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萍 整理
2004年8月在上海炮轰格林柯尔后，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郎咸平成为2004年度国内最富争议和最吸引眼球的经济学家。他在近期举行的“中国企业文化国际论坛”上进行的“信托责任与企业文化”的演讲引起了与会者强烈的反响。特在此实录郎咸平的现场演讲，以飨读者(文中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中国：信托责任缺失的企业文化
今天要在这里和大家探讨企业文化的问题。我们从英国讲起，为什么英国可以提私有化，中国为什么不可以。今天，在这个场合，我要告诉各位，这和企业文化有关。
在英国的国有企业改革中，有严格的奖惩措施，做得好的奖励，做得不好的严格查办。等到把国有企业的绩效做上去了，再把它拿到股票市场上去，转让给社会大众，中小股民。这是什么道理？这是藏富于民的道理。这是对国家民族的信托责任。因为国家的财富是由全体国民来分享的，而不是由一两个少数人来分享的。这样一个私有化的过程，是不会造成社会不安的，也没有造成政治动荡。从1533年，支撑整个英国的是拥有高度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再看我们的产权改革。当初，因为我们的国企的经营无效率，我们的政府要进行产权改革，国企的包袱过大，比如说，国企里有医院，有餐厅等等。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包袱，企业要发展是何等的艰难。而在我们的企业文化中，缺少信托责任的概念。
我常说的保姆理论，就是，我们家很脏，请个保姆来打扫，打扫干净了，漂亮了，家就变成她的了。保姆说：我每个月的工资400块，我对你家有功劳，我要买断你的股权。虽然我们家值100万，但由保姆来定价，保姆定价只是2000元，每个月出200块，10个月，保姆买断了我家的全部股权。这是为什么？因为保姆没有信托责任。我告诉各位，这是我研究中国企业最感到痛心的地方（掌声）。
我们改革开放20年，20年以前是一个什么时代，是一个压抑创造力的时代。在开放20年后的今天，我们创造力得到了极大的发挥，但我发现，我们缺少一样东西。我们缺少法定的游戏规则。有人说，郎咸平这个教授特别推崇国有企业，可是，看到国有企业这样被践踏，我感到很痛心。
广东省是中国改革开放最成功的地区，也是国际化的前沿。我们在国际化的过程中，你们会发现竞争越来越激烈。你的竞争对手不只是国内的企业，而是全球的优秀企业，比如说，通用电气等等。而我们的企业一定会进入职业经理人的时代，来和世界500强接轨。可是，如果人人都只是想着自己的好处，没有信托责任，谁敢把企业交给他？所以，今天我们看到的很多现象，包括民工荒等等问题，其实，是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信托责任缺失的表现。
美国：信托责任生于严刑峻法
英国人的信托责任，创建了世界上最好的股票市场。在18世纪，大量的英国人移居到了美国，什么人去了美国？在英国混得不好的人，下层人士。这些人愿意放弃过去所有的一切，与过去的文化、家庭、朋友割断关系，远赴重洋，到另一片土地，过一种极端个人主义的生活。但是，这些人带不走英国的社会信托责任。
1929年前的美国，和今天的中国极为类似。怎么类似，我只要举出股票市场的例子。
美国证券交易法的第二章，对于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做了相当清楚的描述。在这里，我给各位做一个简单的介绍。
1929年前的美国股市，由于这些极端个人主义的参与，有着大量的不正当交易，违规操作，向银行贷款炒股票等等，登峰造极的时候，造成了美国股市的大崩盘，美国经济大恐慌。因为，英国的信托责任并没有复制到美国。
但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个戏剧性的转机。美国总统罗斯福上台，他组成了美国历史上最强权的政府，挽救美国的经济。有一个人，叫道格拉斯，他告诉罗斯福，挽救美国经济，重树美国的信托责任，只有靠严刑峻法，加强监管。这个话讲出来以后，舆论哗然。
