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敬琏教授如何误导中国的经济转型
曾飞
吴敬琏教授引导国人说：“当前社会普遍将经济转型解释为由投资出口带动转变为由消费内需带动，这是一种误读。经济转型的核心应是将转变为技术进步和效率提高驱动的增长模式，其实质是提高产品附加值。”“唯一的出路就是经济结构转型，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这样也就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否则消费不可能提高。”（网易财经《吴敬琏：提高产品附加值是经济转型核心》）
一句话，依照吴敬琏教授的逻辑，经济转型就是提高产品附加值。似乎是只有提高了产品附加值才能提高劳动收入，才能提高消费，才能由内需拉动经济。
什么是“产品附加值”呢？主要有两种理论界定。其中占主流的一种是A.W.Rucker的界定：“由总销售额减掉原材料费、动力费、消耗品费后得到的附加值数值。”附加值是由总销售额减去费用后的剩余。M.R.Lehman的界定是劳动工资、资本利益和税收三部分之和。
以深圳的骄傲富士康公司所代工的苹果产品为例，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的毛利仅2%。iPad以499美金的价位在全球疯狂售卖，但iPad的零部件成本不足100美元。16G的iPhone零部件费用大约是180美金，美国的售价为499美元。苹果的毛利率大约在60%到70%之间。iPad利润比iPhone还要高。（来源: 人民网，《揭秘台湾富士康等给苹果代工企业：毛利仅2%》）也就是说，无论如何“转型”，苹果产品如何“提高产品附加值”，富士康员工的劳动收入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中国的消费也不可能随之提高，也不可能随之由出口拉动经济转变成由内需拉动经济。道理很简单，要分给富士康多少利益，完全决定于苹果的恩赐，而不决定于苹果产品附加值的提高。其关键在于“依附性经济”，而不在于“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的多少。富士康员工眼下劳动收入的少量提高，是由于外界的压力，老板减少了自己“资本利益”所占份额的结果，根本不是苹果产品附加值提高的结果。吴敬琏教授的“逻辑”完全是杜撰的歪理。
对于中国目前占很大比例的代工制造经济，郎咸平教授早就指出：“给你一个数据，我们浙江出口的这种粗放型的制造的芭比娃娃，我们的出厂价的1美元，这个1美元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动力，结果创造出1美元的产值，然后卖到了美国的沃尔玛市场是9.99美元，接近10美元，那就算10美元吧，请来宾想一想10美元减掉1美元的9美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那是透过制造以外的环节，叫做服务性的环节，包括产品设计，原料采购，长途运输，订单处理，批发经营，终端零售六大块所创造出来的，所以下面一句话会让你们没有个人感到痛心，那就是在座的各位制造业企业家你们不断地破坏环境、浪费资源、剥削劳工创造出100万美元的产值你们就同时替美国创造出900万美元的产值，因此中国越制造美国越富裕。……整条产业链，制造一加上大物流环境的六，六加一是整条产业链，美国掌控六中国掌控一，‘一’它的利润是最低的，05年是百分之十，06年是百分之五，07年是百分之二，08年应该是负的，而‘六’，它的利润率平均是接近百分之四十，就是因为产业链定位的错误，使得我国的制造业这么的不抗压，……” （张乐根据录音整理：《郎咸平教授安吉县“2008年高峰经济论坛”专题讲座》发布日期：2009-1-10）
郎咸平教授还进一步指出：“各位朋友，你知不知道为什么美国那么支持我们的改革开放呢？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把我们90%的利润拱手让给美国。今天看到的招工难不要觉得奇怪，这都是结果，就是我们制造业不掌控两关定价权的必然结果，我再反问各位朋友一个问题，我们各级政府在呼吁产业升级，或者叫产业转型，不要做玩具，要做集成电路、芯片，我想问各位，如果转型之后的高科技，你是不是还是做制造呢？是的，如果还是做制造的话，你不要升级了，必定你重蹈玩具的覆辙，你不掌握原材料定价权，也不掌握销售定价权，你还是要重蹈覆辙。你们现在看到的政策都是根据表面现象做决策的，表面上看玩具的毛利润是零，表面上看不做玩具做集成电路毛利率增加，转型之后不能控制住两端定价权，你还会重蹈覆辙。我们国家搞多晶硅，18个省列为一把手工程，到最后重蹈玩具的覆辙。