实壮大了新文学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对老舍产生了磁场般的影响。
老舍就必须考虑我以后不能随便写作了。他在英国写《老张的哲学》和《赵子曰》是随便写。现在入了伙儿就不能随便写了。你在梁山泊以下随便杀人放火，到梁山上就有规矩了。这个规矩不是用法律条文一条条写的，是通过批评家的文章来左右你。所以老舍就考虑我怎么“看住了”我的幽默，不让它随便乱走。不要为了讽刺一个人就把话说尽。在这种情况下老舍写了一篇小说，就是刚才在开始时读过的《离婚》。
《离婚》发表后得到了很高评价，认为把严肃和幽默拿捏到了一个最准确的火候。他探讨中国的国民性问题。一群灰色的小官僚、知识分子生活中的苦闷。里面有一个张大哥，维护社会的秩序、社会稳定的，到处给人家做媒，反对离婚。他有一个同事老李非常苦闷，外号叫“苦闷的象征”。他老觉得自己的太太不好，没诗意，想换一个有诗意的太太，和其他杂碎人等这种苦闷一样。幽默、苦闷、严肃被他调剂成一盘非常好的菜。所以《离婚》不仅在当年，在半个多世纪后的现在读起来仍有滋有味。
由于《离婚》这个作品好，改成影视作品也不错。但还没有把它最幽默的地方演好。《离婚》还可以再改编再创造。老舍也对《离婚》很高兴很自信，认为这回我把幽默看住了，把幽默写到了恰到好处。所以什么是幽默，靠批评家理论家写文章不容易探讨清楚。很多很多作家用创作实践去实验它，实验幽默把握在什么劲上比较好。
其实老舍一辈子，我刚才说他是全能冠军，也未必不带着几分实验的意味。他想实验实验我这种文体写的怎么样，这种风格写的怎么样。比如老舍还写了一篇在今天看来是科幻小说的作品叫《猫城记》。《猫城记》一直以来也没得到太多重视，一是因为它是科幻的，另一个是因为它对革命和反革命都有所批判。老舍不是一个革命者，我们称他为民族主义作家，这是我们对他的一个客观评价。
其实，在老舍自己看来他什么主义都不是，他就是一个老百姓。所以后来在抗日战争爆发后，谁来当“文协”的领导人，有一个全国文艺家抗敌协会，谁来领导全国的作家，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僵持不下。国民党不放心共产党领导，共产党也不放心国民党领导。最后大家公认无党无派的老舍为众望所归。老舍就这样成为一个民族主义作家，但是他自己对各种主义都有怀疑态度和保留立场。
《猫城记》就表现了他这种思想。他一方面通过一个飞行员到火星上飞机坏了，不得已在火星上住了一段时间。火星上住着一种猫人，这种猫人就代表中国，象征着中国的腐败，种种黑暗，不团结。后来被火星上另一国家入侵。另一国家就是矮人。当然也有象征意义。矮人来战胜猫国。猫国在抗战过程中以内部撕杀为主。敌人都把他们包围在一个林子里了，还在那儿开会争论。一直到最后，猫国都被消灭的只剩下两个人了。当矮人把这两个包围时，这两人正打的不可开交。根本不用打，他们就被打败了。然后关在一个笼子里。这是幽默吗？其实老舍写的很沉痛，是在发出一种警告：这样的民族是要灭亡的。《猫城记》的这种幽默是以尖锐的讽刺为主。也可能讽刺得太尖锐了，不太能被接受，所以文学史上很长一段时间不在提这个作品。
