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蚁族”的梦想及未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中国青年

这是我的毕业论文初稿，在中期检查的时候，我刚登台说了句“以世界体系论和阶级分析法来分析蚁族”，老师们就立马开始围攻，基本上全盘否定了我用阶级分析的可行性。老师让我推倒重来，给我定了题目叫“蚁族现象的社会学分析及其对策研究”，我很无奈，只好规规矩矩地写成了“规范的学术文章”。现在我把被否定的初稿贴在这里。

近两年来，“蚁族”一词走入了公众的视线，成为一个受人关注的群体。所谓“蚁族”，是聚居在大城市边缘的大学毕业生们。“蚁族”概念是北京大学博士后、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副教授廉思在《蚁族：大学毕业生聚居村实录》一书中提出的，在这本书中，将“蚁族”定义为“大学毕业生低收入聚居群体”，他们具有三个基本特点：

1、大学毕业。蚁族均接受过高等教育，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的青年农民工不属于此群体的范围之内。　　

2、低收入。大多数人从事简单的技术类和服务类工作，以保险推销、电子器材销售、广告营销、餐饮服务为主，月均收入2000 元左右。有的甚至完全处于失业状态，全靠家里接济度日。　　

3、呈现出聚居的生活状态。根据廉思的课题组研究显示，北京的蚁族主要聚居于人均月租金377元，人均居住面积不足10平方米的城乡结合部或近郊农村，形成了一个个聚居村。　　

在年龄上，蚁族基本上是一个80后群体，年龄主要集中在22-29 岁之间，以毕业5 年内的大学生为主，“80后”占到调查总数的95.3%。在数量上，据廉思的课题组保守估计，北京地区的蚁族至少有10万，上海、广州、西安、武汉等地也都大规模存在这一群体。　　

蚁族的出现有着多方面的原因。据廉思的分析，在宏观上，有大城市的吸引力、社会就业形势、大学生择业观、高等教育与社会需求不符等方面的原因，在微观上，则有城市边缘地带房租低廉交通便利、大学毕业生追求群体间的认同等原因。[1]　　

但是，本文只想探讨这些大学毕业生坚持留在大城市的主观动因。具体说，就是以下几个问题：　　

1、什么样的思想观念使他们做出留在大城市的选择？他们这样坚持的目的是什么？　　

2、这种观念和愿望从何而来，如何形成？　　

3、他们的梦想能否实现？　　

4、这种观念和梦想，以及梦想的实现与否，对他们有什么样的意义和影响？　　

这四个问题，也就是本文的四个部分。　　

一 、何来蚁族？——为了一个相同的梦　　

除了受过高等教育、低收入、聚居之外，蚁族还有如下两个显著特点。　　

第一，蚁族虽然是一个大学毕业生群体，但其中很少有重点大学毕业生，绝大多数毕业于普通大学、民办大学或者专科院校。这造成他们在就业市场上的劣势地位。　　

第二，根据廉思的调查显示，蚁族大多来自农村和县城，家庭收入较低，他们的父母处于社会中下层。因此他们从社会人际关系网中可以获得的社会支持很少。　　

这两个特点，使得蚁族在远离家乡的大城市里的生活境遇非常拮据困难。《湘声报》　2010年1月9日　一篇名为《长沙蚁族:在现实与梦想的夹缝之中》的报道中描述了这样三位长沙蚁族的生活状态。　　

“2009年6月从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毕业的张永刚和两个同学合租住在长沙河西渔湾市的一所民宅内，一个月房租300元，水电费都是3人平摊。20来平方米，长双人床、一个地铺、一个小衣柜、两个电脑桌、一个洗手池，小屋子满满当当。屋外是促狭的街道、逼仄的居住空间、嘈杂肮脏的环境，小餐馆、小发廊、小诊所、小网吧和通常是无照经营的低档娱乐场所。　　

 “张永刚毕业后跟一家软件公司签了合同，每月底薪1500元，外加200元补助。说到生活，一般都是到大学城的食堂去吃，也还便宜。但是目前也只能养活自己，还没能力报答父母。　　