……我发现转基因不是增产的问题了，我认定这是一个国际阴谋，道理很简单，为什么美国人不吃转基因的东西呢？只有我们吃，为什么呢？中国是一个非常美好的国家，美国只是在实验室做试验，我们中国法治不健全，可以用人体做试验，所以你怎么测试无所谓，中国是一个美丽的大地，可以做活体试验。美国已经开始转基因大战了，但是更可怕的在后头，我举一个例子，你们今天晚上回去炒个菜叫青椒肉丝，倒油，看中国的油是谁控制的，看青椒是谁控制的，看肉是谁控制的，全部是美国华尔街控制的。2003年，美国政府压迫中国政府开放美国大豆，大豆进口了它特别便宜，就淘汰了东北大豆，2003年8月份，美国政府农业部宣布，由于天气因素它们决定调低美国大豆的库存，这些资本进入芝加哥，今天80%的粮油都是外资，你们炒菜用什么油？鲁花、金龙鱼，这些价格都是外资决定的。猪肉呢？真正操纵猪肉价格的是华尔街的高盛，2004年收购了雨润集团，高盛是中国唯一一家掌控养猪上中下产业链的公司，告诉各位一个更不幸的公司，现在政府已经允许进口美国猪肉，猪肉价格将是美国直接操纵的问题。”
轻视研发也成了中国企业摆脱不了依附性发展的普遍问题。以一度蓬勃发展而后迅速败落的联想集团为例：联想于2000年前一直实行“贸工技”，所谓“贸工技”就是将技术放在较次要的位置，先以贸易营销积累技术及资金。直至2000年，联想以“高科技的联想”为目标，决定从“贸工技”转为“技工贸”，加重对研发的投资。可是只投入2亿元人民币作研发资金，占当年总营业额不到1.2%，相比起国内两大高科技集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及海尔集团，可谓望尘莫及。华为每年投放不少于营业额的10%作研发用途，海尔亦拨出不少于营业额的5%，联想的1.2%明显远远落后。及至2002年，联想将研发投入增至9.6亿元人民币，但对比起海尔及华为的约40亿及30亿人民币仍有相当大的距离，致使当年联想申请专利数目(213件)被海尔(2125件)远远抛离，同时亦不及华为(456件)的一半，可见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可谓相当有限。联想有实现高科技的理想，却没有为实现理想而付出足够的投资，在走向高科技发展的路上遭遇挫折是意料中事。
这一切都表明，需要转型的是任由美国垄断资本盘剥的“依附经济”，而不是什么“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的转型。
再看中药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
毛泽东同志1953年在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高度评价中医：“中国对世界有大贡献的，我看中医是一项”。1958年又指出：“中国医药学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来源：兴华论坛http://www.1911.cn/bbs/thread-38345-1-1.html）但是不幸的是，如今的中医药产业也被糟蹋得面目全非，陷进了依附发展的泥潭。
就草民看病的视角我们来看看实例。某市在中医现代化方针指导下改造发展了该市的中医院，把以前被整得奄奄一息，差点被废弃的旧中医院建成一个建筑现代，规模较大的“现代化”中医院。原有的中医专家、中医师、中药师等主要被集中于一个很小的分院里，还保留中医的传统原貌。总院则大量引进“中西结合”的专家和大量的西医和西医化的新中医。同时购买了大量的西医检验与医疗设备，全盘现代化武装，就连中药材也换成了现代化的“饮片”，其“价值”一下子就提升了一倍。因而，就治疗感冒来说，在传统分院看一次感冒大约需要花40多元。而到现代化的总院看一次感冒则大约需要花150多元，费用上升到了3倍多。两相比较，产业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按照吴敬琏教授的理论来衡量，可以说是成功地实现了经济转型。
但是这种所谓的转型，既不利国也不利民，偏偏只有利于中外资本获利。中医药产业的产品与服务的附加值提升到了3倍以上。何以能提升呢？看看费用的构成，154元中包含：中药饮片51元，包括抗生素等西药58元，检验费40元，诊察费5元。这样的附加值的提高，医药行业的职工并不可能由此提升工资性收入（除非是接受贿赂，那是资本利益分账，不是工资增长），并没有利民。而医疗负担的加重却严重危害民众，也加重了国家医保制度的负担，既不利民也不利国。而得利的则是国外资本和国内资本。而更可怕的是这种“转型”已经把中医药也拖入了依附经济的泥潭，尔后将难以自拔。
最后还看看高铁产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
