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大培演讲：中国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
主办单位：云南财经大学“云财讲坛”
协办单位: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讲座地点：云南财经大学国际报告厅
讲座时间：2006年4月15日星期六
主持人：云南财经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叶文辉教授
备注:左大培先生的这次演讲是其云南巡回演讲中的第四场活动，这次巡回演讲活动是由昆明真善美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组织策划，云南财经大学、昆明理工大学、真善美书家及云南师范大学研究生睿智论坛分别主办的。下面是讲座的录音整理稿，未经主讲人审阅。整理者：孙喜峰。
主持人：大家好，今天我们云南财经大学的“云财讲坛”有幸请来中国社科院研究员左大培先生给我们讲：中国的“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希望大家抓住机会，有什么问题多问左老师，左老师也不会怕累，反正累了学校领导可以请左老师吃过桥米线。现在就有请左老师开始讲座。
左大培:
谢谢大家!每次看到这么多人期待的目光我都有点儿紧张!不过我们今天要讲的并不特别严肃，希望我们都将心情放松下来。
我们今天讲的题目是“主流与非主流之争”。实事求是的说,我个人认为所谓“主流”与“非主流”之间并没有什么严格的界限,有人这样讲,有人那样讲。当然，这两年流行起来了——“主流”、“非主流”！怎么流行起来的，我不太清楚。但它是怎么起源的，我很清楚。
实际上，“主流”、“非主流”这两个概念是从国外来的，特别在西方国家的经济学文献里经常使用“主流”、“非主流”这两个词。但注意，这种词都不是经过严格定义的。西方经济学门户林立、关系复杂，所谓“主流”、“非主流”只是很多人约定俗成的说法。
据我理解，西方经济学里的“主流”、“非主流”倒是很清楚。“主流”就是我们上课教给你们的“微观经济学”、“宏观经济学”的各门理论，那就是“主流”，特别是“微观经济学”教科书教的东西。西方人说的“主流经济学”，肯定其核心包括“微观经济学”的那一套东西。“宏观经济学”有时也管它叫“主流”，但各个流派是经常变换的，如早年凯恩斯比较流行，后来是货币主义，什么理性预期了，一个接一个崛起。往往原来比较流行的后来不太流行，那你再叫它“主流”就有点不对了。但反过来刚兴起的你叫它“主流”又不对，所以“宏观经济学”比较复杂。一般来说，一个经济学家如果写论文、讨论问题基本都使用以“微观经济学”为核心的理论体系，那你就叫“主流”了。
其实西方在经济学上的学术自由是很大的，大到什么程度？比如在美国，不同大学教的经济学可能很不一样——尤其是“宏观经济学”这门课，就是在我们一般说的“微观经济学”或“经济学原理”上也很不一样。我知道美国有个麻省大学（不是麻省理工学院），麻省大学的经济系完全是左派的经济系，里面的人就讲“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那在美国，肯定是“非主流”。他的研究方法、思维方式就是和我们学的“微观经济学”不一样。而且越是这种学派越积极，跑到中国来“招兵买马”，说“你们谁愿意到我们那儿读博士生”。因为他们在美国是“非主流”，是比较边缘的，很愿意扩大影响。
也就是说，西方国家，特别在美国，没有谁规定经济学必须就是这样的！原则上讲，你这个大学可以讲这种经济学，也可以讲那种经济学。
麻省大学的人说，他们的经济系是美国有名的左派经济学家鲍罗斯创办的，鲍罗斯这个人很厉害。我们学经济学的人都知道美国经济学界拿什么评学术成果，拿《美国经济评论》评。而鲍罗斯也是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过文章的。但鲍罗斯在哈佛大学时就是评不上教授，“非主流”嘛，当然学术思想的传播也会受到一定的局限。所以鲍罗斯到麻省大学创办了这个经济系。
就是说，西方为什么有“主流”、“非主流”之称？她的经济学里本来就有各种各样的流派，当然马克思经济学在那儿是处于下风的，很弱势的。不仅是马克思经济学，还有一些，比如说“演化经济学”等。这样，就形成了一种语境，一提“主流”、“非主流”我们都知道是什么意思。
这样，我就能谈谈几个问题。刚来时有同学问我“郎咸平是不是‘非主流’”？其实这倒不好说，如果从西方经济学的语境上看，郎咸平在国际重要的经济学刊物上发表了不少的文章。要按这个尺度衡量，郎咸平当然是百分之百的“主流”经济学家。同时按郎咸平的意思，以美国的标准衡量，国内很多所谓“主流”经济学家鼓吹的都是混蛋的东西，甚至都该进监狱！那你说他郎咸平是“主流”还是“非主流”？真的不好说。
这是讲国外语境上的“主流”与“非主流”。但在中国语境上就不一样了，先交代一下：