但，一个伟大的政治家有他超人的第六感。罗斯福的第六感告诉他，严刑峻法才是振兴美国股市之道。所以，他接受了道格拉斯的建议。在1932年，罗斯福推出了两个在座的各位都非常熟悉的法案：证券法、交易法。这两个法案都要通过美国参议院的审核。第一个法案，证券法顺利通过。第二个法案交易法，打死通不过，
为什么？因为美国的华尔街群起而攻之，反对交易法。经过几次否决，相持不下。
罗斯福总统和华尔街代表举行谈判，“你们到底要求我做什么？你们才会允许交易法的通过。”华尔街的代表说，我们不喜欢监管。当时，美国公平交易委员会的首领叫兰德斯，华尔街非常不喜欢这个人。华尔街建议，成立一个独立的监管机构，由华尔街指派人做证监会主席。最后，SET成立。第一任主席叫做肯尼迪，他的儿子是大大有名的约翰·肯尼迪，美国前总统。当时肯尼迪是美国最大的庄家，最大的幕后交易者，最大的股票操纵者。华尔街想，让这种人做主席，我们所有的庄家都可以放心了。我相信，当时罗斯福总统是含着眼泪签字的。因为他也许会想到，美国百年强大的基业可能就此会毁在他的手上。
但是，天佑美国。大家做梦也想不到，肯尼迪在当选了第一届美国证监会主席后，会翻脸不认人。他马上指派两个证监会副主席，第一副主席是道格拉斯，第二副主席是兰德斯。而在接下来的日子中，道格拉斯成为第二任主席，兰德斯是第三任主席。经过三届主席的努力，建立了美国严厉的监管制度。而这个制度之严厉，是你不可想像的，美国百年富强的基础就从此开始。你不是没有信托责任吗？我们就用法制培养你的信托责任。良心是不可靠的，只有靠严刑峻法，才有信托责任。
美国证监会的司法权利不是联邦法案赋予的，而是美国的宪法赋予的，任何对美国证监会的挑战都是对美国宪法的挑战。而且，美国证监会可以发传票，它的调查权利是无限制的。为什么？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弱势团体，就是为了保护美国的中小股民。各位，知不知道，还有一个法案，叫反托拉斯法。托拉斯是什么，托拉斯就是信托基金，为什么要反信托基金，因为当时美国的信托基金都是美国的大家族垄断控制的，所以反托拉斯法就是反大家族法。透过美国的法制，藏富于民。
世界上有一个国家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但是没有得到它梦想中的强盛，这个国家就是菲律宾。为什么？菲律宾复制了美国所有的制度，惟独没有复制美国的法律。
安然事件之后，在美国的晚间电视上，重复播出，犯罪的董事长、总经理被铐在一起游街示众。这样让美国的小孩子都知道，没有信托责任的严重后果,让每一个公民都知道信托责任的可贵。所以，正是这种信托责任，欧洲人、亚洲人都愿意把自己的家当放在美国股市。由严刑峻法产生的信托责任下，美国股市从1940年到1990年，50年间，它的回报率是每年7.6%加上银行的利息。
当你在美国，与保险公司业务员谈话的时候，他一定会告诉你，你在此投保100元，30年以后，你将获得年7.5%的回报。这是比对美国股市的回报，它可以长期担保你年年有这样一个回报。在一个有信托责任的股市你才能这么做。
我的亲身经历，1997年前，每个香港中文大学的首席教授，他的退休年金是2000万港元。1997年之后，三年之内，因为股票市场大跌，退休基金完全破产。所以，我如果现在退休的话，拿25块。这是一个活生生发生在香港的例子。为什么美国的退休基金可以保障美国的老年人，因为它有每一年都稳定的回报率。美国政府不遗余力的治理股市，是因为它是美国社会稳定的根基。如果美国的股市崩溃，美国的保险、退休基金马上联动崩溃。美国政府对证券市场监管如此之严厉，就是知道，如果美国的经济命脉被少数不法分子所控制，后果不堪设想。
1997年12月28日，有一个香港人，姓廖，获知美国一只股票在元月2日要发布重大利好，他就坐飞机到美国。买了很多。而后，利好出来，股票大涨，他马上抛出，几天的时间，赚了几千万。在美国，股票卖掉要冻结一个星期。卖掉股票的第三天，调查人员敲门，就是这么快。廖先生马上跑到他的律师那里说，我赶巧了，随便买了一只股票，它就涨了。他的律师和他讲：廖先生，您错了。在美国，你现在要证明的是你不知道这个股票的内幕消息。可是，我问各位，你怎么证明？证明你“不知道”。证明不了吧。在美国就是这样，当你证明不了，你就是有罪。这和刑法不一样，刑法是假设清白，除非证明你有罪。而美国的证券交易法是，假设有罪，除非证明你的清白。我问在座的各位，请你证明上个礼拜看过电影。这个容易，你有人证，是吧？有票根。但是，你给我证明一下，上个礼拜你没有看过电影？你怎么证明？
