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资本利润率上升与中产阶级挤压 -

爱德华•N.沃尔夫

周思成译

原载《国外理论动态》11期

　　美刊《科学与社会》2010年7月号刊登了美国学者爱德华•N.沃尔夫(EdwardN.Wolff)题为《利润率上升与中产阶级挤压》的文章,分析了美国20世纪7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十多年来美国中产阶级受到越来越严重的挤压和削弱的状况。从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和工资停滞、不平等迅速加剧等方面论证了这一结论,还从税制、中产阶级债务饱和等方面论证了其原因,并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资本利润率上升过快即资本所得相对劳动所得增长过快是中产阶级受挤压的根本原因。还特别指出,过去三十多年美国人的教育水平一直在稳步上升,但这并没有带来他们收入的相应增长,因此只有根本性地改变劳资力量对比状况才能解决问题。文章内容如下。
　　21世纪初,尽管美国经济总体持强劲的增长势头,中产阶级却在挣扎中求生。在小布什执政的前6年,即从2001年到2007年,以不变美元价值计算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了16.4%,只是在2001年经历过一次短暂的下降。劳动生产率(实际GDP除全日制平均就业人数)年增幅约2.2%。这两个指标都非常接近其战后相似时期的高点。
　　
　　一、收入与工资停滞,而贫困不减
　　尽管经济繁荣,衡量生活标准最常用的尺度——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real median fami-ly income,将家庭以收入高低排序,处于分布序列中间的普通家庭的收入),自2001年到2007年实际只增加了微不足道的1.9%。其实,自1973年到2001年,这个指标只增长了7.0%,也就是说,从1973年到2007年,其总体百分比增长了9.0%。相反,在1947年到1973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几乎是翻了一番(见图1)。
　　家庭收入平均值在1947年到1973年间也同样翻了一番,其后自1973年到2001年它增长了23%。2001年至2007年,它只增长了1.0%,因此,从1973年到2007年,其总体增幅为24%。这个幅度要小于前四分之一世纪,但是要大于家庭收入中位值的变化。这两个系列之间的差,意味着尽管平均值和中位值在1973年以前都是按相同的步调上升的,但是,自1973年后,平均值就要比中位值增长得快,这个差距反应出的是自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日益加剧的不平等(见下文)。
　　另外一个麻烦的问题是贫困,自1959年到1973年,美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总体贫困率从22.4%下降到了11.1%,降幅达到一半多(见图2)。但是自此之后,贫困率就顽强地拒绝再下降了。1973年后,贫困率总体呈上升趋势,1993年达到了15.1%,随后在2000年又降到了’11.3%,仅比其最低点微高,但是,在2007年又上升到了12.5%。
　　
　　另一个低收入家庭福利的指示器是最底部的1/5(20%)家庭的收入占总体收入的百分比份额(见图3)。首先,其所占份额从1947年的5.0%下降到了1961年的4.7%,但此后一直稳步上升,在1974年达到了5.7%。此后它迅速地下降了,2007年为4.1%。与此相关的统计指标是最贫困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以2007年美元估价),这个指标显示了这个最贫困的群体的绝对福利水平(而前面的份额显示的是相对福利水平)。他们的平均收入在1947年到1974年间增长了一倍多,从7600美元增加到了15500美元,但直到2007年都几乎没怎么增长(16500美元)。1974年后,这个平均收入系列和底部1/5家庭的收入份额(它下降迅速)这两个指标趋势之间存在的差距,是因为1974年之后的平均收入在总人口中上升了。
　　造成停滞的家庭收入和顽固的贫困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工资水平没有能显著地上升。自2001年到2007年,实际小时工资只略微上升了2.6%。事实上,1973年到2000年间,实际小时工资下降了6.8%,因此,在1973年到2007年间,实际工资事实上相当于下降了4.4%(见图4)。这与前一个阶段(1947年到1973年)形成了鲜明对比,在这个阶段,实际工资增长了75%。在2007年,小时工资是17.42美元/小时,以实际价值计算,几乎和1971年的水平齐平。