“像张永刚这样工资在1500元左右的大学毕业生在长沙很普遍。如果每月房租加水电、煤气按500元算，吃喝按400元算，交通费100元，话费50元，再加上买衣服，女生买化妆品、简单的生活用品花费200元，算下来就是1250元，基本上是一个毕业不久的大学生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成本。而其他花费，比如说看个病，吃个饭什么的都没计算在内。显然，这样的收入在长沙这个城市生存甚是艰难。　　

“张永刚有些无奈地感慨:‘上下班最痛苦的就是挤公交，经常挤得公交车门都关不上。经常免费加班，不愿意干就走人，很多人争着干，公司根本不愁招不到人。’而略有起色的工作又让他们充满了期待，‘慢慢混吧，情况稍好点我们就去市内租个居室房。’　　

 “‘大学城附近的房子租金少，房子越往城中村深处的越便宜。’住在大学城王家湾附近的师范类历史学毕业生王林就选择了这种地方，一人住着一间10多平方米的小单间，180 元房租，吃饭都是自己打点。王林是2009年应届毕业生，来自湘潭一个小乡村，现在的工作是在一个传媒公司广告部做数据统计，跟她所学的历史专业基本沾不上边。她每个月工资只有1600元左右，每天早出晚归，忙得不可开交，甚至恋爱的时间都没有。‘在无法安身立命的年代里，谈爱情是奢侈。’王林的QQ签名这样写着。但她和她的同学们始终都相信一点，只要留在城市里，就会有更多的机会。‘你今年是蚁族，也许明年就不是了。’　　

“‘这是我挥洒青春和梦想的地方，若干年后我也许能成为像柴静一样牛逼的记者。’23岁的新闻传播系毕业生蔡雯面对着湖南广电大楼说。在广电附近的马栏山小区，她和三个女孩一起租住了一个二室一厅的房子，月租800元。每天一早，女孩子们起床上班的那一刻，上厕所和洗漱，4个人拥挤在这间房里就显得异常逼仄。其实这个小区的房子是供不应求的，一批批像她这样怀着新闻理想的毕业生都会选择来附近这栋广电大楼里实习或者工作，在这里形成聚居点。蔡雯告诉记者，她在某个频道实习已经将近一年，工作的事情还没有眉目。”　　

可见，这些来自遥远的城镇和乡村的蚁族们，既没有家庭和人际网络的支持，也没有足够耀眼的文凭，在城市中的生活是异常辛苦和困难的，但是他们令人难以置信地坚持留在城市。那么，他们为什么宁愿忍受这样的辛苦也不愿回到自己家乡，或者去西部和基层这样就业并不那么困难的地方？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意识支配的，那么，是什么样的观念，支撑着他们的坚持？从上面所引报道中人物的话里，我们似乎可以大概看出一点端倪。“你今年是蚁族，也许明年就不是了。”“这是我挥洒青春和梦想的地方，若干年后我也许能成为像柴静一样牛逼的记者。”他们对生活有着非常强烈的渴望，一种深入内心的希望，在支撑着他们，推动着他们留在大城市“奋斗”。　　

根据对各种有关蚁族的报道和调查研究的阅读，和对自己生活中的蚁族以及类似群体的切身感受，我认为使蚁族坚持留在城市的主观动因大概有以下几点：　　

第一、对他们心目中那种大城市生活的向往。人是需要梦的，在生活困难的时候尤其如此，蚁族们之所以能够在非常困难的生活条件中毅然坚持，正是因为他们有着非常强烈的梦想。梦让他们坚强，让现实中的所有困苦都变得可以忍受。蚁族大都来自农村或者小城镇，多数人从小就对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充满向往，读书、上大学也往往被他们当作走出家乡、进入大城市的途径。所以在大学毕业后，蚁族们最大的期望就是通过个人奋斗在城市中站住脚，融入城市，成为城市的主人。《工人日报》　2010年　1月3日　　第002版一篇名为《蚁族：相信“努力改变人生”》的文章中，一位名叫“小白”的蚁族这样解释自己留在北京的原因：“我不想平平庸庸地开一家小店守着几十年，未来打算在中关村开家电脑公司，希望未来几年能在北京安家，娶个媳妇儿。”城市梦，是蚁族们忍受低劣的生活条件，坚持留在大城市的最主要动因。　　