到了30年代，老舍的幽默发挥到一个极致。老舍自己认为已经可以任意地写各种作品了，长篇短篇。比如他还有一个作品《牛天赐传》，牛天赐是一个人名。小孩姓牛，因为是拣来的，所以父亲给他取名为天赐——天上掉下来的。通过这个，写一个小市民成长过程。在一个小市民的教育环境下，怎么被培养成一个窝囊废。实际上我们今天的家长也可以看一看，作一个反面教材。从小就把孩子的腿捆得紧紧的，长大以后就是罗圈腿。当然罗圈腿有象征：表示孩子长大后丧失独立生存能力。因为小时对他太溺爱，他父亲50多岁好不容易在门口拣一个孩子。比如孩子长到七八岁时，有这么一段写他，这一节叫《换毛鸡》：
“黄绒团似的雏鸡很美，长齐了翎儿的鸡也很美；最不顺眼是正在换毛时期的：秃头秃脑翻着几根硬翅，长腿，光屁股，赤裸不足而讨厌有余。小孩也有这么个时期，虽英雄亦难例外。‘七岁八岁讨狗嫌’，即其时也。因为贪长身量而细胳臂蜡腿，脸上起了些雀斑，门牙根据地作“凹”形，眉毛常往眼下飞，鼻纵纵着。相貌一天三变，但大体上是以讨厌为原则。外表这样，灵魂也不落后。正是言语已够应用的时候，一天到晚除了吃喝都是说，对什么也有主张，而且以扯谎为荣。精力十足，在万不得已的时候才翻着跟头睡觉；自要醒着手就得摸着，脚就得踢着，鞋要是不破了便老不放心。说话的时候得纵鼻，听话的时候得挤眼，咳嗽一声得缩缩脖，骑在狗身上想起撒尿。一天老饿。声音钻脑子，有时候故意的结巴。眼睛很尖，专找人家的弱点：二嫂的大褂有个窟窿，三姨的耳后有点泥……都精细的观察，而后当众报告，以完成讨厌的伟业。狡猾，有时也勇敢；残忍，无处不讨厌。”
对于七八岁的一个讨厌的城市孩子的形象写得栩栩如生。
此外30年代他写了许多短篇小说。我们前面读过了《一天》，还有其他一些都很幽默。还有一些散文比如《话剧观众须知》。刚才傅光明先生讲大家听讲座要把手机关上。如果老舍先生讲，他一定不这样正面讲。他一定反面讲：“请大家把手机都打开，而且尽量打电话，以干扰了报告人的报告为宜。”这是老舍的说法。老舍的《话剧观众须知》就是这样讲的，里边非常幽默地说：“如果你是楼上票一定坐楼下，楼下票一定坐楼上，这样剧场才热闹。”所以老舍用反语的方式把30年代中国观众不文明，不遵守公共秩序的情况写的非常鲜活。人们读了以后就觉得再也不好意思这样做了。
到了40年代，老舍依然有幽默作品问世，但不都幽默。有一批不幽默的作品，我们下面再说。我们现在只说他幽默的作品。最有代表性的是《四世同堂》。《四世同堂》是老舍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其实也是新文学作品中规模最大的一部作品。因为他想模仿但丁的《神曲》，想写一百万字，最后实际没完成，但也差不多。《四世同堂》电视剧拍的很好。
80年代后，长篇电视连续剧最早也是最成功的就是《四世同堂》。中国的事情很有意思：不是越来越好，中国的事情是第一个最好，往后越来越差，中国就是这样。比如《二十四史》第一部是《史记》，《二十四史》最好的就是《史记》，往后越写越差。历史上第一部演义是《三国演义》，以后才有各种演义，各种演义都赶不上《三国演义》，第一个就是最好。这与别的国家不同，别的国家是后面的踩着前面的肩膀，后一座高峰比前一座更高。中国是一座高峰一杵，后面越来越矮。这是中国的特点。
《四世同堂》就是。以前说中国拍不了长篇连续剧，《四世同堂》一出，马上成为经典，像广播学院、电影学院要讲这个，必然要讲《四世同堂》。无论对剧本的理解，演员的阵容，风格的体现，思想的深刻。包括《四世同堂》的主题歌，家喻户晓，精品。现在我们已能拍更长的电视剧了，不但是20集，40、60集都能拍，但已经是水货了，可看可不看了。所以《四世同堂》小说的幽默给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而且演员演的非常好。