　　另外两个计量劳动报酬的指标在图4中也显示出来了。这些不同系列获得的结论是相当一致的。全日制平均就业人数(FrEE)的平均工资和薪水,自1947年到1973年每年增长2.3%,自1973到2007年每年却只增长0.4%。FTEE平均的员工薪酬在前一阶段每年增长2.6%,在后一阶段的年增长却只有0.5%。
　　尽管实际工资下降了,生活水平曾经短暂地得以维持原来的水平,这主要是因为家庭主妇加入劳动力人口的人数在增加——从1970年的41%增加到了1988年的57%。然而,自1989年以来,已婚女性加入劳动大军的速度大大减缓了,而到2007年,其劳动力参与率只增长到61%。这一减缓在实际生活水平的增长方面造成了相应的降低。
　　
　　二、不平等迅速加剧
　　21世纪初,不平等在美国也加剧了。我们先来考察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图5)。基尼系数是最广泛地用来衡量不平等程度的指标,其值从0到100,低值表示不平等程度较低,而高值表示不平等程度较高。在1947年到1968年间,基尼系数总体呈下降趋势,在1968年达到了最低点:34.8。此后它逐渐上升,先是在80年代,后是在90年代达到、了新高(其中90年代的上升要更加陡峭),2001年它达到了43.5。这表示了收入不平等的大大加剧!这种不平等在2001年到2006年持续加深,基尼系数达到了44.4,只是在2007年下降到了43.2。
　　
　　
　　
　　
　　
　　
　　另外一个相关指标是最富裕的50%家庭的收入占总收入的份额,它呈现出了相似的时间趋势:从1947年的17.5%逐渐下降到1974年的14.8%,在这一水平之后,尤其是在90年代,它持续上升,在2006年达到了最高值21.5%(见图6)。随后,它在2007年下降到了20.1%。第三个指标是最富裕的5%家庭与最贫困的20%家庭的平均收入比率,这个指标衡量的是收入在这两大阶层之间的分布。这个指数在1947年到1974年间是总体下降,从14.0到104,随后稳步上升,在2006年达到了21.3。而在2007年又降到了19.7,但仍是1974年水平的2倍。
　　
　　三、税率出了什么问题?
　　
　　我们接下来要考察个人所得税边际税率的趋势,因为和不平等程度一样,它也会对家庭福利造成影响(见图7)。第一个系列是最高边际税率(最富裕的报税人面对的边际税率)。1944年,最高边际税率是94%。在“二战”结束之后,最高边际税率减到了86.5%,但是在朝鲜战争期间,税率再次回到了92%(1953年)。在1960年,它还维持在91%的水平。可惜,这个税率随着时间也逐渐下降,因为美国国会通过了一系列的税改立法。最高边际税率最初在1966年降到了70%,随后在1969年升到了77%,这主要是要为越南战争融资。1975年再次降低到了70%,1983年降到50%(归因于里根的第一个税改法案),1986年甚至降到了28%(根据1986年税改法案)。此后,在1991年它升到了31%(老布什任期内),1993年又升到39.6%(克林顿任期内),但是到了2007年又降到了35.0%(小布什任期内)。
　　第二个系列显示了以1995年美元价格计算,收入在135000美元水平的报税人面临的边际税率。这一收入水平代表性地包括了位于第95个百分点之上(顶部5%)的家庭。这一系列与第一个系列有着大体相同的趋势:1966年降低,1975年上升,1983和1986年下降,在1991和1993年均再次上升,随后自2001年到2007年逐渐下降。
　　最后两个系列显示了收入在67000美元和33000美元水平的报税人面对的边际税率。都是用1995年美元估价。其时间轴与前两个系列有细微区别。67000美元水平(大约位于第60个百分点)的边际税率在1946年是相对较低的,是36%,其后一段时间大体上保持上升趋势,在1980年达到了49%,但在1986年又降低到28%,到2000年一直保持该水平,然后在2007年下降到了25.0%。33000美元水平(约位于第30个百分点)的边际税率在1946年也是相对较低的,在25%,但是实际上也逐步提高,1991年达到了28%,此后到2000年同样保持在这个水平,直到2001年后下降到了15%。
　　总之,战后时期的减税总的来说对富人,尤其是那些大富豪们要有利一些。从1946年开始计算,最高边际税率已经大幅下降了51.5个百分点(或60%),135000美元水平的边际税率降低了25.2个百分点(47%),而67000美元水平则降低了11.1个百分点(31%),至于33000美元水平的税率的降幅就更小了,只下降了9.7个百分点(39%)。