最初在国内形成“非主流”这个称号的主要有四个人，杨帆（“非主流”一词的使用也是他最先提出的）、我、韩德强和杨斌。当然，我们并不是成立什么宗派，也没结成什么团体。所以，也不排除别人使用“非主流”。
既然我们这些人自认为“非主流”，那对面就有个“主流”。我们所说的“主流”是什么？是在“非主流”这个话语出来的2002年前的几年间，在国内各种媒体上以经济学家、著名经济学而著称的所有的人。他们这批人在我们强调的几个基本问题上的观点都差不多，所以把他们称为“主流”。当然，不客气地说，这个“主流”把国内经济学界的著名经济学家几乎都包括进去了。如老百姓都知道的厉以宁、吴敬琏到张维迎等等。
我们认为，我们这些“非主流”有共同的立场。而这些立场在某种程度上说和“主流”们是对立的，对立在哪儿呢？就是这些“主流”的人都存在着市场化迷信。
当然我们不是要彻底否定市场。但要注意，“主流”的这批人是市场化迷信，迷信到什么程度？他们任何地方都要讲市场，实际上真学会西方经济学的人都知道，西方主流微观经济理论也承认市场在很多地方会失灵，如在医疗上。可如果出了问题，这些人就会说“这是市场化还不够，要继续‘完善’市场”。大家体会体会，反正都是他们的理！
这些“主流”们在鼓吹市场化的背后，有个基本的价值观——“效率优先”。而且，说老实话，不是“兼顾公平”，是公平可以不谈，甚至我们可以牺牲公平去追求效率。当然，一些“主流”经济学家会说：“我们什么时候讲不要公平了？”其实，碰到问题讨论的时候，他们是不是真讲公平？当然不是！我们“非主流”的形成就是基于对他们的这种导向非常不满意，最后北京的几个志同道合者走在一起就形成了“非主流”。
以上就是先给大家做个清楚的概括，中国的“主流”与“非主流”的语境是怎样形成的。
现在事情已经演化到什么程度了呢？很多人不承认“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而且就是我们说的“主流”不承认。有人说，最近张维迎在某个会上明确表示“我不是主流经济学家，不要叫我主流经济学家”。当然，他自己不承认，我们有什么办法，也不能给人家硬安。但是，当初我们提出“主流”与“非主流”的概念时，张维迎肯定是包括在内的，这毫无疑问！所以有同学问我谁是“主流”、“非主流”，真是不好说。你看张维迎都这样!至于郎咸平，在2004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大论战的时候，“主流”、“非主流”的划分是非常清楚的。国内的经济学家，“挺郎”派可以说都是“非主流”，就是当初自称“非主流”的那些人。在2004年8.28研讨会上，我们四个人都站出来坚决支持郎咸平。媒体上说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其实是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失语，就是原来在媒体上特别活跃、特别愿意讲话的那些经济学家。这会儿，他们要不就不谈——不客气说吴敬琏就是其中之一；要不就是张维迎出来，一顿话把郎咸平骂个狗血喷头。我们说“主流”的肯定都是反郎的。所以，没法说郎咸平是“主流”还是“非主流”。
提醒大家，现在我们认为是“主流”的人非常不喜欢“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如张维迎的表态。中国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划分就处在这么个尴尬的局面上。所以，先要声明，我不是要给谁强行安上个“主流”或“非主流”的名头，只能说是我个人的看法。这件事还有个复杂性在哪呢？就是在我们提出“非主流”这个概念不久，和我们关系比较好，可以说是战友的人也提出意见。一种是我们所长提出的——当然是较随意的说——“你和杨帆讲什么‘非主流’？你们应该是主流啊！说自己‘非主流’不是在贬低、边缘化自己吗？”当然这是一种善意的评论和提醒，我们完全理解。还有就是上海财经大学的程恩富表示不同意这种“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为什么？他认为我们才是“主流”，我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中国经济学的主流，他们是西化派，怎么能把“主流”的位置让给他们？所以说，关于“主流”与“非主流”的区分就惹出一堆热闹。
尽管如此，我们这些人还是要区分“主流”与“非主流”，至于用“主流”这个词对不对，我个人觉得还是有道理的，因为“主流”与“非主流”不是按人数多少来划分的，我们讲“主流”是指他们在社会舆论上占有绝对优势，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以来，这批人在经济学界、甚至在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上拥有话语霸权，所以管他们叫“主流”。不过简单的把这些人统统划分为主流，也不太合适。因为在这个“主流”的圈儿里也是帮派林立，冲突繁多，比如，说厉以宁和吴敬琏是一派，他们肯定不同意！我们只是以他们在大方向上的一致来化分的，比如他们极度迷信市场。