必须要指出的是，蚁族的梦想虽然可以称为“城市梦”，但这个梦的内涵，并不仅仅是希望实现从农村或城镇向大城市的地域流动。蚁族心中梦想的大城市生活，不会是大城市中工人的生活，而是大城市中那种精致、体面、有“情调”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是精英生活。因此，这个梦除了对地域流动的期望以外，还包括对向上的阶层流动的期望。而且从本质上说，蚁族之所以向往大城市，其实还是因为向往那里的中产阶级生活。所以，蚁族的城市梦的背后，是中产梦，或者精英梦。　　

第二，父母的期望。蚁族大多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家庭中，在教育成本日渐增高的今天，并不富裕的父母供他们读大学，正是为了能够求得教育投资的回报。这些“蚁族”大学毕业生很多都是懂事明理的孩子，他们认为父母砸锅卖铁供他们上学，所以他们希望毕业后能够拿自己的劳动所得回报辛勤劳作的父母。家庭的困难和父母的期望，让蚁族更加义无反顾地在大城市坚持“奋斗”。　　

第三，“面子”的压力。在农村和小城镇中，考上大学是件有面子的事情。家乡的亲戚好友聚在一起时总喜欢数着哪家的孩子又去哪个城市读大学了。在这样的舆论环境下，考上大学读完再回去，是脸上无光的。另一方面，同学、同龄人之间也有个攀比的问题，别人留在城里“奋斗”，而你回去了，会被大家认为是弱者。　　

自己心中根深蒂固的城市梦和中产梦，是蚁族在城市苦苦坚持的内在动力；父母的期望、亲戚好友的舆论、同学的攀比，是蚁族面对的来自外部的心理压力。内外交结，相互促进增强，形成了一张无形而又强大的观念之网，被困在这张网中的蚁族们就只剩下拼命坚持和“奋斗”了。自己的梦和社会的期待，共同说明一个事实：蚁族自身，以及蚁族所生活的社会环境中的其他人，都被一个价值观念所控制。这种观念以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为最高价值，并且认为在当前的社会中，以个人奋斗求得这一价值是可能的。这种价值观念的直接表现，就是城市梦和中产梦。不光蚁族有个城市梦和中产梦，他们所来自的那个社会阶层，都有这样一个梦。所不同的是，蚁族的中产梦是对自己的要求，他们的父母和亲戚好友的中产梦则是对蚁族们的期待。　　

正是这个城市梦和中产梦，使得大量来自农村和小城镇中下层家庭的青年大学生们在毕业后忍受着低劣的生活水平留在城市里，形成了蚁族这个群体。那么，蚁族心中的这个梦想及其背后的价值观，是从何而来，如何形成的呢？　　

二、颗粒化的人生观——谁让我们的青年活得如此卑微？　　

蚁族都是走出校园的大学生；现在还在大学校园里的学生中，也会有相当一部分在未来成为蚁族。大学生的思想状况，特别是他们的价值观和愿望，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他们在走出校园的那一刻会做出怎样的选择。近年来关于“大学生思想状况”的研究论文数不胜数，这也反映着当下这个问题的严峻性和复杂性。绝大多数的研究者都认为，价值主体的个体化和价值追求的功利化是当代大学生价值观的两个最大的特点。　　

1、价值主体的个体化。当代大学生自我意识增强，大多数学生生活目标明确。但这种目标多建立在个人的功利基础上。相当一部分学生的视野局限于个人的努力、拼搏上，他们追求“自我实现”，崇尚个人奋斗，信奉“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他人”，凡事从“我”出发，以“我”为中心。历史、社会、世界，在他们的视野中都几乎不存在。　　

2、价值追求功利化、世俗化。许多学生行为的出发点更多看重实际功效和利益：在学习方面，对与实际经济效益紧密联系的知识和技能如金融、管理、工程等有着浓厚的兴趣，而对理论学科、人文学科视之如无物；人际关系庸俗化，很多大学生在人际交往中抱着相互利用的心态，一些师生之间也因为考试成绩和毕业分配等现实问题而蒙上了功利色彩；就连要求入党的同学中，也有不少人把入党动机归结为非常功利的“为毕业后好找工作”等。在大学生中，“理想主义者”甚至已经成为一个普遍受嘲弄的词。　　

这两个特点，用最通俗的语言表述，就是把钱作为终极目标，或者至少是最重要的目标。因为联系现实细细深究，就不难得出结论，所谓价值追求“功利化”、“世俗化”，真正的含义就是货币化。　　