　　
　　四、中产阶级债务饱和
　　
　　福利的另外一个维度是家庭财富(hOllSe—hold wealth)。财富是一个存量量度标准,表明一个家庭所拥有的资产的价值(住房和不动产、生意、银行账户、货币市场资金、股票、债券,等等),减去未偿债务(包括抵押和消费借贷)。财富是与它所带来直接金融收入无关的福利的指示器。有三个理由:一,自有住房为房主提供直接的服务;二,财富是消费的来源,和它带来的直接货币收入无关,因为不动产能直接转换为现金,从而用于即时的消费需要;三,金融资产的效用是能为一个面对经济压力的家庭提供流动性,如在失业、疾病和家庭破裂的场合。
　　上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些与财富相关的重大事件。股市兴旺起来,以标准普尔500指数为基础,股价在1989年到2001年间猛涨了171%。股民群体开始膨胀。到2001年,一半多的美国家庭均以直接或间接的方式拥有股票。
　　但是,股市在2001年发生了一次衰退(虽然是短暂的)。此外,股市在2000年达到了顶点,自2000年到2003年持续下跌,但2004年有所反弹。因此,在2001年到2004年间,标准普尔500指数在实际价值上下跌了12.0%。另一方面,在全国范围内,房价的实际价值上涨了16.9%。
　　
　　
　　
　　自2004年到2007年,股市经历了新一轮反弹。标准普尔500指数实际价值上升了19%。2001年到2007年这整个期间,标准普尔500指数就上升了6%。在2004年到2007年间,房价上涨变缓:这些年来,以实际价值衡量,全国范围内现存独户住宅销售价格中位值只上升了1.7%。2001年到2007年间,实际房价上涨了18.8%。
　　因此,以实际价值衡量的家庭财富中位值,在1983年到2001年期间上升了24%(见表1)。。这一增长的很大一部分来源于90年代末美国股市的繁荣。此外,自2001年到2007年,这个指标又上升了19%,主要是因为坚挺的房地产价格。实际家庭财富平均值从1983年到2001年飙升了65%,而从2001年到2007年又上升了20%。在这里,两个系列的分歧也同样说明了财富的不平等。在1983年到2007年间,家庭财富的基尼系数从79.9上升到83.4,而最富裕的5%的占有份额从56%上升到62%。此间,顶部20%的财产所有者占总财富的份额从81.3%上升到85.0%。相反,其他阶层的份额下降了。顶部其次的20%所占份额从12.6%下降到10.9,而中间1/5的份额从5.2%下降到4.0%,底部40%的份额则从0.9%下降到0.2%。
　　在中产阶级的债务方面,中产阶级挤压现象表现得比其他任何地方都要生动。我们先考察一下中间的三个1/5阶层财富的资产构成(见表2)。有代表性的是两个比率:第一,他们的债务与资产净值之比,从1983年的37%上升到2001年的46%,又猛升到2007年的61%!第二个比率是债务与收入之比,从1983年的67%上升到2001年的100%,随后在2(I)7年急剧上升到157%!这个新债务主要采取两种形式,其一,由于这些年的房价一直在上涨,很多家庭能够依靠他们现在升值了的房屋继续借贷,通过抵押和获得房屋净值贷款(由其房屋担保的信用贷款)再筹资金。事实上,自有住房(唯一主要住宅)的抵押债务自1983年的29%上升到了2007年的47%,而作为总资产份额的房屋资产净值则从44%下跌到了35%。第二,因为美国家庭不断增加的获信能力,他们的信用卡上积累了巨额债务。
　　这些借贷流往了何处?一些人宣称它们被投资到股市中去了。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股票价值在总资产中的份额应该同时增加,但事实却相反(它在2001年到2007年间从13%下降到7%)。此外,这些借贷也没有被用于别的资产。事实上,房价的上涨几乎能完全地解释2001年到2007年间中产阶级资产净值的增加。财富中位值增加的每16400美元中,就有14000美元或增加财富的86%来自房价的上涨。相反,中产阶级家庭由于经受了收入停滞,几乎无一例外地是用负债来为消费支出筹资。
　　问题仍然是,这些由新债务支撑的消费究竟只是正常消费,还是说用世纪初扩张的债务来支持的疯狂消费(过载)呢?也就是说,新增的债务仅仅是用来支撑日常消费?或者它导致了消费的扩张?为了提供一个答案,我先考察了消费支出数据的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是国民收入与产品账户(NIPA)提供的个人消费支出数据。这是全美包容最广且最可信的消费数据。但是,对于我们的目的(中产阶级挤压)而言,其缺陷在于它包括了全部的家庭,而不仅仅是中产阶级家庭。这个数据显示,个人消费总支出自1989年到2001年,年平均增长3.38%,但自2001年到2007年,则仅为2.93%。因此,根据这些数据,与上世纪90年代相比,21世纪初在消费支出方面,仅仅存在一个微小的减速。