许多没看过小说的人对台词也记得清清楚楚，像那几个被讽刺的人物，冠晓荷，大赤包，包括祁家老二。老二是靠家里生活的人。他对他大哥说：“大哥，你可得养着我，谁让你是我大哥呢？”这话说的多好，一个典型的家中老二的口气。还有冠晓荷的无耻，他的闺女当了日本特务，他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以此来吓唬别人：“我们家招弟，那是大红大紫的特务。”这台词太深刻了，把一个人能无耻到什么程度写得入木三分。最后日本人把他活埋了，都推到坑里了还喊“皇军万岁！”觉得这种汉奸真是死有余辜，一点不会得到人们的同情。他的幽默对不同的人是不同的，对于正直善良的人是温和的，对坏人采取的是夸张的漫画式的手法来戳穿他。
直到建国后，他写话剧，写《龙须沟》、《茶馆》，里面的幽默是必不可少的调味剂，像四川湖南人吃辣椒，饭菜中必须要有这一味。
老舍的最后一部作品《正红旗下》也是非常幽默的，老舍最后的岁月傅光明先生会讲，老舍的创作过程是以幽默始幽默终的。他以幽默的方式打开文坛大门，以独树一帜的风格进来了。老舍《老张的哲学》发表时，新文学没有这样的作品，无论鲁迅、茅盾、巴金都没有这样的作品。为什么它能马上发表，立刻得到承认，因为它独树一帜。真正的大文豪应该是这样不可复制的，你可以把我的作品研究来研究去，但你复制不出来。所以幽默是老舍的重要标志。
我们谈了老舍幽默的例子，下面我们看看老舍幽默的特点。我们先来看看老舍自己的说法，人们认为他是幽默作家，他对自己应该有一个解释。老舍有篇文章就叫《谈幽默》。其实被称作幽默的作家对这个都有所反省，如鲁迅、钱钟书他们都谈过这个问题。老舍说：
“幽默是一种心态。我知道有一些人是神经过敏的，每每以过度的感情看事，而不肯容人，这样的人若是文艺作家他的作品中必含着强烈的刺激性或牢骚或伤感。他老看别人不顺眼，而愿使大家都随着他自己走，或是对自己遭遇不满的、伤感的自怜。反之幽默的人便不这样。他既不呼号叫骂看别人都不是东西，也不顾影自怜看自己如一活宝贝，他是由世事中看出可笑之点而技巧的写出来，他自己看出人间的缺欠，也愿使别人看到，不但仅是看到他还承认人类的缺欠。于是人人有可笑之处他自己也非例外，再往大处一想，人寿百年，而企图无限，根本矛盾可笑，于是笑里带着同情，而幽默乃通于深奥。”最后他说“幽默的心态就是一视同仁的好笑的心态。有这种心态的人，虽不必是艺术家也能在行为上、语言上、思想上表现出这种幽默态度，这种态度是人生里很可宝贵的，因为他表现着心怀宽大，一个会笑而且能笑自己的人，决不会因为小事而急噪怀恨。往小里说，他决不会因为自己的孩子挨了邻儿一掌而打邻儿的爸爸。往大里说，他决不会为了战胜政敌而请清兵，偏狭自恃是四海兄弟这个理想的大障碍。幽默专治此病。嬉皮笑脸并不是幽默，心平气和，心宽气朗才是幽默，一个幽默写家对于世事如入异国观光，事事有趣，他指出世人的愚笨可怜，指出那可爱的小古怪地点，世上最可爱的人，最伟大的人也可能正是最愚而可笑的人。吉珂德先生即一好例。幽默的写家会同情于一个满街追帽子的大胖子，也同情——因为他明白——那攻打风磨的愚人的真诚与伟大。”