前一段，香港学者丁学良说大陆合格的经济学家不超过5个，这个说法出来以后，大陆经济学家包括“主流”的人很尴尬、恼怒，当然“非主流”的人也恼怒。那丁学良讲的是什么意思，就是纯粹按美国大学里够格经济学家的标准来排的，他的意思就是说：不管你多有名的人、不管你在媒体上炒作得多厉害，上镜率多高，在我看来你算不上经济学家。他完全就是依据西方学术评价的标准，比如在《美国经济评论》上发没发文章等。大陆谁发过，钱颖一发过，但他在国外，除此就是林毅夫了。按他的标准，合不合格就是那些国际权威杂志说得算。当然不管“主流”、“非主流”都有理由对丁学良的说法提出反对，你这不是美帝国霸权主义吗？中国的杂志还算不算杂志了？凭什么？说白了，关于这方面的争论一点意思也没有。我们提出“非主流”的说法，就是认为中国应该有自己的正常的学术生态，不能都是一个标准，一帮人的东西。包括政策主张，别人就不能有不同的声音，讲就给你扣上个什么“反改革”之类的帽子。或者狡猾点的说你学术水平低，不算经济学家，没资格说三道四，把你一脚踢出去。我们称自己为“非主流”就是要创造出一种氛围，可以有异议，可以有不同的政策主张，特别在事关重大的事情上。
在丁学良这件事后，又冒出个反制的评价。“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我一听，第一位就是张五常（此君近来流年不利，干的一些坏事逐渐败露，美国主子又落井下石判他有罪并发出国际通缉令，老张连香港都不敢去，最后还是“祖国母亲”伟大，不知把它弄到那里掖了起来，免得脸皮撕开天下大哗一起丢人——此为整理者自加），在座的大概都知道这个人。到底谁给排的这个名?原来是蒙代尔(Robert A.Mundell)，此人得过诺贝尔经济学奖，号称“欧元之父”，我们中国人就认这个，而且人家是独得的。看这10个人除去几个外，倒和我们说的“主流”很吻合，是典型的主张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那批人。张五常曾说：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换很难，为什么？当官的不愿意转换。不愿意转换怎么办？有个好办法：当官的，一人给他一份国有财产，他就支持改革了。你还别说，中国90年代下半期的改革的思路真就是照这个做的。我们“非主流”就是站在坚决反对这一主张的最前列，我们提出“非主流”就是要立场坚定地反对这一套的！蒙代尔把张五常排在第一，显然是个极右的东西。在西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里，最右的供给学派把蒙代尔捧成领袖，实际在学术上蒙代尔跟他们关系并不大，但既然有人捧他，他也就甘之如饴地笑纳了。在西方大学里，宏观经济学家多看不起供给学派，供给学派算什么学派？有什么学术？乱说的一帮人。连“中国10大最具影响力经济学家”一起，这都是学界地一种炒作，或是别有用心的做法！
所以，跟大家讲了这么一大套，核心就是说“主流”与“非主流”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为了语言方便提出的，有人同意，也有人不同意。下面我就讲讲我们“非主流” 与“主流” 在经济政策上相对立的观点（请参考左老师的“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
第一、中国的主流经济学抱着只要自由、不要平等的基本立场，在中国经济学界制造了一种只讲效率、不讲公平的思想氛围。在这种思想氛围下，讲公平成了罪过，平等问题成了理论上的禁区。仗着这种思想上的专制，主流经济学者们散布了一种牺牲多数人而让少数人致富的经济政策主张。他们利用国有企业过去所具有的某些弊端作借口，大讲国有企业如何占用了过多的社会资源而提供了过少的产出，却闭口不谈国有企业在改革以来的20年中一直承担着过高的社会负担，不讲国有企业为国家税收作贡献的比例一直远远高于它在总收入中所占的比例。主流经济学者们由此而极力鼓吹对老的国有企业实行斩尽杀绝的政策，以便最终推行“悄悄的私有化”——打着“企业改制”的旗号将国有企业的产权转移到少数私人手中。
关于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只讲效率、不讲公平有个事很典型。一次有位学者参加北大光华学院的活动，张维迎做报告时说：“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讲效率。”这位学者反问张维迎：“张老师，这可不对呀！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讲公平啊，怎么能说法律的基本精神是讲效率呢？”
张维迎则很不屑地说：“我这个效率里就包含着公平！”然后滔滔不绝地继续讲，根本不把你放在眼里。这就是“主流”讲的“效率”!