　　第二个来源是美国劳工统计局的消费者支出调查(CEX)。它的优点在于它根据收入阶层群体不同来提供消费支出数据。另一方面,这个数据组容易出现抽样误差与报告误差。我使用了和前面同样的3个年份。既然收入阶层是用美元而非百分点来标示的,我选择了那些每年在消费单位分布中处于中间位置的收入阶层。中间收入阶层的平均消费支出自1989年到2001年,以及从2001年到2007年,事实上几乎没有改变。因此,CEX数据,正如NIPA数据一样,显示出在21世纪初的债务挥霍期间,消费支出方面没有加速现象。最后,可以得出结论说,21世纪初的债务积累进入了日常消费,而没有扩大消费。
　　2009年7月1日以房屋和股票价格交易为基础的财富数据的某种粗略更新,显示出了中产阶级财富的显著恶化。以实际价值衡量,房价下跌了23.5%,而标准普尔指数下跌了40.9%。根据我们的估计,尽管财富平均值(以2007年美元价格计算)在2007年到2009年间下降了17.3%,到达443600美元,财富中位值则令人吃惊地骤降了36.1%,到达了65400美元(接近1992年水平!)。
　　现在我们终于能够了解,中产阶级增加的债务是如何使他们在收入冲击面前弱不禁风,并为2008年到2009年的次贷危机埋下了伏笔,最终导致了金融崩溃。这两年房价的快速下降(约24%)使得许多中产阶级家庭(据我估计有16,6%的住宅所有者)“潦倒不堪”(他们的房产价值低于抵押债务),并且他们还在失业中饱受损失,无法(或不愿)偿还他们的抵押贷款。
　　
　　五、利润率上升是关键
　　
　　在布什年代,增加的产出都到哪里去了?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考察在生产率与工资之间产生的另一种异常。特别是,在1973年后,在劳动生产率增长与实际工资增长之间的历史联系似乎也断裂了。
　　从1947年到1973年,实际平均劳动报酬(比工资更加宽泛的概念,包括社保和附加福利)几乎是与总体劳动生产率一前一后地增长(见图8)。。后者平均保持2.4%的年增长率,前者则保持着2.6%的年增长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在1973年后骤然下降。特别是在1973年到1979年问,劳动生产率的增长速度创下了战后的最低,只有0.5%的年增长率,而平均实际劳动报酬事实上则在这一时期变为了负数。从1979年到2001年,美国经济在劳动生产率方面发生了一个轻微的逆转,年增长率变成了1.1%,而全日制平均劳动人数实际劳动报酬的年增长率却只恢复到0.5%。从2001年到2007年,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率上升到2.2%,而劳动报酬的年增长则只达到1.6%的水平。
　　既然在1973年后,生产率增长得比工资快,那么超出部分去哪了?答案是:在美国,利润率上升了。我们使用的基本数据来自美国经济分析局的国民收入与产品账户。为了计算净利润,我们使用的是美国经济分析局对财产性总收入净值的界定,包括企业利润、利息、地租和一半的业主收入(这个定义排除了资本消耗补偿或CCA)。净利润率被定义为财产性总收入净值与私人固定总资本净值之比。净利润率在1947年与谷底1982年(13.1%)之间,下跌了7,5个百分点(见图9)。随后在1982年到1997年间,上升了6.0个百分点,但在1997年到2001年间又下降了1.7个百分点。但是,在2001年后,利润率开始持续上升,在2006年达到了21.2%,接近了其战后时期的高点22.7%(1948年),虽然在2007年又略微下降到了20.7%。
　　图9同样也显示了净利润在国民收入中份额的变化趋势,它被定义为财产性总收入净值与国民收入净值之比。净利润份额在1947年和其早期高点32.0%(1950年)之间,上升了2.4个百分点,随后在1950年和其在1970年的低点24.8%之间,下降了7.2个百分点(见图9)。它随后又向上爬升,在1970年和2001年间上升了1.9个百分点。在小布什执政期间,从2001年到2006年,利润份额又骤升了5.7个百分点,在2006年达到了32.4%,这是它战后时期的最高点,尽管在2007年它略微下降到了31.6%。分析结果清楚地显示了,上世纪70年代早期以来美国劳动工资的停滞已经转移到该经济中上升的利润中去了。
　　
　　六、受教育程度却仍然持续上升
　　
　　美国战后时期的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在国民受教育程度方面的巨大发展。年满25岁人口的受教育年限中位值从1947年的9.0年增加到2007年的13,6年(见图10)。大部分的增长是在1973年前取得的,受教育年限中位值在1973年增加了3.3年,而在1973年后增加了另外的1.3年。