真懂幽默的人看唐吉诃德打风车，是会发出一种会心的笑，不是只笑他是笨蛋，对他这种伟大的搏斗有一种同情之心。这是老舍自己谈幽默，从中我们可以概括出几点。同情是很重要的一点。真正的幽默是要有同情的。对世人的不幸，对人间的缺欠要有同情，不是幸灾乐祸，而且是一视同仁的同情。不是居高临下的同情，不是说我是亿万富翁你是个小乞丐，给你一块钱。不是这样的同情。而是说，假如有一天我也要饭怎么办？是这样一种同情。所以用了“四海兄弟”这样一个词。他写一个可笑的人物时，包含这样一个可能性，即我你都可能成为他，他可能是你和我，这样一种心态。
所以老舍的幽默给人的感觉是平等、善意、宽容。用舒乙先生的观点是“穷人的幽默”。老舍的读者非常多，但据我了解，以普通百姓为多。在我所工作的大学里，自以为很有学问的教授喜欢老舍的程度不那么强。有很多原因。有鲁迅先生和毛主席所批判的知识分子的缺点：自视清高，不肯和别人采取平等的立场。当自己受迫害受委屈时要求民主平等。当自己日子过好了，就不再提这个话，对别人很难采取平等的态度。
这也是老舍先生讽刺和批评过的，不能以宽容的心看世事。大知识分子看别人都是缺点，看社会都是不公。他的批判是有道理的，但他的态度有时过于高高在上。老舍不是这样，他非常温厚，老舍的这种平民化的幽默态度，与他的出身经历都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有许多作家一回忆往事就是“我出身于书香门第”。这过去都要被批判的，现在都成了时髦了，动不动就讲自己是大家庭的后代，动不动就“我祖上是清朝哪个贝勒哪个王公呀”，已成为恶俗的时髦了，甚至有的人说“我爷爷是大太监”。很奇怪，以做达官贵人后代为荣。
老舍不是这样，不掩饰自己的出身贫贱，把这转化为创作的资源。老舍出身旗人，关纪新先生会讲旗人作家。家里很贫困，一岁时父亲就在八国联军攻打北京的战争中牺牲，从小由母亲抚养大。长大后一辈子凭自己的本事，凭劳动吃饭。他虽然是作家，但经常把自己叫“写家”，他不以知识分子看自己。其实他学贯中西，在英国时把西方文化研究的非常透彻。但说话时不放外文词和老百姓听不懂的词。他用平民态度，不用劳动之外的方式吃饭。所以也可以看他为工人。他是靠自己的汗换取自己生活条件的人。
所以他能保持社会平民间的仗义和同情。多少人回忆起老舍都是仗义的，别人有困难找到他，他能帮助他就帮。对坏人坏事不赶尽杀绝，这也是平民的态度。对坏人坏事可以是多种态度，如赶尽杀绝，除恶勿尽，斩草除根，也不能说这些态度就不对。但老舍的出身和经历决定他不采取赶尽杀绝的态度。他总是给人留有余地，因为自己生活的艰辛不幸而同情别人，给别人留下可能性。这种仗义和同情背后是他的自信。
真正的幽默没自信是不可能的，没有自信就不是幽默，真正的幽默是大家风度。我们看侯宝林、马三立说相声往台上一站，一种自信的气质就感染了整个剧场。他不相信自己逗不乐你，根本想都不要想。所以侯宝林往那一站是大家风范。人家决没说过“您给我鼓鼓掌吧”这种小丑的语言。这是对幽默极没自信的人借一切机会来煽动观众鼓掌，大艺术家从不这样。他们该说什么说什么，自信我的艺术做到家了，艺术效果自然会出来。决不会恨不得咯吱你两下，这是老舍自己说和我们给他总结的幽默的特点。