铁流网宣称：正当人们都在思索“中国制造”未来将如何发展之际，中国高铁却以实际行动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为了让“中国制造”成为国际知名品牌，中国高铁行业从引进、消化、吸收，然后国产化、再创新，最终达到全球输出。不同于廉价的鞋袜玩具出口，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赢得了不少发达国家同行的认可，并赚取了丰厚的全球化利润，悄然间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中国高铁如何重塑“中国制造”？》）高铁产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彻底“改变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条中的位置”，中国经济以此似乎已经能够摆脱依附经济的困境。
但事实并非如此。高铁“国产化、再创新”只不过是虚构的美景，其骨子里依然是依附经济的本性不改。
首先，“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就有存疑。
“虽然高铁有很多优势，目前对于高铁的建设也还存在争议，分歧点主要在于：大规模修建高铁将形成‘铁贷危机’；票价过高；盈利能力较差等。我们目前虽然建设进度较快，个别线路可能存在标准过高，但高速铁路发展有利于经济发展，其对经济的辐射作用将使其自身的盈利重要性降低，并且目前客座率不高也是路网未完成的暂时现象，并且多元投资的格局降低了铁贷危机的可能性。中国高铁的快速发展是有目共睹的，在人们为中国高铁出口欢欣鼓舞之时，也有人指出，高铁出口并不如人们想象的那么乐观，由于国外对高铁盈利能力有着极大期望，加上目前中国高铁生产能力还处于‘扩张期’，高铁出口或将遇到一定的瓶颈制约。中国高铁未来如何，我们现在很难定夺。” （来源：中国机电网，《中国高铁出口或遇瓶颈 未来很难定夺》，发布时间：2010-09-26）而不幸的是“铁贷危机”的存疑已经演变成了事实。据《刘志军的高铁遗产：中国铁路资产负债累累》报道：“持续数年的大规模建设，让铁路资产负债累累。据统计，铁路资产负债1.3万亿元以上。……可惜的是，铁道部并没有像石油企业一样，把巨额投资用在改善员工的收入上。……一位列车长对我说，他原来是首钢的职工，首钢搬走时为了离家近而调到了北京铁路局，现在的工资只有原来同事的四分之一。”这又一次证实附加值的提高并没有如吴敬琏教授所说的，将“同时提高了普通劳动者和白领的劳动价值与收入”。
据媒体公开报道,中国南车集团牵头的联合体已经放弃沙特阿拉伯麦加—麦地那“朝圣高铁”项目的竞标，这成为中国高铁出击海外的首次“滑铁卢”。“动辄上百亿美元的高铁项目，如果客流没有保障，很容易陷入后期运营的巨额亏损，这是中国企业出击海外高铁市场面临的最大挑战。”该负责人如是表示。此外，有关专家对中国高铁技术的“知识产权”问题表示担心。由于中国高铁技术主要来自国际多家公司，比如，中国CRH(和谐号)是以德国ICE技术为核心，CRH2是以日本新干线技术为核心的。专家表示一旦“整车出口”，有可能将遇到知识产权的问题。（南方日报，《中国高铁五年磨砺瞄准出口 需突破盈利模式制约》，2010年07月27日）
这是“中国高铁通过自己的技术出口”的又一存疑：到底是“山寨”技术还是自有技术？
再加上工程承包的严重腐败，铁路基建的高耗费低质量又成了另一个存疑，影响着中国高铁能够自主发展的乐观判断。
于是，所谓高铁产业的产品与服务附加值的提高也同样没有摆脱依附经济的困境。所谓“转型”神话也就变得更加扑朔迷离。
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即使它在发展的初始阶段不得不暂时屈就于原本的霸权体系，但在适当的时机还是必然要寻求从依附性发展向自主性发展转变的。否则，其发展就必然要遭受挫折，并始终在低水平徘徊，最终成为西方国家的依附国。
以美国的发展为例，“美国开始是英国殖民地。从维护‘中心—外围’经济格局考虑，英国不允许北美殖民地从事任何工业，让其一直充当英国工业的原料产地。1750年北美殖民者要在马萨诸塞州建立一家制帽厂，引起英国议会极大猜忌。英国宣称在北美任何一种工业都‘妨碍公众’。甚至到1770年，威廉·皮特仍声称，在殖民地区连一只马蹄钉也不准制造。在南北战争中，英国之所以支持南方，就是因为南方愿意依附于英国工业体系之下，充当英国纺织业的‘棉花地’角色。但美国开国领袖卓有见识，一开始就强调要发展本国工业体系。华盛顿在就职当天，特地穿了一套国产衣料制成的服装，由此明确告诉后人，美国应该谋求自主性发展来实现国家富强。他提出，政府有责任和义务促进购买国内商品，美国人的利益应置于首位，每个公民都应该不失时机地购买美国商品。