　　成年人(年满25岁的人)完成高中(包括“普通教育发展”或GED程度)和大学学业的人数百分比,有着更加惊人的进展(见图11)。前者从在1947年占所有成年人中的33%增加到了2007年的87%。高中学业完成率的进展在1973年前后是同样迅速的,都是27个百分点。成年人口中大学毕业人口的百分比从1947年的5.4%剧增到2007年的29.8%。在这个范围内,其进展在1973年后事实上比1973年前要迅速,以该年为分界点,前后分别为7.2和17.2个百分点。
　　但是,正如前文所言,在1947年到1973年间,实际小时工资上升了75%,而在随后的34年中下降了4.4%。然而,受教育程度在1973年后仍然继续上升,并且事实上,大学毕业率更是加速上升的。工资与受教育程度之间愈来愈大的不一致,从标准经济学(人力资本)理论的优势观点看是一个真正的悖论,因为这种理论认为在受教育程度与工资之间有着直接的正相关关系。
　　美国在教育领域取得的成就的另外一个表现,是教育不平等的显著下降。根据人力资本模型,在收入不平等与受教育差异之间有着正相关(事实是成比例)的关系。(以CPS数据计算,成人25岁及以上)受教育程度的差异在1950年到2000年间下降了48%(从12.5到6.9),而收入不平等则在上世纪60年代末加剧了。事实上,这两个系列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其实是负0.78。这一发现导致了另一个悖论,在收入不平等与人力资本不平等之间的愈益加大的不一致。
　　
　　七、结论
　　
　　20世纪的最后25年和21世纪的最初几年,美国中产阶级的收入和工资呈现了缓慢增长的现象,贫困率也居高不下,不平等现象也加剧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战后早期中产阶级的工资和家庭收入则增长迅速,且贫困率也出现了显著的下降,不平等也有所缓解。上世纪90年代和本世纪初期的“繁荣”并没有为中产阶级减少多少负担,其家庭收入中位值在1989年到2007年间只增加了7%。当房价下跌时,增长的债务与负的房屋净值的弱点,造就了一个脆弱的中产阶级——被抵押贷款灾难和利空的金融消息推到了悬崖的边缘。由于房地产和股市的崩溃,2009年净资产中位值,依据我的估计,已经跌回到了其90年代初的水平。个人所得税也是逐步下降的,但是对于富人比对于中产阶级降幅更大。总之,在收入、工资和财富等方面,中产阶级受到了挤压。
　　
　　
　　
　　过去30年来,中产阶级生活水平的停滞可以归咎于这个时期劳动工资的增长缓慢。尽管平均工资(以FrEE平均的劳动报酬)在1947年到1973年间翻了一番,在1973年到2007年间它只增长了18%。尽管教育水平自70年代以来就在稳步发展,仍然未能改变这一趋势。此外,尽管美国在消除人民的教育不平等方面取得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就,收入的不平等却不但未能缓减,反而在过去30年中大大加剧了。这些后果表明了在收入与教育之间愈益增大的脱节。
　　劳动工资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是国民收入中由劳动向资本的明显偏斜,尤其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在这一时期,总利润与企业利润都大大增长了,几乎回到了战后的高点。股市部分地被上升的利润所推动。虽然资本家阶级在上升的利润中赚得盆满钵满,但工人却没有在工资水平上获得多少进展。至少在表面上,似乎是存在着富人收入和财富的增加与工人阶级收入与财富的停滞交替换位的现象。
　　简单的关联为解释这一关系提供了一些证据。在上世纪90年代末克林顿任内;我们看到了工资的显著增长和利润减少;在小布什任内直到2006年,我们看到的复苏的利润率和工资的轻微增长;随后的2007年则发生了工资的增长和利润率的骤降。在以FrEE平均的劳动报酬和净利润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在1947年到2007年间是负0.49(与净利润份额则是负0.50)。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在90年代也大大地增长了,而在世纪之交则只有轻微的增长。这60年间,实际家庭收入中位值与净利润率之间的简单相关系数是负0.52(与净利润份额是负0.57)。收入不平等程度同利润率一样,自80年代早期到2006年总体上是上升了的,而在90年代末和2007年都下降了。但是,在这里,60年间家庭收入的基尼系数与净利润率之间的简单关系系数只有0.07(与净利润份额则是0.09)。
　　
　　八、我们能做什么?