说到幽默，我不得不说另外一点就是开头我所说到的，老舍除了幽默以外，也有不幽默的一面。所以我开头说老舍为什么有被冤枉的一点。说老舍不幽默也有很硬的材料说明。比如说老舍的代表作《骆驼祥子》。《骆驼祥子》的整体风格是不幽默的，大家都说他幽默，在心理就激起一种逆反的心理，难道我就不能写不幽默的作品吗？我写不幽默的作品就不能写到一流吗？我非给你们写一个看看。
所以老舍写了一系列不幽默的作品，《骆驼祥子》《月牙儿》等更有代表性的作品。谁读了《月牙儿》会哈哈大笑？不会，非常心酸的，很悲惨。但这样的作品，语言仍非常好，这样的作品语言不是靠幽默。老舍那种充满北京气息的流畅的语言没有改变，但他不幽默，他可以在这里少调侃人。他不幽默居然能写出代表作来，这就使我们进一步想老舍的核心价值可能不是幽默。幽默是他的一种手段，就好像一个人漂亮、干净，这都不是他的本质，他为什么把自己收拾的很干净，本质在后面。
我们看老舍可以幽默地写出非常好的东西，也可以不幽默地写出非常好的东西，这说明幽默与严肃背后有本质性的东西。这个东西我认为可以叫做关爱。有了这个关爱才可以愿意幽默就幽默，愿意不幽默就不幽默。他笔下的骆驼祥子，我们能看到一双关爱的眼睛的凝视。《月牙儿》也一样，这样的人物都处在关爱注视下，他在写他的命运，把他的命运感同身受地同自己的命运结合起来。老舍写一个拉车的车夫祥子，好像跟自己不一样，其实老舍是像写自己一样写祥子。祥子买车三起三落就是为了要买上一辆自己的车，过一种他自己认为的独立的生活。老舍自己也是一样，他有一个理想，要当一个独立的写家，职业作家。因为一边在大学教书一边写作，他很不舒服。他说什么时候我能就靠写字来养活我这一家呢？他这个理想就像祥子靠拉车养活自己一样。就这样一个很低的，并不伟大的，普通人的理想都不能实现。居然一再破灭，这种关爱就超越了这个人物的职业，使所有的读者都能感同身受。我虽然不是拉车的，我是卖烧饼的，我是小学老师，我也可能有这样的一天，也可能受过这样的委屈，有过这样的心酸。所以有许多人给老舍写信，有一位工人给老舍写信说，“你把祥子的结局写的这么惨，我们的前途何在呢？”这是《骆驼祥子》引起的共鸣。所以说有了关爱，包括老舍说的“四海兄弟”呀，同情呀，你幽不幽默就都是一样了。
在新文学阵营里，许多作家都在写对劳动人民的关爱，但他们关爱的人群不一样，比如鲁迅，他关爱是两种人群，一种是农民，以他家乡的祥林嫂为代表的农民。他们愚昧落后，必须关爱他们。再一种是在新旧间徘徊的知识分子。这是鲁迅的两种关爱。再说茅盾，茅盾关爱的一种是时代女性，就是在大时代环境中转变了人生观的妇女，还有一类是资本家。茅盾笔下写了很多很多资本家，我们今天叫企业家。关心他们在这个时代中的思想。而老舍比较关爱的是普通的城市贫民，他自己就是在这个堆儿里长起来的。所以你一想老舍，就是胡同里面，十字路口这些人。他对这个人群有大的关爱。由于这个关爱使他能够“看住”他的幽默，“看住幽默”不是光靠理论探讨靠研究技巧。你对人有了真正关爱后你不会赶尽杀绝，你会同情他。
为了更清晰的认识老舍的幽默，我们把他的幽默和其他作家的对比一下。幽默作家很多，不止老舍一个。如果说现代作家谁幽默，鲁迅就是一个，林语堂是，钱钟书是，我们看过他的《围城》。张天翼是一个，赵树理是幽默的。当代还有好多，王蒙、王朔都是，幽默作家很多。但他们谁跟谁都不一样，你用一个幽默可以概括，但不能淹没他们，不能说王蒙和老舍都是幽默的，他们都一样，不能这样说。