在“主流”的这种思想指导和鼓吹下，可以看到我们的国企改制名义上叫“改制”、“产权改革”，实际上是在搞私有化！我们睁开眼睛看看，有几个国有企业、集体企业的改制不是在搞私有化？而且我们的私有化有个最大的问题，秦晖就曾说过：我也主张私有化，而且主张彻底私有化，但私有化必须公平。国有资产是全国人民的，人人有份，要平分！但是谁彻底否定秦晖的提法？最坚决否定的就是“主流”的这帮人。他们说得很简单：这样做企业势必没有经营效率，肯定要出问题的。所以，他们要“改制”（私有化），但又不能平分。怎么办？“主流”们提出3个方案：卖给跨国公司，到现在我们还能看到这种思路，甚至是银行也这样搞法；第二个方案是卖给民营企业家，而中国的民营企业家往往没多钱就可以买国有企业；第三个就是卖给经营者，上个世纪90年代后半期的国有企业改制绝大多数走的是这条路，可我们知道国有企业经营者能有多少资金？别说上亿、就是几千万资产你让他持大股（往往是持50％以上的股份），他哪儿拿得出那么些钱来？实际上真要公平合理地卖的话，卖给经营者根本是不可能实现的！于是乎，各地种种“变通”的做法层出不穷，简直是“百花齐放”！但无非就是变着法儿把国有资产包括现金转到他们的名下，然后回头再收购企业，或者是政府给什么优惠政策。总之都是这一套！到最后，就是原来的国有企业领导变成了大股东、私人资本家了！这样的“改制”、这样的私有化确实是在当今的世界上非常少！郎咸平大论战的时候，张文魁曾经援引撒切尔的例子，说英国也搞私有化怎么怎么样的。我们看撒切尔的私有化是怎么搞的？她是把国有企业进行拍卖，而且绝大多数是拿到股市上卖，各个企业卖到资产的一半就算私有化已经完成，这就象我们说的国有企业上市似的。不管怎么说，在英国的那种金融市场上，这种私有化还算公平。另外，撒切尔还有个优惠政策，就是鼓励国有企业职工持股，鼓励他们贷款买企业的股票，政府给点儿贴息。她的这种鼓励是针对全体职工的，而不是那些个老总。秦晖就说，哪一个国家的私有化都比你公平！你这起点就在制造不公平！实际上就是领导看好某个人，咱们企业改制，然后你就持大股。有些地方的改制甚至到什么程度，上面领导在改制前把原来经营企业很不错的管理者找什么借口调走或直接撤掉，然后调来个人，来没到3个月改制了，人家立马儿成大户了。“主流”的有人说，国企“改制”（私有化）经营者持大股是对经营者努力的报酬，可象刚才我所讲的，这能叫报酬吗？
当然，我们要强调的是：为什么中国会出现这样严重的问题!？实际上有关私有化政策的辩论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就在悄悄儿的进行，秦晖自己就讲:“我反对这样的私有化从1992年就开始了！”当然，我们“非主流”是根本就反对私有化，因为我们相信国有企业可以经营好！但他们就是要这样做，他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就是：一定要私有化，私有化要平分的话表面上公平，实际上没有效率。私有化本来就是为了效率，所以为了效率就不能搞平分私有化。卖给外国人，有卖国的嫌疑；卖给民营企业家，难有资金能力；那就搞经营者持大股！就是在这样片面讲效率的借口下，搞大范围的所谓国有企业改制！
我认为，中国从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大量出现的国企改制，一直到20002、2003年，还有很多地方在进行这种改制。最初是“抓大放小”，搞小企业产权改革，很快就蔓延到中型企业，再到大型国有企业，最后蔓延到上市公司，越来越向超大型企业“动手”。整个的指导思想就是“主流”们鼓吹的“只要效率，不要公平！”实际上，他们说的“效率”也是假的！这种改制的结果导致广大的群众特别的愤怒，这就是为什么在2004年“郎顾之争”时，网络会几乎一致的支持郎咸平和我们“非主流”经济学家。“主流”们鼓吹的这种国企改制损害的人太多，你说国有企业产权改革提高了效率，提高了什么效率？看起来有的企业产量增加了，利润提高了。很简单，改制后工人干活儿多了，原来一周五天工作，改制后变成了六天、甚至七天，日工作八小时变成了十多个小时，工资还不涨！你说效率提高了吗？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这种国企改制，主要的理论依据就是张五常讲的“人都是自私的”。国有企业搞不好，因为“人都是自私的”，企业不归他，利润不归他，所以他不好好干。要提高企业效率，就应把企业卖给他。退一万步讲，就算我们都承认“人都是自私的”，那也不能说只有把企业给原厂长、老总们，他才会好好干。林毅夫就说，你看美国的上市公司，肯定是董事长、总经理不持大股。而且很多上市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几乎是不持股份的。他为什么能好好干？