　　
　　1.为劳动复权,重建社会契约
　　时下在华盛顿,人们对于政策的讨论将对于劳动者的更好的教育和改善培训作为关键的补救措施。因为:(1)这些措施将培养出更高的劳动技能,因此也能使劳动者获得更高收入的岗位,由此提高实际工资;(2)这些措施将导致劳动技能在劳动者之间更公平地分配,由此缓解工资的不平等。两大党派似乎都对这种观点表示赞同。但是,我们上面提出的证据表明,将教育和培训作为有效的补救政策应遭到严重的质疑。
　　也许提高生活水平并缓解不平等的最直接途径是为美国的劳工复权。在美国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也就是1947年到1973年前后,工会的力量是强大的,在劳资之间存在着一个不言而喻的社会契约,而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利益在两大阶级之间公平地予以分配。由此,实际工资也极大地提高了。70年代中、后期出现了我们前面提到的“利润挤压”。这些年同样也见证了新自由主义的诞生和公司哲学从“利益相关者价值观”到“股东价值观”的转变,在后者那里,股价的最大化成了企业的目标。工资增长的停滞和中产阶级受到挤压也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的。自1980年前后以来,工资总体上是随着通胀而提高,但是实际工资并没有提高。
　　这种标准转换其主要原因是美国工会力量的削弱,尤其是在私人部门。在上世纪50、60年代,工会力量强大,联合率也较高(在1953年的最高点占到了劳动力的33%)。2007年,总体联合率下降到了11%,在私人部门更是只有8%。在其他地方提出的跨国经验证据也表明,同其他发达经济体相比,美国的不平等程度如此之高、其近年来的恶化速度相对是如此之快,其主要原因是工人低下的工会参与水平以及这一水平的持续降低。这也是解释在美国实际工资停滞的主要因素之一。必须采取措施在工作场所提高工会联合程度,并总体上扩张劳工的力量。另外一些著作也注意到了现行的劳动法是如何地不利于新的工会组织的建立,而其执照申请程序是如何地困难。在美国,重新推动劳工运动,也可以营造有利于工人和工资的政治气候,并帮助重建战后早期劳资之间的社会契约。
　　
　　2.抑制联邦政府
　　为了使劳工重新步入正轨,也许更加根本的是要改变工资框架的标准。近25年来,这个标准似乎只是工资应该与通胀同步提高。格林斯潘在其美联储主席任内提到了“受创伤的工人”效应——在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尽管存在从历史上看是比较低的失业率,工人却无法就工资与资方讨价还价,因为与资方进行有力谈判的制度基础已经被侵蚀了。其结果是与上世纪50、60年代的标准渐行渐远,当时的标准是实际工资必须与劳动生产率的进步同步增长。
　　联邦政府在这一转变中也扮演了一个角色。它曾经是劳资之间的仲裁人。但是,上世纪80年代初以来,它已经变得更偏袒于资方。尤其是财政部,从历史上来看它就是华尔街利益的代表,如今已成为行政部门中的执牛耳者。另外的一个主犯是美联储,它提高了利息率,并且在过去的20年间,一旦工资开始上升,它就使用道德说教来钳制经济。事实上,格林斯潘领导下的美联储一直为“工资膨胀”和劳动成本提高的恐惧所惑,并运用其权力来阻止实际工资提高。
　　既然现在美国的劳动生产率年增长约2%,也许是时候好好考虑一下如何涨工资了。联邦政府应该抑制一下(每当工资膨胀出现之时)自身对于压制工资的过度热情。如果联邦政府开始着手采取积极措施,如果它认同工资应该与生产率一同提高,那么这也许就会对恢复战后早期的工资标准助益良多。对于奥巴马能否胜任这一工作,我们将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