简单比较一下，比如说鲁迅的幽默，特点是老辣深刻，入木三分，像庖丁解牛一样，拿一把短刀刺入，正中要害。这是鲁迅了不得的地方。比如阿Q被人打了一顿，他就说“儿子打老子”，一句话把中国鸦片战争以来的屈辱的历史都写出来了，明明让人打得一败涂地，跟人家签定屈辱的条约，还不说是战败，说是“赐和”。不是战败，是皇上赐给你们和平。这和阿Q说的“儿子打老子”一样，“这个世界不象话，儿子打老子”。这是鲁迅式的幽默，一针见血，所以鲁迅是思想家型的文学家，这是他了不起的地方。
钱钟书的幽默也是很有特色的，他的《围城》改编的电视剧也是很成功的，可以和《四世同堂》媲美。钱钟书的幽默的特色在于机智、渊博、灵动、迅捷。钱钟书是大学者，学富五车，读过的书不知有多少，你看他文章里所列的数目多吓人，我们两三辈子也读不了那么多书。而且他不但读了，能灵活运用，说一个时事，四面八方的材料全聚集到一块。他说桌子，能把世界上所有桌子的事都想起来。所以他机智渊博。有很多人很渊博，但不机智。他作的是死学问。一个人读了很多书，但作文章时一篇也想不起来，就像一个电脑硬盘很大，装了很多文件，但操作系统很笨拙，一个文件也调不出来。钱钟书就能都调出来，所以他的幽默是学者型、智慧型的。
比如《围城》开头讲，轮船上的鲍小姐，他穿得很少，人们就叫她“局部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这个幽默对人物有调侃，但对人物并非很深的讽刺，主要在炫耀一种学问。这个幽默的产生主要在一句名言“真理是赤裸裸的”。所以没有很大学问的人是不会这么使这个幽默的，后面透露的是学问。
还有一种是赵树理的幽默。他的特色是带有乡土气息的淳朴厚道，带有农民的狡猾。如《小二黑结婚》里讽刺三仙姑，这么大年纪还浓妆艳抹，说她化妆后好像“驴粪蛋上下了霜”。你必须有农村经验才能体会。这挖苦得很厉害，但在农村又不算什么。这种幽默是钱钟书、鲁迅、老舍说不出来的。
跟这几个类型一比，其他就凸显出来。比如说王蒙，王蒙属于机智型。他脑子非常快，也非常渊博，一瞬间由这儿跳到那儿，又由那儿跳到这儿，非常机智。还有王朔，王朔属于坏小子型。他把自己放到一个很低的角度，看你们都是阴暗面。有坏小子挖苦人的特点。好像一个猴子在树下看别的猴子爬树，看到的都是猴屁股。这是坏小子幽默的特点。
而老舍的幽默与上面都不一样。他的幽默是温和的、开心的，你不需要有多大学问。你有一点普通的文化修养就可以欣赏他的幽默。老舍是所有大作家中，在使用汉字时最少用难字的。有很多大学者、作家为炫耀学问写很多难字，让你们看不懂，上课让你们听不懂，表示我有学问。当然这是有学问，但没达到很高境界。学问最高境界是让人听懂看懂，用很简单的语言写出最深的道理。文学史上第一流的大诗人写的是非常简单的诗。写的很复杂的，水平也很高，但是第二流。李白的诗很简单，永远是第一流，文字简单思想不简单。
老舍追求的是俗而有力。老舍有一篇谈通俗的文章说，大作家的作品是“俗而有力的”。《荷马史诗》是俗的，《诗经》、《楚辞》也是俗的。但要有力。《诗经》、《楚辞》都从民间开始，从民间提升出来的。读老舍的作品好像与邻家大哥、大叔说话，没有压力、压迫。比如如果老舍先生在这里，我们请他签名不会有什么压力。如果是钱钟书就有点诚惶诚恐。不知道他会说出什么话，他冷不丁说一句话会有杀伤力的。比如有一次一位读者想见钱钟书先生，钱钟书就说：“你已经吃了老母鸡下的蛋何必要见老母鸡呢？”这是一个名言。他只不定什么时候说出这种话来，会给你带来压力的，你有愉快也有压力。对老舍没有这种压力，开会时，你让他唱段京剧，他站起来就唱一段，你让他说段相声，他就说段相声，非常随和。他的幽默是代你说出你也能说出的话，代替大家说出大家感受到的幽默。