他提出‘给美国的产品以及织物以明确的优先权，无论这些产品出自谁手，只要不成过度的昂贵或极不方面。’华盛顿甚至提上用国家的款项来经营制造业。曾担任美国独立后首任财政部长的汉密尔顿，更是一位坚定的经济民族主义者。他在1791年完成的《关于制造业问题的报告》中，提出两个重要观点：一是实行产业保护，二是进行贸易保护。他认为，像美国这样的年轻国家不能与英国这样的老牌制造业国家竞争，主张新兴国家的工业应该享受‘政府的特别资助和保护’。他公开指出，促进本国制造业的目的，就是‘使美国不依赖外国来获得军事和其他方面必不可少的供给’。……在经济民族主义思想引导下，美国采取了一系列相应措施保护羽翼未丰的美国工业。1789年第一届美国国会成立后最早通过的两个立法（关税法和吨位法）均与保护国内市场与制造业有关。1792年，美国会通过第二个关税法，对钢铁制造业实行完全保护，对葡萄酒和烈酒等产品关税提高50%，对瓷器、玻璃制品、火器等征收15%从价税，对进入美几乎所有制造品征收10%关税。1816年，美国会通过新的关税法，对几乎所有外国制造品征收从价税，这是美国会首次专门为保护国内制造业而提高税率。美众议院议长亨利·克莱提出了一系列国内经济改革、关税保护以及促进工业发展的计划，他称之为‘美国制度’。美国经济就是在这种30%进口关税的铜墙铁壁的保护中，从幼年期步入青年期，再步入能健康成长的成年期。1897-1901年任美国总统威廉·麦金利后来指出：‘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农业国；我们成了世界第一大矿产国；我们也成了世界第一大工业生产国。这一切都缘于我们坚持了几十年的关税保护政策。’由此，美国通过反抗英国统治、赢得南北战争胜利，以及民族产业保护，最终摆脱了成为英国打工崽的命运，在20世纪初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工业强国。”（现代国际关系杂志，《自主性发展与第三世界的依附性陷阱：世界主要国家现代化经验教训及对中国启示》）
“中国对外开放30年取得了有目共睹的成绩，但带有重商主义色彩（赚取外汇，对外贸易）的出口导向战略，虽能使GDP短期快速增长，赚取大量外汇，却无法促使产业升级。目前这种战略引发的问题已日渐严重。据报道，中国28个主要产业中，外资已控制21个产业。每个对外开放产业前5名都由外资公司控制。没有民族工业发展壮大，中国不仅失去国家富强的基本源泉，自主创新和产业升级也将失去拓展平台。长此以往，中国难避重蹈拉美国家的依附性命运。”（同上）目前这种主要产业被控制的悲剧不但乏力回天，甚至某些当权者还在给力将其推向深渊，以至连中国铁路和军工工业也可能在劫难逃。眼下就有一帮人利用原铁道部部长刘志军的落马一再攻击中国铁路系统运行机制，妄图趁火打劫乘乱推行铁路私有化，将其也推入国际垄断资本势力的怀抱之中，彻底卖国！但愿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郑重宣布的“不搞私有化”是一句真话，并能够启动“人大”的最高权力，有效抵御汉奸的铁路私有化阴谋。
和美国的领袖不同的是，中国的某些当权者不但不维护民族产业，反而一再自毁自有技术，为依附发展扫清道路。诸如“‘中华之星’是我国从2000年开始研制，自主设计，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目前时速最高的动力机车。……2002年底，这种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国产高速列车在秦沈客运专线进行正线试验时，曾经创造了每小时321.5公里的‘中国铁路第一速’。但从2004年开始，‘中华之星’迅速从新闻中消失了。……在所谓‘以市场换技术’的口号下，德国人和小日本赚了个盘满钵满，但其实连三岁小孩都知道，外国人是不会把最新最好的技术卖给我们的，……事实上，中方只是装配工，核心技术上，中国什么也得不到。”（来源：《铁道部自毁“长城”》）
综此，可以明晰地看到，中国的经济转型根本就不是什么“提高产品的知识技术含量”，“提高产品附加值”的问题。而是摆脱依附性经济，迅速向自主性经济转型的生死存亡问题。而所谓的自主性经济并非拒绝与外部经济的密切联系，而是在与外部经济的合作中民族的领袖与国民必须要有坚定的民族自主精神，坚决维护民族经济，而有效地制止卖国贼把本国的一切都出卖给外国垄断资本。独立自主，博采众长，开放性发展才成为可能。否则“自主性经济”就只能成为卖国贼的又一张遮羞布。“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口号也只不过是一个无聊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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