主流经济学家鼓吹这种国企改制的态度，用俄罗斯“私有化之父”丘拜斯的话能很好的概括——“国有企业一定是没有效率的，只要变成私有企业就一定有效率，为了变成私有企业，不管企业落到谁的手里，骗子、小偷、罪犯，只要私有化就好！” 对此，韩德强提出了道德经济学这个概念，认为今天的经济学变成不讲良心、不讲道德的东西，这本身就是“主流经济学”的最大罪恶！现在的世界为什么变得越来越自私、人变得越来越坏？这不是人的天性或自发演变的结果，可以说，在很大程度上是教育和引导的结果！“主流经济学”在这方面是有罪恶的！因为你在有意识地通过“看不见的手”这类东西的鼓吹教唆人变坏！
第二、非主流的经济学家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国际垄断资本与中国人民有着长远利益上的重大冲突，要求以国家政策的手段与外国企业损害中国长远利益的作法相斗争。在这方面，他们与主流经济学的分歧集中在两点上：他们反对主流经济学的自由贸易政策主张，而要求坚决地保护本国的幼稚产业，特别是技术密集度比较高的产业；他们强调外国企业特别是跨国公司的直接投资可能带来重大的危害，因而坚决反对放手让外国企业夺取中国的投资机会的政策。
现在有很多民营企业家抱怨，为什么很多投资机会可以给外国人就不给我们民营企业做呢？我国十几年来就是资金流出国，因为没有投资机会。结果我们反倒把国内好的投资机会多数给了外国人。实际上，我们应该把它保护起来留给自己的企业。但这个观点多少年来都被当作异端邪说，曾经有人说我和杨帆是“疯子”，当然就是北京的那些“主流”们。事实是，中国加入WTO后碰到的问题越来越说明我们的正确，如各界广泛呼吁对外资企业片面的优惠政策应该取消。这也说明我们“非主流”站在了时代的前头！
第三、非主流经济学者们大都重视经济生活中的各种结构因素，特别是强调产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性。在他们看来，经济的增长主要来源于技术进步，这意味着必须通过不断的产业升级来实现经济发展，意味着落后国家必须使自己的支柱产业不断向技术密集程度更高的方向转移。尽快完成这样的产业升级，是高速发展经济的关键。
说到这儿，我得提个人——高梁。高梁写东西并不是很多，不过我个人认为，我将来有钱要给他建座纪念碑！这个人我很感动！一些跟高梁一起做事的人跟我说，到高梁家一看什么都没有，什么东西都没有哇！可以说他把一切都献给了事业(说到这儿，左老师的眼睛湿润了，声音哽咽了，我们能感到左老师心情很不平静，有些心酸)……大家都知道运十飞机，那就是高梁“炒”起来的！他一天到晚地到处奔走，讲我们怎样自力更生地造出运十飞机，后来又怎样银鹰折翅（指导思想的缘故）。他到处呼吁，我们“非主流”在2002年前后也极力声援他——我们中国应该坚持自主地发展大型飞机，不能把这些重要的战略产业高地拱手让给外国人，自己却无所作为！近来，关于大飞机的问题总算有了结果，从胡锦涛总书记开始讲我们要自主研发，并开全国科学大会，将自主创新定为国策。从这点说，我们这些人几年来的心血没有白费，我特别觉得这个功劳首先应归高梁！我感动在哪？高梁这个人和我们现在的人根本不一样啊！他到处奔走，吃苦受累根本不是为了钱啊！就是为了提醒国家要重视战略产业，我替他感慨：一个人做点事不容易! (讲到这儿，左老师禁不住流泪)高梁总算做了点事儿！我就讲到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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