我们把幽默升华一下。幽默与许多概念如幽默与讽刺、滑稽、机智经常混在一起。许多学者探讨什么是幽默，其实就是掰扯这些概念错综复杂的关系，想把幽默与其他东西区别开又区别不好。这是千古难题。所以区别不开的不要硬去区别，从实践角度认识他就可以。在生活中能感受到谁幽默谁是小丑就可以了。比如老舍在谈幽默的文章里，他把幽默与反语、讽刺、机智、滑稽都进行了比较。他说反语是一句中有两个相反的意思。所要说的真意不在话内，而要暗示出来。比如秦始皇要修一个大园子。大臣如不想让他修，就要说：“你这个劳民伤财。”秦始皇未必采纳你的正面批评。如果有一个人说：“好，我支持你，一定要修这么大一个园子，放满飞禽走兽，等敌人从东边打过来，咱们就叫这些动物抵挡一阵。”说的非常好，秦始皇一听，算了，不修了。正话反说，他没反对你，他说的是反话，这是反语式的幽默。
还有讽刺，讽刺必须幽默，但比一般幽默厉害。它必须用极锐利的口吻说出来，给人以一种极强烈的冷嘲。它不使我们痛快地笑，而使我们淡淡一笑，笑完使我们因反省而面红。讽刺使我们笑得不那么痛快，笑完有痛心的时候。
机智是用极聪明、极锐利的言语道出像格言似的东西，使人读了心跳。中国的老子、庄子都有这种幽默。如“圣人不死，大盗不止”。世界上为什么有圣人呢？正是因为有大盗，圣人和大盗共生并存，没有大盗就没有圣人。世界上有武松恰恰是因为有西门庆。有了西门庆才有武松。所以说“圣人不死，大盗不止”。
另外就是滑稽。许多人把它误会成幽默。滑稽是我们经常看的西方短剧。如脑袋上顶好多盘子忽然都碎了，把汽车开进商店里了，很多货架都倒了。小孩很喜欢看这个，一看就哈哈大笑。老舍说这是“幽默发了疯”。这不是幽默。如果勉强算幽默的话，也是幽默的最低形式。
其实钱钟书先生对此也有很好的认识。钱钟书先生说：“真正的幽默是我们跟着他笑；滑稽是我们看着他笑。”他区分得很好，他说；“马戏团小丑做表演，我们笑他并不因为他幽默，而是因为我们自己有幽默。”我们看着他笑，我们笑的是他。我们听侯宝林说相声，我们是跟着他笑他讽刺的事，而不是笑侯宝林。我们越笑就越尊敬侯宝林。我们听侯宝林说《夜行记》时，那人说他被车撞了，警察问他“你在车前走还在车后走？”他说：“我在车前走”。“你在车前走，怎么把你前轱辘撞了？”“那怎么知道他怎么撞的？”我们笑他讽刺的人，但不会笑侯宝林。这是滑稽与幽默的重要区分。
老舍用帖标语举了几个例子，因为30年代流行贴标语。他说“今天帖了标语，明天中国就强大”。这是反语。讽刺不求实际空喊爱国主义的行为，是反语。实际不会使中国强大，中国强大不靠标语口号。
第二种，“君子国的标语‘之乎者也’”，这是讽刺君子国的人说话“之乎者也”；第三种，“标语是弱者的广告”是机智。看到问题的实质，凡是满大街贴标语喊“打倒帝国主义”的都是弱者，帝国主义不贴标语。我们什么时候见过美国贴标语“一定要打到伊拉克去”？没有。帝国主义不贴标语，因为他认为自己强大，贴标语的一定是弱者。有机智的人能看出其中的奥妙；第四种，“张三把‘提倡国货’的标语贴在祖坟上”，这是滑稽；什么是幽默呢？“张三把‘打倒帝国主义走狗’贴成‘走狗打倒帝国主义’”。