蚁族的城市梦和中产梦，可以看做是当代大学生中这种庸俗物质主义人生观在走入社会后的继续。在蚁族的精神世界里，客观的物质逐渐堆积、充满，而“人”、“心”这些东西渐渐地隐藏了。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根深蒂固的终极追求，占有物质的多少（表现为占有货币的多少）成为判定自己人生成功与否的最重要的标准。这样一种物质主义的人生观，我称之为“颗粒化”人生观。因为被虚幻的物质欲望充盈灵魂后，他们便只见物，不见人。并且没有人的物，是粗糙的，只是一堆由原子堆积起来的供人消耗的“质料”，是以称之为“颗粒化”。至于其形成的原因，我将从四个方面来分析。　　

1、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拜金主义泛滥的思想氛围　　

人的所有思想观念，其来源都是现实的社会生活。蚁族，甚至整个当代青年这种颗粒化的人生观，从根本上说是社会大环境影响的结果，并且首要地是社会经济生活的反映。上世纪80年代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基本经济制度开始转变，市场经济逐渐建立起来。私有制和商品经济，成为了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产生的客观经济基础。这样说并不是否定改革开放的正确性，在我国现阶段，发展市场经济是必要的，但是同时应该对市场经济带来的负面影响有充分的警惕和限制。而现实是，国家并没有足够充分地意识到国民精神健康的重要性，没有对这些自发产生的错误思想进行批判和引导从而将其限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因此，自发产生的拜金主义思想如洪水般泛滥，随着商品经济的蔓延占领了每个人的头脑。今天的蚁族们的物质主义人生观，从一定意义上讲，正是产生于上世纪80年代并逐渐泛滥的拜金主义在特定年代和特定人群中的一种体现。因此，市场经济体制，以及“全社会向钱看”的思想氛围，是蚁族的物质主义人生观和城市梦形成的社会大背景。　　

2、急功近利的教育　　

当代中国的教育正面临着一场严重的人文精神危机。教育屈从于经济增长，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市场所需的各种类型的工具、成批地生产打工者，而不是塑造完整的人。这样日益功利化的学校教育从整体上失去了精神陶冶和塑造灵魂的意义，其结果是，教育最大限度地满足了社会经济增长的要求，但是却导致了人的严重片面发展、畸形发展和精神危机。只见物不见人的教育，培养的学生，自然也只见物不见人。　　

3、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政策　　

文化渗透向来是帝国主义实施其全球战略的重要手段，中国这样一个极其重要的国家，更是帝国主义实施“和平演变”的重点。太过露骨的政治宣传产生的效果是有很大局限性的，所以通过电影、音像制品、书籍、艺术品等，传播西方价值观，便成为西方文化渗透的主要方式。他们宣扬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来影响我国的大学生，使大学生失去理想，失去凝聚力和向心力，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　　

4、蚁族们特殊的家庭背景和社会处境　　

蚁族的城市梦和中产梦，不仅仅是上述三个因素所导致的功利主义思想的结果，它还有着实实在在的现实原因。一方面，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出现阶级分化，贫富差距不断拉大。另一方面，蚁族又多出身于社会的中下层。在鲜明的贫富差异的心理刺激下，在家庭生活重担的压力下，在媒体反复展示的“中产阶级生活”的诱惑下，义无反顾地选择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和家庭的命运，似乎是除了自甘沉沦之外唯一的选择。看到这点，我们就实在难以忍心指责他们太现实、太功利，尽管事实确实如此。　　

功利的社会环境、浮躁的教育、西方的文化渗透，造成了当代青年普遍的功利主义人生观；而蚁族们特殊的家庭出身和社会贫富差距拉大的现实，则让他们从小就在心里埋下了一个城市梦和中产梦。　　

我不禁为蚁族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当代青年的处境感慨：没有理想的年代，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成为唯一的“理想”，人生变得如此狭窄。　　

三、蚁族的中产梦——一个注定破灭的梦幻泡沫　　

当今的世界，是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下的世界，也是一个经历着资本主义全球化的世界。世界体系理论认为，自从世界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任何一个国家、区域的问题，都不能单独地考察和看待，而必须要将其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空间背景和资本主义发展过程的历史背景中来看待。对于蚁族的中产梦，也只有在这样的视野中才能获得一个完整清晰的理解。　　