所以美国的机构投资人为什么不敢操纵股价？因为当他卖出一只股票的时候，股价大幅上升，调查人员如果找他，他马上会拿给你看，厚厚的研究报告，我们做了哪些研究，这只股票是被低估的等等。而且，就算你买了，你要卖掉，还要等很长一段时间，逼得那些机构投资人，不得不做长期投资，这你们理解了吗？绝对不是因为他有良心，去年，香港股市，中国电信的股价被操纵，中国联通的股价被操纵，这是谁干的？这都是美国的机构投资人干的。为什么他们敢这么做？因为，香港没有像美国那样严厉的证券交易法。我不需要写一份报告。我爱怎么操纵就怎么操纵。
伟大的企业家造就有信托责任的企业文化
在这里，谈到企业文化问题，我要强调的是，企业文化必须要符合经济规律，一个不符合经济规律的企业文化是走不长远的。我举个例子，很多人都说，德隆是我骂倒的。其实不是，你知道，德隆是什么企业文化吗？“产业整合，把握机遇，建成中国第一大民企。”像德隆这样的企业它所经营的是一个大型的多元化企业，业务互补，风险分担，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而如果你的企业文化是要把握机遇，乘胜追击，就不能创造一个稳定的现金流。一个稳定的现金流对企业是非常重要的。这种“把握机遇，积极进取”是不符合一个多元化的企业文化的。当你把一个企业做到多元化的时候，你所能喊出的企业文化的什么，只能是“稳定中求进取”（掌声）。
我用一个案例来说明。有一家摩托车厂，把所有的摩托车配件都交给二十几家配件厂去做，它只做组装的工作，到后来，这些小的厂家觉得有利可图，也都学会了，就找更小的配件厂帮自己做配件，也开始生产摩托车，并且以更低的价格出售。我们中国企业最喜欢降价，就是这样，把自己做死的。
所以我说这个企业文化不是创造出来的，不是我来听听课，回去我们就有企业文化了。一个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发展中，长期磨合出来的。我再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们来比较德隆和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美国通用的投资组合，是长短期随时互补，无国界人才的理念。这种企业文化才是有利于企业，有利于社会大众的企业文化。
伟大的企业家是怎么产生出来的？在这次产权改革的大讨论中，我变成了“右派”，这真是好笑。我从小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接受资本主义的教育，怎么会是这样？难道郎咸平是个猪不成（笑声）。虽然我是有一点胖，为了保持身段是该减肥了。好，转回我们的话题。我不是一个大政府主义者。但我认为，法制的建设必须在政府的领导之下。大家知道，第一部大陆法案是谁创造的，是法国的拿破仑；日本最强盛的时候，它的法律是谁创造出来的，是日本的明治天皇。为什么？因为法制化是非常重要的。我自己在全世界跑了这么多个国家，我认为，亚洲只有两个国家是有决心要建立法制化国家的，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中国。有寻求法制的决心是重要的，有正确的思维更重要。当政府创建法制化之后，规范每一个个体的行为，我们每一个个体才能受到法制的保护。在中国目前的阶段，必须是政府主导的法制化建设。在这样的规范之下，每个个体尽情的发挥自己的创造力，创造财富，我们集体的财富、国家的财富就会被创造出来。在这样的法制下面，才会出现韦尔奇这样的企业家。因为他会知道是谁给他的机会。
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信托责任的灵魂。在普通法系的国家，在英国，在美国，它们的法律是看不见的，是没有法条的国家。你每赚的一百块，你该给谁给谁。而建立一个公正的游戏规则，是一个企业建立信托责任的基础。
有朋友问我说：有的企业家抱怨，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这是为什么（掌声）？我说，你把企业做好了还遭非议，你不该检讨吗？（笑声，掌声），会问这句话，还是缺少信托责任，你对你的职工尽到了信托责任了吗？你把企业做好是应该的。问题是，你把企业做好的时候，你的信托责任做好了吗？
最后，我衷心的希望天佑中国，祖国昌盛（掌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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