为什么这是幽默呢？因为张三贴一天标语才挣三毛钱，贴错就受罚了。所以我们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又同情他，真不容易呀，才挣三毛钱多不容易，还因为没文化贴错了。所以老舍笔下都是张三式的小人物。他很可怜，值得我们同情，他犯的错误我们也容易犯。文化大革命时，许多人因贴错标语挨批斗，如果社会宽容些，大家把他嘲笑一下就算了，没有必要大批判。这样的社会状态才是老舍认为正常的社会状态，很宽容对方的错误，谁能不犯错误能？
这样一比较，我们就很容易把握幽默。我们不去下定义，我们就能知道生活中什么是层次高一点的幽默，什么是层次低一点的幽默。并不是小丑式的低层次的幽默我们就不需要，因为生活中我们的审美需求是多层次的。有时我们需要微微笑，有时也需要哈哈大笑，但我们要搞清楚谁是幽默家就行了。我们决不会请马戏团小丑做幽默报告，我们只看他表演就行了。
现在社会上幽默变成了消费，由于报刊杂志等媒体需要充填它的栏目，有很多掺水的幽默在传播。这就更需要我们从欣赏者、受众的角度去把握好。就像我们消费其他产品一样，得到正宗的产品。我们打开电视希望看到高水平的电视剧。所以需要我们有鉴别能力。听交响乐前有一点关于交响乐的知识；听京剧前有一点京剧的知识。我们欣赏任何艺术都应有一些知识储备，这样才能丰富我们的生活。以上谈了老舍先生的幽默，并阐发了一些理论认识。今年是老舍先生105周年诞辰，让我们向这位给我们带来了丰厚幽默艺术的大师表示敬意。
我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
傅光明：非说自己不幽默的孔先生，我们会觉得他还是幽默地讲了老舍的幽默，看来他也只好就此幽默下去，看我们是否能真的以为他不幽默。老舍的幽默，是温和的、轻松的、俏皮的，也是智慧的。幽默里也常常有沉重，老舍先生说过，我幽默是因为我悲观。幽默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自嘲。比如老舍在追忆1924年抵达伦敦接受英国海关检查时，曾风趣地写到：“那时候，我的英文就很好。我能把它说得不像英语，不像德语，细听才听得出——原来是‘华英官话’，那就是说，我很艺术地把几个英国字匀派在中国字里，如鸡兔之同笼。英国人把我说得一愣一愣的，我也把英国人说得直眨眼；他们说的他们明白，我说的我明白，也就很过得去了。”看似轻松的调侃，却把他所接受的英语教育数落了一下，其实也就像今天我们很多学英语的人，在接受了多年的英语教育以后，仍然说着“哑巴英语”一样。老舍先生绝不是那种耍嘴皮子，卖弄搞笑那种作家，他是真正有思想、有才华，而又精通写作之道——这点顶顶重要——的语言大师。若不谙熟写作之道，思想、才华会憋在肚了里烂掉，谁人能知晓。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经得起时间的磨砺，能让人不断去阅读、挖掘、研究的作家实在不多，老舍是一个。让我们记住这位语言大师、幽默大师。最后感谢孔庆东先生给我们带来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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