中产阶级的研究者都喜欢强调中产阶级的“白领”属性，这实际是以职业来界定中产阶级，而我们知道阶级并不能用职业来划分，同一职业中的从业者在经济活动中并不都具有同样的地位。如果不能从生产关系的角度真正理清中产阶级在当代社会经济活动中的位置，那么对中产阶级的研究就永远只能停留在特征的描述和列举的层面上。　　

西方社会学界所称的“中产阶级”一般包括“老中产阶级”和“新中产阶级”，前者指资本主义社会前期的自由竞争阶段出现的小商人、小企业主、小土地所有者等，而后者指在垄断资本主义阶段出现的白领雇员。从这样的划分中我们就可以看出这种社会学思想的形式主义和肤浅：其所谓的“老中产阶级”实际上就是小私有者，即拥有一定生产资料，但又不雇佣剥削或极少剥削的小资产阶级，而“新中产阶级”都是不拥有生产资料的雇佣劳动者。将这样两种阶级属性根本不同的群体统称为“中产阶级”，仅仅是因为他们在各自所处的社会中处于阶级结构的中间位置：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小资产阶级处于资本家和工人之间，而在垄断阶段，小私有者逐渐破产，雇佣劳动者中的白领便成为了处于资产阶级和蓝领工人之间的中间阶层。不从实际的经济活动中去发现各阶级的真正分野，而是用形式上的上中下来划分阶级，这就是这种社会学的肤浅之处。　　

所谓“老中产阶级”就是自由资本主义阶段的小资产阶级，这没有什么问题。需要我们加以研究的是现代社会中的“新中产阶级”：他们如何产生？他们究竟属于什么阶级？如果说他们是雇佣劳动者，属于无产阶级，那么为什么他们一点也不像无产阶级：他们是被雇佣，可是有房有车、生活宽裕，这也能叫无产阶级?这一切，都要放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视野下来得到解答。　　

已经有中国学者意识到：现代西方社会里中产阶级的产生，不是自发的市场经济活动的结果，而是垄断力量和资本主义国家对经济进行调节、对国民收入进行二次分配的产物。现代欧美资本主义，已经不是个人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竞争阶段的资本主义，而是国家充分参与和掌控经济活动的“混合经济”。而国家调控市场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弥补市场经济自发造成的两极分化，避免大量产生传统意义上那种绝对贫困的无产阶级而导致社会断裂、动荡。[2]　实现这一目的的主要手段则是通过社会福利等方式进行国民收入的二次分配。欧美国家社会福利制度在中产阶级的产生中的作用，已为很多研究者所证实。[3]　　

因此，按照马克思以生产资料占有情况为划分阶级的唯一标准的理论看，中产阶级，从本质上来说，属于无产阶级，但又不同于西方国家历史上、发展中国家今天的典型无产阶级。其不同之处不在生产资料所有权，而在分配方式，在于西方国家用福利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他们的被剥削。　　

问题是，资本积累的来源是占有被雇佣者生产的剩余价值，当代的发达资本主义如何在不影响资本积累的同时，用社会福利弥补他们的雇员而使之成为中产阶级呢？如果他们把剩余价值中的相当一部分通过社会福利返还给了雇员，那么他们的资本积累从何而来？并且研究表明，到2001年，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人数一般都超过了50%，美国更是达到近60%。这意味着对本国劳动者中的大部分，资产阶级都不能占有或完全占有其剩余价值，那么，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靠什么来进行资本积累？谁为他们创造剩余价值？按照世界体系理论，答案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劳动者。　　

16世纪, 资本主义经济开始在欧洲产生, 之后，欧洲的资本主义便开始了自己征服和统治世界的过程。在资本积累的动力驱使下，不但全世界的人被分成了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而且全世界的地域也被分成了核心区域、半边缘区域和边缘区域。经济剥削不仅存在于阶级之间，也存在于地域之间，在不平等的国际劳动分工基础上，剩余价值实现由边缘区域向核心区域的转移。核心区域的资产阶级通过这样的体系坐在自己的国家剥削着全世界的劳动者，控制世界市场上的产品交换和剩余分配, 不断扩大自身的资本积累。正由于剩余价值的这种地域转移，在核心区域和边缘区域也形成了各自不同的社会阶级结构：边缘区域无产阶级数量庞大，资产阶级较少，贫富差距明显；核心区域资产阶级数量相对较多，并可以利用从全世界转移来的剩余价值培养出一个庞大的中产阶级以缓和社会矛盾。因此，剩余价值由边缘向核心的转移过程，同时也是阶级矛盾由核心向边缘的转移过程。这就是在世界体系理论视野下现代世界的基本图景。　　

因此，中产阶级不是所有国家都能产生的，中产阶级只是核心国家的资产阶级为了自身的安稳而向边缘国家转移社会两极分化和阶级矛盾的产物。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贫困减少、社会形成“纺锤状”或“橄榄状”的阶级结构，是以边缘国家贫富悬殊、社会形成“倒丁字”或“金字塔型”的阶级结构为代价的。换言之，西方国家的大量雇佣劳动者之所以摆脱了传统无产阶级那种赤贫的生活而成为中产阶级，是因为本国资产阶级的主要剥削对象已经不是他们，而是边缘国家的广大劳动者。　　

对于中国在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的位置，对此进行过研究的刘相平和田军都认为，中国虽然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仍属于边缘区域。[4]　大量的事实和研究都可以证实这一论断。经济学家韩德强认为：中国企业沦落为了跨国公司的配套厂商，成为了低附加值、低利润的血汗工厂。西方投资流向全球，全球利润流向西方。在全球化的名义下，跨国公司实现了对世界各国经济的控制，实现了在世界范围内获取最大利润的梦想，损害了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自主成长、发展的前景，使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劳动者陷入到“探底竞争”中，使十九世纪的血汗工厂日益成为二十一世纪的现实，而中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危险——外资企业不断扩张、内资企业日益成为外资企业的附属物，资源和利润流向国外。[5]　社会学家李强也认为，如果中国作为出口初级产品的边缘国家，那么，中国因被大大压低了价格的初级产品而造成的广泛的低收入者阶层就不可避免, 其结果只会是支撑着发达国家的庞大的中产阶级, 而不会在本国产生庞大的中间阶层。[6]　　

在这样的全球视野下，蚁族的经济地位就清晰了：他们就是全世界边缘区域的无产者和劳动者中的一个群体，是全球资本主义经济链底端的剩余价值生产者中的一部分。对于这点我们举例来说明。　　

我国是全世界最大的VCD/DVD制造国，但VCD/DVD产品的核心部件——解码器主要是来自国外公司。在一台VCD/DVD机的成本中，解码器就占了40%左右, 再加上其他进口的关键零部件，国内企业的利润空间相当微薄。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生产企业赚取的加工费甚至还不到商品价格的10%。同样的情形还出现在彩电、电脑、手机、激光打印机等其他电子信息产品上。[7]　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的企业经营者与其说是资本家，不如说是西方跨国企业的装配车间主任。假如一个蚁族在一家这样的企业里干活，不论他具体做的是销售、管理、广告还是会计，实质都是西方跨国公司的一个超低薪的劳力，拿走他的剩余价值的人，与其说是他的老板，不如说是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正是以“品牌价值”、“知识产权”等名义，通过貌似公正的国际贸易体系，中国劳动者的剩余价值流入了核心国家的资本家手里，而中国的企业，只是这个过程中的一个中转站。　　

另一方面，中国摆脱当前边缘地位的办法，不可能是按照现有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走向核心位置。因为“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资本的积累必然导致剩余价值分配出现两极分化。这个体系要正常运作,世界人口中处于上层的比例从来不可能超过15%。中国在今后25年即使只有一半人口达到日本或西欧的生活水平,留下来进行分配的剩余价值就不会存在了。这种情况不可能发生。”[8]唯一的办法是建立一个新的体系来代替现有体系，这个体系只能是社会主义，而这与蚁族们完全认同现存体系的“中产梦”背道而驰。　　

在这样的经济体系下，蚁族的中产梦显得苍白、缥缈。他们当中的极个别人，也许可能通过偶然的机遇进入中国的精英阶层，但是作为一个群体，他们的梦想注定是一个梦幻泡沫。　　

四、蚁族的宗教　　

上面说到蚁族是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中边缘国家的广大无产者和劳动者中的一部分，那么，蚁族区别于其他无产者和劳动者——例如农民工——的特点是什么？我认为，在无产者这个一般的阶级属性之上，蚁族的特殊性正是他们的“城市梦”和“中产梦”。　　

与其他无产者不同的是，蚁族对现有体系具有高度的认同、对爬上现存体系中的“上流社会”具有强烈憧憬。城市梦和中产梦，就是这种认同和憧憬的表现。蚁族虽然在经济地位上属于无产者，与工农相近，但在思想上却对这一阶层并无认同感，唯恐成为这个阶层的一员，极力要摆脱这个阶层。他们在思想上与剥削着自己的资产阶级相近，他们唯一的理想是通过个人奋斗改变自己与自己家庭的命运。大学毕业踏入社会之后，面对微薄的工资、高扬的房价，无论自己生活多么艰难，对那些社会上的“成功人士”，仍然投去羡慕和崇拜的目光，幻想着通过自己的个人奋斗，总有一天能摆脱今天的命运，能接近资产阶级或者成为资产阶级的一员。　　

从这个角度看，城市梦和中产梦对蚁族来说，是一种意识形态、一种宗教；蚁族，就是被资产阶级意识形态“洗脑”，进而被剥夺了自身阶级意识的无产者——通俗地说，他们是自认贵族的贫民。　　

马克思说，宗教是人民的鸦片[9]。很多人将这一论断庸俗地理解为对宗教的简单否定，却无法领会其中复杂深刻的含义。鸦片有好处也有坏处。好处是，用麻痹神经的方式，让人忘记现实的烦恼，给人以快乐和安慰。坏处是，它不直面真实的痛苦和烦恼；它给人快乐的方法，不是在现实中消除这些痛苦和烦恼，而是通过麻痹人的神经，让人忘记现实。因此，它反而阻碍着人们去面对现实、改造现实，从而有助于现实中的痛苦和烦恼继续存在。对于阶级社会中受压迫人民来说，宗教也具有这样的双重意义；城市梦和中产梦，就是蚁族的宗教。　　

宗教用精神上虚幻的慰藉，来补偿受压迫人民在现实中的苦难，让饱受残酷现实凌虐的心灵稍感安慰。同样，蚁族的虚幻梦想，让他们沉浸在对“中产阶级生活”的憧憬和“为梦想奋斗”的自我满足感中，从而冲淡了他们对现实中的残酷与痛苦的感知，但同时也阻碍着蚁族睁眼看清他们自己真正的社会处境。《民主与法制时报》　2009年10月19日　的一篇报道《探访大学毕业生“蚁族部落”》中，一名蚁族说：“什么是蚁族的共同点?蚁族都是强者，都是在战斗中还未倒下的英雄。很多人来到北京，其中很多人来了又走了，他们受不了北京的这种气氛、这种环境，但只要你能留在北京，能够去努力工作，就不是弱者。”分明是忍受着经济的不平等和生活的窘迫，他们却喜欢称之为“奋斗的充实”；分明是在社会中处于极端弱势地位，他们却安慰自己是“强者”。这充分体现了这种意识形态的虚幻性和自我欺骗性。　　

正是城市梦和中产梦，造成了蚁族阶级意识与客观阶级地位的分离，使蚁族在主观意识中产生了一个“虚幻的自我”。这个虚幻的自我，是一个用“奋斗”追逐“理想”、在“拼搏”中“焕发人生光彩”的自我，是一个在未来一定会过上富足体面有情调的“中产阶级生活”甚至“精英生活”的自我。这个虚幻的自我，掩盖了一个真实的蚁族：生活窘迫、挣扎在资本的巨大力量之下的无产者。　　

梦幻泡沫（包括成为“精英”的梦想、“精神贵族”的自我定位）终究要破灭。生活在虚幻想象中的人总要被现实撞得头破血流，但即使遍体鳞伤，也不意味着他们能走出虚幻，认清现实。因为社会从小给予他们的梦，太根深蒂固了。纠缠在虚幻梦想和残酷现实之间的蚁族，陪伴他们的，也许只能是无尽的精神痛苦，与此相比，他们那在我们看来简陋无比的物质生活环境，都不算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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